宁都会议解除毛泽东军权内幕

1932年10月3日,在极其严峻的气氛中,苏区中央局会议在江西宁都小源召开。小源山林茂密,风景优美,有很多地主庄园,江西省军区司令部作战室为了防空,就驻扎在这里。作战室里的中央局会议,气氛十分凝重,随着批判加温,大家说话声一句比一句高,头发有些凌乱的毛泽东沉默不语,这一段时间经常低烧的他,一支接一支抽着烟,有时还不断咳嗽几声。周恩来解开上衣的扣子,不时地看看窗外,脸上显出不安的表情。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这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围绕宁都会议和解除毛泽东军权,台前幕后发生了许多事情。

毛泽东被解除军权,源于他与“左”倾冒险错误领导人在军事上的分歧

毛泽东自1927年8月从武汉告别瞿秋白,离开党中央去发动秋收起义后,就再也没有回过党中央。在这几年里,党中央的主要领导几次易人。这些人,有的他认识,有的则不认识。当时因条件恶劣,毛泽东和党中央特别是党中央主要负责人在党和红军的发展方略方面,交流较少,造成了一定的隔阂。

1928年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苏联莫斯科近郊兹维尼果罗德镇塞列布若耶别墅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经过实地观看,接受、学习了苏联共产党由城市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成功经验。六大结束后,陆续返回的政治局委员们坚持认为中国革命要走以城市为中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因此,党中央要求红四军将斗争重点转向城市,并提出调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去学习。不久,党中央又派从苏联回来的刘安恭去红四军担任临时军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传达贯彻中央精神。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走以城市为中心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根本行不通,同时对刘安恭在红军中搞的“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进行了批评和抵制。毛泽东不愿与刘安恭妥协,还和朱德一起给党中央写信据理力争。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接到毛泽东、朱德的信件后,要求红四军派一个得力的人到中央,详细汇报和讨论有关问题。1929年8月,陈毅从红四军化装来到上海,见到了周恩来。陈毅详细汇报了红军的实际情况,使周恩来对红军有了直观的了解。周恩来肯定了朱德、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和红军的作战方针。在陈毅离开上海时,周恩来还叮嘱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仍任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同志了解并接受。

但是,此事过去不久,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再次受到党中央的否决。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这些主张,同毛泽东在农村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自然不容易在红军中贯彻。李立三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评说:“在全国军事会议中发现了妨碍红军发展的两种障碍:一是苏维埃区域的保守观念,一是红军狭隘的游击战略。最明显的是四军毛泽东同志。他有整个的路线,他的路线与党中央完全不同。”

不久,党中央又命令红一方面军再次去打长沙。毛泽东和朱德对中央的命令产生质疑。但在总前委大多数人同意打长沙的情况下,毛泽东只得违心地同意去打长沙。结果,红军苦战16天,不但长沙没有攻下,还出现了可能腹背受敌的危险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持召开总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停止攻打长沙。9月28日,在江西宜春(袁州)召开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会议上,毛泽东坚持株洲会议先打吉安的原有决议,但一些人却提出直攻南昌、九江。有人甚至向毛泽东提出质问:“你又不打长沙,又不打南昌,你执行不执行中央的路线?”

虽然不久后,在党的六届三中全会上,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会议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错误,但“左”倾冒险的问题并没有根本解决。

这样,毛泽东的军事思想、路线不仅受到了党中央的批评,就是在红一方面军内部也开始受到反对和质疑。

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处理的严重错误,导致一些领导干部和群众对任代理书记的毛泽东不满

在毛泽东担任红一方面军前敌委员会书记后不久,即发生了在党内和红军内影响重大而深远的富田事变。1930年12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人到红二十军抓捕“AB团”分子。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谢汉昌、红二十军一七四团政治委员刘敌眼看自己也将被错定为“反革命”并遭逮捕,对这种做法抱有极大的怀疑和不满,带着部队到富田,包围当地苏维埃政府,释放被错捕的近百名同志,高喊“反对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的口号,宣布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

富田事变发生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在毛泽东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的叛变行为。

