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舆万国全图》见证了清朝时期可悲的倒退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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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期利玛窦在Z国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之摹本的发现,足以证明当时明朝已经知道了全世界地图。

利玛窦(1552—1610),意大利人,1581年以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的身份来到Z国,他在世的时候明朝还没有灭亡,他辞世时清朝还没有入关,所以他是在明朝绘制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而且根据这副图的注解,也能证明Z国在明朝甚至以前的时期里就已经了解包括南美洲在内的许多地方。

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其中南美洲的一段注文称:“南亚墨利加今分为五邦,一曰孛露,以孛露河为名;二曰金加西蜡,以所产金银之甚多为名;三曰坡巴牙那,以大郡为名;四曰智里,古名;五曰伯西儿,即Z国所谓苏木也;……。”另一段注文称:“伯西尔此古苏木,……。”这证明远在明朝甚至以前的时期,Z国就曾经有人到达过南美,并给其中一个地方起名为“苏木”。同时也证明利玛窦绘制《坤舆万国全图》参考了注有“苏木”的Z国地图,而且时间还很久远,否则不会以“古苏木”为注解,而仅以“苏木”即可。

而同时期明朝地理学家的一系列著作也说明,当时明朝的知识分子已经看到了《坤舆万国全图》,并且知道了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意大利、法国等西方国家的具体位置。与利玛窦同时期的明末著名理学家章潢(1527-1608)编辑的《图书编》收录有《舆地山海全图》和《舆地图》;明末学者冯应京(1555-1606)编著的《月令广义》收入了一幅《山海舆地全图》;明末学者潘光祖(生平不详)编辑的《汇辑舆图备考》录入两幅《缠度图》等等。

《舆地山海全图》、《舆地图》、《山海舆地全图》、《缠度图》这些明代“世界地图”里包括五大洲在内的许多地理名称有采用了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的痕迹,但却在地理图形和观念上又和利玛窦的世界地图《坤舆万国全图》有所区别。由此可见,当时中西地理学家有曾过相互参考、相互参照的交流。

综上所述,无可否认的事实是Z国早在明朝就知道全世界的地图无疑,而且对西洋各国的地理位置是熟悉的。史学家在对《坤舆万国全图》的进一步研究发现,其许多地方比西方同时期地图更为准确,其中阿拉斯加的地图与现代地图最为接近。可见,那时候利玛窦在Z国绘制《坤舆万国全图》时是用了许多Z国的独立发现。所以,利玛窦的《坤舆万国全图》是“中西方”地理知识有机结合而成的,从而证明就“地理发现”的成果——“世界地图的绘制”而言,当时Z国并不落后于西方,甚至还有许多独到之处。

但自清朝入关以后,就怪事连连,清朝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重臣张廷玉所编的《明史》中虽然录有“意大里亚”、“佛郎机”、“和兰”和“吕宋”等四个与欧洲国家有关的名称,但也只知在“大西洋”中。后来经过礼部官员“查证”,“《会典》止有‘西洋琐里国’无‘大西洋’”的记载,因而这个“大西洋”的信息最后变成 “荒渺莫考”,或“其真伪不可考”了。

至于“佛郎机”一名,在清朝的史籍和各类著作中,竟然包含三个国家和一种武器四种含意。由于清朝长期分辨不清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因而一律把它们通称为“佛郎机”。后来又添了葡萄牙人所使用的“大炮”一意。在法国来华后,由于“法兰西”与“佛郎机”读音相近,法国一度也被称为“佛郎机”。以至于来华几百年的葡萄牙人也只好按照地名被称为“澳门夷”了。所有来华的欧洲人因而有时也被笼统地称为“西洋澳夷”。

明朝已经具备的知识,在清朝居然成为了“荒渺莫考”的传说,而真正货真价实“荒渺莫考的传说”却变成了清朝时人们信奉的知识——荷兰、佛兰西、英圭黎、干丝腊诸国,尚有国可考,但大西洋、小西洋,又是何国何处?《大清一统志》于乾隆八年(1743年)成书,书中所论西洋,一塌糊涂,认定西洋国可在印度洋附近,也可在西南大海中,佛郎机、荷兰与苏门答腊、爪哇相邻。四十五年后,即乾隆五十四年,和珅等奉旨编修的《钦定大清一统志》完成,外国都被列为朝贡国,西方国家就有荷兰、西洋、俄罗斯、西洋锁里、佛郎机等,地理方位、人文制度,一样的混乱模糊。明朝时期,利玛窦、艾儒略、徐光启、杨廷筠的努力真可谓全白费了。

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纪晓岚等校订《清朝文献通考》、《四夷考》中还在批判《职方外记》“所言未免夸张”,五洲之说“语涉诞诳”。更有甚者,时人平步青忿忿不平,认为明人甘受利玛窦之流奸佞小人的侮慢蒙骗而不自觉,认为利玛窦将欧洲译为“欧罗巴”,用字就有夸大之嫌,而将亚洲译为“亚细亚”,用心更为险恶,“亚”者,有“次”、“丑”、“细”、“微”等意,可见《尔雅》、《说文》等,这分明是在侮辱国人……(真不知道电视上成天吹捧纪晓岚是为了什么?)

