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内战前半个世纪的社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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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经济领域的变化    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中年人可以明显地看到在他的一生中经济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19世纪上半叶美国出现了工业革命,并极大地改变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    1800年,当蒸汽动力、机器和工厂已经使英国成为世界上头号工业国的时候,美国仍然是个农业社会,其为数甚少的工业产品都是在家庭和小工场里用手工制造的,或者是从英国进口的。住在有2500人以上的城镇的居民数只占人口总数的6%,而且这个百分比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城市之间的商业运输大多数靠帆船。罗马帝国时代以来,陆上交通没有得到改善

经济领域的变化

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中年人可以明显地看到在他的一生中经济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19世纪上半叶美国出现了工业革命,并极大地改变了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

1800年,当蒸汽动力、机器和工厂已经使英国成为世界上头号工业国的时候,美国仍然是个农业社会,其为数甚少的工业产品都是在家庭和小工场里用手工制造的,或者是从英国进口的。住在有2500人以上的城镇的居民数只占人口总数的6%,而且这个百分比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城市之间的商业运输大多数靠帆船。罗马帝国时代以来,陆上交通没有得到改善,其实,罗马帝国的公路可能还要比美国好些。美国除了个别公路外,绝大多数是雨天几乎无法通行的土路。内河运输主要靠顺流而下的平底船,这些船一旦到达目的地,便被拆开当柴卖掉。农业技术自首批殖民者到来之后就没有发生过多大变化。一个农业工人的产值不比一个多世纪之前的高,有些地方甚至还低些。离居民中心或通航河流数英里以外的农场,基本上都以维持自己的生存为目的,因为缺乏适当的运输工具,农产品难以进入市场。

1812年(美英)战争之后,这一切开始变化。在这之前,美国各殖民地和州的经济曾有过经济学家们所称的“粗略”增长:即使经济增长率略高于人口增长率的话,也是微乎其微的。1815年以后,经济有了“集约性”的增长,即财富和产品的增长率超过了人口增长率,也就是说,人均产值有了增长。我们没有精确的数据反映1840年以前美国经济的发展情况,但1840年以后(也很可能自1815年之后),人均产值年增长率为1.5%——每45年足可翻一番。

19世纪前半叶的经济,既有数量上的变化,也有质量上的变化。在经济结构和技术没有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人们能够想象,经济可以出现密集性增长。以农业经济为例,如果有了更肥沃的土地,或者更有效地利用了传统的耕作方法,人均产值也可能提高。在1800年至1860年,南部各州的经济发展就是这样。但在这一时期,北部的经济则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即数量和质量上的发展。所以,下面有关经济发展的分析,主要适用于北部。 [ 注:“南部”指各蓄奴州,“北部”指各自由州,但在南北战争期间,由于四个“边界州”,即特拉华、马里兰、肯塔基和密苏里未脱离联邦,所以也包括在北部。这四个“边界州”,再加上弗吉尼亚、北卡罗来纳和田纳西,有时也称之为“上南部”,其它蓄奴州称为“下南部”或“植棉南部”。“区域”或“区域性的”,根据上下文内容,指的是蓄奴州或自由州,以及两者的比较或关系。“地区”指的是每个“区域”内部几个州组成的较小的集团。“新英格兰”和“中大西洋州”(纽约、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有时统称为“东北部”。“老西北部”或1846年获得俄勒冈领土之后的“中西部”,都是指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和俄亥俄河以北的各个州。“东南部”指阿巴拉契亚山以东的各蓄奴州。“老西南部”将指阿巴拉契亚山以西的蓄奴州,不要把它和“新西南部”,即1848年从墨西哥割取的领土混淆。 ]



交通运输的变化

最先也可能是最重要的质量变化在交通运输方面出现。1800年至1830年是早期美国史上的收费公路时代。建筑队新建或改建了数千英里的全天候铺石公路(用岩石或碎石铺设路面的公路),其中绝大多数在北部各州。收费公路时代与运河时代相交迭。运河时代以伊利运河取得惊人成就而开始。这条运河由奥尔巴尼至布法罗,于1825年竣工。到1850年,美国已有3700英里的运河,其中大部分也在北部。运河时代又和铁路时代相衔接。修筑铁路的热潮始于1830年由巴尔的摩向西的第一条铁路通车之后,到1850年代,这一热潮达到了高峰。在1840年,美国就有3328英里的铁路了,比最早拥有铁路的英国还长。到1860年,美国的铁路长度已接近31000英里,相当于世界其它各国铁路的总和。

