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徐葆耕曾经从历史观的角度来反省战争电影和时代的关系:“电影的霸权是一种温柔的暴力,现代中国60年代以下的人对日本侵华的记忆,70%来自电影或其它,30%来自教科书,《地道战》、《地雷战》、《铁道游击队》、《平原游击队》构建了抗日历史。”


1949年以前,美国电影一直是中国电影的直接参照体系,1949年以后,美国电影一律不能进口,所以中国的战争电影受前苏联影响更为明显。新中国初期,国家不仅派学生去前苏联学习理论技术,国内整个电影体制也是专门邀请前苏联专家来设计,其中就包括管理单位,生产单位和电影学院。


1949年至1966年之间的电影史实,就形成了“十七年电影”,其影响延续几十年而至今。“十七年”形成了以前苏联为主的新的参照体系。一方面,题材取向基本照搬前苏联,主要是过去已经发生的战争题材;在理念和观念形态上,政治优先。电影工作者很自觉地通过对英雄人物光辉形象的放大描述,来讴歌社会主义。观众所熟悉的如:《巍巍昆仑》、《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长征》等片在人力、军力方面投入巨大,战场气势恢宏,但也继承了前苏联影片面面俱到,主次欠明的缺点,尤其缺少对人物的纵深塑造,在中国和前苏联的全景式电影中,塑造的主要人物基本上仅仅是双方高级将领,并且性格特点也很单一。


至今看起来颇有几分亲切的老片《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等都是在那个时期完成的,《南征北战》的特点在于着重表现场面宏大、气势磅礴,是向前苏联学习的典型。而《董存瑞》、《铁道游击队》、《赵一曼》等影片则是从人物的“高、大、全”入手,在历史原型的基础上又重新雕塑了一座座新的革命人像。这一时期的战争片,人物不仅具有地道的农民气质,同时也被赋予浓厚的英雄色彩。


“文革”后,出现了《大刀记》、《延河战火》、《我们是八路军》、《大河奔流》等10多部革命战争题材的影片,作为时代的“过渡型”影片,电影除了照搬苏联模式,依然缺乏生活的真实感,甚至沾染着浓浓的“文革”气息。


但是在第五代导演正在成长摸索的时候,老一辈的导演中也有人依然保持着创作的激情,把在“文革”中对世界变化的反思进行了新的理解,并且有意识地剥离电影中人物“神性”的一面,在原来的模式上朝人性靠近了一步。这种自觉是出于当时整个社会自然的诉求,在“商业电影”没有成为新概念进入时代观念时,这样的自觉可谓是时代的进步。《小花》、《归心似箭》、《曙光》、《从奴隶到将军》等片是这批表现战争电影的代表作,其中艺术成就最高,在人性探索上走得最远的要数《小花》,导演黄健中曾经在创作总结中表示,《小花》的创作和拍摄,从内容到形式的探索都带有一定的“叛逆”,原作本来是对战争进行正面描写的,而电影却把战争作为背景,把人物命运退到前台,在“情”字上下了很大的功夫。


从1985年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第四代”导演作为一个群体逐渐淡出中国电影的历史舞台,“第五代”则在历史的转型中走向成熟,中国战争片在朝商业大片迈步的同时,创造了一批优秀的正面表现战场的战役型影片,以《大决战》为典型,影片讲述了1948年到1949年初,在东北、华东、华北地区进行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对过去这一重大史实有了比较全面的再现,无论从气势还是规模上都是空前的。这部影片和苏联电影《解放》有许多相似之处,可以说,是中国战争片深受苏联影响的又一例证。


为了保护国产电影的利益,中国电影市场在90年代后采取了电影配额制度,以行政手段规定国产电影的放映时间,并把每年引进好莱坞大片的数量控制在10部以内。在此期间,出现了冯小宁、叶大鹰等对中国题材的战争电影有新认识的导演,《战争子午线》、《红河谷》、《黄河绝恋》、《紫日》、《红樱桃》、《红色恋人》等电影的出现为中国战争片向商业化靠拢以及从人性角度为战争重新解读往前迈进一步,虽然这几部电影并不是部部叫座,但是却有着继往开来的历史意义。


《红樱桃》拍摄于1995年,正值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这部战争题材的电影虽然延续了过去女性遭受伤害的主题,但是片子有意识地使女性身体裸露,也毫不避讳杀戮的场景,枪杀一名女教师的方式很容易使人想起斯皮尔伯格《辛德勒名单》里对枪杀女工程师的处理,而年少的楚楚虽然没有被战火淹没,但是德军在她身体上所做出的伤害却比死亡本身显得更残酷,这样的视觉比过去中国战争片直观地表达战火风云更震撼人心。


作为主流转变中的支流,《鬼子来了》以中国战争片中的异数以“沉默”的姿态登场,但是这并不影响它作为中国战争片一次成功的尝试,或者说,一次相当漂亮的“叛逆”。有人认为电影第一次消解了以民族国家为主要基调营造起来的历史叙述氛围,而从另外一种单纯、朴实的真实出发完成了人性和时代之间的交涉和误会。《鬼子来了》在思想上已经完全和过去的中国战争片截然不同,但是也不存在着主动向西方主流战争片学习的倾向,电影本身独立于创作者对战争状态下一种真实性的认识,所以呈现出来的样貌也具有别样的风格。这或许会成为一种新的切口为现代人进入历史提供一种选择。


当代人似乎已经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有所默契,也对“苏式”影响有真正的反省。2006年,高建群在《东京审判》放映后回忆,曾经对梅汝璈的儿子梅小璈说:“我们不应该拍《梅汝敖传》,而应该把表现中心放在整个审判上,是有梅汝璈参加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主导审判结果的东京审判,必须符合历史真实和法律真实。我们的电影往往为了‘三突出’而死乞白赖地把镜头集中在一号主人公身上,让观众把一个重大事件误解为个人行为。”梅小璈也同意了他的观点。


《集结号》的导演冯小刚本身就已经成为中国商业片的代言人,而能成功把握商业元素的人或许对现代人需要什么已然胸有成竹,溜须拍马腻味儿后换一身玄色的衣服也能激发各种拷问,不过结局还是做了一次“规定动作”。


无论是继续发扬前苏联式的传统拍法,还是学习西方商业战争片将商业元素和对人性的拷问表现得水乳交融,或者根植本土保持独立思考,中国战争片演变至今出现的一些迹象,至少可以改变主观的 “历史教科书”模样,从而成为从更多的侧面去理解历史、战争与人的“参考书”。


本文来源:先锋国家历史 作者:郑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