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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导弹威胁、潜艇威胁、军费威胁、太空威胁、黑客威胁……“中国威胁”的版本可谓繁多。实际上,这种论调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一直存在,而且我们早就予以反驳。早在40多年前,《人民日报》就曾刊文批判“中国威胁论”。


只是为什么部分西方媒体对这一陈旧论调爱不释手、乐此不疲,值得我们深思。


1.“黄祸论”——“中国威胁论”前身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伴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前不久还判断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将步苏联后尘迅速崩溃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又开始纷纷炒作“中国威胁论”。


目前“中国威胁论”有着各种各样的版本,在美国政府是以五角大楼的《中国军力报告》为代表的“中国军事威胁论”及其包含的“中国航母威胁论、中国导弹威胁论、中国潜艇威胁论”等;在民间是各种报刊一再鼓噪的“中国经济威胁论、中国发展模式威胁论、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意识形态威胁论、中国技术威胁论、中国粮食消费威胁论、中国食品出口威胁论、中国股票威胁论、中国移民威胁论、中国间谍威胁论、中国留学生威胁论”等。


如果真的相信了这些指责,似乎西方国家民众面临的一切苦恼都可以归因于中国:税收太高是因为政府必须扩充军备平衡中国日益现代化的军事力量;全球变暖是因为中国工业发展导致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失业率高是因为中国廉价商品的倾销打跨了国内制造业;吃的东西不安全是因为中国出口的食品有农药残留,连狗生病了,都是因为中国出口的宠物食品含有毒素……其丰富的联想能力不能不让人“佩服”。


其实,所谓“中国威胁论”并非什么新鲜事物。100多年前,被八国联军当做侵略中国借口的“黄祸论”,即其前身。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威胁论”就从未消失过,只是顺应美国的战略需要,而有所起落。

2.“两亿中国军队将涌进印度支那”


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苏美冷战处于高潮时期,柏林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剑拔弩张的局面牵动了美国人的神经,美国人这时顾不上嚷嚷“中国威胁”了。


“中国威胁论”高涨的时期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此时,美苏关系相对缓和,美国开始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潭。此时,中国正好走出了经济困难局面,还清了外债,国内生产总值高速增长。最令西方震惊的是,中国研制出了原子弹和氢弹。


这样,中国的“威胁”就成了美国在东南亚继续进行侵略的借口。


早在肯尼迪政府时期(1961~1963),“中国威胁论”已经急剧升温。对于当时已经很明显的中苏分裂,肯尼迪政府中的主流看法是,中国比苏联更为“激进”和“好战”。美国的决策者深信,中国是对美国更直接和更危险的威胁。美国舆论界也危言耸听地散布所谓“中国是主要威胁”的言论。


1963年底,约翰逊在就任总统后立即宣称:他“将不丧失越南”,不做“目睹东南亚重蹈中国覆辙”的美国总统。在约翰逊看来,亚洲共产主义对世界和平造成了威胁,其总部是北京,河内是受北京指使的,中国的真正目标不是南越,而是整个亚洲。约翰逊还设想了中国大军南下的情景:如果美国在越南南部的丛林战中遭受失败,中国就会前来填补美国离开后的“真空”,可能会有两亿中国军队从“山间小路”涌进印度支那地区(即越南、老挝、柬埔寨所在的中南半岛),而且其邻国会一个一个地向中国“屈服”。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约翰逊称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不幸的时刻之一”。他说,“即使共产党中国最后发展了一支可靠的核力量”,也不会影响美国“对付共产党中国侵略”的决心。


3.麦克纳马拉:“中国是今天美国的主要敌人”


当时的美国政府高官也纷纷出马,鼓噪“中国威胁论”。1963年底到1964年初,美国国务卿腊斯克等人不断发表演说和谈话,指责中国采取“侵略性的、像孤独的狼一般的政策”,攻击中国与苏联相比,“对世界其他地区更富有威胁性”。


1963年12月29日,美国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希尔斯曼称,美国必须“坚定地处理共产党中国任何侵略行动、应付这种侵略行动并遏止这种行动”。1964年1月25日,他又在澳大利亚政治科学研究所发表演说,诬蔑中国“有着好战到僵硬程度的世界观”,是远东地区一个“经常存在的威胁”,因此必须“坚定地抵抗中国共产党人一切形式的侵略”。


1964年2月28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演说中诬蔑中国“煽动和积极支持东南亚的侵略”,“企图把它的恐怖和颠覆手段带进非洲和拉丁美洲”,称“美国目前对外政策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应对中国有了核武器的问题。”


1965年2月18日,美防长麦克纳马拉在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明确提出“中国是今天美国的主要敌人”,“我们打算坚定不移地反对共产党中国”。他还宣称,美国的战略核部队有足够能力“摧毁共产党中国的社会”。


