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现今所谓的独一超强:看看美国怕什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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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美国,现今所谓的独一超强:看看美国怕什么?

美国,现今所谓的独一超强:看看美国怕什么?

美国,现今所谓的独一超强,在高等教育,高科技,航天工业中执世界牛耳大概是人尽皆知的。较少人谈论的是美国透过金融市场,操纵别国货币和经济的能力。而其把外国人才吸引到美国,为他们提供发展机会及物质奖励的能力,亦是各国中少见的。除把人才吸引到美国,大企业亦透过金融市场成功地把海外的投资者,员工,供应商,以致客户的利益联系起来。所以我们常常在传媒看到他们各路人马为美国的价值观辩护,成为美国这种新型“财主教会”的传道网络中的一员。美国主流传媒不断抹黑穆斯林,但其实他们现在的“财主教会”以让参与者分享部份贸易和金融利益扩展美国无形疆域的方法,和***教在七世纪创立不久以贸易利益统一中东各地同出一辙。

二次大战后期订立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战后国际金融贸易新秩序后,美国便主导了西欧和其盟国的经济走势。实际上,苏联亦曾参加布雷顿森林协订,只是后来不愿被美国牵着鼻子走便退出。这亦是冷战开始的主要原因。1954年苏彝士运河事件中,美国透过大量估售英镑,制止了英法企图进占苏彝士运河的计划。(1)这次羞辱性退兵加速大英帝国瓦解,令英国在中东及亚洲的利益只可屈从于美国的影响。

直至今天,这种美元与英镑汇价的关系一直持续。这其实就是所谓英美“特殊关系”的最重要一环。金融业作为英国最大外汇收入来源,强势,令人有信心的英镑对其维持此方面的生计十分重要。英国在二战后工业一直表现平平,原因是忽视能令一般人获益的基础教育,教育水平每况愈下,成人的语文及数学水平现在是全西欧最低。(2)故此,这由其特殊国际地位和与昔日殖民地精英份子间的关系,而带来的金融业收益便是其救命钱。英国其实在过去半世纪都常在美国和欧洲各国之间拋眉弄眼,左右奉迎,以为其经济及英镑寻找支持。1967年底,美国政府财政紧张,不愿再支持英镑,英镑便贬值。(3)1991年秋开始,英国在经济衰退下,英镑与欧洲货币单位挂钩,以期利用强势的德国马克维持高位,但1992英镑在弱美圆下被拖低,1992秋德国中央银行不愿无限量拿德国人民的老本来支持英镑,(4)英镑便又贬值,“自由浮动”,其实即重投美国怀抱!

在对日关系上,美国亦玩弄类似手法,不同之处在于日本以出口而非金融业为生,所以很喜欢低日圆。而低日圆亦对日本的出口对手南韩带来压力。日本二战战败后美国驻军,后来签订“日美安保条约”,美国派驻在日本百多个军事设施数万美军,而首都东京旁边的横滨就有最大的美军基地。刀在颈上,这等于套在日本颈上的狗带,日本便成为一“保护国”了。在麦克阿瑟将军统治日本时代订下一美元兑换360日元,优待日本的汇率。日本在出口上便接近完全依赖美国市场。这就是放在日本面前的一根狗骨头。若日本听话,美国便在市场,汇率上给日本便宜,尝一尝狗骨。如日本行为不检,狗骨便会拿得远远的。1994年6月社会党村山富士首相上台后,胆敢提出对日美安保条约作出削弱美国角色的修订。(5)后来1995年5月冲绳岛便发生了一起美军强奸一名12岁日本少女的事件!而当时日元便升至历史高位的1美元兑80日元。(1995年1月17日,发生阪神大地震,3月20日,奥姆真理教发动东京地铁沙林毒气袭击,为何日元竟升至历史高位?)这种情况下,日本的出口自然大受打击,在财阀们的压力下,政府11月便发表了一份赞同美军留驻日本的报告,而村山富士亦于同年12月下台。

其实法国戴高乐总统在60年代便反对美国主宰世界金融市场。美国当时由于越战及社会福利开支巨大,贸易赤字恶化,不愿让法国把手中所持美金依布雷顿森林协订所订三十五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的安排兑换黄金,戴高乐认为这样是法国变相支持美国的向外扩张及社会福利。

