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持阉党立场刻意美化毛文龙的晚明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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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镇海春秋》体现的作者政治倾向 刘鹤岩 《镇海春秋》是刻于明崇祯年问的通俗小说,现仅存十至二十回残本,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 江宁布政使刊《违碍书籍目录》曾有著录:“查《镇海春秋》,原本不著生名,但题吴门啸客撰,乃通俗小说,凡二十回。叙袁崇焕杀毛文龙始末,乃辽东攻战之事。书前并有图像。大抵荒唐悖谬之谈,指斥字句之处,不可殚述,应请销毁。” [l] 小说主要写明末驻扎在皮岛的明军将领毛文龙抗击后金,以及后来被袁崇焕斩杀之事。小说政治倾向鲜明,而作品结构、文字比较粗糙,作者吴门啸


《镇海春秋》体现的作者政治倾向


刘鹤岩


《镇海春秋》是刻于明崇祯年问的通俗小说,现仅存十至二十回残本,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 江宁布政使刊《违碍书籍目录》曾有著录:“查《镇海春秋》,原本不著生名,但题吴门啸客撰,乃通俗小说,凡二十回。叙袁崇焕杀毛文龙始末,乃辽东攻战之事。书前并有图像。大抵荒唐悖谬之谈,指斥字句之处,不可殚述,应请销毁。” [l] 小说主要写明末驻扎在皮岛的明军将领毛文龙抗击后金,以及后来被袁崇焕斩杀之事。小说政治倾向鲜明,而作品结构、文字比较粗糙,作者吴门啸客,真实姓名不详,从书中的观点来看,作者应与阉党有一定的联系。


在晚明己巳之变,袁崇焕被逮捕下狱之后,文坛陆续出现了三部通俗小说,描述评说了当时这两件重大的社会政治事件,这三部小说分别是《辽海丹忠录》、《镇海春秋》、《平虏传》。虽说这三部小说记叙的是同一历史事件,但作者的政治立场却不尽相同,《辽海丹忠录》和《镇海春秋》都是褒毛文龙贬袁崇焕的,而《平虏传》则是赞颂并同情袁崇焕、蔑视毛文龙的。《镇海春秋》尽管和《辽海丹忠录》政治立场相近,但是,因为《镇海春秋》是在同情、肯定阉党的基调上写成的作品,所以在人物的评价上与《辽海丹忠录》也是同中有异的。《辽海丹忠录》在歌颂毛文龙的同时,贬低了袁崇焕,发泄了对他的不满情绪,但还是尽量做到了有的放矢,没有存心构陷罪名。而《镇海春秋》在刻意美化与阉党紧密勾结的毛文龙的同时,极力丑化东林党一方的将领袁崇焕,表现出了较强的党派意识,并且对另一东林党将领熊廷弼也进行了贬低,而对另一阉党将领王化贞则进行了美化。通过对《镇海春秋》的全面分析,我们很容易辨别出其作者的阉党立场。


(一)《镇海春秋》利用许多虚拇睛节夸饰美化毛文龙在《辽海丹忠录》中也有用虚构情节对毛文龙进行美化、神化的现象,如十八回写毛文龙在海中遇到风浪,军船漂泊不定,毛文龙焚香向天祷告,后来果然船借潮势,顺利抵达目的地。二十五回写天神温元帅保佑毛文龙,使白维学的阴谋破产。三十一回写后金攻打铁山,毛文龙奋勇迎战,负伤在身,关键时刻,海里黑龙飞出助阵,毛文龙化险为夷。但是夸饰的程度并不大,这也是明清小说中常用的手法。而《镇海春秋》在同样的情节中则夸张更甚,对毛文龙的神化已经达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如第十一回兵船放铳惊动了龙宫,海水波涛汹涌,毛文龙一纸祭文马上平息了风浪。而且,毛文龙在关键时刻还能召唤来海水,如第十二回,当遭到敌人埋伏,毛文龙军船搁浅在海滩的危急时刻,毛文龙祈祷苍天,顿时海潮涌起,毛文龙又一次化险为夷。这种呼风唤雨的本领使毛文龙有了天兵神将的色彩。


