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黄仁宇和唐德刚的“大历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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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我已经在剖析中国现实并预言中国走向的一系列文章中,指出了现代极权制度较传统帝制恶劣万倍的结构原因。这里再重复一遍: 1) 现代极权制度永远无法磨合出一个产生接班人的法律程序甚至潜规则来,因而把过去几百年才发生一次的帝位争夺战,缩短到了七八年来一次,使得执政党成了最大的潜在乱源,国家永久生活在内乱甚至核内战的巨大阴影下。 2) 传统帝制实行的是君权神授,除非在末世出现了“天命转移”的迹象,否则帝王权威与生俱来,绝不容许臣子质疑或挑战,由此确保了皇帝的权威历久弥新,毫无磨损可能,而现代则



我已经在剖析中国现实并预言中国走向的一系列文章中,指出了现代极权制度较传统帝制恶劣万倍的结构原因。这里再重复一遍:


1) 现代极权制度永远无法磨合出一个产生接班人的法律程序甚至潜规则来,因而把过去几百年才发生一次的帝位争夺战,缩短到了七八年来一次,使得执政党成了最大的潜在乱源,国家永久生活在内乱甚至核内战的巨大阴影下。


2) 传统帝制实行的是君权神授,除非在末世出现了“天命转移”的迹象,否则帝王权威与生俱来,绝不容许臣子质疑或挑战,由此确保了皇帝的权威历久弥新,毫无磨损可能,而现代则由拳头大赛决出,必然要出现“权威逐代递减”,磨耗到一定程度便会因丧失起码权威而天下大乱。


3) 传统帝制实行的是“不变的皇家,流动的臣僚”,由此确保了中央集权和国家的大一统,而现代专制实行的则是“流动的党皇,不变的臣僚”,最后的结局便是尾大不掉的藩镇割据局面,使得国家解体。


4) 根据以上第三第四条,传统帝王在理论上起到了制衡官僚集团的作用,而现代领导人为了维持权位,必须跟官僚集团同流合污,朝政必然比传统帝制更腐败。


5) 同理,传统帝王无论是实行改革,还是整肃腐败,都能言出法随,雷厉风行,臣僚顶多只能消极抵抗,而现代领导人即使有心,也不敢也无权推行大刀阔斧的改革,遑论整肃贪腐。这结果便是国家既有弊病只会越积越深,无法根治。政权只能以暴力摧毁,不能改良,使国家陷入以暴易暴、每下愈况的循环中。


一言以蔽之,“非遗传的专制”乃是世上可能有的最恶劣的专制制度,它的最大毛病是使得国家永远生活在不知何时爆发的活火山口上,了无“和谐”与“安定团结”可言。虽然科技进步使得暴力革命失去了客观可能,但这致命弊病决定了政权必然要在将来垮于内讧。鉴于中国已是核大国,这一阴暗前景使人不寒而栗。


遗憾的是没有多少国人看得出这可怕的隐患来,更看不出这就是亨廷顿所谓“第三波”的由来:文明的冲击使得旧式的可遗传的专制再也搞不下去了,唯一的出路是实行民主,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但这只是文明融合造成的必要性(necessary),并非“必然性”(inevitable)。换言之,为了长治久安,中国必须实行民主,但能否实行尚须全民共同努力,并没有个“必然性”在那儿保障我们的前途。


令人悲哀的是,因为在现体制下实现了富国强兵那国人的永恒追求目标,朝野上下便施施然有得色,以为中国生活方式就算没有超过了西方,起码也与人家平起平坐。那位批判黄先生的无名氏就是代表,他完全是以“国力强盛与否”来衡量文明的先进程度的,因此,英国国力如今式微了,当然其文明也就不堪一提了。处在此类绝非少数的国人的视野之外的,是人家几百年来就没有过一次内战,基本生活方式就没怎么改变过。而这几百年间中国不知道爆发了多少次已遂未遂的暴力改朝换代。


有趣的是,唐德刚先生也同样发现了“权威逐代递减律”,只是他用的话语是“权力渐减”,可却把这看成是新制度相对于旧制度的优点:


“原来‘继承式的寡头政治’(做皇帝),是属于转型之前的形态,它本身便是一种‘定型’。如今在这十年一变的,洪峰急流的三峡里,你要逆流而行,面向过去,要恢复前一期的秦皇汉武的定型,这就叫‘反动’( reactionary )了,在社会发展中作反动派,则触礁灭顶,不败何待?这就是袁世凯的悲剧了。


搞列宁、蒋介石式的个人独裁就不然了。它虽是个比传统帝制还不如的寡头政治,但它毕竟是个现时代的产品,是帝制转民治的中途现象。它不是个一成不变的定型;相反的,它只是个流动的、权力递减的‘转型体制’( Transitional Institution ),甚至是个‘不可或缺的恶症’( a necessary evil )。君不见蒋公的权力,是超过一般的皇帝了。但是权力渐减。蒋经国,就只能算半个皇帝了。经国一死,李登辉就只能做民选的总统了(可惜只是个偏安的小朝廷,而又心怀异志)。但是继起者独裁权力之加快滑坡,则历史家打包票也。

所以,可遗传的寡头专制虽然优于不能遗传的寡头专制,但它是反动的,而孙、蒋搞的非遗传式专制虽然较帝制恶劣万倍,它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恶症”,因为有“权威逐代递减律”!


唐老先生怎么就不想想,权威逐代递减到一定程度,必然诱发野心家们以武力争夺帝位,而如此筛选出来的必然是列宁、斯大林那样的铁腕强人,并不会由此便导致民主转型。若把北洋军阀、蒋介石毒辣、掌握权力与专制程度排个座次(hierarchy),就连盲人都能看出中国是怎么实现这“社会政治大转型”的。唐先生到底是哪儿来的这股子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认定历史就不会重演?


综上所述,黄唐二位老先生(特别是后者)的大历史观在我看来,唯一的动人之处便是其“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无论是从学术还是思想的角度来看都乏善可陈。


最后必须再次坦白,我的“大历史观”的获得,始于70年代初阅读费正清著《美国与中国》,那是令我启蒙的关键读物之一。可惜唐先生似不能理解费正清的高明之处,竟然说费氏主编的《剑桥中国史》没有什么价值。连中国话都抡不大圆的洋鬼子竟然比中国人还懂中国事,本来就够可悲了,更可悲的是中国的专业人士竟然连鬼子的“大历史观”妙处何在都不能理解。


------------------------------------------------------转帖自《芦笛在凯迪》,为了安全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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