这几十年也是内河汽船的伟大年代。第一条汽船是罗伯特·富尔顿于1807年发明的,成功地应用于哈得孙河的航运。1812年战争之后,这一形式的运输业发展迅速,并且成为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主要交通工具。在1815年,用于内河航运的只有十多条船,而到1860年,就有约3000条船了。1840年代,为适应汽船的航运需要,运河加深和加宽。这种明轮轮船也用于五大湖。海洋运输的汽船在内战之前也出现了,但总的来说美国的近海商业运输仍主要靠帆船。

运河、铁路和五大湖航运业的发展引起了各地区间关系的变化。1840年以前,地区间的贸易是顺着南-北方向进行的。大西洋沿岸的航运和俄亥俄-密西西比河的航运网决定了地区间贸易的格局。但主要的运河和铁路大多是东-西向的,它们把东北部和老西北部联系在一起。到1840年代,五大湖-伊利运河一带的运输量已超过了密西西比河的运输量;到1850年代,东-西方向水域和铁路的运输量已是南-北河运量的两倍多。贸易格局的这一变化加强了自由州之间的区域性联系。这一变化对在1861年南部退出联邦的危机中加强自由州团结和共同对付南部起了作用。

19世纪的美国人把他们的交通设施称为“内部改良”;现代经济学家则把它们称为“社会间接资本”。这是一种基本投资形式,由于建筑期长,不能很快收到效益。实际上,投资者最终获得的直接利润少,甚至没有,但由于改善了交通状况,整个社会受益大。私人资本往往不愿或无力承办这类建设项目,所以大部分的运河是各州政府开凿的,新英格兰以外的公路大多数是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修建的。用私人资本修筑的收费公路由于无利可图,最后大部分由各州政府接管。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还疏浚港湾和河道,建筑河堤并用其它办法来改善和维护内河航运。尽管大部分铁路是用私人资本建筑的,但许多市和州的政府及联邦政府都用贷款、授予土地和提供发行证券保证等方式给予重要支持。

不管我们把这些投资称为内部改良,还是社会间接资本,其结果是为经济的集约性发展提供了基础。这些设施减少了运输所需的时间和费用,并使区域间市场经济的出现成为可能。在1817年,把货物从辛辛那提航运到纽约要花50多天的时间,到1852年只需6天。在同一区间,乘客的旅程时间从三个星期减至两天。现在,西部农民已有可能把农产品运到购买力强的东部销售了。在1818年和1858年期间,1桶(31.5加仑)西部产的猪肉的批发价在辛辛那提和纽约的差价已从9.53美元降到1.18美元。在同一期间,这两地的西部产的面粉差价也从每桶2.48美元降至0.28美元。许多货物的价格下降使美国的批发价指数在这40年里下降了40%,生活费指数下降了约15%。



粮食生产的增长

由于出现全国性的市场,交通运输的改善促使农场主和制造商生产走向专业化和批量化(即高产量低单位成本)。在南北战争爆发前40年里,粮食总产量翻了四番,其中出售的商品粮(即非自给粮)所占的比率提高了近一倍。尽管1820年-1860年期间农业劳动力由占全劳力的76%降至57%,农民仍能养活迅速膨胀的城市人口。在这40年里,城市人口的增长速度比农村人口快三倍。1820年城市人口只占总人口数的7%,到1860年就增加到20%。这是美国历史上城市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

粮食产量的增加与这一时期许多农业技术的改革是分不开的。在1800年前的数百年里,农具没有多大改进。某历史学家曾写道,“(美国)殖民者在粮食种植、收割和脱粒技术方面比《圣经》时代好不了多少。”但是在19世纪上半叶人们发明了多种畜力牵引的农具和机器。用另一位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农业技术革命化了。”

最早的发明是1810年代的铁铸犁板和1830年代的钢制犁。1820年代初还有人发明了几种播种机、耙犁和中耕机。这些发明使一个农民的耕种面积扩大了,这实际上使农业生产的主要障碍——收割问题更趋严重了。农民的种植能力超过了收割和脱粒能力。所以,1830年代弗吉尼亚的塞勒斯·麦考密克和缅因的奥贝德·赫西发明的马拉收割机是19世纪最重大的发明之一。使用这种工具,两个男人加一匹马的日收割量与使用配禾架大镰刀的8个男人或用小镰刀的12个男人的收割量相等。但是,如果脱粒能力不能同时得到相应提高的话,那么生产力在这一点上的飞跃也没有多大意义。好在1834年缅因的约翰和希兰·皮茨成功地发明了马拉的脱粒机和扬谷机。到1850年代,北部各州的农民已经克服了他们的传统的保守观念,购买了数以千计的由中西部工厂批量生产的新式机器。这种用机器和马代替人力劳动的变化使美国的农业由过去的劳动密集型开始过渡到今天的资本密集型。