除此以外,《镇海春秋》的作者为了写毛文龙足智多谋的一面,还多次借用努尔哈赤的评语来抬高毛文龙的身价,比如书中第十五回,虚构努尔哈赤在梦中被金甲将军毛文龙追赶,吓得魂飞魄散的情节,恶梦醒来后,努尔哈赤许下“如今有人斩得毛文龙首级的,以全辽王之”的诺言,赏格之高实在是编得太离谱了。最后,努尔哈赤因为毛文龙的打击而死,临死前还念念不忘杀掉毛文龙。有些人传说是毛文龙的骚扰致使努尔哈赤烦躁不安,背上发疽得病而死,这不过是查无实证的传说而已,《辽海丹忠录》中虽说为了赞美毛文龙,也采用了这个传说,但还是留有余地的写法,到了《镇海春秋》中,干脆就当作事实来写。


《镇海春秋》的作者还借夸毛文龙之弟毛仲龙来夸毛文龙,第十三回中,毛仲龙在街上听说兵部堂议封朝鲜之事,就跑去旁听,按捺不住,发了一通高论,赢得了大家的赞许。在此我们先不谈兵部议论此事是否合乎朝廷的办公程序,单单是毛仲龙随意旁听兵部议论,并可以自由插言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其情节编造的浅陋之处,显然是作者为了衬托毛文龙的深谋远略,故意安排了这么一个情节。


在《镇海春秋》一书中,为了夸耀毛文龙的功绩,多次写毛文龙以少拒多,杀出重围,反败为胜的战例。而且作者已经不满足于对毛文龙个人功绩的赞扬,还对毛文龙的个人品德进行了粉饰,在作者的笔下,毛文龙不仅有孝悌的美德,孝敬老人、爱护兄弟,而且颇有壮士气概,不恋女色,最后在夫人的强烈要求下,他才违心勉强娶了妾,可是作者对后来《樵史演义》曾揭露过的毛文龙杀其弟毛云龙的事情则避而不谈、讳莫如深。


(二)编造罪名,刻意诬蔑袁崇焕如果说《辽海丹忠录》对袁崇焕颇有微词,“语近诬蔑”[2]但还够不上诬蔑的话,那么,《镇海春秋》对袁崇焕则是刻意诬蔑,而且都是捕风捉影,随意构陷,对袁崇焕的人格进行了不遗余力的诋毁。


《镇海春秋》第十七回中,作者借军士们的口说袁崇焕“一味刚愎、全无仁慈,三军如坐针毡”,甚至逼得大家要“同心戮力杀了此人,以安军伍”,最后众军士在经略衙门前贴了无名榜文来警告袁崇焕。作者实在挑不出袁崇焕品德上的瑕疵,只好用这种子虚乌有的事情来丑化袁崇焕的形象。无独有偶,这

和该书诬蔑另一位东林党将领熊廷弼时使用的罪名十分接近,对于雷厉风行、严于治军的优秀将领来说,如果吹毛求疵的话,这恐怕是最现成的罪名了。《镇海春秋》还诬陷袁崇焕因通敌而杀毛文龙。在《辽海丹忠录》中说到袁崇焕杀毛文龙的原因时,主要是说袁崇焕嫉妒毛文龙的功绩,虽说也是在贬损袁崇焕,但是还合乎一般的常理推论,而《镇海春秋》则说袁崇焕杀毛文龙是与后金的约定,从性质上来说,把袁崇焕的人格贬低到了极端卑劣的程度,《镇海春秋》用了很长的篇幅,写了袁崇焕与后金合谋杀毛文龙的全部过程。


关于袁崇焕与后金约定杀毛文龙的说法的确存在,在清朝统治者揭晓反问计之前,也有一些人怀疑袁崇焕杀毛文龙的动机与此有关,不过许多有识之士对此说嗤之以鼻,不屑一驳。《平虏传》的作者在书中曾多次把此说斥为谣言。像《镇海春秋》这样,言之凿凿地写来,而且把细节描绘得活灵活现,明显是把怀疑认定为事实,并以此来诋毁袁崇焕。


《镇海春秋》的作者还写袁崇焕杀了毛文龙后,为了平息毛文龙手下士兵的怨气,先是虚情假意祭奠一番,然后又用银两收买军心,字里行间流露出对袁崇焕个人品德的诟病,并借后金将领的口称袁崇焕是“轻诺寡谋的人” .作者不甘心于此,还对袁崇焕做了更进一步的丑化,写后金提出要赏银一百万两后,袁崇焕引狼人室,鼓动后金攻打宁远,当后金逼近京城的时候,袁崇焕按兵不动,还乘乱打劫老百姓,私下里向敌人提供粮草。在山海关总兵满桂与后金对阵失败后,袁崇焕不仅不救援而且发暗箭射伤满桂。这些纯系作者的编造,与事实不符,但是在当时朝野普遍对袁崇焕产生误解的情况下(这主要是因为阉党余孽造谣蛊惑),这种谣言是有其滋生的土壤和传播空间的。《辽海丹忠录》在这些传闻的采用方面还是比较谨慎的,并没有为了贬低袁崇焕而肆意构陷罪名,《镇海春秋》则添油加醋,随意想象发挥,其极力诬蔑袁崇焕的目的昭然若揭。


