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祭——114年后历史的还原、反思、教训

7月25日是中日甲午战争爆发114周年的日子,这场失败的战争而今看去仍是满眼伤痛。然而,习惯了线性思维历史教育的国人真的了解这场战争吗?在伤痛之余我们有没有思考过泱泱中华为何会身罹奇祸?道德的谴责,真的能够概括这场战争的胜负缘由吗?历史不允许假设,但却不能妨碍我们对中国的百年屈辱史进行理性的反思。

甲午战争的历史对于任何一个中国人来说,都算不上什么光荣的记忆。一头大象被蚂蚁绊倒,还惹来了一群蛇虫虎豹垂涎分食,人们对于大象的虚弱、蚂蚁的阴险,总难以释怀,故而,在这场战争结束之后,中国人守着这道伤痕苦苦思索着种种原因。但是,出于我们一贯的宣传传统,在大众中流传的解释和分析,多不能摆脱道德评判的幼稚思维,仿佛不从这一干战争决策者中找出一两个有意、无意的“卖国贼”来,便不足解恨,不足泄愤。殊不知,这口头的爱国是最容易的事情,反倒是了解古人如何不得不“卖国”的历史背景需要费些功夫,而后者,分明能让我们在愤怒之外,从这场早已失败的战争中得到更多的镜鉴,更可以不再如百年前的先辈一般浑噩。


[size=14]当时的当权者在干什么呢? [/s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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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年(1894),这一年是慈禧的六十大寿。就慈禧作为皇太后而言,办一次规模盛大并隆重的六十庆典,符合中国文化传统。可问题是慈禧六十大寿正值国力衰微、内忧外患之时。在这国难当头的关键时刻,当权者应该收敛私欲,同仇敌忾,奋起抗敌;而不是为逞一己之贪欲,而置国家与民族的利益于不顾!此时的当政者应该以振兴国力为首任。但成为清政府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竟然是慈禧太后的六十大寿。早在光绪十八年(1892)十二月初二日,光绪帝即颁下上谕,提前近两年的时间为慈禧六旬生日做准备。并设立专门的机构“庆典处”,专司办理庆典事宜,并责成各重要行政部门全力协助。

表面上看,光绪是一国之主,而实际上慈禧才是清政府一切事务的操刀者。光绪帝依惯例每日须向其请安,慈禧这个无所不在的主宰,像枷锁一样束缚着光绪帝的手脚,迫使他只能谦恭自抑、谨慎恭维、拿捏分寸,处理好无关大局的朝中琐事。

光绪帝虽然已经亲政,但他却没有操控全局的能力,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光绪帝却不得不率领朝臣大张旗鼓地为慈禧六旬寿诞做着精心的准备。

在慈禧“六旬庆典”铺天盖地的准备过程中,清军与日本军队的海陆作战屡遭败绩。慈禧六旬庆典的日子是光绪二十年十月十日,而是年的六月二十三日(1894年7月25日),日本不宣而战,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袭击并击沉清朝运兵的商船“高升号”,船上七百余人全部遇难。七月一日(8月1日)中日正式宣战。八月十八日,日本海军在鸭绿江口的大东沟海面挑起了黄海大战,北洋海军顽强抵抗,统帅丁汝昌负伤,“致远号”等四艘战舰被击沉,几百名北洋海军官兵壮烈殉国。九月二十六日(10月24日),日军渡过鸭绿江,大举侵入辽南,随后向大连、旅顺进犯。前方战事吃紧,军费开支屡屡告急,而慈禧却为自己的生日庆典大肆挥霍,户部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银行借贷一千万两,年息七厘半,十年以后还本,十年中利息银四百二十万两。用其支付“致远号”等中国官兵巨大的军事开支。

十月初十日,是慈禧六旬庆典的高潮。如此的规模、如此的欢庆,令亲身参与庆典的翁同龢瞠目结舌,在日记中他写道:“济济焉,盛典哉!”

而这一天,日军攻占了辽南重镇大连。国土沦丧、重镇失守、民众惨遭屠戮的危殆时刻,慈禧却在宫中升殿受贺,大宴群臣,并接连赏戏三天。这是一个怎样腐败的统治者,这是一个怎样无能的政府!

当一个王朝把最高统治者的寿诞看得比民族的兴亡还重要的时候,这个王朝就离衰亡的日子不远了!据后来史料披露,日本政府之所以选择光绪二十年发动这场侵略战争,原因之一就是:“日知今年慈圣庆典,华必忍让。倘见我将大举,或易结束,否则非有所得,不能去也。”(《李文忠公电稿》)[黑夜按:对现在太有借鉴意义!]