4.“中国威胁论”的主要鼓吹者威廉·邦迪


20世纪60年代“中国威胁论”的主要鼓吹者,非威廉·邦迪莫属。


威廉·邦迪生于1917年,他是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的女婿。在就读于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法学院时,他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同班同学。1961年到1964年,邦迪担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在此期间,他经常处理东亚事务,被封为远东问题专家。


1964年,威廉·邦迪接替希尔斯曼担任负责美国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邦迪文思敏捷,著述繁多,是个不折不扣的“才子”。他各个领域都敢发表观点,连号称才智过人的肯尼迪都惊呼:“邦迪写书比我读书还快!”美国著名作家戴维·哈尔伯斯坦在《出类拔萃之辈》中,对邦迪等人有着辛辣的讽刺:“正是这样一帮高学历的顾问,推动美国走上越南战争的不归之路。”


1966年1月22日,威廉·邦迪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学院,以《美国和共产党中国》为题,发表了长篇讲演,系统阐述“中国威胁论”。他宣称:中国是美国的“大敌”,是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最严重和最麻烦的问题”。


演说中,邦迪把中国“扩张”的动力归纳为三个方面。


由于邦迪拥有历史学的硕士学位,他在讲话中常纵横古今,不放过任何一个炫耀学识的机会。他先是摆出一副历史学家的派头说,中国谋求“恢复”过去那种“在皇帝统治下”的“声势赫赫的地位”,这就是中国“对亚洲的野心的有效证据”。

接着,他从所谓国际政治学和战略需要出发,分析中国要对“与它交邻的地区实行相当全面的统治和控制”,在他眼中,中国领导人将不可避免地将东亚视为中国的后院。


最后,他认为,中国受到“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鼓舞,鼓吹在全世界,特别是在邻近地区通过革命的暴力实现变化”。


邦迪妄图证明,由于中国的目的是通过革命输出,征服亚洲,而美国的目的是“维护”亚洲国家的“自由和独立”,“帮助亚洲国家取得发展和进步”。因此,美国同中国在亚洲和全世界“针锋相对”,美国“没什么选择余地,只能挺身抵抗,以坚定的态度应付共产党中国人”。邦迪气势汹汹地强调,美国的力量是对付中国的“决定性因素”;“要是没有美国在军事上的贡献,今天在中国国境的周围是不可能有一支有效的军事威慑力量的,因而也不可能有力量均势”。美国“正在努力做的事”,是在亚洲“遏制”中国。


5.“中国威胁论”当年即遭驳斥


这篇杀气腾腾的演讲,当时就引起了中国的注意。1966年2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为“观察家”的文章,题目就是《驳邦迪》。文中对邦迪鼓吹的“中国威胁论”进行了反驳:


“每一个有常识的人都要问:美国在东太平洋,中国在西太平洋,两国相距何止万里,中国在美国的领土上没有一兵一卒,中国在美国的周围没有一个军事基地,怎么会使美国‘没有什么选择余地’,非要同中国大干一场不可呢?


“当邦迪站在加利福尼亚一个学院的讲坛上高谈阔论的时候,又是哪个国家的飞机在越南的土地上丢下成千上万吨的炸弹,哪个国家的几十万军队在越南的土地上,使用各种各样的现代化武器,进行一场大规模的侵略战争呢?”


的确,明眼人都能看出,是美国对中国构成了威胁,而不是相反。美国拒不承认新中国,支持“西藏流亡政府”进行越境恐怖活动,图谋袭击中国的核基地,美军上千次侵犯中国的领海和领空……美国当年鼓吹“中国威胁论”只是为遏制和孤立中国找理由。


6.鼓吹“中国威胁论”有双重动机


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的全球扩张使得美国需要中国,“中国威胁论”也就暂时偃旗息鼓,西方政要和媒体对中国变为正面评价为主。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后,西方发现中国继续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取得空前进步后,“中国威胁论”才再次浮出水面,层层高涨,直到泛滥成灾。


与40年前一样,美国等西方国家鼓吹“中国威胁论”有双重动机——在国际政治方面,是为了恐吓中国的周边国家,以扩张自己的势力;在国内政治方面,渲染“中国威胁”是想平息民众对政府的不满。


不同的是,40多年前的“中国威胁论”,以强调中国军事威胁为主,而今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和中国日益融入世界体系,经济、环境、科技甚至日常生活领域,也成为“中国威胁论”的舞台;40年前,美国攻击中国搞革命输出,而今天却更担心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自觉地以中国为榜样,走不同于西方的发展道路。


在这个意义上说,虽然中国政府一再公开宣示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要从根本上消除“中国威胁论”,还是任重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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