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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岁的王凤英右手一直拿着一个红色打火机。


她抽过滤嘴香烟,说起大儿子白宝山,总强调“我那大小子是个老实人”。她和老伴住在北京市石景山区模式口的一个小区里,二楼一套50平方米左右的两室一厅,老夫妻与三儿子、媳妇和小孙子一起住,一家全是首钢工人。1957年出生的白宝山几乎没住过这间房子,他的亲生父亲去世早,王凤英一人靠工资养活他的两个姐姐、他和刚9个月的二弟,还有在河北老家的姥姥。“一天9毛钱工资,养活6口人,早起打草卖钱,连续4年我都没睡过整觉,连酱油都没吃过。”因生活艰难,王凤英改嫁给同在首钢工作的工人老梁,之后又生了一个儿子。

家里条件差,白宝山从小送到河北农村,13岁才回北京上小学。在白宝山的继父老梁眼中,那时的白宝山老实,“给他5斤粮票都不知道怎么用”。13岁的白宝山个子高,与比自己小五六岁的孩子坐在同一教室里上一年级,自尊心受到很大伤害,三年级就辍学。王凤英则对此愧疚,“那时太穷了,几个孩子每天早上都要跟我去打草卖钱,他力气大又肯干,主要帮我干活了”。三年级时,16岁的白宝山退学到街道的酱菜厂做杂工。1976年,他18岁,正式被石景山区第一电碳厂录用,成为装卸工。那时他已长成一个1.8米的大个子。

白宝山不大识字,在电碳厂工作时从不多话。一件小事改变了他的命运:厂里举行的射击训练,第一次拿枪的白宝山三枪全中靶心,得到了生平第一个优秀。白宝山于是借来气枪,黑夜里打老鼠,或者去林中打鸟,根据后来他在监狱中的描述,达到了15至20米内,枪枪命中。从此一向孤僻的白宝山身边渐渐聚集了一些闲散人,后来人们才知道,他开始从邻居家小偷小摸,也从厂里偷些原材料卖掉。1981年,23岁的白宝山通过自由恋爱与本厂白姓女工结婚,一年后,他们生下一双龙凤胎儿女。


监狱13年


白宝山1983年进了监狱。罪行包括:与人合偷邻居晒的衣服,偷盗厂里价值数千元的原材料,以及邻居家的两书包玉米,被判处4年徒刑。1983年开展“严打”,白宝山在狱中始终认为对自己量刑过重。在白家人眼里,白宝山后来犯的案子是“没话说,该枪毙”,但第一次入狱是“冤枉的”。“是厂里的司机骗他去搬东西,谁知道是偷。”王凤英始终将情绪停留在儿子犯罪的起点,一直说把儿子引入歧途的那个司机“最该枪毙”。

但白宝山被关得更长,1985年被北京宣武区人民法院以抢劫、盗窃罪加判有期徒刑11年,两罪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4年。这些后来追加的余罪,不仅包括了偷盗电视机等更多财物,还有人供出,白宝山偷玉米时被主人发现,他就用棍子打主人买部,造成“线性骨折”。曾专门花半年时间调查过白宝山所有案卷的作家牛伯成说,这样的暴力行为成为界定“抢劫”的关键。“我只是想偷点苞米喂鸽子。”白宝山在此后反复强调,这一次加判后,他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仇恨。1991年,白宝山被遣送到新疆石河子新安监狱服刑,他收到狱外女儿的来信,知道妻子改嫁后,儿女们过得并不好,后来都上了技校成为社会底层。白宝山在狱中被女儿的信深深刺激,他的狱友们听过他发愿“要让女儿上最好的学校,挣很多钱给孩子”,面对现实,他又说“如果再判长些,等我老了,就出去杀幼儿园的孩子”。

白宝山在监狱里看了很多法律书,要弄懂自己的量刑是否有问题。因为不是重刑犯,白宝山作为“零星犯”,分配在监狱的草场内放牧,有自由和时间可以和狱友交流,服役的狱友教会他各种枪械理论知识。“在武器方面,白宝山的求知欲特别强。”由于新疆特殊的地理环境,白宝山不仅有机会接触到游牧民,甚至还能搞到弹药。他把牧民跑进监狱领地的羊扣押,要求牧民用弹药交换。