1931年2月22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项英主持会议,研究富田事变的有关问题,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毛泽东做了详细汇报。会议得出的结论与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结论有很大区别。会议形成了《对富田事变的决议》,认为事变客观上是反革命行动,但在组织上不能证明参与事变者全是“AB 团”分子。决议要求今后在“清党”、肃反中“绝不能随便乱打乱杀”,“不能随便叫人乱供乱咬,乱加逮捕”……会后,项英派段良弼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富田事变的情况。

此时,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已经掌握了中央的大权。王明等认为苏区中央局对富田事变的处理是错误的,授意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3人组成中央代表团,携带中共中央政治局于3月28日作出的《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从上海直奔中央苏区,处理富田事变。4月17日,中央代表团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决议》认为“苏区中央局的决定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在目前这种形势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立刻制定锻炼真正的铁的工农红军的具体计划,纠正过去工作的缺点与错误,改造军事及政治干部。肃清红军中的‘AB团’及其他反动分子,并须堵绝一切反动分子重新混进红军的可能。继续改造苏维埃政权……加紧肃反工作,以求彻底消灭一切反革命派别”。此次会议不但否定了项英主持的苏区中央局作出的正确决议,还撤销了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由毛泽东接任。

毛泽东代理苏区中央局书记后,负责处理此事的领导机关错误地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进行的“反革命行动”,富田事变的性质再次演变成了敌我矛盾,成为反革命暴乱事件。谢汉昌、刘敌等被逮捕,并以“AB团”分子的罪名被处决。发展到后来,红二十军军长、政委以下、副排长以上所有干部均被处决,红二十军番号被取消,其余部被编入红七军。

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将富田事变定性为反革命事件后,立即将处理的决议发到全国各苏区。事情出乎毛泽东预料,完全失去了控制。肃反运动迅速扩大化,成千上万的无辜共产党人遭到杀害,无数忠魂变成冤魂。

富田事变及肃反扩大化,伤害了很多好人,引起了苏区部分领导干部和群众对毛泽东的不满,这就为毛泽东以后被撤职创造了干部和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指出:肃“AB团”“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各个根据地的肃反,都程度不同地犯了扩大化的错误,给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危害。

不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妥协,毛泽东在赣南会议受批判尽管毛泽东在对富田事变问题的处理上和王明取得了一致,但毛泽东和党中央在许多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如军事思想和路线、土地革命、根据地创建与巩固等。

中央代表团到达苏区后,贯彻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对毛泽东、朱德的积极防御战略进行了无理指责。毛泽东据理力争,再次引起了党中央和中央代表团的不满。

王明最初是想拉拢毛泽东的,但他很快发觉自己错了,毛泽东不仅有着一整套自己的军事路线和见解,而且不能说服。于是,他放弃了拉拢毛泽东的打算。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长达1.2万字的《给苏区中央局并红军总前委的指示信》,再次对以毛泽东为首的苏区中央局进行了批评,认为“苏区同志对于立三路线的错误,尤其是国际路线的正确,还缺乏全部的深刻的了解”。

10月18日,王明在动身去苏联前,给苏区中央局发来了一个又一个电报。在第四号电报中,他再次严厉批评毛泽东:“苏区严重的错误是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

1931年11月1日至5日,也就是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夜,中央代表团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组织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地点在江西瑞金叶坪。通称“赣南会议”。会上,“左”倾教条主义者集中在四个方面批评了毛泽东: 一、将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指责为“狭隘经验论”; 二、在土地革命问题上,指责毛泽东犯了“富农路线”,模糊了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因为当时党中央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毛泽东则以为应当给地主、富农以出路,主张“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政策”;三、指责毛泽东在发展根据地问题上右倾保守,要求中央苏区“必须于最短的时间内,”与湘赣等苏区贯通;四、在军事上,指责古田会议确定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战略是“游击主义的传统”、“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会上,撤销了毛泽东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职务。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改由项英担任。随后,会议改由项英主持。

