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为什么这么热



一个大众的“明史热”阅读现象究竟因何而生?其表象之下潜藏的文化心理、社会心态又是什么?更有意思的是,一个“明史热”的大众文化现象居然与知识界相互胶着,相互牵掣,一股为明朝“翻案”的潜流激荡知识界。


“明史热”缘于“明史情结”


也许,大家希望更深入、更全面的了解历史,是明史热的根本原因。长期研究明史的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毛佩琦认为,之所以选择了明史,是因为大家对明史所知甚少,对明史的了解不但零散,而且混乱,可明朝存在了277年,这样一个很长的朝代离我们如此之近,而我们又对它理解很少,自然而然大众就会关注明史。特别是,现在对于清朝的评价有过高的倾向,这种评价显然让人无法理解为什么在康雍乾盛世之后中国落后于世界,被人宰割瓜分。近年来大量的清宫戏,轰炸式的冲击也造成人们的审美疲劳,大家也希望看看其他朝代的中国历史。所以,大众选择了这个时候,把目光转向明朝。


“明朝留给我们的看得见的东西,比如北京故宫、万里长城、天坛、郑和下西洋,如此辉煌的业绩和世界文化遗产,怎么会出现在一个衰落的朝代当中呢?以前被人描写为如此腐败黑暗的一个朝代,和这些历史文化遗产是相称的吗?”毛佩琦问。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刘志琴告诉记者,晚明思想之所以被现代人所看重,是因为这时期的思想启蒙和资本主义萌芽,实际上是中国近代化的开端问题。正因为人们关心现代化,促进了大众文化中的明史热。


其实,明史在知识界并不冷,中国早期思想启蒙、资本主义萌芽,改革开放后就一直在探讨。只不过,借助影视和大众传媒,这股“明史热”由知识界渗入到民间,终成燎原之势,形成一股“明史热”。


然而,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天有认为,没有必要把历史搞热:“历史就是历史,喜欢就多读些,不喜欢就算了。”他表示,作为专治明史的学者,他的态度是,明史本身还没热:“只不过现在有几本通俗读物引起了人们的兴趣,明朝历史的真正研究并没有展开,距离明史热还远着呢。”


明史目前有许多疑案尚待深入探讨。王天有表示,清修明史,明史是被清朝定的,而自民国以后,明朝历史长期被时政化,时政化后就必然将其作为工具,而作为工具,就很有可能失去历史的真实。


“明史热”中的“历史文学”


去年,一个“明月门事件”将“如何写史”的争议拉进了明史读物的写作中。当年明月(blog)在网上连载的《明朝那些事儿》因其极其现代的表述方式,而遭到了部分网民的攻击,认为他写的不是历史。“明月门事件”牵动天涯百万网友发贴声援《明朝那些事儿》,争议以当年明月的大获全胜而告终,然而,应该“如何写史”的争议仍在继续。


而这批“明史热”中的绝大部分通俗读物,也都面临这个问题。毛佩琦说,“中国历史一向提倡美文,《史记》、《汉书》中的纪、传,都是可以做文学作品来读的。中国在传统上史学和文学是不分的,如果说现在的一些传记和叙事类的历史书籍写得不好看,恰恰是丢掉了这个传统。”就部分人对当年明月的质疑,他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来阅读和解读历史,每个人的解读也有每个人自己的角度和立场,各人学养和眼界是不同的。有的人对历史是戏说,有的人写的历史文章过于难读,如果有一个人通俗地把自己看到的历史的记载告诉大家,也没有必要对这些解读刁难和另眼看待。“至于当年明月本身的观点是否正确,可以见仁见智,可以评说。但并不是用严肃文字写的历史就肯定正确,也不是用通俗文字所写的历史就肯定不正确,关键在于对待历史的态度是否认真,是否真诚。”


然而,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先生认为,“用现代化的语言来表述历史,当然也可以,但是要讲得合适才行。”他表示,虽然读起来有趣味和历史的真实并不是一定要冲突的,但在学术普及的过程中,还是要从历史本身来说明历史。


历史应该如何普及呢?朱维铮坚持认为,历史要普及的话,要有真实在里边,而且真实本身也要合乎理性。同时,他还是对绝大部分国人从大众媒体和大众读物中来汲取知识表示遗憾。


刘志琴则提出了“历史文学”的说法。她表示,现在很多大众历史读物的写法其实是历史的一种艺术化,应该说是历史文学,它和历史学术研究不一样,可以在各自领域里边发挥作用。“我觉得历史研究可以多种渠道,一种是研究,学院式的研究还是需要;第二,走向大众,把主要的历史知识传播出去,那么包括适当的想像,都是可以的。”