后来美国在赤字日益恶化下索性于1971年取消布雷顿森林协订下的金本位制。与中国修好,安定了东南亚局势后,便开始向东南亚等劳动成本低许多的国家大量采购消费品,以减低国内在七十年代的高通胀压力。当时美国因二战后婴儿潮间(1946-1964)出生率甚高,出现所谓“青年膨胀”(YouthBulge)现像。在1964年高峰时,美国有超过40%人口是低于20岁。(6)而英国及法国在60年代0-20岁人口亦占总人口达30%。美国60年代随婴儿潮一代开始就业,年青人就业市场恶化(7)为避免大量青年人失业而引发动乱,必须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纵使70年代通胀不断爬升(1979年美国通胀高达23%),卡特政府不愿利用失业(高利率)来压止。(8)卡特年代的美国联储局局长伏尔克亦曾在其著作谈及因卡特政府不愿坚持货币紧缩政策,所以无法控制通胀。(9)近年欧洲国家失业率长期高企,但中央银行仍是着意于控制通胀,不愿以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创造就业,是因为绝大部份家庭只有一到两名子女,年青人纵使失业,父母很容易照顾,不会随便参与动乱。人口中年青人比例比六,七十年代低许多,一旦发生大型示威亦很容易安抚平息。

人口学上的“青年膨胀”(YouthBulge)是指年青人占人口高比例的情况。历史上不少重大事件,例如法国大革命,1848年多个欧洲国家的革命剧变,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1930年纳粹在德国上台,都和青年膨胀有关。急剧增加的年青人口,削弱建制的权威。大量的年青人很容易被新观念,思想或宗教所吸引,而由于年青人都普遍无家庭负担,工作又不固定,所以很容易会被动员参予一些社会或政治冲突。研究亦显示,二次大战后许多的种族冲突与青年膨胀有关。(10)

1960年代在美国爆发的民权运动,西方各国的学生示威浪潮,和欧美六,七十年代不少重大的国内外政策和社会现象,其实都有婴儿潮和青年膨胀(YouthBulge)的影子。当时西方各国面对庞大的青少年和儿童人口,而成年人相对较少的情况,社会上各种资源(尤其是教育资源)短时间内很难大幅增加以满足需要,而成年人又难以分散精力以应付这幺多精力旺盛的青少年及儿童。再加上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制度下由劳动者自找工作,而非政府编派就业,但政府很难短时间创造大量新而吸引的就业机会。而教育资源影响年青人将来就业,他们对教育资源的争夺便很容易演化成示威抗议,再加上年青人天生反叛的性格,所以60年代在西方国家出现的动荡其实是很难避免的。

青年膨胀其实是整个七十年代美国都处于高通胀,高工资,但低实质增长的真正原因。吹嘘美国自由资本主义的传媒说因1980年里根上台后减低向上层社会征税,所以美国经济得以复兴。真相是八十年代青年膨胀开始退潮,因大量青年人失业而引发统冶危机的风险已比60及70年代大大降低。演员出身的里根总统以其魅力“麻醉”国人,忘记剧痛后,便可透过把利率提高至18%来击退通胀,随后劳动人口比例在青年膨胀退潮下一路上升,经济自然改善。根本不是什幺“货币主义”,“供应面经济”或“J曲线”的神奇效力。近年美国劳动人口约占总人口46%,但在1964年最低谷时此比例只为37%。(11)六,七十年代美国的经济负担其实很重。

除了宽松的货币政策外,美国的统冶阶层应付青年膨胀的方法,似乎还有越战。

美国投入越战过程主要是由约翰逊在肯尼迪遇刺后接任美国总统开始。约翰逊在1963年冬接任后加速越南战争“美国化”(Americanization)。历史资料显示,在美国直接投入越南战争及其引起的大规模征兵开始前,美国曾出现广泛的青少年示威浪潮,而抗议焦点在于社会对年青人及女权的压迫。(12)1965年春天,黑人学生和年青人爆发争取民权,教育改革的大规摸示威后,约翰逊便在1965年7月加派50,000美军到南越,令总数增加到125,000人。(13)其实越战在美国就曾引起很激烈的争论,肯尼迪就反对派美国年青人到越南送死。许多美国人当时认为在中苏支持北越的情况下,美国支持腐败的南越,根本只是徒劳。(14)而纵使支持南越,只用提供武器,让南越自已和北越战斗即可,无需派美国青年到越南战场。在越战中,6万美军战死或失,踪,约十五万人受伤。曾派驻越南的美军总数近二百五十万。(15)越战高峰时,约有五十万美军驻守南越。