赣南会议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完全同意”中央指示信对中央苏区的全部批评,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并按照中央指示信的精神,逐条检讨了所犯的“缺乏明确的阶级路线与充分的群众工作”的“极严重的错误”,决定“将最大限度的努力去执行国际路线和中央指示的全部,彻底地转变党的路线”。提出:在根据地建设中,最大限度地开展阶级斗争。如农民消灭地主豪绅残余的斗争、雇农贫农反对富农的斗争、工人反对雇主的斗争;在红军工作中,要坚决反对落后的狭隘经验论,要教练阵地战、街市战、白刃战、夜战;在政权建设中,要“迅速洗刷”政府中的一切阶级异己分子;在土地问题上,实行“富农分坏田并且要以人口与劳力混合做标准”,坚决反对固执和拘泥于过去“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机会主义;在党内思想斗争中,要反对“狭隘经验论”和“农民的落后意识”,“集中火力反对党内目前的主要危险——右倾”。赣南会议的召开及其通过的决议案,表明苏区中央局事实上已经全面接受了中央指示信中的错误主张。

被免去了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的毛泽东,在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改做政府工作。

不执行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北进命令,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被解除军权难以避免

1931年11月,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来电报调整了苏区领导机构,中革军委成立。同时宣布取消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总政委名义及其组织。这样,毛泽东在红军的职务总政委自然取消。虽然不当总政委了,但红一方面军的主要活动毛泽东还参加。12月,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进入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

1932年6月,蒋介石自任总司令,陆续调集部队,准备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次“围剿”。大战之前,红一方面军总部恢复,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苏区中央局曾提议撤销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由当时在前线的苏区中央局代表周恩来担任,周恩来很快给中央局写信,力挺毛泽东继续担任总政委的职务,并陈述了很多理由。苏区中央局暂时接受了他的建议。

不久,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红军发起宜黄、乐安之战,给予国民党军重创。宜黄、乐安战役后,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即令红军北进。红军本来计划北进,乘胜攻取南城。后来,发现南城有敌人3个师的兵力,已有作战准备,且宜黄、乐安战役后,蒋介石非常惊慌,唯恐红军乘胜北进,正由武汉、南昌、吉安等地调兵支援。鉴于此,毛泽东、朱德与在前线的周恩来商量后,当即改变原来部署,主动撤退到东韶、洛口一带休整,寻找战机。周恩来还致电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解释红军改变计划的原因。

但是,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根本不听解释,一再催促红一方面军继续北进,威胁南昌,并且指责红一方面军“不宜在南丰、南城、宜黄间久待,这给群众以十二分不好的影响”。9月23日,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致电苏区中央局并告临时中央,进一步阐述他们对目前行动方针的看法,反对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提出的北进的方针,坚持原定的休整方案。

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要求红军北进,毛泽东等命令红军在东韶、洛口一带休整。矛盾变得公开化。苏区中央局决定暂时停止红军行动,立即在前方召开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目的很清楚:解决毛泽东等人拒不执行中央战略方针的问题。

10月初,苏区中央局在宁都召开全体会议。江西省军区司令陈毅不知道要开什么会,高兴地向大家开玩笑说:你们保证把会开好,我保证你们吃好、住好、玩好,咱们三好换一好!

10月3日,会议召开。第一次会议时,因为周恩来在前线,正在往回赶,会议由任弼时主持。会上,大家先务虚,谈理论。渐渐地,有些人就冲着毛泽东来了,气氛有些紧张。第二次开会前,周恩来回来了。第二次会议由他主持。经周恩来争取,在第一次会议时被排除在会议之外的非苏区中央局成员陈毅,被同意列席会议,但规定他只能旁听,不能发言。

周恩来已经知道会议要干什么,有些沉默。人到齐了,他宣布开会。

会议开始不久,室内渐渐烟雾缭绕,气氛令人压抑。项英坐在周恩来对面。他首先对第一天的会议作了简要的概括:“我认为会议的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前线的委员们,首先是毛泽东等同志,是否认真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指示问题。当然,结论也只有一个:没有执行!”

周恩来说得很谨慎,“先慢一点作结论好不好?会议刚刚开始,结论已经有了,那还开什么会?也听听前方同志的意见嘛!”

项英激动得握笔的手簌簌发抖,用力把刚点着的烟在烟灰缸里摁灭,霍地站了起来,质问:“难道屡次抗拒中央的作战指示,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每次战斗都叫苦连天,难道不是对胜利缺乏信心吗?对争取一省或数省胜利的目标采取怀疑的态度,难道还不是右倾情绪吗?”