《镇海春秋》明显偏袒阉党,并攻击东林党人,这表明了作者的政治倾向是有阉党背景的。


(一)对魏忠贤及其阉党罪行的回避《镇海春秋》中的魏忠贤形象和当时其他的魏忠贤题材小说皆不同。《镇海春秋》第十五回魏忠贤出场,作者是这样介绍的:“那司礼监的掌印太监叫作魏忠贤,却是个弄权的内相,只因有许多当道官参劾他过,以此一应本章都要自己看过,没他干碍的事,就迳送到御前,若是说着他的,看在肚里,整备了说话好去御前遮饰,或添言送语摆布那上本的官儿。”作者说魏忠贤时轻描淡写的语气,仿佛魏忠贤仅仅是一个不知名的弄权内相,而且他的弄权是因为受到了当道官的参劾才奋起自卫,真是一个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的规矩人形象,他自卫的手段也十分软弱,无非是用言语遮饰自己或者添加几句话摆布一下对手而已,这里的魏忠贤甚至看上去有些可怜巴巴,这样一来那些迫害东林党人、杀害忠良的主要责任就全不应由魏忠贤来负了,而是落在天启皇帝的身上了。这种对魏忠贤的评价真是别具一格,而且是在崇祯二年定了逆案,魏阉的罪行大白于天下以后,《镇海春秋》对待魏忠贤的这种态度简直是匪夷所思了。魏忠贤与毛文龙的勾结,在作者的笔下也不过是魏忠贤欲借重毛文龙的名声而已。作者不仅要颂扬毛文龙,而且对魏阉勾结军事将领的险恶用心也有意掩盖。这很难解释成是作者不知内情。魏忠贤得势时,横行天下,民怨沸腾,所以一旦失势,积怨如火山爆发,斥魏题材小说的作者们义愤填膺,顺应民意,以最快的速度写出了抨击魏阉的小说,而且不畏阉党余孽的报复,大胆揭露阉党的罪行。在这样的形势下,《镇海春秋》这种公然为魏阉张目的作法,不仅和《警世阴阳梦》、《皇明中兴圣烈传》、《魏忠贤小说斥奸书》坚决勇敢、旗帜鲜明地抨击阉党的态度无法相提并论,而且已经丧失了起码的公正立场。这只能解释为作者与阉党有着共同的利益。虽然我们无法就此判定作者是阉党中人,但从作者有意偏袒阉党,闭口不提阉党罪行的态度来看,基本可以断定作者的政治倾向应该是有阉党背景的。


《辽海丹忠录》的作者陆人龙认为阉党罪恶昭彰,所以在小说中极力回避描写毛文龙与阉党的勾结,当实在难以掩盖的时候,就为毛文龙辩解,表现出作者既鄙视阉党而又欲歌颂毛文龙的矛盾心理。《镇海春秋》的作者则认为阉党不过是弄权而已,并无大的罪恶,对众所周知的阉党罪行,竟然不置一词,而且《镇海春秋》提到魏忠贤时口吻也与众不同,其他魏忠贤题材的小说中屡屡使用魏阉、魏贼之类的蔑称,表现了当时人们对魏忠贤的痛恨之情,《镇海春秋》中则一般是以魏忠贤相称,还多次以转述的口吻称之为“魏爷”、“厂臣”,只是在强调毛文龙蔑视魏忠贤的时候用了几次“魏太监”的称呼,这是其他魏忠贤题材小说中很少看到的现象。统观现存十回的《镇海春秋》,其中也有几次作者对魏忠贤不痛不痒的抨击,还有在诗中用过的“奸寺”字样,但这和魏阉倒台后,阉党残余为了避险自保,纷纷上疏弹劾魏忠贤、崔呈秀的行为一样,都是表面文章,透过这些表面现象,我们在书中看到更多的是为魏忠贤的开脱和辩护。