后来人们撰写对联来表达对慈禧所作所为的愤慨之情:

万寿无疆普天同庆

三军败绩割地求和




李鸿章卖国?是误会还是历史的还原?


对于李鸿章而言,1895年甲午一战,自己苦心经营20年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是他一生的耻辱,而签订《马关条约》更是他一生最大的耻辱。熟悉外交事务的李鸿章,不得不听从倭国晚辈伊藤博文的摆布。


由于海军军费被挪用修建颐和园,自1889年以来,海军未添新舰,未置新炮,连弹药也多是过期、不合格、不配套的产品;北洋海军在作战中,炮弹发射速度慢,炮位少,炮弹击中敌舰要害部位后竟穿而不炸;北洋海军被日军围堵在威海卫之际,清政府竟不发援军,眼见舰队被日军围歼,舰队外籍顾问又伙同候选道牛昶炳等人威逼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签字投降;眼见大势已去,生性懦弱的丁汝昌不禁悲从中来,服毒自尽。所以,平心而论,甲午战争的失败,并非李鸿章一人之责,而是清政府腐败所致。日军在取得威海卫战役的胜利后,至此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失去了与日本人讨价还价的最后筹码,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派李鸿章前往日本议和。


经办外交多年,李鸿章早尝够了“卖国贼”的滋味,所以,他一定要得到清政府的全权授权,才肯出使日本。为了寻求背后支持,李鸿章多次奔走于各国使馆,希望能得到列强的支持,但求助行动都无果而终。


1895年3月21日,李鸿章的首次谈判,伊藤博文此时隐藏起了觊觎我台湾的企图,向李鸿章隐瞒了日军正向台湾开进的事实,企图在日军占领台湾成为既成事实后再逼李鸿章就范。中日两国唇枪舌剑,谈判僵持不下。恰在此时,因李鸿章遭21岁日本人小山六之助刺杀负伤,授之以柄的伊藤博文闻讯后气急败坏地发怒道:这一事件的发生比战场上一两个师团的溃败还要严重!至此,1895年3月30日,中日代表在停战条约上签字。


1895年4月17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朝鲜“独立自主”;割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及附属岛屿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二亿两;增开重庆、沙市、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开辟内河新航线;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


作为洋务运动的主角、中国近代化事业的开创者和北洋海军的指挥者,李鸿章对于甲午战争的失败也负有直接的和无法推卸的责任。站在历史的角度看,至少包括外交、用人、军事三个方面。


第一,从外交上看,客观地讲,他想以夷制夷,但对时局的错误判断,对竞争对手的情况不甚了解,使得他总是被别人玩弄,既浪费了时间和精力,也耽误了战备和时机。


第二,从用人上分析,在中国走向世界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的干部准备、人才准备是极为不足的。


第三,从军事上我们也可以分析北洋海军的运用,李鸿章对于自己亲手创建的这样一支战略打击力量的认识是完全错误的。倭国把大海看成是通往中国大陆的桥梁,把争夺制海权作为掌握对中国作战的主动权。而中国海军把海洋看成防御的屏障,把海军消极地看成是运输船队、运兵船的护航力量和陆地防守的一种辅助。但是,只因他签了约就是卖国贼,黑夜觉得这显得有点肤浅。但清政府曾经给他极大的信任,非常大的权力,可这些事情最终没有弄好,他也有自己的责任。




要强国富民,难道只是爱国就够了吗?



“海军如败,惟有战至船没人尽而后已。”——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


在世界各国的海军作战史上,许多英勇善战的著名将领都是精通海军战术的行家;但是一个世纪前的东方,却有一位陆军行伍出身的人,指挥着一支当时亚洲最大的海军舰队。他就是大清帝国北洋舰队的提督(即舰队司令)丁汝昌。


1877年,清政府派出第一批海军留学生赴英、法两国留学;不久,在英国订造的4艘炮舰全部驶回国内。李鸿章将未来海军统领的人选内定为久经战阵的丁汝昌。1879年底,李鸿章正式奏准将丁汝昌留北洋差遣;丁汝昌旋被委任督操北洋水师炮舰,正式开始了他的海军指挥官生涯。这是他一生中的第二次转折,也是一次重要的崛起。