接着,顾作霖等后方委员作了言词更为激烈的发言。

周恩来对后方苏区中央局委员们说:“前方的情况跟后方的情况不一样,和在地图上推想的更不一样……”

项英不想听前方同志作具体解释:“反正你们是寻找借口不执行命令,这是根本事实。”

周恩来一脸苦涩地说:“总应让人把话说完嘛!”

项英严厉地说:“具体事实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实质在于你们对命令执行的不坚决!这是对共产国际指示的态度问题。你们对国际路线是忠实的执行还是口头答应执行……这里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毛泽东同志,他对国际一向采取不尊重的态度,拥兵自重。”

毛泽东的手里夹着一支香烟,没有点燃。他抑制住狂烈的怨忿,尽量平静地解释说:“这是不公正的!我们在前方尽一切可能按指示去做。可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命令,叫人难以接受……目前,我军的实际力量不可能攻打中心城市,这是有血的教训的……”

但是,后方的委员们却不愿听毛泽东的解释,斥责说:“应该检查主观原因,应该深挖思想根源。我们红军斗志高昂,一向是攻无不克的!”

周恩来看清楚了,握有共产国际尚方宝剑的后方委员们,对前方的几个委员采取的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但他还不太相信,他们会剥夺毛泽东在军队的权力。周恩来找到了一种策略,他试图把后方委员们关注的焦点从路线问题(他认为本来就不是路线问题)引到军事指挥上来:“我认为对毛泽东同志的指责过火了,这不符合实际情况,但是,我不否认军事指挥可能存在着许多问题,如果有什么错误,我有责任!甚至我的责任更大更直接。”

项英继续发言,指责:“这不是军事指挥问题,而是指导思想问题,是悲观情绪问题,是对共产国际的态度问题,是路线问题……这些倾向特别明显地表现在毛泽东同志身上

项英认为,毛泽东跟莫斯科共产国际无直接联系,也没有任何“血缘”关系,对共产国际的路线既无认识也无感情。他还认为毛泽东是个农民知识分子,对工人阶级并不真正的了解,也缺乏工人阶级革命斗争的鲜明性,执行的是富农路线,重视农村,忽视城市。他还认为毛泽东对马列主义不虔诚。说毛泽东的书箱里几乎全是封建时代的老古董,有《吕氏春秋》、《贞观政要》、《三国演义》《红楼梦》,有唐诗宋词,甚至还有《金瓶梅》。毛泽东在会上讲话,很少说马克思列宁怎么说,总是顺口来几句孔夫子怎么说,老子、庄子、韩非子怎么想……项英最后说出了后方委员们的想法:“我们认为毛泽东同志丝毫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为了保证国际路线在红军中得以贯彻,毛泽东同志应该离开总政委的岗位,回到后方工作。”他还提议: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几个后方委员表示附议,对项英的提议表示支持。

次日,会议接着开。渐渐的,项英有些不耐烦了,他提议,要毛泽东表态。

以毛泽东的睿智,他对会议的目的已看得很清楚,他知道,任何争辩无非都是一种形式,性质早已定了,自己是少数派。再有力的雄辩,也只是徒然延长会议的时间,直到剥夺他的军权为止。有理如此,无理也如此。形势看清了,心情也就坦然了。喜吃辣子的湖南人的倔强性格,促使他要说几句杀伤力特强的话,而后拂袖而去。然而,他理智地克制了自己,只平静地说了几句话,既不是认错,也不是表态,那是很耐人寻味的几句话:“天下理无常是,事无常非。先日所用,今或弃之;今之所弃,后或用之……我恭候中央的处理。”中断了几秒钟,他又说了两个字“完了”。

会议又出现了沉默。有些人听明白了他的话,有些人没有听明白。

项英显然不愿意弄明白毛泽东讲话的含义,他说:“既然毛泽东同志已经表示听候中央处理,我想会议没有必要延长了,大家事情多得很,毛泽东同志在目前的情况下留在红军领导岗位上是不合适的!”

后方委员们附和说:“解除毛泽东同志的军内职务是非常必要的!”“我们快举手表决吧!”

周恩来尽量和缓地说:“我不同意这种仓促结论的做法,至于如何处理,要经过充分酝酿再说。”

顾作霖等立即附议项英的意见,继续对毛泽东进行批评。会场上渐渐一边倒,多数与会者认为毛泽东承认错误不够。

项英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我们还是表决吧!”