(二)对阉党将领的赞美,对东林党将领的诬蔑《镇海春秋》不仅坦然为毛文龙唱赞歌,而且对其他阉党分子也多有褒扬,第十六回,宁锦大捷本是袁崇焕的功绩,可是《镇海春秋》中特意强调宁远镇守太监纪用的指挥之功。在该书描写中,这个整日在内宫厮守的太监到了前线摇身一变,俨然成了沉着冷静、足智多谋,指挥若定、统帅全局的将领。《辽海丹忠录》中曾明确指出“宦官监军,古以为恨”,只是为了美化毛文龙,回避毛文龙与阉党的勾结情节,陆人龙在书中才尽量淡化宦官监军的危害,可是在《镇海春秋》中,监军宦官竞成了前线荣立大功的总指挥,自然最后辉煌战绩要归功于太监的总头目魏忠贤了。《警世阴阳梦》、《魏忠贤小说斥奸书》都曾提到过魏忠贤在宁锦大捷之后,贪天之功为己有,并迫害真正功臣袁崇焕的丑行,到了比上述二书晚出的《镇海春秋》中,却有意强调魏忠贤弟侄被封是在大臣的要求下,天启皇帝亲颁的旨意,而且包括接受袁崇焕的辞职、魏忠贤生祠的建造也都是天启皇帝的旨意。天启年间,魏忠贤把持朝政,事事矫旨妄为,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魏忠贤系列小说几乎都揭露了这一点,而《镇海春秋》却处处说成是魏忠贤秉旨而为,这无疑是在替魏忠贤推卸责任、洗刷罪恶,《镇海春秋》的作者也深知这样一味为魏忠贤开脱是荒唐可笑的,于是插入了毛文龙把魏忠贤的塑像放在岛上土地庙门后的情节,作者知道供奉魏忠贤的塑像并不是什么光彩行为,所以在其塑象摆放的位置上动了一点脑筋,这是小骂大帮忙的花招,既冲淡了该书为阉党辩护的色彩,又反衬了毛文龙的正直忠义、勇敢无畏,显然是作者一箭双雕的用心所在。


在《镇海春秋》中,作者对王化贞的评价和对熊廷弼的评价也完全是歪曲事实的说法,又一次暴露了作者偏袒阉党的立场。当因兵败追究责任,王化贞和熊廷弼同时被捕入京城的时候,《镇海春秋》是这样描写的:“那些校尉来到山海,把王巡抚拿下,将欲就道,只见众百姓们遮道痛哭呐喊三声而散,这原来是王巡抚平日坐官柔而懦,所以百姓喜欢,不忍他逮去,以致如此。这熊经略被拿,那些百姓,就恬不为怪,寂然无声,这却是熊经略日常间做官刚而愎,所以众百姓怪他严甚,被逮之时,就没有一个像待王巡抚的。”作者在这里欲用编造的所谓民情来混淆视听,王化贞在作者的笔下完全是一个壮志未酬的英雄形象。其实“化贞为人骏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明史。王化贞传》)。


《明通鉴》上也说:“化贞庸才,好大言”(《明通鉴》卷七十七)。事实上,辽东战败主要责任者是王化贞,当时他大权在握,压制熊廷弼。他秉承阉党意志作出的错误决策是失败的根本原因,熊廷弼的被逮捕才是冤案,熊廷弼以往治辽的功绩是有目共睹的,谈迁曾评价道:“廷弼在辽,诘戎固圉,残疆为之起色,建虏再入,皆不得逞,其所措置,犹有方略可观,余人不能及也。”(国榷卷84,光宗泰昌元年八月)而且熊廷弼在辽东深得民心,当兵科给事中朱童蒙视察辽东时,“辽阳官民士庶垂泣而思,遮道而代之鸣,谓数万生灵皆廷弼一城之所留”。(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3 ,天启元年二月)[3]作者对这些视而不见,有意颠倒黑白,把当地老百姓为熊廷弼“遮道而代之鸣”的事情移植到了阉党将领王化贞的身上,只能说是别有用心。如果说《辽海丹忠录》仅仅是为了歌颂毛文龙,而贬低袁崇焕,那么,《镇海春秋》则明显是站在阉党的立场上,对阉党将领毛文龙,王化贞进行了美化。对东林党将领袁崇焕、熊廷弼进行了丑化,联系作者对魏忠贤和监军太监的偏袒美化,我们不难得出作者与阉党有关联的结论。


崇祯登基后,铲除了阉党的首要分子,并于崇祯二年定了逆案,处置了一批阉党骨干,但是由于阉党集团人员构成复杂,关系盘根错节,许多阉党余孽仍然活跃在朝廷内部,原为浙党的温体仁和其他阉党分子勾结,形成了阉党的余孽势力,明里暗里与东林党人争斗,所以东林党与阉党的党争在崇祯时期依然继续,只不过斗争形式和内容有了变化。


