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历史之 汉武帝刘彻(上)

建元元年(前140)——后元二年(前89)


汉武帝刘彻,初名彘,字通,为汉景帝第九子,生于景帝元年(前156)七月七日,属鸡。景帝后三年(前141),他16岁登基继位,在位54年,卒于后元二年(前87),享年70岁。他是中国古代史上在位和享年最长的帝王之一。谥号孝武皇帝,《谥法》说“威强睿德曰武”,就是说:威严、坚强、明智、仁德叫武。


汉武帝像汉武帝刘彻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最具雄才大略、最杰出的君主之一,在中国历史上占有突出的重要的地位。他开创了一个光辉灿烂的盛世时代,建立了在当时可与西方罗马帝国相媲美的东方最强大的大汉帝国,成为世界文明的中心。他还开辟了广大疆域,奠定了其后两千余年的中国版图的基础。


汉武帝建立了前无古人的丰功伟绩,是历史上少有的成功者。然而,汉武帝也有“大过”。可以这样说:汉武帝一手缔造了汉朝的辉煌,又一手制造了帝国的衰落。


思想上:独尊儒术


秦汉是中国第一次大统一时期,用什么指导思想来统治庞大的帝国,从秦始皇到汉初的统治者都做了探索。秦始皇“奉法家之言”,结果二世而亡。汉初的统治者奉行黄老之学的“无为而治”思想,对恢复和发展生产、安定社会秩序起了重要作用。然而这种姑息、妥协的思想和政策又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历史要求定儒家思想于一尊,这是为什么呢?


统治思想变化的根据中国2000多年社会基本矛盾是:政治上高度统一,经济上的极端分散。政治的集中与经济的分散这一对矛盾如何协调,不使它畸轻畸重,便成了历代统治者关心的大问题。


在“无为而治”思想统治之下,农业生产虽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因政府对农民控制得较松,许多农民为逃避赋税而脱离户籍,称为“亡人”。政府对部分农民失去控制,这当然不利于中央集权的加强。怎样从思想上把农民控制住,使他们成为国家的顺民呢?


在统治阶级内部,虽然代表地方割据势力的异姓王早已被消灭,同姓诸侯王的势力也已从根本上削弱,但仍有一些皇室贵族、官僚和豪强地主、大商人的势力膨胀,这显然是对中央集权的潜在威胁。用什么思想可以规范他们的理念和行为,从而理顺君臣、上下、尊卑的关系呢?


在西汉王朝妥协退让政策下,匈奴势力一天天扩大,肆意寇边抢掠,直接关系西汉政权的生死存亡。用什么思想可以让天下臣民能够忠君爱国、同仇敌忾地与入侵者殊死搏杀呢?


以上种种挑战与问题,刘彻认为儒家思想是解决问题的有利武器。


新政受挫武帝刘彻在刚刚立为太子时,就深受儒学影响。16岁登基后,开始实施“新政”:罢免丞相卫绾,改组“三公”人选。任命窦太后的侄子窦婴为丞相,王夫人的同母弟(武帝舅父)田蚡为太尉,又任精通《诗》的儒生赵绾为御史大夫,还任命另一儒生王臧为郎中令(相当于皇宫侍卫长),成为武帝的近臣。


汉武帝又议立“明堂”,准备按古制大兴礼乐。“明堂”是儒家常讲的一种朝会的礼仪制度。汉武帝派人用安车驷马,将名儒申公迎来长安,具体指导筹建明堂诸事。


汉武帝跃跃欲试,正醉心于尊崇儒术,却遭到住在东宫的太皇太后的反对。她怒斥武帝,断然禁止他再搞尊儒活动。汉武帝无奈,只好放弃筹建明堂的计划,还被迫把赵绾和王臧下狱治罪。丞相窦婴、太尉田蚡都被免职。申公因病免官,回到老家,几年后就死了。汉武帝的尊儒新政,暂时受到了挫折。


董仲舒像建元六年(前135)五月,身历四朝的窦太皇太后死了。武帝年已22岁,王太后宠爱儿子,不干预政事,汉武帝有了独立处理国家大事的权力,于是,终于告别了政治“禁锢期”,得到了施展抱负的机会,采纳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