白宝山在监狱里第一次杀人,杀死了经常挑衅的狱友。他用铁锤砸死对方将尸体埋入牛棚,狱警们居然没发现,按照越狱处理了这个犯人的失踪。第二次狱中杀人如出一辙,尽管有人看见墙上有血迹,看见白宝山焚烧东西,但没有尸体还是无法追究。牛棚下的两具尸体直到白宝山被捕后供出才挖掘出来。


户口:一个机会


1996年3月,白宝山从新疆石河子监狱刑满释放,回到阔别13年的家中。他叫出了正在做作业的侄女的名字,这是白宝山在北辛安的两间平房,现在这里由二弟白兵夫妇带着小侄女居住。白宝山在父母模式口的屋子里支了张折叠床,因为暂时没有工作,母亲每个月给他100块钱,大弟白军也经常偷偷给哥哥钱。白宝山急于把户口和身份证办下来,他曾说,“我想找个开车或者什么活,和父母好好过日子”。白宝山改嫁的妻子此时已再次离婚,希望与他复合。白宝山一开始想好好挣钱让一双儿女过上好日子,还专门召集二弟白军和三弟梁江开过会,讨论对老人的赡养。两年后的1998年3月,当白宝山站在法庭上做他的最后陈述时说:“我出来并没想重新犯罪,我给自己设计了两条道路,如果我能够正常地生活下去,我就不再犯罪:如果不能,我就去抢。”

回到北京白宝山就带着释放证去办理户口,但是负责户籍的片警却给了他一瓢冷水。根据白宝山的讲述,当时片警忙其他事情,白宝山等了一会儿,片警说:“户口马上办可办不了,起码要等半年。”白宝山结巴着顶撞了一句:“我有释放证,为什么还要再等半年?”片警则慢悠悠地说:“你要是这样讲话,那就再等两年。”

白宝山批发了剃须刀在西单、香山、八大处等地摆摊销售,成本100多块钱,总是被城管惩罚、没收。白宝山通常是自己找上门去把货要回来。以他原型编剧的电视剧《末路》的导演陈国军在开拍前曾做过调查,他告诉记者:“白宝山做小生意受到的打击很大,曾经被城管当众打过耳光、挂牌罚站。”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不到1个月。

白宝山在被捕后反复强调,是户口问题使他对社会产生了最大的仇恨。“要抢枪来杀掉那个片警。”4月,白宝山在河北和北京先后抢劫了电厂的卫兵、装甲兵司令部的留守处和八一射击场的哨所,抢劫到“五六”式步枪1支后,白宝山不再想杀片警。他在从装甲兵司令部逃走时,碰上了防暴警察6人小组开着防暴巡逻车,白宝山抬手就射击,一共射出9发子弹,将4人打倒,巡逻车竟没开出一枪就让白逃走了,防暴警察只看到一个一边开枪一边向后方跳跃的身影,“姿势绝对是专业而迅速的”。在北京抢劫杀害军人和警察引起高层震动,对白宝山的身份和目的有很多复杂的猜测。而白宝山除了到处藏枪,还在12月一天的中午12点半,在德胜门烟酒市场打死烟贩抢劫6万元,依然没有留下任何线索。白宝山先将埋枪的地方找好,他不带着抢来的物品逃跑,甚至还换衣服再去市场买了些袜子。


爱情或同谋


复婚失败后,白宝山的弟媳李伊带回了在同一个商场做生意的四川人谢玉敏。谢玉敏与白宝山同岁,丈夫和女儿都在四川老家,自己来北京打工。王凤英眼里的小谢,“特别能干,个子不高,说话细声细气的”,“全家都把她当家里人看,这个人实实在在的”。2000年,陈国军曾在开拍《末路》前专门带演员去新疆女子监狱与谢玉敏谈过。据他回忆,当时公安、剧组和监狱方面不少人都在,“一位女同志问谢玉敏,白宝山和四川的丈夫两个人中,你爱哪一个?众目睽睽下,谢玉敏沉默了很长时间说,爱白宝山。”