1880底,清政府在英国阿姆斯特朗船厂订购的1350吨级的巡洋舰“超勇”号和“扬威”号竣工,丁汝昌奉命率邓世昌等官兵水手200多人乘船赴英国接受此二舰。这是丁汝昌首次走出国门,也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欧洲之行;他在英、法、德诸国参观了炮台、军港、造船厂和兵工厂等,大开眼界。1881年8月中旬,丁汝昌率二舰起航返国,取道大西洋、地中海、苏伊士运河、印度洋和太平洋,历时近60天驶抵香港。清政府以此次巡海出力,赏丁汝昌“西林巴图鲁”勇号,并授予他正一品封典。


1887年底,清政府向英、德两国订购的4艘巡洋舰“致远”号、“靖远”号、“经远”号、“来远”号驶抵中国。至此,北洋舰队主力舰只齐备,阵容堪称亚洲之最。1888年10月,《北洋海军章程》奏准颁行,北洋舰队随后正式组建成军;丁汝昌被朝廷任命为北洋海军提督(即舰队司令),统率大小舰艇40多艘,总排水量40000多吨。至此,丁汝昌步入他军事生涯中最辉煌的顶点,时年52岁,成为令任何人不可轻视的一支海军舰队的司令官。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其长达15年之久的海军领兵生涯中,丁汝昌这位陆军行伍出身的司令官始终未能精通海军的业务。这一点,在后来的中日甲午战争中,贻害甚大。


亲历黄海大海战


1894年初,丁汝昌获尚书衔(尚书相当于今天政府中的部长)。5月,朝鲜爆发农民起义;清政府应朝鲜政府之请求,派兵前往助剿。日本政府援引《天津条约》,也派兵赴朝鲜,蓄意要挑起战争。


7月25日,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在朝鲜丰岛海域偷袭中国运兵船队;8月日,中日两国政府同时向对方宣战,甲午战争正式开始。


由于入朝日军不断增多,清政府决定再度增调兵力赴朝作战。9月16日,丁汝昌奉命率北洋舰队护送援军由大连湾驶往鸭绿江口登陆;并于次日上午返航。


中午11时30分,北洋舰队发现日本联合舰队自西南方向驶来,一场海上恶战迫在眉睫。丁汝昌立即命令北洋舰队由返航时的五叠雁行小队阵改列为雁行阵(横阵)迎敌,同时他还向全舰队发出三条作战训令:


(一) 舰型同一诸舰,须协同动作,互相援助。


(二) 始终以舰艏向敌,藉保持位置,而为基本战术。


(三) 诸舰务于可能范围之内,随同旗舰运动。


由于种种原因,北洋舰队击敌时的队形未能成为整齐划一的横队,而成为类似“人”字形的涣散队形。而日本联合舰队的12艘军舰则分列为两个战术分队:以航速较高的“吉野”号等四舰作为第一游击队,以单纵队在本队之前充作尖刀之用;其余八舰作为本队,以但纵队在第一游击队后方鱼贯跟进。此时,两支舰队所处的黄海大东沟海面风平浪静,死一般的沉寂令人毛骨悚然,惟有军舰烟囱里冒出的浓烟在向上升腾。在双方舰队相距12公里时,日本联合舰队向左稍稍变换航向,向北洋舰队的右翼扑去。12时50分,双方相距5330米,北洋舰队旗舰“定远”号上305厘米口径的前主炮一声怒吼,其余各舰也相继开炮射击,世界近代史上规模罕见的中日黄海大海战就此打响了。


海战刚一开始,“定远”号发炮就震塌了年久失修的飞桥。正在飞桥上指挥战斗的丁汝昌坠落到甲板上,北洋舰队右翼总兵兼“定远”号管带(舰长)刘步蟾代替指挥。不久,日舰炮火击毁了“定远”号上的信旗装置,北洋舰队遂失去了统一的战场指挥。而日军第一游击队则高速扑向北洋舰队右翼的弱舰“超勇”号和“扬威”号,将该二舰击沉。日本联合舰队的两个战术分队分别向左后、右后方作转向,对北洋舰队实施穿插和包抄,使北洋舰队开始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局势之中。17事40分,日本联合舰队主动收队撤离战场,向东南方向驶去。历时长达五个小时之久的这场海上残酷大绞杀宣告结束。