美国的工业生产法

制造业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以自给和供本地市场为目的的家庭手工业于1815年达到了高峰,然后就让位给了以供应地区间的和全国性的市场为目的的作坊和工厂。像英国一样,美国工业革命的先锋也是纺织业。1810年代,在马萨诸塞州的沃尔瑟姆引进动力织机之后,工厂生产法(即具有不同技能的挣工资的雇工在同一个大建筑物里使用动力机器,共同生产某种产品)开始在纺织业中实行。从1817年到1837年,新英格兰地区的纺织品年产量从400万码增加到了3.08亿码。

1830年之后,随着发明家和企业家发明了新式机器和使用了新的生产组织方法,工厂生产法逐渐扩展到了其它工业行业。当然,在上述许多领域里,英国是开创者。其它西欧国家在基础科学和早期的工业技术方面也都比美国先进。但是美国的工商业者和技术人员很像今天的日本人,善于消化外国的技术为自己所用,通过一系列改革使技术加以改进。这样,尽管纺织机械的基本技术是英国人发明的,但1820年代和1830年代的革新工作大多是美国人作的。1840年代马萨诸塞州的伊莱亚斯·豪发明的缝纫机可算是美国对服装业的最重要的贡献。

美国的机械比欧洲的同样机械更能适应变化。美国人造的纺织机既廉价又轻便,而且常是木制品。这使英国的工程师们大为吃惊,因为他们造的机器都是金属的,可使用数十年。但是美国这种貌似荒唐的做法还真是顶事。工艺技术发展得如此迅速,过了几年,美国的机器破旧了,花不了多少钱就可以更换更先进的机器;而英国的机器因为更坚实、更贵,就不那么容易废弃了。“任何新技术都很快被引进来,”一位于1829年访问美国的外国人这样写道。“这里毫不墨守成规,美国人一听到‘新发明’这个词,便立即竖起了耳朵。”

及至1840年代,美国已部分扭转了早期以来欧洲向美国输出工艺技术的趋势。英国的企业家们发现,他们能够从大西洋彼岸新崛起的对手那里学到许多东西。用机器批量生产通用零部件的做法要算是美国佬对工业革命的最重要贡献。英国人把它称为“美国式生产法”。这是一种具有革命性的创见,19世纪初首先施用于武器生产。过去,一支步枪的每个零件都是技术工匠特制的,所以每支步枪都是独一无二的创作,其零件与别的同类步枪的零件不尽相同。这样,步枪(或别的产品)的生产过程很慢,需要许多技术工人。产品的价格昂贵,而且其零件一旦损坏,必须由技术工人配制新部件,花费甚大。但是,如果零件都是用机器大批生产出来的,同类步枪的零件就可通用了。这样,生产成本和替换零部件的费用就降低了。最初,由于机器工具粗糙,生产出来的零部件不能完全一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机器工具工艺的改进,美国式的批量生产法得到了推广,并用来生产数十种产品,其中包括钟、表、钉、螺钉、螺母、螺栓、锁、家具、犁、靴和鞋,甚至还可以生产大型产品如蒸汽机、火车头和麦考密克收割机的零部件。

美国的这些机器制品成了1851年伦敦水晶宫国际展览会的奇迹。美国的武器生产法给英国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于是他们从美国请来了工程师和机械师,帮助他们改建恩菲尔德兵工厂,生产军用来福枪。(十年后这个兵工厂为美国南北战争的参战双方生产了数以千计的来福枪)。1850年代英国也派一些工业团体前往美国参观工厂,并于1854年邀请发明六响左轮手枪的康涅狄格州人塞缪尔·科尔特到英国议会说明情况。科尔特在他的解说词里用一句话总结了美国工业生产法:“任何东西都可以用机器制造。”这一信念使美国在19世纪后半叶前期成了机床工艺的世界领袖。美国人在发明现代机床的先驱六角车床和铣床方面,起了尤其重要的作用。