董仲舒及其“天人三策”董仲舒,广川(今河北景县)人,汉代思想家、经学家,专治《公羊春秋》。元光元年(前134)五月,武帝亲自召见董仲舒。董仲舒针对武帝的问题一一做了解答,提出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得到了武帝的赏识。


董仲舒思想的主要特色,是以儒家学说为基础,引入阴阳五行理论,建成新的思想体系。董仲舒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董仲舒以“天人感应”的神学思想。董仲舒宣称:帝王受命于“天”,是秉承“天意”统治天下的,因此称为“天子”。按照这个说法,帝王自然就具有绝对的统治权威,这是武帝最需要的精神武器。董仲舒从天人关系出发,又根据“阳尊阴卑”的思想,建立一套“三纲”、“五常”的伦理学。董仲舒建议统一学术,统一思想,直截了当地提出了“大一统”的政治思想。


汉武帝听了“天人三策”,大为兴奋,于是从其所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的“天人合一”理论改变了汉家统治的指导思想,由以前的崇尚黄老无为政治,改为崇尚儒学的礼乐文章,开启了汉代文治灿烂的先河;砥砺了汉代士子好学尚文的一代风尚。国家以儒学选士,士子以儒行励操,于是形成尊儒好学的风气;岁贡贤能,形成定制,并以考绩官吏,从而为国家多渠道选拔人才开通了航道;确立了儒家独尊的地位,使儒学从诸子之一,借助政府的力量,战胜百家,取得压倒优势,成为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于是儒风渐盛,圣学广被,儒学实现了重大转折。


汉武帝“罢黜百家”以后,实际上只是提高儒学地位,将其奉为官方的统治思想而已,各种思想学派并未完全被禁止。儒家以外的各派学者,不仅可以公开教授、治学,而且有不少人还进入朝廷为官。


政治上:变革制度


汉武帝为加强中央集权,对政治制度进行了重大变革,从而完善了国家制度。


推恩子弟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后,诸侯王国问题基本解决,但是诸侯王的势力依然存在,再次成为半独立状态的割据势力。事实证明,武帝即位以后,决心彻底解决诸侯王分封、内乱不止的问题。


元朔二年(前127),善于“揣摩圣意”的主父偃向汉武帝进献“推恩”之策:“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得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


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颁行“推恩令”。仅从元朔二年至六年(前127~123),封侯的数目就多达121人;元鼎至武帝末年(前116~前87),又有44人封侯,甚至一日之内竟有24人同时封侯。


此外,对有罪的诸侯王,则削夺其封国。仅元鼎五年(前112),武帝以酎金(根据汉制,每年八月要举行宗庙大祭,王侯必须献黄金助祭,称为“酎金”)不合规定为理由,就削夺了106个人的爵位。


这种“恩”、“威”并施的政策,基本上解决了汉初以来长期未得到解决的诸侯王势力的问题。汉武帝以后,虽然诸侯王国继续存在,但是作为一种政治势力,它已经失去汉初原有的活力了。


广开仕途为了维护西汉王朝庞大的官僚体系,必须有一大批官吏不断地充实到各个机构中去,这就要求有一套完整的选择官吏的办法。汉武帝为了网罗人才,采纳了董仲舒的“求贤”建议,实现了察举制与考试相结合的选官制度。


察举,即先行考察,再举为官之意。它源于高祖,而明文规定则始于武帝。武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每年一次。孝廉即孝子和廉吏,是察举的两个科目,后来混为一科。察举的对象是通晓儒学的儒生,其出路是到中央任郎官。察举的科目除孝廉外,还有茂才、贤良方正、贤良文学、明经、明法等。


选官的另一种途径是以博士弟子员入补官吏。元朔五年(前124),丞相公孙弘奏请,让博士弟子员受业一年,经过“射策课试”,能通一经者就可以补文学掌故之缺,课试高第者可以任郎中。


这样的选官制度,保证了“独尊儒术”的推行,进一步扩大了选拔官吏的范围,为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中朝预政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加强皇帝控制朝臣的权力,二是加强朝廷控制各地的权力。而这些都要靠封建官僚机构来实现。汉武帝作为一位有作为的帝王,在政治体制上开设中、外朝,形成两个官僚系统:一个是由大将军、尚书等组成的中朝,又称内朝或内廷,是决策机关;一个是以丞相为首的外朝,是政务机关。