从发言看,解除毛泽东的职务,多数人都同意。周恩来看到形势不可逆转,还想再挽留毛泽东,就说:“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然后提议“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由泽东负主持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

毛泽东退意已决。他掩盖着内心的痛苦说:“我既然得不到中央局的信任,继续留在前方是不合适的。我现在身体不好,痰中带着血丝,时常低烧。我向中央请一个时期的病假。至于回不回前方,我服从组织决定。”说完,他缓缓站起,看看大家,说了句善解人意的话:“也许还有些话大家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我现在退席。”说完,毛泽东满怀惆怅,缓缓走出会场。他实在不愿意离开他倾注了全部心血和希望的红军。

会后,毛泽东立即准备到长汀福音医院疗养。王稼祥曾向他告别,并要求他再争取一下,留在前方。毛泽东说:“算了吧,我们是少数,还是服从多数吧!”他还对前来送别的周恩来表示:“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

毛泽东被解除军权后继续挨批,但他仍在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几乎在开宁都会议的同时,上海的临时中央接到苏区中央局报告,博古于10月6日召集在上海的部分政治局常委开会讨论,批评毛泽东“分散工作的观点”“是保守、退却”,“是不能容许的”,强调对毛泽东应作坚决的斗争。临时中央这个电示到达中央苏区前线时,宁都会议已经结束,毛泽东已离开前线去长汀福音医院“养病”。留在宁都的苏区中央局委员继续开会。根据临时中央来电,苏区中央局决定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一职由周恩来代理。同月26日,临时中央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

毛泽东被撤职后,到长汀福音医院“养病”。在那里,他见到了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罗明。毛泽东与他交谈,讲述自己的军事思想,得到了他的认同。罗明出院后,在长汀主持召开中共福建省委会议,传达毛泽东的意见。博古等人来到苏区时,从长汀路过。罗明劝他去看看“养病”的毛泽东。博古说: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罗明汇报了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博古十分反感。毛泽东在长汀“养病”4个月后,被中央召回,到瑞金主持政府工作。他忍辱负重,为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充实红军的经费,发展教育等尽心尽力,并使之大有起色。但是,毛泽东所作所为依然被博古等“左”倾领导人所不容。不久,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展开了反“罗明路线”运动。这个运动实际上是整毛泽东的。受到牵连的还有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等。博古对江西省委负责人说:“毛泽覃、谢维俊还与毛泽东通信,他们心里不满,这是派别活动。”随着事情的发展,毛泽东的一些亲属也受到牵连。长期管文件的贺子珍改当收发;毛泽覃被撤职,并以开除党籍相威胁,其爱人贺怡被撤掉中共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职务;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被免去红二十四师代理师长职务。贺怡想不通,到姐姐贺子珍家诉苦,说到伤心处,痛哭失声。静静在一边听着的毛泽东伤感地说:“他们整你们,是因为我。你们是受了我的牵累啊!”

后来,毛泽东在贺子珍的陪同下去云石山的云山寺休养。云山寺是一个荒凉的庙宇,非常冷清,只有还俗的赵和尚在庙前种了点菜地。毛泽东有时读书,有时与来干活的赵和尚聊天,谈禅论道,但是,在“待业”的时间里,内心充满痛苦。贺子珍回忆,任何人都不敢同他说话,更没人敢来看他。毛泽东则说:“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毛泽东的话,有些夸张,实际上,还是有些人冒着政治风险去看望他,如杨至成、聂荣臻、林彪等。

“天降大任于斯人,必苦其心智、劳其筋骨。”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对自己的政治起伏,进行了痛苦的思索。对于富田事变,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几年后,他重新担任了党和红军的最高领导,在处理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严重事件时,将张国焘个人与红四方面军数万指战员严格区别处理,成为圆满处理党内、军内重大事件的典型事例。解放后,在国内历次政治运动中,毛泽东也坚持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方略。