美国现代化的社会因素

美国的工业很像其农业,从一开始就是资本密集型的,而不是劳力密集型。这有四个基本原因:缺乏劳动力,尤其是技术劳力;自然资源丰富;群众的教育和文化水平高;对于革新持开放态度,热心于发明创造和实验。

由于美国人口密度低,有边疆廉价土地可以开发和经济迅速发展,劳动力总是供不应求,结果美国的工资水平高于欧洲。劳动力的短缺和昂贵促进了工艺技术的改革,以便用机器来代替人力。

美国与欧洲相比,如果说它的劳动力既缺少又昂贵,但其主要的自然资源,尤其是水和森林,则正好相反。水利是新英格兰纺织厂的动力;木柴是汽船、火车头和一些工厂的蒸汽机的燃料。美国的森林也为机械、船只、铁路枕木和汽车及其它许多方面提供了大量的廉价的建筑材料。而欧洲森林资源贫乏,木材的价值高昂得多。就像土地廉价而形成的雄厚资本刺激资本密集型农业那样,丰富的原材料和动力刺激了资本密集型工业。

教育和价值观在美国的经济发展中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不把奴隶人口计算在内,美国在1850年的识字人数比率(89%)和在校学生比率,除瑞典和丹麦外,是世界上最高的。在各自由州,每个州的比率都高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而新英格兰地区又独占鳌头。外国观察家指出,教育在培养美国工人“适应能力强的多面手”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854年,一个访问了美国的英国工业团体报道说:“由于受到了比欧洲的绅士阶层高得多的教育,美国的青年工人能迅速学会工艺技术,并且决不满足于只掌握其行业的部分业务,力求精通其全部。”“在他们的面前,有许多因为解决了经济和机械的问题而获得利益并得到提拔的聪明人作为榜样……在那里,至少在新英格兰各州,凡是具备正常能力的青年工人,没有一个不想创造发明某种技术或改进生产方法的。”美国的许多新工艺就是工人自己发明的,例如缝纫机就是波士顿的机械工伊莱亚斯·豪发明的。

美国人不像欧洲人那样墨守妨碍变革的传统和陈规旧习。革命的传统和共和主义思想使他们感到自己是一个新型的、与众不同的人。他们有意识地使自己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他们重视变革而轻视传统,他们公开宣称自己信仰“进步”、“发展”和“改革”;他们表现了“一往无前的精神”,相信“九霄云外才有止境”。1840年代的美国民族主义者曾欢呼:“我们是代表未来的人民。”“习惯势力已失去了势头,时间和变革才是赛场上的冠军。”这种乐观主义和乐于实验是美国人革新才能的基础。

许多美国人把机械化看作是促进道德和实现民主平等的手段。一位笃信宗教的人说,铁路的出现是上帝为了“加快人类活动,将能量和活力输送到以前荒僻的地区,增设城镇和村落,并使教堂和学校星罗棋布”。1851年,一位作家在《科学的美国人》一书肯定地说;“每一种新的和有使用价值的机器,不管是新发明的还是改良的,将给所有的阶级,不管其穷富,都普遍带来实惠。”辉格党的政治领袖威廉·西沃德相信,“平民政府将沿着蒸汽机和电报机发展的脚印前进。”一位早期经济学家声称,因技术的进步而导致的产品产量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标志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互平等的趋势。”

南北战争前的美国正经历着今天的社会学家们所称的“现代化”过程:对社会间接资本进行大规模投资,使地方性的自给自足经济变为全国性的一体化市场经济;进行技术革新和使劳动密集型生产变为资本密集型生产,从而提高人均产值;工业部门以比其它经济部门都快的速度发展;农业生产率的提高使农民有可能供养更多的城市人口,从而加速了城市化;教育、文化和大众广播通讯的发展;重变革、轻传统的价值观的确立;历来适应农村村落情况并以世袭决定人的社会地位的亲族关系体制发生了演变,成为流动的、整体化的、不讲私情的、由才能决定社会地位的多元化社会。在19世纪中叶的数十年间,美国(不包括南部)在上述大多数方面是世界上现代化速度最快的国家。