谢玉敏曾经对一位探访过她的记者说,她的丈夫是倒插门来自己家,虽然生了两个女儿,她却一心想出来闯荡。白宝山长得高,白净,说话果断做事坚决,谢玉敏说她一见就倾心于他男子汉的外表。“白宝山除了杀人,别的都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不去歌厅、不泡小姐,坐公交从来都给老人让座。”即使是在从新疆到石河子的路上,遇到一场车祸,“也是白宝山组织大家把受伤的孩子从车底下救出来,送到医院抢救”。白宝山因为后来不断抢劫,埋藏枪支,经常来往于河北和北京,谢玉敏很快就知道了白宝山的作为。她曾说:“我劝白宝山把枪扔了,我做生意可以养活他。但他却非常生气。我一有要离开他的想法,他就会打我,还威胁要杀我全家。”谢玉敏受到感情和生命的双重控制,却依然听从白的每个吩咐,帮他缝制枪套,和他一起把枪藏在身上到各地去躲藏,用身份证登记住处,还帮白宝山留意作案机会。

在新疆,白宝山为了抢枪和车,零星杀了几个人,谢玉敏参与策划的是“边疆宾馆”大劫。由于边疆宾馆地处中国和俄罗斯、东欧各国的最大边界贸易口岸,现金流很大。白宝山与另一个以前在新疆的狱友一起,拿枪到宾馆看见两个蹲在路边数钱的维族人,举枪就打,附近的目击者也被打死打伤,两个人包里加起来一共140多万元。这个数目让白宝山终于满意,他果断杀掉了同伙,给了谢11万元,让谢玉敏回了四川,自己哪里也没去,又回到了母亲在模式口的家。此次抢劫在1997年8月31日,抢了100多万元回到北京的白宝山依然“没有任何反常”,直到9月5日被抓前的这段时间,白宝山也不怎么花钱。白宝山的弟媳李伊回忆,当时家里没有洗浴间,想建又没钱,大夏天全家只好到首钢的公共浴室洗,“就是这样,他也没说出来自己有钱。”


更多人的结局


白宝山刚被捕时的反应是,谢玉敏背叛了。当得知谢后来也被抓,白宝山说,一切以谢玉敏的供述为准,“怕害了她。”白宝山说自己胁迫谢玉敏在身边静忙,还打算除掉她,也为她在石景山挖好了尸坑。但几次他想激怒谢,都被谢的百依百顺弄得下不了手。这个尸坑后来被北京警方找到了。

白宝山被捕时正是他户口批下来的那天。片警与刑警们计划好,以办户口为名敲开了白家的门。那天晚上王风英原本打算出去打牌,在门口和邻居们聊了会儿天后回家想喝点水,“就看到几个警察在这个房间和我大小子说话,说是户口办下来了就跟他们走了。”这时,白家人“以为他一直和小谢在外面做生意”,并不知道白宝山出了事。白宝山在后来的交代材料里说:“我本来想拿枪打死他们,可是,我母亲进来了,我就不能打了。我不忍心当着我母亲的面杀人,我做不到……”现在去白家,旁边半人高的柜子上摆着一台1989年买的旧彩电,柜子底下有个上了暗锁的柜门——10年前,正是王凤英应儿子的要求腾空了这个柜子并给了他一把钥匙,白宝山就在这个柜子里锁上了他抢来的“五四”式手枪和100多万元现金。“做了那么缺德的事,死几回都没什么可说。”王凤英没法理解,“不明不白的二小子也关了3年。说他窝藏钱,可他根本不知道啊!”“二小子现在给人开车,有糖尿病、高血压,经常要住院。”

2005年谢玉敏已经刑满释放。白宝山临刑前唯一的要求,是与谢照一张合影。谢玉敏同意了,她说:“有我的照片。在那个世界也管着他,让他不能做坏事。”谢玉敏的两个女儿现在还留在四川老家农村,但她们都不知道母亲的去向。据她女儿说,母亲去了浙江嘉兴打工,但是她们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母亲,“都是她给我们打电话,几个月打一次。上一次是4个月前打的,我们吵了几句,她就不见了,我还曾经去嘉兴找过几天,没找到。”

建国第一刑事大案-白宝山


一、电厂武警战士和装甲兵司令部哨兵遭袭击


1996年3月31日晚上,石景山高井热电厂像平日一样,厂区里非常宁静。


晚上21点40分,值勤的武警战士范龙泽接电厂西大门岗。与他同时换岗的还有战友杨志明。杨志明负责电厂的内部巡逻。在西大门岗亭值勤的只有范龙泽一个人。范龙泽接过上一班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和子弹袋,扎好。子弹袋是空的,枪里也是空的。按照纪律,哨兵值勤不带子弹。这时,他听到岗亭里的电话响。电话是支队长打过来的,例行公事,询问哨兵位上有无反常情况。他报告说,一切正常。