在这场战役规模的海战中,中日海军参战的军舰各是12艘,大致是势均力敌的。作为北洋舰队的提督和中方战场指挥官,丁汝昌的战场指挥是严重失误的。其具体失误之处就在于:丁汝昌指挥北洋舰队排成了不利于实施机动的横队并采用了不利于充分发扬火力的“舰艏向敌”战术;并且在战前没有明令确定自己的代理人和代理旗舰,在交战过程中没有或已来不及采取任何补救措施,以致完全丧失了自己的指挥职能,使全舰队处于群龙无首而各自应战的被动局面。此次海战,日本联合舰队虽受一定打击,但未失一舰;而北洋舰队却损失了5艘军舰。显然,对于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严重失利的结局,丁汝昌是负有无法推卸的直接指挥责任的。


威海卫悲歌


黄海海战后,北洋舰队驶返旅顺口军港修正,丁汝昌上岸住院养伤,同时主持抢修受伤的军舰。10月下旬,日本陆军兵分两路侵入中国:一路由朝鲜突破清军鸭绿江防线,节节朝纵深方向推进;另一路在辽东半岛海岸中部的花园口登陆,迅速向辽南方向进攻。丁汝昌未经向顶头上司李鸿章请示,就率北洋舰队移驻到山东半岛的威海卫军港;在日军于花园口登陆的14天时间里,北洋舰队未前往袭击。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海军中将在率联合舰队掩护陆军登陆后,曾坦诚直言说:“如丁提督亲率舰队前来,遣数只鱼雷艇,对我进行袭击,我军焉能安全上陆耶!”11月下旬,日军攻占号称“亚洲第一要塞”的旅顺口军港,丁汝昌只能率北洋舰队孤寄于威海卫军港了。


日军攻占辽东半岛后,于12月中旬修改原定的作战计划,决定挥兵渡海南下,发起旨在歼灭北洋舰队的山东半岛战役。此时对于中国方面来说,战局已十分之险恶,孤寄于威海卫一隅的北洋舰队一旦被歼灭,战争必将以中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但是,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北洋舰队却没有实施积极有效的机动作战行动,丁汝昌竟然不顾李鸿章和朝廷多次下达给他的出港击敌的明确作战指令,率舰队消极地株守于威海卫军港,又一次坐视日军运输船队在荣成湾顺利登陆,痛失了抗敌的作战良机。日军在荣成湾登陆后,迅速兵分两路向西推进,达成了对威海卫军港海陆夹击的战役态势。


自1895年1月下旬起,丁汝昌率北洋舰队官兵,在威海卫军港内与海陆方向的进攻之敌进行了顽强的战斗。2月4日,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司令官斐利曼特将军进入威海卫军港,劝说丁汝昌放弃抵抗,率部投降;被丁汝昌严词拒绝。丁汝昌还严正拒绝了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将军温情的劝降书,表示“余决不放弃报国大义,今惟一死以尽臣职。”


几经苦战,北洋舰队损失惨重。2月9日,日军40多艘大小舰艇全部驶至威海卫军港的入口处,欲发动强攻。丁汝昌乘“靖远”号巡洋舰前往拼战,不幸中炮搁浅,丁汝昌被水兵救上小艇得以身免。此时,刘公岛守军内部大乱,少数洋教官串联部分海军军官,煽动士兵威逼丁汝昌率众降敌。丁汝昌毫不为其所动,他凛然声明:“我知事必出此,然我必先死,断不能坐睹此事!”并晓以大义,慰告部下坚守待援。11日夜,丁汝昌自知陆上援兵无望,遂嘱部下将自己的提督大印截角作废,然后服下超量的鸦片自尽,时年59岁。北洋舰队余部降敌;不久,甲午战争以中国的全面失败而告终。






黑夜按语: [face][/face] 今天的中国早已摆脱了任人欺凌的屈辱地位,国际地位、综合国力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今天来纪念甲午战争,不仅是为了怀念历史,更多地是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在最近几十年里,虽然我们身处和平发展的环境中,但我们切忌把战争、动乱当成一件很遥远事。其实我们还是处在动荡变化的国际环境中。境外火炬的传递所产生的磨擦,应引起我们每一人国人的警惕。对于我们每个中国人来讲,21世纪是我们中华民族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历史时期。所谓的“和平崛起”只是侈望,一个崛起的强盛民族,并不取决于单方面的良好愿望,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瞬息万变的台湾局势,都唤醒我们要时刻回顾历史,居安思危。建设好我们强大的国防、还富于民才是当政者的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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