在60,70年代,美国实行的是“征兵制”。18至26岁的男性都可能被强制征召入伍。而因为美国直接投入越战,1967年适龄黑人中的三分之二便被征召入伍,而白人则只有三分之一。(16)原因是入读大学的都不用去当兵,纵使大学毕业后被征召,绝大部份都不会被派到越南,只在国内当‘国民警卫军。而美国入读大学都要自费,大部份大学生因此都来自中上家庭。所以被征召入伍的80%来自低下阶层。(17)黑人士兵在越战的伤亡率亦较白人士兵高许多,因为他们较多被派上前线!实际上,1965年秋天,美国大规模投入越战后,黑人示威的势头便减弱。再无见到1963年黑人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在华盛顿二十万人集会,发表“我有一个梦”的场面。对大部分黑人来说,这个梦已变成了越南战争的恶梦!由于许多适龄男子被征召入伍,未被征召的,或较年轻的,为了避免一旦被征召入伍后被派到越南,自然不敢再积极参加示威抗议。所以后来反越战示威的都是无需害怕当兵的大学生。而因为缺少中学生和黑人,示威总体规模不如欧洲。因为大量派美国青年人参加越战这个原因,美国便没有出现在法国,德国及意大利等足以动摇大资本家统冶基础的示威浪潮。

历史其实不断重复。有不少研究便显示十字军东征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公元十一世纪西欧人口增长,出现许多失业游民,为了减轻这方面带来对统治阶层的挑战,罗马教皇便鼓动欧洲人作一次这样的“远征”和“人口大迁移”。实际上,十字军中许多都是无业的“骑士”,甚至妇女和婴儿。(18)

而发动任何大型战争必然少不了大量“兵源”,即年青人。

在1977年至1994年,美国因适婚年龄人口特多,又爆发了一次小型婴儿潮,高峰的1990年在美国历史上出生人口最多的年份中排第七位。(19)因此美国在2000年后便有特别多的年青人。美国近年对外常常发动战争,其实反映这人口结构特质。

美国金融法西斯最害怕的,其实是自己的年青人。

另一方面,60年代的美国还很害怕西欧倒向苏联

西欧,尤其是西德,在六十年代由于青年膨胀影响,左翼思潮抬头,令美国在全球战略上面临了巨大的困局。在1965年,德国出现了一个左右翼共同执政的情形,左翼的布兰特担任西德外长后便推行对东欧开放的外交政策(Ostpolitik)(20)。1967年6月西柏林爆发学生大示威后,左翼示威便漫延全西德。法国在1968年5月出现特大示威抗议后,马克思主义浪潮便席卷西欧(上届德国总理施罗德,年青时亦是大学内马克思主义组织的成员。毕业当律师后更是70年代德国赤军派份子的辩护律师)

这一浪潮导致德国在1969年出现了一个四十多年来未出现的左翼政党执政现象。当时执政的便是社会民主党(SPD)。总理布兰特上台后,政策便大幅倒向亲东欧及苏联,以期东西德早日走上统一。1970年西德便和苏联签订了和平条约,其后并把这种关系发展至东欧各国。1971年9月,布兰特在事前未同西德的西方盟友协商下,在克里米亚和苏联领导人布里涅列夫进行“私人会面”,当时的美国国务卿,犹太人基辛格便视之为极大威胁。(21)

而在法国方面,1958年法国戴高乐总统上台。1960年成功引爆核弹后,即采取反对美国领导的立场。1964年1月和中国建交,数月后法国海军退出北约舰队,1966年戴高乐更迫令驻法北约部队(大部份为美军)全部撤离法国。

在这种情况下,若西德完全倒向苏联,东西德真的统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便面临瓦解。美国在欧洲的战略利益便受到严重威胁。欧洲人口比美国多,工业水平一点都不落后于美国,欧洲若一旦和苏联结盟,对美国在全世界利益的影响可说是灾难性的。为了制止这种趋势,美国便只有与中国合作,利用中,苏长达六千多公里的共同边界来牵制苏联。(22)对其在欧洲的扩张带来压力。美国的’骨牌理论’说加入越战是为了防止东南亚国家逐一落入**,但其实美国在以前,以致现在的最主要骨牌都在西欧,而非东南亚。实际上,尼克松到中国访问后不久,国际形势便朝对美国较有利的方向发展。