鸦片战争失败了的时候,道光皇帝才想起让人打听清楚英国到底在什么地方。可明朝时期的《坤舆万国全图》其中清楚地标明了英国的所在位置与远来Z国的航线。受道光皇帝旨意去询问鸦片战争中被俘的英国士兵有关Z国与英国和俄罗斯距离远近的姚莹发现,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已经将海陆诸国何者接壤、孰为东西、相距远近等标示得已经非常清楚。

道光时期都已经是如此这般的惨相了,可到了清朝光绪年间却还闹了笑话……

当时的权臣徐桐,历任礼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上书房总师傅,以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太子太保,体荣阁大学士,与军机大臣会商一切事宜。此人将“算学”斥为“洋鬼子的学问”而不值一顾,《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孙子算经》、《辑古算经》、《数书九章》、《测圆海镜》、《日用算法》、《杨辉算法》、《数书九章》等等在这位权臣眼里也许连垃圾都不如,或许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决不相信”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存在”,是英、法胡谄出来的国名,目的是用虚假的国名在谈判桌上来冒领更多的好处,是英国和法国贪得无厌的表现……

若用清朝末期的“徐桐”和明朝末期跟他官位相当的“徐光启”作个比较,我们会发现虽然此二人同是处于王朝末年的重臣,但他们对待科技和西学却有着天攘之别。徐光启曾和利玛窦一起翻译《几何原本》,自1606年开始,到1607年完成。徐光启后来以他的西学研究学识而出任崇祯的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同样是位及人臣,可清朝出现了从皇帝到大臣的愚昧和无知,而明朝时期却是从皇帝重臣以及士大夫直至民间知识分子和民众都推崇西学……以著名的桐城方氏为例,方家以程朱理学传家的,这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代表之一。“到了方以智的曾祖父方学渐的时候,方家开始接受王阳明心学,方家是王学在东南地区的重要传人。” (羽陵《1629年,当Z国面对西方科学》)这足以说明,方氏拥有是中华文化的厚重衣钵。

“方以智的祖父方大镇、父亲方孔炤均学习西方天文学,他曾师从意大利籍传教士熊三拔,其著作《崇祯历书约》是明末重要的天文著作。方以智和汤若望、毕方济等很多传教士均有深交,其《物理小识》尤为杰出。而方以智之子方中通师从波兰人穆尼阁,其数学专著《数度衍》系统介绍了对数的理论和应用。” (羽陵《1629年,当Z国面对西方科学》)这一切说明,有着厚重中华文化衣钵的方氏并不排斥西学,反而是当时的西学大家。这和清朝时期的所谓“文人”完全是两个概念。由此可见,真正不接纳西学,而且排斥西学的是清朝统治以后。

由此可见,明朝社会和清朝社会里从上到下关注西学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景象,根本不是什么“清承明制”,清朝不仅没有继承明朝的科技发展,反而还出现了可悲的大倒退,而且甚至到了十分愚昧无知的地步。

这里需要提出值得注意的是,明朝崇祯皇帝在发展科技方面的可圈可点似乎被长期“遗忘”了……

崇祯二年,即公元1629年,钦天监推算日食失误,而徐光启用西学推算却与实测完全吻合。于是崇祯帝下令设立历局,由徐光启领导,修撰新历。徐光启聘请了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和罗雅谷四人参与历局工作,于1629-1634年间编撰成著名的《崇祯历书》,其中参考了欧洲都还是非常新,且都不被完全接纳的天文知识:

开普勒1619年的《宇宙和谐论》;

1621年的《哥白尼天文学纲要》;

第谷弟子Longomontanus 1622年的《丹麦天文学》。

并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用理论阐述的方式介绍了第谷的太阳系结构系统,其中的计算方法则使用了哥白尼和开普勒的西方近代几何学方法。

《崇祯历书》于1634年修编完成,而一年前的1633年在西方,被誉为近代科学奠基人之一的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他的晚年极其悲惨,而徐光启在主持遍修工作时出任的是“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这是西方和Z国明朝在天文学上的对比,可以说,Z国明朝崇祯皇帝对天文学的支持远超过欧洲。