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需要,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blog)教授认为,大众明史读物出现“趣味第一”的现象并不奇怪,写作表现方式有不同,侧重点有不同,可以允许,但有一点,不能违背历史事实。“但如果打着历史的旗号在编故事,写小说,就不应该。”历史小说是需要的,也是允许的,但葛剑雄表示,是小说就是小说,历史就是历史,不要混淆。


在对历史细节的想像上,葛剑雄表示:“要把握好度。”他提出,大家都觉得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还算是历史著作,是因为其中的细节是有根据的,明清的史料比较多,可以根据史料来做到把细节写清楚,因为史料中本身就有很多细节。另外,细节中应该也有判断的问题,如果对细节有几种说法的话,作为研究来说必须谨慎,但作为普及性的著作,可能就采取其中最有吸引力的细节,这种写法也是允许的。当然,历史也不可能百分之百真实,但必须要有根据,否则就是小说。


显然,历史普及读物和真正学术性的历史著作是同时可以并存的,然而学者们认为,普及读物永远不能代替学术研究。


“明史热”为明朝翻案?


在这股沸沸扬扬的“明史热”中,似乎潜藏着一股为明朝“翻案”的激流。诸多明史读物似乎都暗含同一主张: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明朝。其言下之意,之前我们对明朝的了解应是误读。


王天有告诉记者,清朝修明史用了95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官修史书最长的一次,但修完了之后,人们仍然不满意,可以说还是有很多错误,所以清乾隆晚年又想修订明史。而修订后的明史并没有刊行,今天的本子也没有了,只流传下零星记录。“即是盛朝修史,修前朝战败的历史,也难掩盖明史中的精华。”王天有提醒说,康熙皇帝五次谒拜明孝陵,给朱元璋题的字是“治隆唐宋”;从清修永乐皇帝的本纪可以看到,明代的疆域“远迈汉唐”;从明史中的学校那一部分可看到,明代教育发达,学校兴盛,唐宋所不及也。明代共276年,没有全程专政,没有女后外戚弄权,没有武将跋扈,没有地方割据,王天有认为,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王天有认为,我们长期以来对明史的看法,包括对宦官的看法,基本上是受丁易那本完成于1948年末的《明代特务政治》的影响。清灭亡以后,再厘清、研究明史,其深度就远不如汉唐时的基础,所以很多问题,已经到了重新探讨的时候。


“在所谓康乾盛世之后,其结果是被世界瓜分,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根本原因是谁造成的?是明朝吗?明朝没有被瓜分,也没有像清朝一样要亡国。恰恰是在明朝晚期,由于打开了大门,中国可以与西方平等地交流和对话,中国有一个与世界同步发展的机会。虽然中国当时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和动乱,但是,就整体国力而言,还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和中国匹敌。”毛佩琦认为,对明朝的一些认识,比如明代国势很弱,明代疆域很小,比如明代的制度很腐败,比如明代特务政治很黑暗,等等,都未免偏颇,应该实事求是地加以解释。以前的一些读物导致了大家对明史的一些误读,学术界有责任把历史的真实告诉大家。


就此,刘志琴认为,人们读史书往往偏爱盛世,然而有盛必有衰,有衰必有变,兴盛固然是一种发展,衰变也是一种发展,研究封建社会的发展规律,不仅要着眼过程,更重要的是探索从此一程到彼一程是怎样转折的。晚明就是这样一个处在时代转折点的社会。虽然晚明活跃着种种有声有色的新气象,但是在世界开始走向近代化的历史途程中,中国仍然没有迈出中世纪,对此一定要坚持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分析。


确实,对于明史研究,还是应该有个理性的态度。在别人走上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时,明代还是没有走上。据记者了解,同样在明末,荷兰东印度公司十几万两白银的资本就可以走向世界,而当时中国外汇很多,白银资本很多,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银都到了中国,但明代几百万两白银的资本不但没有投入扩大贸易,而且还禁海。当时,能不能走上世界就要看能不能对外贸易,然而明代的资本主要还是买土地,发展封建经济,小农经济为本的社会体制限制了明代的发展,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对资本主义萌芽肯定是无情扼杀。


然而毛佩琦反问,如果明朝实行了彻底的海禁,那世界上三分之一的白银又如何进入中国?他告诉记者,打断中国前进步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发达地区的中央政权被落后地方的少数民族叛乱打垮了,落后的生产形态和意识形态统治了全国。历史出现了暂时的倒退,比如同是圈地运动,欧洲是为了工业革命,但清初的圈地运动是为了倒退到农奴制,而这种破坏在几百年后才会显现出来。同时,由于少数民族统治多数民族,统治者的防范心理更为强烈,对对内施行文字狱和高压控制,对外闭关锁国,变本加厉的海禁,清朝最强大的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控制最严厉、最为封闭的时期,他曾经用一句话来对此进行概括,就是清朝在强盛中走向僵化和封闭。当清朝皇帝关起门来自称天朝大国的时候,西方却在大踏步地前进。200余年后,西方列强打来,中国被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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