在经济方面,美国透过与中国修好,安定了东南亚局势,从低成本地区大量进口,一定程度舒缓通胀压力。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在这些相继向日本,南韩,东南亚国家,台湾,香港,中国大陆,以致印度,巴基斯坦的采购中并没有付出甚么真金白银,只是把一些对美国已不具战略价值的技术转让过来,而美国又不断地透过他的“财主教会”吸纳亚洲的科技精英到美国发展,为他创造更新的技术。利用超前的技术在军事上,经济上威胁对手,然后把这些高端技术“民用化”,“商业化”(“因特网”及“波音飞机”前身都是军事产物),注入一些企业后便让之上市,在股票市场集资。在众“财主教会”各支派的“财技”专家,宣传机器的鼓动下,把股票价格大幅炒高。一方面为美国的下一波技术投资带来资金,另一方面“信众”买了美资企业股票,变成“财主教会”的一份子,便自然变得接受美国及其企业的价值观。再过了数年,当某种科技不再“尖端”后,便又“转移”给亚洲各国,换取廉价的劳务。周而复始,这循环便维持着美国的霸权。这亦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所保证的金本位制度解体后国际贸易维持发展的另一种形态。

随着美国增大向亚洲的采购,贸易赤字,外债等便不断上升。在里根时代,大举扩军后便开始变成天文数字。但在美国能维持其经济,金融,军事霸权的情况下,这些始终只不过是数字。因为这些外贸赤字,外债等最终都主要由各大小投资者,尤其各亚洲中央银行,以采购美国国库券的形式承担了。日本中央银行便是美国国库券在八十年代的最大买主。而日本公司当时在美国投资更被传媒吹捧为“日本收购美国”。但在日本公司无刀无枪,日本本土却被四万五千美国大兵’保护’下,日本的强大只是笑话。实质是日本人把辛苦赚来的外汇在无可奈可的情况下,送回美国人口袋里。到冷战结束,美国不像以前般需要日本配合,泡沫经济爆破后,日本便不单只打回原形,更走入十年的衰退。

有些传媒比较各国财富时,便以香港,新加坡,台湾,中国大陆,日本等地拥有多少“外汇储备”来代表经济实力,其实他们都没有搞清楚许多的“外汇储备”都是美国的国库券。对美国政府来说,只不过是印张表格,签个字这么小意思,根本比戴高乐当时所反对的“美元霸权”还‘霸道’。在60年代,美元起码代表兑换黄金的承诺,而现在则美元只是美元,是美国政府可无限量供应的票据。实际上欧洲强国,如法,德,英,北欧工业国等都很少持有这些如美元一旦大幅贬值,便近似废纸的“外汇储备”。一旦任何国家与美国交恶,美国政府说要“冻结资产”,这些“外汇储备”自然亦是被冻结之列。

美国却透过这种金融霸权,不单只掌控各国的经济盛衰,亦为自已国民带来大量的平价消费品,满足美国人购物成性的欲望。

亚洲越来越平价的消费品,工业品令美国可在高就业率的情况下维持低通胀。亚洲中央银行在美国威逼利诱下购买美国国库券,各国大小投资者争相加入美国股市,这金钱游戏令美国在90年代中后期一直可在高增长中维持低利息。这些其实就是在前数年被吹捧为美国“新经济”中的低息,低通胀,高就业,高增长的“秘诀”。说穿了就是亚洲的廉价高质劳工和国民为美国不单只提供了平宜的产品和服务,还提供了平宜的资金!最近两年,亚洲中央银行减少持有美国国库券,(23),美国利息自然拾级而上。而其在低息年代形成的房地产泡沫经济便岌岌可危。

但美国20多年来的成功,并无为其基层人民带来很多好处。经济增长的成果全反映在股票及物业的价值上。在医疗,教育方面,低下层的情况都比中上层差许多。80年代青年膨胀(YouthBulge)退潮,统冶阶层不用再面对年青人抗议的威胁。财富,教育和医疗资源分配便开始越趋两极化。美国劳工在过去二十多年间的实质收入,其实是没有增长,或甚至是负增长的。尼克松总统在其著作中便提及美国成人有约25%中学未毕业,这种情况在欧洲,日本,以致前苏联等成人超过95%中学毕业的国家是不可想象的。(24)

