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思想并不伟大


李钟琴



有一个旧房子,东倒西歪、风雨飘摇、阴暗肮脏、蟑鼠出没……早已不堪居住,怎么办?


号称改良派者,不愿触动旧房子的根基,认为通过修修补补的办法,就可以将旧房子改造成高楼大厦;


号称革命派者,则主张将旧房子坚决拆掉,另起新楼。


于是有仁人志士挺身而出,登高呐喊,力劝大家坚决拆掉旧房子。


但是,当旧房子在仁人志士的呐喊声中变成一片废墟之时,他却没有拿出建设新房子的蓝图。

有人拿来欧美的洋房设计图,但被他否绝了。他认为,中国人的身高比西方人矮,不宜学西方人的高楼样式。


而当有人拿来一张紧凑结实的牢房图纸时,他却认可了。他以为这才是适合中国人的房子。

试问,此人的思想伟大吗?



毛泽东毕生最敬重、最佩服的人,是鲁迅先生。


鲁迅先生去世后,毛泽东为其加了“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伟大的革命家”三个“伟大”的谥号。说鲁迅先生是“伟大的文学家”,这个毋庸置疑,也无须多说;说他是“伟大的革命家”,对照鲁迅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批判精神、勇猛的斗争精神、没有丝毫奴颜媚骨的不妥协精神,也说得过去;而“伟大的思想家”一说,则大有商榷的余地。


当然,质疑鲁迅的思想是否伟大,并非说鲁迅不是一个思想家。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也是极为彻底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值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语),不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量糟粕进行彻底的毫不留情的剖析与批判,就无法唤醒民众接受新思想、改造旧中国。鲁迅先生作为五四运动的大将,名垂青史,功不可没!


无论是其杂文,还是其小说,鲁迅先生对旧传统、旧思想、旧风俗、旧文化的剖析之深刻、抨击之猛烈,在五四运动的主要干将当中是首屈一指的,这也是他所做的最有价值的工作——不将破烂不堪的旧房子拆掉,就无法在原地盖起新楼。


然而,破坏容易建设难。当旧房子被拆成一片废墟之后,该建造一所什么样的房子呢?换言之,在革命先驱们推翻帝制之后,中国将向何处去?



陈独秀、鲁迅、胡适,是世所公认的“五四运动”三大将。


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主张将中国建成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国家;而胡适先生,则对西方民主政体情有独衷,一生都在为民主宪政、言论自由而孜孜努力;鲁迅先生,好像并没有明确的政见。虽然他毕生都在思考“中国的出路”,但一直没有找到正确的出路。


鲁迅先生在“呐喊”的同时,也长期处于彷徨和苦闷之中,甚至一度感到了绝望。他“见过辛亥革命,见过二次革命,见过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看来看去,就看得怀疑起来,于是失望、颓唐得很了”。他说:“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他为《彷徨》题诗云:“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他把希望看作是“手制的偶像”,他说:“人生最痛苦的是无路可走。”“前面?前面,是坟。”而“微茫的希望”则源于他所接受的“进化论”思想,他寄希望于青年,认为年轻人一定胜于老年人。这种简单的进化论思想,说明了鲁迅先生思想中浅薄的一面。


鲁迅当然是反对专制独裁的,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竟也反对民主共和。那么,他认为应该用什么制度来取代专制呢?当他从瞿秋白等人的文章中了解到一些苏式社会主义的皮毛时,便对苏联产生了好感,充满了向往。他一生不仅没到过英美,也没到过苏联。所以,他既不能真正了解英美的民主体制,也不会真正了解苏式的社会主义体制。他所了解的苏联,基本上都是一些人云亦云的、表面的、虚假的宣传,但他却信以为真。其一贯敏锐的思想和深刻的洞察力哪里去了?这不能不令人大惑不解。



鲁迅先生为什么对西方的民主宪政不感兴趣?


1907年,他用文言写成一篇洋洋洒洒的《文化偏至论》,集中展示了他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认识。

他写道:“后有学于殊域者,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认为欧美的民主政体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他说:“呜呼,古之临民者,一独夫也;由今之道,且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于兴国究何与焉。”“……见异己者兴,必借众以陵寡,托言众治,压制乃尤烈于暴君。”认为专制之国,是一个专制君主当道;而民主之制,则是千万个无赖掌权,必会形成多数人的暴政,于国于民更无益处。


除了在这篇文章中三次提到“民主”一词外,在之后他写的大量文章中,竟极少再提“民主”二字。


后来,鲁迅先生说得更透彻:“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的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华盖集·通讯》)


可见,鲁迅先生认为,国民的劣根性决定了中国如果实行民主,必会形成千万个无赖掌权的局面,这比一个专制暴君掌国更可怕。他认为,中国首要的任务,是改造国民性。所以他说:“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


鲁迅先生的这一“立人”思想,代表了当时直至当今很多人的看法。所谓“有什么样的国民,便有什么样的政府”、“民众素质太低,不配享有民主”、“民主不适合中国国情”之类的观点,虽然未必是受了鲁迅先生的影响,但其实与鲁迅先生的思想是相通的。



改造国民性,准确的说法应是改造国民的劣根性,是鲁迅先生自青年时期就萌生的思想,而且这一思想贯穿了他的一生。


那么,鲁迅笔下的国民劣根性有哪些特点呢?鲁迅没有系统地予以说明,根据鲁迅文章中所记,后人归纳出了很多,如:愚昧、卑怯、贪婪、自私、冷漠、懒惰、奴性……


这些劣根性又是怎么形成的呢?鲁迅将其归咎于传统文化。他说:“但我总还想对于根深蒂固的所谓旧文明,施行袭击,令其动摇,冀于将来有万一之希望。”(《两地书·八》)