现代化的思想意识

美国现代化的根源是与新教伦理道德相联系的价值观。差不多一个世纪前,德国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在他的名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里就注意到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韦伯感到奇怪,为什么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信仰新教的,特别是信仰加尔文教?他从加尔文教的教义里得到了解释:教旨认为上帝是有选择地拯救灵魂的;相信世间的成功是上帝恩宠的标志;相信上帝的“感召”的人们在感召下从事各种职业,不管其职业高尚或卑贱,在上帝的面前都一律平等,因而勤奋工作是一种神圣的职责;反对浪费,认为财富应该用来为上帝争光,上帝将通过其仆人施恩于人类,人类不应该挥金如土,骄奢淫逸。把这些信念综合起来就形成了韦伯所称的“现世的禁欲主义”的价值观,也就是刻苦工作、勤俭节约、自尊自重、忠实可靠、自我约束、自力更生和为实现长远的目标而不惜放弃眼前的利益。这一价值观最适宜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

在更为世俗化的时代里,这种价值观已变成了职业道德。但在19世纪,它仍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由于英国和美国的清教教会(包括17和18世纪的清教支派公谊会和唯一神教会)大力提倡这种价值观念,所以有时它也被称为清教道德观。在清教的教义、训条和教规里包含了《圣经》上的语录和格言,强调工作是上帝的光荣,懒惰是恶魔的工具。例如:“克尽职守乃是上帝的召唤”(《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不劳作者亦不得食”(《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三章第十节);“不义之财会减少,劳动所得之财会增多”(《箴言》第十三章第十一节);“勤劳者将为人上人;懒惰者将为人下人”(《箴言》第十三章第二十四节);“魔鬼专找懒汉去为非作歹”(艾萨克·瓦茨)。

这些格言也被收进了教科书和大量发行的“成功之道”一类的书籍。后一类书的宗旨是宣传只要刻苦工作,做出成绩,自我节制和勤俭节约,就能取得成功。其中很多作者是教士,他们对读者的教诲可以用新英格兰的一位教长的话来表达:“宗教教导你,勤奋是你对上帝应尽的神圣义务。上帝的要求是:‘事职须孜孜不倦!’”美国的教科书,尤其是广为采用的诺亚·韦伯斯特编写的“缀字课本”和长老会教士威廉·霍尔姆斯·麦古弗编写的“读本”,都反复讲述同样的训条:“保持勤奋将使你达到任何目标。”

清教的工作道德观念一般在新英格兰人中间最为强烈,在公理会教友、唯一神教徒、长老会教徒和公谊会教徒中间则尤其强烈。所以新英格兰成为美国现代化中的先锋地区,并且在企业家和发明家中具有加尔文教背景的新英格兰人所占比率超乎异常,并不是偶然的。


现代化与改革

北部新教的现代化精神还引起了南北战争前一些重要改革运动,如节酒、兴办教育和反奴隶制运动 。这些运动来源于19世纪头30年新教复兴运动延续下来的“第二次大觉醒”运动。许多福音派新教徒,尤其是有北部背景的教徒,在传教团热情的鼓舞下,决心不仅要改造有罪之人,还要使社会纯洁,清除酗酒、卖淫、愚昧,特别是蓄奴制度。福音派教徒希望首先通过人的改造来改造社会,也就是向人们灌输新教的道德观念——即勤奋、虔敬、自觉、节俭和通过自我约束达到自我进步。



节制饮酒运动

节制饮酒运动体现了上述改革主张的全部内容。19世纪初,美国人的烈性酒饮用量大得惊人:相当于现今人均用量的三倍。任何社交场面,若无狂饮,则不足以尽兴。酒很便宜,而且多数地方不征税。它还是人们吸入热量的重要来源之一。许多人每天喝一及耳(四盎司)威士忌或朗姆酒,约翰·亚当斯在早餐前必定要喝一品脱烈性(含20%酒精)苹果酒。到美国访问的欧洲人对美国人“每隔半小时至数小时便喝些酒的习惯”都表示惊讶。

节酒运动就是针对这种酗酒现象而兴起的。它开始时是一种地方性的宗教和道德改良行动,到1830年代就形成了全国性的声讨运动。在其鼎盛时期,即1836年,美国节酒协会(一种地方和地区间的联合会)号称有150万会员。但不久之后,该协会就在节酒或禁酒的问题上分裂了。最初,节酒运动是主张节制饮酒,但到了1830年代,其激进派极力主张禁止一切含酒精的饮料。由于要求参加该组织的人完全戒酒,到1840年,其成员大为减少。