第五次反“围剿”中的1934年4月中旬,蒋介石集中十一个师进攻广昌,企图从北面打开中央苏区的大门。被迫“休养”的毛泽东,并没有停止思考。虽然遭到冷遇,他依然关心着红军,关心着他孜孜追求的革命事业。在反“围剿”期间,他曾找到最高“三人团”,向博古、李德、周恩来提出向湖南中部进军,以调动江西敌人到湖南而消灭之的建议,具体计划是:将红军主力集中于兴国方向突围,走井冈山南麓,越过罗霄山脉中段,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在这一地区消灭“围剿”之敌后,再返回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后来,军史学家研究发现,这剑走偏锋的一招,是唯一可能打破第五次“围剿”的方针。

令人遗憾的是,毛泽东的建议,遭到了最高“三人团”的否决。

毛泽东这种挨批、受冷遇的际遇,直至中央红军长征到遵义时,才得到彻底改观。


在中央临时政治局十一月扩大会议上,毛被撤销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周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在中共六大上被继续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兼常委秘书长和中央组织部长。在此后周是中共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周恩来便成为毛泽东的顶头上司,前后大约有八年的光景。


当时中/共是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按照组织原则,中/共必须绝对听命于共/产国际。周恩来被夹在莫斯科的指令和中国实际情况之间,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决议。


在红军初创时期,主要有两件事,一直令毛泽东日后耿耿于怀,怨恨难消,动不动就要翻出来算老账的:

一、

在中共红四军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的前委书记落选,周指派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参加红四军的领导工作,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兼临时军委书记,陈毅担任前委书记,罢了他的兵权,红四军七大是他们的第一次磕碰。


二 、宁都会议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历史恩怨的根子。


一九三二年十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举行"宁都会议"。

会议由周恩来主持,这次毛被完全剥去军权,由周恩来取而代之,成为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宁都会议后,周靠朱德等粉碎了第四次围剿。


与毛泽东指挥的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相比,第四次反围剿打得更加漂亮。

这次是围歼了蒋介石的精锐部队而不是前三次歼灭了国民党的杂牌军。


四十年后,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毛泽东当着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面,以讲党内路线斗争为名,再一次历数周在历史上反毛的错误,其中把宁都会议列"犯路线错误中最严重的罪过之一",

周承认当时"执行王明路线在组织上尤其是在军事上出大力的要算是我",

说他自宁都会议后"未曾向上席求教过一次,现在反省起来,对照主席在宁都会议的临别之言,我真无地自容!"


当时,他刚刚正急待治疗膀胱癌,但为了按照毛泽东的意思写出这篇发言,整整花了十天的时间,闭门把当年的历史老账翻腾出来,一笔一笔地清算,最后写得脚都肿了起来,连鞋都穿不进去了。


反客为主与主动让贤


在遵义会议作出的正式决定中,军中的最高领导人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

毛当时只是周的副手,参与军机。毛不甘居人下,施展权谋,反客为主,在"虚君"张闻天的配合下,一步步把权抓到自己千里,三年后正式坐上中共军中第一把交椅。


周恩来他在遵义会议前后,对确立毛在中共党内的地位是有大功的,很大程度上是他主动退让的结果,如若周恩来当时有意站出来与毛一争的话,中国的现代史很有可能就要重新改写了。

对此,毛泽东是心中有数的,有意湮没这一历史事实,在政治上精心制造了一个所谓"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神话,现在廓清历史真相了。

当年王明和周恩来这两名常委在上海无法存身,不得不离开。

王明推荐博古作为临时中央的负责人,获得共产国际远东局批准。

在博古、李德当政时期,周本人在延安整风期间是这样检讨自己的:

"这时期,我的看人标准比以前有个改变,以前多从小节着眼,但还联系到品质。这时,以为只要他政治对,小节不拘可也,于是也就不注意品质了。这从王明、博古及以后稼祥、李德都如此看了,而他们也就利用我的弱点,以政治唬我,以鼓励我埋头干麻痹我,在小关节上又让我,在形式上又拉我,于是我从此一步步陷入了。"

第五次围剿失败,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两个德国军事顾问之间的较量。]

红军伤亡惨重,最后不得不放弃中央苏区,中央三人团"是由博占、李德和周恩来组成。按照周氏本人后来在延安整风中的说法,"三人团"的内部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作主,军事上由李德作主,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计划的执行。