己已之变,令明朝君臣惊慌失措,袁崇焕等仁人志士,马上挥师护卫京城,并千方百计地召集地方驻军赴京勤王。然而,温体仁和阉党余孽王永光、高捷、袁弘勋之流,却认为这是向东林党发起反攻的绝佳机会,首先打头阵的是温体仁,他在家书中透露了这个信息,“崇焕之擒,吾密疏实启其端”(《鸥政渔话》卷四《温体仁家书》)[4].温体仁是毛文龙的同乡,袁崇焕诛杀毛文龙,温体仁一直心怀不满,想寻找机会报复袁崇焕。后金刚刚退兵,温体仁就造谣惑众,诬蔑袁崇焕,他攻击袁崇焕为“引敌长驱,欲要上以城下之盟者”(《鸥政渔话》卷四《温体仁家书》)。一些与袁崇焕有隙的小人也趁机推波助澜。于是,京城里谣言四起,都传说袁崇焕要卖国求荣,引狼人室,“辅臣温体仁,毛文龙乡人也。衔焕杀毛文龙。每思有以报之。适廷臣梁廷栋曾与焕共事于辽,亦有私隙。二人从中持其事。焕由是得罪。时有(中)官,在围城之中,思旦夕解围,咎焕不即战。而中官勋戚有庄店丘墓在城外者,痛其蹂躏,咸谓焕抚兵养敌。 流言日布,加以叛逆。会总兵满桂,初与焕共守宁远,丙寅之役,首主弃城,为焕所斥,至是人援,令其部曲大掠近郊,皆伪称袁兵,以鼓众怨。后因败人瓮城,浸润中官,乘机谮之。上遂不能无疑焉。“(余大成《剖肝录》)阴险的温体仁通过造谣,达到了制造反袁舆论的目的。《近报丛谭平虏传》中真实地记录了当时谣言的流传情况:”当时百姓遭此大难,无可怨怼,只怨不合杀了毛文龙,一路失守,弄得鞑子犯境,于是廿九日遂风闻传进奴书与袁督师,一时谣言,几如鼎沸。“(”奴贼攻郡县蓦陵“)这种满城风雨的谣言,使崇祯帝也产生了怀疑,当广渠门一战结束后,袁崇焕要求率将士入休瓮城,被崇祯帝拒绝了。


为了彻底搞跨袁崇焕,阉党余孽又继续制造谣言。姚宗文、原抱奇在宫廷内造谣说江西道御史曹永祚抓住了刘文端等七名奸细,他们供认袁崇焕附书与其通敌,姚宗文、原抱奇二人还借此诬蔑袁崇焕”构通为祸,志不在小“(钱家修《白冤疏》)。但是当崇祯帝在第二天命大臣审问七名奸细时,却发现奸细无影无踪。当时姚、原二人还诬陷袁崇焕克扣军粮,虐待将士。御史高捷等人又把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作为了攻击袁崇焕的口实。阉党余孽的造谣攻击,更加深了崇祯帝对袁崇焕的怀疑,这时后金的反间计又坚定了崇祯帝对袁崇焕的怀疑看法。于是,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初一,崇祯下令把袁崇焕下狱。阉党余孽看到他们的阴谋已经得逞了,喜出望外,希望借此机会彻底摧毁东林党,并进一步想推翻钦定逆案,他们摇唇鼓舌,极尽造谣污蔑之能事,不仅使钱龙锡人狱,而且迫使韩煅、李标、成基命离开内阁。周延儒、温体仁做了阁臣。这样一来,崇祯登基时任命的以东林党人为主的内阁就土崩瓦解了。温体仁惟恐崇祯回心转意重新起用袁崇焕,一连上五疏,请诛袁崇焕。崇祯三年八月,在阉党余孽的喧嚣声中,袁崇焕被磔于西市,党争以阉党余孽的胜利告一段落,而东林党人与阉党的恩仇簿上又添上了新的一笔血债,使党争愈演愈烈,一直持续到了南明政权。“‘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危亡之征现矣’(《明通鉴》崇祯三年八月癸亥)「5],明朝失去了一位忠心报国的大臣,从此走向了衰亡。”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问世的三部有关辽东战事的小说中,与另外两部小说相比,《镇海春秋》完全是按照阉党余孽造谣的口径来歪曲事实的,可以说是站在阉党立场上诬蔑袁崇焕的一部小说。这反映了晚明政治小说与党争结合的紧密程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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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夏燮。明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74.




本文内容于 2008-7-30 16:35:46 被别人笑我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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