直到此时,节酒运动仍属于中产阶级新教教徒的运动,它试图通过说教,将其自制与自我约束的价值观灌输给整个社会。在这一点上,节酒运动有利于现代化进程。在工业化社会形成之前,劳动制度是按计件而不是按计时决定的。例如某些工匠在集中精力干完一件工作后就停工数日——很可能是将其时间和钱化在饮酒上。这种不规则的劳动制度不适用于有规律的工厂节奏,因为机器作业要求工人守时、可靠和自制。劳动制度逐渐由计时代替了计件。钟表的大量生产推动了这一转变,而且钟表本身就是美国式生产方法的一项成就。英国和美国的节酒运动都与工业革命同时发生,这决不是偶然的历史巧合。许多雇主为了培养工人的纪律性和坚定性,都支持节酒运动,有的还明令禁止其雇工在工作时或下班后饮酒。

许多工人,尤其是爱尔兰和德意志的移民工人曾反对和抵制节酒运动。但到1840年,一些有经验的新教工作者曾向他们灌输节酒观念,并且建立了“华盛顿节酒协会” [ 注:该组织以乔治·华盛顿的名字命名是为了表达他们的爱国热情和支持共和体制的主张。 ] 。到1847年,其成员已发展到60万之众,他们都自豪地宣称自己克服了酗酒。节酒运动在1840年因用强迫命令代替劝说而衰落了,此时“华盛顿节酒协会”又使它恢复了活力。1846年,缅因州第一个通过了禁售烈性酒的立法,此后十年有15个州通过同样的立法。

但是这一法令并没有能认真执行,许多州的法院最终把它撤销或加以控制。节酒运动取得的辉煌成绩,都是道德启发和自觉戒酒的结果。从1830年到1850年,人均酒精消耗量下降了四倍。而在同一时期,咖啡和茶叶的人均消费量则增加了近一倍。这些思想变化是同人们的劳动道德观,如自制、遵守时间和忠实可靠相联系的,其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教育改革

南北战争前的另一个重大改革是公共教育事业。经济学家认为,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手段,是发展经济和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教育投资会暂时把青年人从劳力中抽出来,但从长远来看,则提高了他们的适应能力、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1853年,某企业家写道:“聪明的劳动者为其所在企业创造的资本比无知识的劳动者要多得多。”如前面提到的那样,英国工业家认为美国工人的适应能力和美国工业技术的高效率是由于美国的教育和文化水平的提高。

像现代化的其它方面一样,教育的发展也与新教教义有很大关系。清教徒十分注重提高阅读《圣经》和理解教义的能力,这使新英格兰社会成为17世纪世界上文化程度最高的。18世纪,信仰长老教会的苏格兰和路德教派的瑞典的教育也赶上了新英格兰,同样是因宗教在起作用。在19世纪的美国,教育水平的提高主要归功于新教各派。新教的影响甚至浸透到公立学校里。

早在1830年,新英格兰和纽约州已至少在其四分之三的人口中间建了公立学校制度。在别的地区,尽管地方免费学校、教会学校、私立学校、学校培训班和家庭教师等结合为一体,能够为大多数白人提供教育,但基本上没有新英格兰和纽约两地的那种公立学校制度。即使在这两地,这种制度也是不正规的,基本上没有正规的师资培养场所,教学水准各不相同,学生不分年级,并且很少有人在上完小学后继续升学。

19世纪30年代初,在新英格兰的一些进步人士、特别是霍勒斯·曼的推动下,教育改革运动扩展到了北部的许多地方。作为马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的秘书,曼领导推动制度不健全的公立学校制定规章制度和教师专业化的运动,并将这一改革信息传播到了别的州。他于1839年建立了第一所培训教员的“师范”学校。在此后20年里,北方另外几个州也都建立了这类学校。马萨诸塞州还带头进行了下列改革:使各年级的课程标准化;1852年通过了第一个义务教育法,并将公共教育扩展到中学。到1860年,大多数北部的州建立了至少是8年一贯制的公立学校体系,在5至16岁的儿童中,约有四分之三在校上学。1850年代,南部某些州尽管也进行了某些教育改革,但在内战之前,那里仍无有效的公立学校体系。