"病笃乱投医"和"相忍为党"的双重心态,促使周恩来在遵义会议摊牌前,就已倾向于请毛泽东重新出山,于是开始不动声色地与博古、李德拉开了距离。


宁都会议后,毛一直在伺机东山再起,毛泽东有意识地同为党内国际派大将、但已和博古闹翻的张闻天和王稼祥一起随军行动,私下商议如何把博古、李德"轰下台"。


在遵义会议作出的正式决定中,军中的最高领导人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

毛当时只是周的副手,参与军机。毛不甘居人下,施展权谋,反客为主,在"虚君"张闻天的配合下,一步步把权抓到自己千里,三年后正式坐上军中第一把交椅。


毛在二十多年后曾在一次党内高层小范围的谈话中作丁这样的回顾:


"在长征路上,暴露出他们那一套不行了。这一套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

每次政治局开会,我只有一票。后来我病了。

王稼祥负伤了,我们两人都在担架上,在一起走,我就作了稼祥的工作,他同意了我的许多意见。通过王稼祥,又作了洛甫(张闻天)的工作。

洛甫也转过来了。可是以后再作别人的工作,就再也作下动了。

他们死抱著斯大林的圣旨。每次政治局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

我这一边,我一个,稼祥一个,洛甫一个。他们那一边,博古一个,李德一个, XX(朱)一个 ,XXX(周)一个。老是这样,三对四,解决不了问题。

后来军事形势更糟了,他们那一套实在混不下去了。

我就提出,我们不要老是开这样的会了,不行了。可以扩大一下,扩大到军团一级,这里边有赞成我的意见的人,也有赞成你们意见的人,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来决定吧!他们也同意了,这个会就是遵义会议。


他当时曾在私下里对妻子贺子珍表示过:"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毛泽东死后,官方改为遵义会议"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我党的领导地位",理由是遵义会议恢复了毛对红军的指挥。即使是这个说法也大有疑问,因为缺少正式组织决定上的依据。

关于遵义会议所作出的决定,现存最权威的历史文献是陈云手写的

《遵义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其中写道: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毛当时党内负总责的仍是博古(稍后改为张闻天)。在军事指挥上,由周恩来取代了李德。毛根据常委的分工,参与处理军机大事,但还是作为周的副手。

这一点,陈云会后起草的传达提纲说得很清楚:

"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其一,周恩来当时的地位依然在毛之上,仍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指挥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应该说,中共在遵义会议后的领导格局又恢复到了宁都会议以前的状况,党权与军权分离,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在当时有关军事行动方针的决策中,周是最终拍板定夺。

其二,毛当时在党内的地位还是很脆弱,仍然有可能被人轰下台。

毛泽东心里也非常清楚这一点,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对会理会议上林彪提出由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由彭德怀任前敌指挥一事一直耿耿于怀了,乃至在二十多年后斗彭德怀的庐山会议上还旧事重提,因为他怀疑是彭在背后搞鬼。


毛以作战指挥需要,向已经接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提议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和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全权指挥今后的军事作战。前各种著作多把军事三人小组说成是以毛泽东为首,在军事三人小组中挂帅的仍是周恩来,而不是毛泽东。


这一点就连毛本人也不讳书。他在文革期间谈起这段历史时,说:

后来搞了个"三人团"(即三人小组),团长是周恩来,团员一个是我,一个是王稼祥。


朱德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合后与张国焘彻夜长谈时,就表示了同样的心情,说:

"不必过于重视遵义会议,当时中央和一方面军都处境艰危,老毛有许多不同意见,也有正用得着的游击经验,因而遵义会议把他捧出来负责,内部的争论也就平息了"。

对此,周本人在延安整风时是这样回忆的:


"从湘贵黔交界处,毛主席、稼祥、洛甫即批评军事路线,一路开会争论。

从老山界到黎平,在黎平争论尤其激烈。这时李德主张折入黔东,这也是非常错误的,是要陷入蒋介石的罗网。

毛主席主张到川黔边建立川黔根据地。

我决定采取毛主席的意见,循二方面军原路西进渡乌江北上。

李德争论失败大怒。此后我与李德的关系也逐渐疏远。

我对军事错误开始有些认识。

军事指挥与以前也不同,接受毛主席的意见,对前方只指出大方向,使能机动。因此遵义会议上我与博古的态度有区别。"