崇祯重视西学研究的程度之高,即便明朝当时所面临十分艰危的局面,也没有动摇崇祯动用国家力量出版《崇祯历书》的决心——1629年,崇祯2年秋,皇太极避开了坚固的宁锦防线,绕道蒙古,于10月26日突破喜峰口入塞……同年,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李自成参加张存孟的起义军,后义军逐渐壮大,李自成被义军称为闯将。

可见明朝是在多么艰危的状况下费心的发展科技,大量吸收西方优秀的科技成果,值得敬佩的是这一举动对战局和国势根本没有立杆见影的转变,而这部著作确确实实的成为了明朝与西方科技交流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更值得让人回味的是,当西方正处于科技革M前夜时,明朝“西学东渐”的形式非常明朗,从皇帝到士大夫直至民间知识分子和民众都积极的参与了“西学东渐”,而明朝还没有罗马教廷这种的宗教机构压制。反观西方,1633年,伽利略被罗马教廷判处终身监禁,他的晚年极其悲惨。1634年,Z国用国家的力量修成被誉为‘欧洲古典天文学百科全书’的《崇祯历书》……

从明朝灭亡的前一年1643年来看,即便是处于科技革M前夜的西方,其科技发展还很不明朗,牛顿和莱布尼兹还没有出生,波义耳和帕斯卡不过是毛孩子,伽利略被判终身监禁,笛卡尔因为躲避教会的势力而移居荷兰隐姓埋名20年。

而当时明朝的科技代表人物徐光启则出任东阁大学士和文渊阁大学士,是相当不错的发展环境。明朝崇祯皇帝在时局十分艰危的年月里,不惜动用国家力量推动“西学东渐”,大力推崇吸收西学,提倡发展科技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另外,需要指出的是,明朝时期也是一个翻译西方典籍的高潮,共有7000余册西方典籍被引入Z国,这些书目里有:

古罗马建筑学家维特鲁维的《建筑十书》;

荷兰数学家军事工程学家西蒙.史特芬的《 数学札记》;

德国矿冶学家乔治.鲍尔划时代的巨著《 矿冶全书( 共12 卷)》;

意大利工程技术专家拉梅里的《各种精巧的机械装置》;

1611年科隆版的《原本》(拉丁文本);

罗雅各的《测量全义》;

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

开普勒的《哥白尼天文学概要》;

1601年罗马版的《地中海航海术》;

《比例规解》;

《地球表周与其直径的关系》;

雅克.贝松著的《宇宙仪》;

《皮埃尔+勒孔特发明陆,海双用几何天文测辐仪制.造与用法》;

纪尧姆.德诺吨涅《磁石测量法》;

萨拉.安吉鲁著的《神功催吐药》;

克洛德.举雷《大西洋,地中海等海洋盐度,涨落潮海流流动因果实论》……七千余册。

可惜明朝已经是朝不保夕了,伟大的科学家,经典物理学理论体系的创立者——科学巨人艾萨克.牛顿,于1643年1月4日出生于英格兰林肯郡的一个自耕农民家庭。他成年以后成为了物理学的伟人,创立了一个气势恢弘的物理王国,其影响至今仍然很深远。但此时,明朝已经十分艰危了,明朝于牛顿出生不久的1644年灭亡了。

明朝灭亡以后,德国的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哲学家莱布尼兹于1646出生…… 当西方在明朝灭亡以后的数十年中,进入科技革M全盛时期,Z国科技发展却在明朝以后却一蹶不振。

应该指出的是,作为一个极其重视西学研究的皇帝,崇祯还是可圈可点的,同时也说明明朝政F对科技发展进度和地图知识是熟知的。而清朝时期为什么作为“康乾盛世”的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元老的张廷玉居然不知道“佛郎机”在哪里;道光皇帝不知道英国在哪里;光绪时期的权臣徐桐不相信“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存在……这实在是愚昧无知到了可耻可悲的地步~!

当我们回顾明朝那段历史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我们也曾有过科技革M的前奏,也曾有过大航海的时代,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排斥西学,明朝在航海、铸造、地理发现、天文研究、数学、物理学等等重要领域进行过可贵的探索,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可惜在明朝灭亡以后的两百多年里,中华文明遭受了史无前例的大倒退,近代百年的国耻让人十分痛心,甚至有人认为是中华文明本身出了问题,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误解是不对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从来都不排斥科技与进步思想,这种误解是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为了掩盖历史事实而编造的谎言,这是十分可耻可恨的~!


本文内容于 2008-7-29 17:04:28 被98绿茶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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