1857年,马萨诸塞州主管学校的负责人曾写道:教育的基本任务之一是“通过每天灌输伦理道德和宗教信条”,“培养组织纪律,遵守时间,坚忍不拔和刻苦勤奋的习惯”。由此可见,当时的教育尽管还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许多教育改革者已开始用更为世俗的眼光来看待学校的作用。尤其是霍勒斯·曼,他已经用现代化的观点来看待学校,认为学校是使经济增长和社会变化的动力。1848年他写道:“教育是使国家资源发展或扩大的伟大动力,它比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中提到的任何一种生产因素都更强大,是一个国家的总财富中最有效益的资本。”学校教育还给予贫民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所需要的价值观和技能,从而也提高了他们的经济地位。教育“更能使穷人消除对富人的仇恨,并能使他们摆脱贫困”。这一说法可能过于乐观,但确实反映了美国大多数人把教育看成是提高社会地位的手段。

当然,学校不是进行教育的唯一场所。除了家庭和教会外,还有许多传播信息和思想的渠道。在公共场所进行演讲就是最重要的渠道之一。改革者们发现,演说是传播其思想的最有效的方式。马萨诸塞州的教育家乔赛亚·霍尔布鲁克于1826年创建了美国科学和艺术学会,这是第一所成人教育机构。它组织演讲者到全国各地的城市和村庄就任何一个可以想象的题目进行宣讲。

使19世纪时任何别的通讯工具都相形见绌的是报刊。美国的报刊普及率是世界之最。1830年以后印刷技术的进步使报刊发行量猛增。1835年第一部蒸汽印刷机问世,它使一架印刷机的印刷速度从每小时印200份猛增到5500份,再加上造纸机和切纸机的发明,报纸的价格下降,其结果是发行量大增。在1820年代,一份报纸的售价是5-6美分,十几年后花一美分就能买到数份纽约报纸。由于铁路的发展,城市里的日报能够为农村出版星期周刊。到1860年,霍勒斯·格里利的《纽约论坛报》的星期周刊发行量已增加到20万份。1844年以后,电报机的大量生产,实现了远距离的快速通讯,并在1848年成立了美联社。1825年至1840年,报刊发行量翻了一番,到1860年又翻了一番,总发行量达到33万份。发行量的增长速度是人口增长速度的两倍。到1860年,美国的报纸数量是英国的两倍——也几乎是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



现代化与民族文化的紧张关系

美国社会的各民族集团并非完全一致地参与现代化进程和接受现代化的价值观。反对最强烈的是在南部地区(见第二章)。在北部,主要有下列两个集团反对现代化的各个方面和新英格兰的新教徒在现代化中形成的霸权。天主教徒,尤其是其中的爱尔兰人;美国中西部的南方人,其中多数是来自蓄奴州的移民后裔。



天主教与新教的价值观

19世纪,住在爱尔兰本土和美国的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其文化价值观在许多方面是与现代化对立的。贫困和受压迫的经历使他们产生了深沉的近似宿命论的悲观主义思想。既然别人占有了全部财富和权力,自我约束、自我克制和期待未来的做法也就毫无意义了,许多爱尔兰人都不相信改革即“进步”能改善个人或社会境况。

罗马天主教的教义也助长了这种保守思想。1859年有个信仰天主教的知名人士写道:“现在过于强调所谓社会进步或文明进步的重要性了。对于那些信奉上帝和来世的人来说,这两者都没有多大价值。”教会反对以新英格兰地区的新教思想为温床而蓬勃发展的改革潮流。天主教的领导人说,这些改革运动“是完全违反过去的原则和信条的,也是违反当今的伦理、宗教、社会和政治的常规的”。“激进的新教主义精神”已经“污染了我们整个社会,并使一大部分公民变成了疯子。”1856年纽约天主教报纸说,在这种狂热思想的蛊惑下,“数年来这个国家正在朝着导致革命的方向滑下去”。1846年至1878年的教皇庇护九世为教会反对现代化和自由主义的立场定了调子。他在他的《谬误之种种》一文里说:“以为罗马教皇能够并且应当附和及赞同进步、自由主义和现代文明的想法是错误的。”

这些伦理的和宗教的价值观使保守的、反变革的天主教居民和具有现代化和改革思想的新英格兰新教居民之间产生了隔阂。阶级的差异又加深了这种隔阂:本地出生的新教居民位居中、上层阶级,而爱尔兰的天主教居民则处于下层阶级。双方都以猜疑的眼光看待对方;而这种猜疑在1840年代大批爱尔兰人和德意志人涌进美国之后更为加剧。新英格兰人的某些改革如提倡节酒和公共教育的运动,曾试图将中产阶级的新教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强加给天主教居民,但是,尽管本地或英国移居来的新教居民节制饮酒。而爱尔兰和德意志移民仍酗酒严重。移民儿童的入学率在1850年只占当地居民儿童的三分之一。信仰天主教的父母们对于在公立学校里读《圣经》(钦定本)和背诵新教祷词的做法十分不满,从而在1840年代开始建立天主教教区学校的运动。