毛泽东取代周恩来,并不光彩,有点乘人之危的味道。一九三五年六月,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张国焘策动下面向中央提出,自任军委主席。


毛泽东深知张国焘在政治上有野心,是和周恩来完全不同的两种人。

毛以正统自居,挟天子以令诸侯,与张施计斗法。

关于这一过程,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在回忆文章中,把毛泽东的工于心计和周恩来的相忍为党以及张闻天的"虚君"地位表现得淋彻尽致:

"毛泽东、张闻天等同志一直商量怎样使一、四方面军团结一致,统一行动,认为关键就在张国焘。恩来同志发高烧,病中仍为此事烦心。

我听到毛主席和闻天反复商量,说得很具体。

毛主席说:"张国焘是个实力派,他有野心,我看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一、四方面军很难合成一股绳。"

毛主席分析,张国焘想当军委主席,这个职位现在由朱总司令担任,他没法取代。

但只当副主席,同恩来、稼祥平起平坐,他下甘心。

闻天跟毛主席说:"我这个总书记的位子让给他好了。"

毛主席说:

"下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

考虑来考虑去,毛主席说:"让他当总政委吧。"

毛主席的意思是尽量考虑他的要求,但军权又下能让他全抓去,同担任总政委的恩来商量,恩来一点也不计较个人地位,表示赞同。"


就这样,张国焘取代了周恩来在军中的地位,成为红军的总政委和中央军委的总负责者。


在与张国焘的斗法中,老于权谋的毛泽东在这里施展的是借花献佛的一箭双雕之计:

既用画饼充饥的方式(红军总政委一职早已变得有名无实),暂时吊住了张国焘攫取军权的胃口;

又不动声色地搬掉了周恩来这块仍在名义上妨碍他发号施令的绊脚石,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在军中实际上的领导地位。


毛在与张国焘斗法的同时,仍在寻找机会改变遵义会议确定下来的周作为党内在军事上最高决策者的地位,恰好在周因病无法出席会议的情况下,他和张闻天以"调整常委分工"的名义,联手合演了一出对周氏的"缺席撤换"。


一九三五年八月十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正式作出决定,由毛取代周分工负责军事工作。

从此,毛泽东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共军事上的最高领导人,其在党内实际上的领袖地位,也因此有了组织决定上的依据。这时距遵义会议已经过了半年。

毛泽东尽管正式坐上了军中第一把交椅的位置,却仍对周恩来感到不甚放心。

毛决定借与张国焘斗争之机,进一步削减周的权力。


一九三五年九月上旬,毛泽东将红一、三军团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

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自任政委。同时决定以彭德怀、林彪、毛泽东、王稼祥、周恩来为"五人团",负责处理军中大事。


这样周恩来无形之中失去了原先在让出红军总政委后担任的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在"五人团"中是唯一一个没有实际军职的人,因而在军中的地位大为跌落。


红军到达陕北后,由被毛泽东称为"明君"实则"虚君"的张闻天出面,藉由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朱德滞留四方面军,需要在组织上作出调整,遂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一个新的常委分工方案,提议:

军事工作方面成立军委,由毛任主席,而周改为负责党的组织局工作。

由于这一方案排周的意味太过明显,连毛泽东的盟友王稼祥都觉得看不过去,主动站出来替周恩来打抱不平,在会上顶了张闻天。


周恩来当然他无非是不想让自己染指军队,而让他一人独揽军中大权,表态说:个人愿意做军事工作,但领导不必更换,由毛任主席。

就这样,毛出任了中华苏维埃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即原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一人把党内外军事工作的最高职务独挑起来,而周则继续留任军事委员会的副主席,正式作了毛的副手。


毛泽东后来之所以容忍周恩来一直留在军中,主要的还是毛懂得用人之道,在实际工作中需要周的辅佐。原因在于毛纵有雄才大略,无法一人唱独脚戏,况且他缺乏组织上的才干,遇事不愿做具体琐碎的工作;而这恰恰是周氏的所长,正是毛需要依赖他的地方。正是由于周恩来在党内的份量、组织才干以及凡事隐忍的态度。毛泽东后来改变了企图将他完全排挤出军队的念头,转而采取了又打又拉的两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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