放下电话,范龙泽提着枪走出岗亭。大门外没有情况。他转过身,向厂内的方向走了几步。不远处是备件库的夹道口。那儿伫立着几根粗大的暖气管道。他恍惚看到有个人影晃动了一下,消失了。


当他走过来时,黑影在暖气管道底下仰望着他,并不慌张。范龙泽朝远处看看,并没发现异常,返了回去。


电厂大墙很高,那条黑影是从东边翻高墙进来的。他在电厂外选择了一处靠近大墙的屋顶,从那里爬上高墙。跳下来后,他沿着墙根的暗影,迂回着向西大门靠近,选择了这个离哨位不到20米的夹道口,隐藏下来。黑影没携带武器,只带了一只大号手电筒。


范龙泽没有想到,他自己会成为袭击的目标。他今天胃口不好,腹胀,肚子一阵阵疼得厉害。他终于忍受不住了,就在他返回哨位后不久,胃里向上翻,他紧跑两步,蹲下,呕吐起来。


夹道内的黑影认定这是个极好时机,回身走到备件库,从一个木箱上抓到一根粗铁棍,迅速回到夹道口。


哨兵范龙泽仍蹲在原地,呕吐不止。


黑影悄悄从他身后走来,恶狠狠地举起了铁棍。


范龙泽眼前一黑,栽倒在地上,昏了过去。头上血流如注,染红了岗亭前的水泥台阶。


黑影迅速从他的怀里抽走了“五六“式步枪,打开大铁门上的侧小门,跑出电厂。


三分钟之后范龙泽醒过来,挣扎着走进岗亭向中队报警:“我是西大门哨兵,我遭到了袭击……“


中队长迅速带领武警战士赶到现场,问明情况,向大门外追击。


那条黑影已逃得无影无踪了。


行凶用的粗铁棍斜躺在距岗亭不远的地面上。它是备件库里的备料,上面没留下指纹。


岗亭内的电话、登记簿、手电、灭火器等均未翻动,范龙泽值勤用的“五六“式半自动步枪被抢劫,枪号为9227359。


范龙泽马上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装甲兵司令部留守处的位置在石景山区金王府附近,距西山八大处不远,周围有矮山和松林环绕,风景优美。


4月7日晚上21时30分,哨兵余启明接戴少伟的班。余启明是四川省巫山县人,身体结实,爱好运动。他的上哨时间为晚21点半至23点半,两个小时。在哨位上,他没发现可疑情况。


23点15分,余启明准备去哨岗。这时候有几名外出人员骑自行车进院,他做了登记,然后进营房叫醒下一班的哨兵尚国玺,又返回哨位。等待接岗时,他在院内运动了几下,然后走到大门外。


余启明走到距小松林最近处向后转。这时他的位置是面对岗亭,背向松林。刚刚走出两步,就听见“砰“的一声,像打枪的声音。很近,仿佛就在他身后。他感觉到子弹从身后射过来,并看到子弹穿越他的身体射到岗亭上,迸出了火花,一块砖头掉了下来。他觉得他中弹了,但不知道子弹打在什么部位。他还能跑。他喊了一声,立刻朝大门里边跑去。这时又听见一声枪响,并再次看到前边的铁栅栏上冒出火花。这次他感到自己的右臂被击中,木胀胀的。所幸他没有倒下,坚持着一直跑到大门里边,跑回营房。营房里的战友敖祥军被惊醒,问:“你这是怎么了?“他捂着手臂说:“我中弹了,被打了两枪。“敖祥军没弄明白,追问:“谁开的枪?“余启明说:“我也不知道。“敌情来得突然,敖祥军、徐健几个战士立刻起身,摸到大门口。


余启明因抢救及时脱离了危险。


余启明回忆不起值班时有什么异常,直到被击中,他也只听到枪声,看到子弹打在岗亭和铁栅栏上溅起的火花,他根本就没看见开枪的人。开枪的地方很近,仿佛是从松林里射出来的。


但那里没有人,至少他没看到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