美国被大西洋及太平洋所保护;北面的加拿大人口只及美国的约十分之一,又夹在阿拉斯加和美国本土之间,所以无法对美国构成任何威胁。而南面的墨西哥,中美洲小国等发展水平和北美又差许多,在一些腐败的南美政权得美国支持下,中南美国家缺乏发展机会,许多精英都流向美国,美国本土可说是没有任何来自外国的威胁。统治阶层没有甚么真的提升基层,以团结对付外敌的需要。所以美国政局的长期走势基本上是由各金融资本集团的巨头在幕后操控。在资本集团联合压制下层的情势下,左派,基层工会,势力十分薄弱。

因西欧传统上都是许多不同国家互相制衡,再加上有部份国家仍实行君主立宪,故此国家权力便较分散,而各个国家的统治阶层为避免“亡国”而引致自身地位不保,所以都必须注重提高普遍的国民素质。因而他们的“社会主义”成份比美国高许多。

实际上中国宋朝王安石推行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变革时,中国亦是各统一皇朝朝代中国势最弱,最多外敌的年代。

几乎全部欧洲国家都有左翼政党执政的历史,而北欧更是普遍实行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公共财政占国民生产总值超过百分之六十。欧洲私人资本家便很难在这种情况下如美国资本家般在幕后完全控制政局发展。所以欧洲的选举中,政党扮演的角色便十分重要,可以说是政党决定了候选人。竞选经费主要由政党和政府承担,德国政党经费约一半来源于党员会费。(25)在美国,政党只是一个十分松散的组织,基本上决定何人出线为候选人根本不是政党,而是资本家,因为在美国总统竞选经费无上限,花费千亿的情况下,政治人物只要在公众面前表现不太恶劣,谁最能得到较多’财主’的支持,才是他会否成为候选人的决定因素。在2000年的总统竞选,只占美国人口1%的地区便提供了23%的竞选经费。(26)

美国不限制总统竞选开支(除非候选人接受政府选举资助)。美国总统,国会议员竞选开支主要由个人及利益团体支付,政党只负担少部份。1979年的FELA修正案令政党选举开支大幅上升。自1996年起,最高法院的判决更对政党的独立捐献不设限制。(27)美国曾在水门事件后,1974年透过FederalElectionCampaignAct(FECA)的修订为总统竞选经费设限,但这短命的修订在1976年便被最高法院以妨碍“言论自由”推翻。(28)

其实这也很合’法理’,在美国不受约束的‘自由’资本主义体制下,“言论自由”即意味着越有钱,便越有言论获得传播的自由。普通老百姓,只有和朋友,家人瞎聊的自由,并没有言论获得大范围传播的自由。

推崇西方议会民主的人很喜欢把这制度说成唯一真正能保障大部份人利益的制度,说成是人民权力的真正,唯一彻底反映的形式。但他们都不谈“候选人”到底是如何产生的。而令选民了解候选人的主流传媒又是由那阶层的人控制。没有庞大竞选经费支持,利益不和资本家或专业特权人士挂钩的人,纵使清廉公正如包公,精明尽责‘志虑忠纯’如诸葛亮,前线记者热心报导,又有多少主流传媒老板会让之长期占据主要篇幅?

现实情况是,“候选人”在欧洲国家都是由政党党团挑选,在美国则由资本家羣挑选。而主流传媒都是由与政党,大企业,政府,上层社会有关的人控制。他们“差额选举”的真实情况是党团,资本家群,上层社会,主流传媒寡头等分别,甚至一起选定了一些“候选人”给群众从中再作挑选,而选举结果又往往受不同的投票和选区划分方法,例如比例代表制,简单多数等不同方法所影响,某些方法是倾斜小党,有些则倾斜大党。英国首相,美国总统选举有不少次都是由得票总数其实较少的人当选。

在政党组织薄弱,但选举经费限制较严的地区,由主流传媒老板组成的‘传媒寡头’,更是决定“候选人”名单的主要力量。资本主义的传媒都很关心一些国家和地区会否实行直选,一人一票,但很少向选民深入介绍不同计票方法,选举经费设限等十分影响选举结果的问题。原因无他,世上没有什么选民真的是靠亲身接触,共同处事来认识候选人及政治人物的,绝大部分人都只靠传媒的报导来了解公众人物。直选,一人一票的制度其实代表主流传媒老扳们对政治有很大的影响力。只要传媒把某人说成恶魔,描成某些丑闻的主角,这政治人物便成’过街老鼠’了。到底传媒是只否在报“忧”不报喜,故意丑化和传媒老板利益冲突的人及团体。为生活忙碌终日的市民大众如何有空求证?从何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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