所以,他反专制、反礼教、反儒学、反中庸、反中医……他认为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吃人的历史,每一页上都写着“吃人”二字。他说:“中国的文化,都是侍奉主子的文化,是用很多的人的痛苦换来的。无论中国人、外国人,凡是称赞中国文化的,都只是以主人自居的一部分。”“保存旧文化,是要中国人永远做侍奉主子的材料,苦下去,苦下去。”(《集外集拾遗·老调子已经唱完》)


鲁迅先生笔下的国民劣根性是中国人独有的吗?我看未必。即拿他大力抨击的“奴性”来说,并非人人生来都具有奴性,也并非人人都愿意做◎◎,这实在是政治环境使然。在专制时代,官大一级压死人,每一级官员都掌握着下属和人民的生杀予夺大权,皇帝则掌握着所有臣民的生杀予夺大权。在这种体制下,所有下级在上级面前全是卑顺的◎◎,所有上级在下级面前又全是傲慢的主子。正如一个比喻所说的那样:一棵大树干上爬满了猴子,上面的猴子朝下看,看到的全是笑脸;下面的猴子朝上看,看到的全是屁股。


鲁迅先生对此看得也很明白,他说:“他们是羊,同时也是凶兽。但遇见比他更凶的凶兽时,便现羊样;遇见比他更弱的羊时,便现凶兽样……”(《华盖集·忽然想到》)人其实都是愿意做主子的,没有人愿做◎◎。人之所以在主子面前甘做◎◎,就是为了能得到主子的提携成为小主子。不想当主子的◎◎,绝不是好◎◎。人的奴性是体制逼出来的,并不是人生来就有的。但鲁迅先生却将“奴性”视为国民的劣根性之一,这就必然走进了误区。


再譬如,从古到今,朝野上下,都在倡导人们要敢讲真话,要刚正不阿,要光明磊落;没有人公然倡导人们说假话、奴颜婢膝、阿谀谄媚。按说,这样的文化传统应该是很优秀的吧?但是,现实如何呢?历朝历代的官场风气,却如清代乾隆盛世时期的大臣孙嘉淦所描述的那样:“上愈智则下愈愚,上愈能而下愈畏。趋跄谄胁,顾盼而皆然;免冠叩首,应声而即是。”


毛泽东在“反右”之时,曾倡导“五不怕”:“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毛泽东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吴冷西《五不怕及其他》)张闻天则说:“人总是怕杀头的,被国民党杀头不要紧,被共产党杀头还要遗臭万年。所以问题的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见张闻天7月21日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张闻天看得已经很清楚了,但他认为言论自由“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终究也是靠不住的。如果没有制度保障,绝大多数人不会冒着杀头的风险“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即使那些熟读鲁迅的人,甚至一些鲁迅的研究者,又有几人学到了鲁迅先生的“硬骨头精神”?


质言之,所谓国民劣根性,其实是劣性制度在人身上的反应。鲁迅先生忽略了制度建设,只是幻想着去改造人性、改造文化,注定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有意思的是,“文革”时期,万马齐喑,书店里摆放最多的是毛泽东和鲁迅的著作,还有浩然的长篇小说《金光大道》,所以时人有言:鲁迅走在“金光大道”上。可见,鲁迅的文章,对暴政、虐政构不成任何威胁。这不能不说是对鲁迅先生的一大讽刺。



1937年,就在鲁迅先生去世一年之后,陈独秀在胡适的援救下被蒋介石释放出狱。他隐居在西南的一个小镇上,对自己的思想,对苏联的体制,对中国的前途,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从而完成了他从共产主义者到民主主义者的嬗变。


陈独秀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说:“斯大林一切罪恶乃是无产阶级独裁制之逻辑的发展。试问斯大林一切罪恶,那一样不是凭借着苏联十月革命以来的秘密政治警察大权,党外无党,党内无派,不容许思想、出版、罢工、选举之自由,这一大串反民主的独裁制而发生的呢?若不恢复这些民主制,继斯大林而起的,谁也不免是一个‘专制魔王’。”“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找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来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在十月后苏联,明明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斯大林才产生独裁制。科学、近代民主制、社会主义,乃是近代人类社会三大天才的发明,至可宝贵。不幸十月以来,轻率的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以独裁代替了民主,民主的基本内容被推翻,所谓‘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只是内容空洞的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而已。”(见《陈独秀著作选·给西流的信》,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版)


据说,胡适先生在读到陈独秀的这些振聋发聩的文字时非常高兴,说,如果鲁迅还活着,他们三人一定会殊途同归。


我愿意相信,如果鲁迅还活着,以他的思想与骨气,完全有可能与陈独秀、胡适殊途同归。可惜,历史不能假设。


胡适先生到台湾后,利用自己的声望以及与蒋介石良好的私人关系,积极呼吁民主宪政,倡导言论自由。他认为,言论自由是民主宪政的前提,因此与雷震等人共同创办了《自由中国》杂志,成为自由知识分子在台湾宣传民主自由的主阵地。他们并非空谈民主,而是在地方选举、“总统”连任等具体问题上发表看法,启蒙民众,在台湾广泛地播下了民主自由的种子。


唐弢先生在《春天的怀念》一文中回忆说,1965年2月的一天,毛泽东对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们谈到了胡适,肯定了胡适在五四运动中的功绩。毛泽东说:“21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


如今,大陆的知识分子们蓦然回首,突然发现被大陆骂了半个世纪、其实也真算不上是一个优秀作家的胡适,竟是一位冷静深刻的思想巨人。


毛泽东为什么说到21世纪给胡适恢复名誉?毛泽东曾说:“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莫非,到了21世纪,胡适的方向,才是中华民族新文明的方向?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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