中西部:“灰胡桃居民”与新英格兰居民的对立

中西部南方的“灰胡桃居民”组成了另一个反对现代化的特殊文化群体。美国向西移民的路线大致与纬度线并行,所以中西部南方的居民大多来自上南部和宾夕法尼亚,北方的大多来自新英格兰和上纽约州(这里的居民也来自新英格兰)。这两股移民在中西部中部的俄亥俄州、伊利诺伊州和印第安纳州会合。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油与水的关系。“灰胡桃居民”(这样称呼他们是因为他们穿的家织布是用胡桃或核桃汁染色的)大多是来自南部的卫斯理会教徒和浸礼会教徒。他们在这里发展了以种植玉米、养猪和酿制威士忌酒为主的农业经济。这里的交通网与向南流的俄亥俄河和密西西比河的支流相联接,所以他们的经济和文化是倾向于南部的。

在中西部的北半部定居的新英格兰人来得晚些,他们发展的是一种商农结合的多种经营经济。这里的经济发展得较快,到内战爆发前的20年间,北半部比南半部更为繁华。它的贸易是沿着新开凿的运河和新建的铁路网发展的,于是它就和工业化的东北地区联系在一起了。在中西部各州,新英格兰人控制了一些重要的经济部门,如银行、铁路、商业、工业等等。他们也开展了节酒、反奴隶制等改革运动等。及至1850年,新英格兰人居住区的几乎每项现代化指标,包括人均财产、经济增长率、学校和文化程度、铁路和商业、城市化速度、技术革新及对于社会和经济改革措施的支持等,都高于灰胡桃居民区。灰胡桃居民对于他们心目中的新英格兰人的经济霸权和“清教”文化的扩张十分反感。他们顽固地敌视银行、公司、节酒运动和黑人,所以在这些州里,政界在银行法、公司章程、节酒法规、反对蓄奴的宣传和反对黑人的措施等问题上斗争十分激烈。



政党与现代化的关系

到1830年代,美国的两党制作为美国政治的永恒特色已经确立。19世纪上半叶有关现代化进程的各种争议,促使两个政党及其各自的选民确立了思想立场。民主派人士继承了杰斐逊的主张,即扩大州权、限制中央集权、继续传统的经济程式及主张宗教多元化。辉格党人士继承的是联邦主义,主张民族主义、中央集权、经济革新和在现有各新教派别的旗帜下统一文化思想。北部的天主教徒和灰胡桃居民坚决支持民主党,新英格兰和英国出生的新教徒则组成了辉格党的强大的选民队伍。在天主教或灰胡桃居民稀少的地区也出现了不同的但又类似的格局。在某些州,如亚拉巴马州和新罕布什尔州则不同,辉格党在城区和与交通线及市场经济相联系的富裕的农业地区占有绝对优势。新罕布什尔州的商人、技术工人和亚拉巴马州的商人、大种植园主多数倾向于辉格党;而与市场经济联系不多的贫瘠地区的农民则倾向于民主党。其它各州也存在着类似的格局,尽管常有些显著的例外。

如果从这一格局就得出一个结论,认为辉格党是主张现代化的党,而民主党是主张继承传统的党,那么,这一结论来免过于简单化了。辉格党希望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支持内部改良运动并给银行发特许证,以此来促进经济的增长;而民主党,特别是在1840年以后,反对银行、公司等有利经济发展的机构,因为他们害怕一旦政府用立法手段确立这些机构的经济特权,平等权利可能受到威胁。支持节酒运动、公立学校、黑人权利和监狱改革的大多是辉格党人;反对者大多是民主党人。辉格党人大多具有促使工业化和城市发展的企业家伦理观,而民主党人大多则保持了杰斐逊在农业方面的对立传统,至少在这方面是忧心忡忡的。多数辉格党人对未来充满信心,而多数民主党人则害怕未来。用历史学家马文·迈耶斯的话来说:“辉格党明确地道出了美国人的希望”,而民主党“则表达了他们无休止的忧虑和怨恨”。表1.3列举了1832年至1849年期间7个州(新罕布什尔、新泽西、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弗吉尼亚、亚拉巴马和密苏里)的议会议案表决情况,有助于说明两党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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