中、外朝体制形成的根源在于汉初政治制度本身所存在的矛盾,换言之,它是君权与相权斗争的产物。汉初承袭秦制,以丞相辅佐皇帝,丞相权势之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种形势在汉武帝即位之初仍然没有什么改变。他即位不久,丞相田蚡掌握任免大小官吏的大权,可谓权倾朝野。汉武帝对此十分不满。一日,田蚡入宫奏事,武帝问他:“君除(任命)吏尽未?吾亦欲除吏!”仅一语便表明武帝不满丞相权柄之重,决心削弱相权,建立中朝。


武帝通过贤良对策等方式,身边集中了一批有才干的近侍之臣。他们由庶僚加衔侍中、诸曹、诸吏、给事中,从而成为入侍武帝的内臣。他们名为侍从之臣,实际参与谋议,这些中朝官员的秩爵并不显要,但是身份特殊,他们不仅参与军国大事的谋议,有时奉命与公卿大臣论辩,以致面折廷争而诎大臣。这种做法就是用小官管大事,而这些小官又易于控制,从而收到以卑制尊、以轻驭重、以中御外、尊君抑臣的目的。


中朝预政是朝廷政治体制的重大改革,它加强了皇权对国家各方面的控制,而且大大精确了中央决策的内容,使工作效率得以提高,同时也便于众人对武帝意图的理解。


加强监察汉武帝统治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就必须驾驭一支庞大的官僚队伍,使他们尽心效力,忠于职守。然而由于汉景帝以来,职官、司法制度日益废弛,奢侈成风,吏治败坏,结果征敛不止,民不聊生,加剧了社会危机。


建立刺史制度:


元封五年(前106),汉廷正式颁行刺史制度,以便考察郡国治政,加强对地方行政的控制。朝廷将全国划分为13个州部,每州设刺史一人,负责监察所属郡国。刺史由朝廷派遣,秩仅六百石,属于低级官员,但是职权很重,有权监察二千石的郡守和王国相,还有地方的强宗豪右,稍后甚至可督察诸侯王。刺史受御史大夫所属的御史中丞直接领导,在人事上是独立的,在地方查明官吏的不法事实后,自己不能擅自处理,只能上报御史中丞,请求上级处理。


设置司隶校尉。征和四年(前89),武帝又设置司隶校尉,监察京师百官和三辅(京兆尹、左冯翊、右扶风)、三河(河东、河内、河南)及弘农七郡的官员。


设置丞相司直。御史中丞、司隶校尉、丞相司直是武帝时期建立起来的三大监察系统。这三大监察系统互相监督,大大加强了皇帝对中央百官和地方官吏的控制,从而保证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皇帝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尊经兴学秦汉之际,儒家多难。秦始皇焚书坑儒,汉高祖对儒生溺冠辱骂,这个学派遭到各种贬绌。儒学的复兴,始于文景时期,完成于武帝时代,其间有两大举措:


置五经博士。在文景时期,儒学共立了《诗》、《书》、《春秋》三经博士。建元五年(前136),汉武帝趁窦太皇太后病重之机,正式置“五经”博士。


兴办太学,推广郡学。由政府面向广大国民办教育,始于汉武帝。他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在元朔五年(前124)兴办了太学。太学完全用儒家五经为课程,教师聘请儒学博士担任。办学事宜全由丞相公孙弘主持。太学的设置首开了我国历史上“学而优则仕”的正规途径,适应了国家培养官吏的需要,所以发展很快,武帝时,太学的五经博士弟子员50人,西汉末年则达到一万人。


武帝还推广文翁的经验,“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


我国古代帝王中,办教育热情之高,成绩之大,汉武帝当数第一人。他的一系列兴教举措,在中国和世界教育发展史上,皆属划时代的大事,具有深远的影响。


建立年号和太初改历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使用年号的皇帝。公元前113年,武帝下令:以当年为元鼎四年,并将此前之年追改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每一年号均为6年。


汉武帝还是第一位在统一的国家制度下颁布历法的皇帝。太初元年(前104)宣布,改订礼制和历法,其主要内容是:改用“太初”历,“以正月为岁首,色上黄”。“太初”的意义是宇宙的开端,武帝以此命名这部历法,象征太初年间的“改元更化”。


上述制度变革都是汉武帝提倡儒术的具体表现,并且通过这些措施将儒家思想渗透到政治、法律、教育以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去,以巩固其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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