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瑕瑜互见,完泽执大政


且说成宗继位后,果然没有辜负忽必烈对他的期望,为政用人,皆循世祖朝例,毫无改易之处,真个是萧规曹矩,特别是对完泽的任用,为稳定因失去忽必烈而略呈动荡的国事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当然,完泽本人也是颇有扬眉吐气之感。

其实,完泽与成宗的关系还是相当亲近的。早在成宗的父亲真金在世的时候,完泽就是太子府的詹事长和怯薛长,铁穆耳两次奉旨以皇孙身份赴漠北督师,完泽也都相随于左右。在成宗继位一事上,完泽内承太子妃阔阔真之旨,外合宗王大臣之议,鞍前马后,贡献良多。特别是他受到太子真金尊儒思想的影响,对汉法有着相当的支持度,是稳定成宗朝初期政局的合适人选。

得到成宗信任的完泽既感知遇之恩,当然竭诚尽命地辅佐新君。首先,他取消了忽必烈晚年的一些财税上的苛政,尤其反对理财大臣的聚敛手段,坚决革除桑哥的弊政,蠲免了自中统初年以来天下百姓拖欠的钱粮,力主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在与成宗商量之后,罢除了征安南之师,使得元朝得以集中人力物力专心对付西北以窝阔台系后裔海度为首的宗王叛乱,为大德五年(AD1301)皇侄海山击破海度军的大捷奠定了基础。史书上是这样描述完泽执政时期这一连串善政的,“朝廷恪守成宪,诏书屡下散财发粟,不息钜万,以颁赐百姓,当时以贤相称之”。

但是,这位贤相在巩固了自身地位之后,却做了一件不怎么贤的事情,那就是着手报复不忽木,特别是三顾命之中的伯颜和玉惜贴木尔双双故去后,完泽对不忽木开始步步紧逼。

前面说过,完泽一直为不能预顾命而耿耿于怀,尤其是耻于被不忽木超越,所以一直憎恨对方。他认为自己被忽必烈冷落完全是因为不忽木在起作用,但他根本不知道,当初忽必烈在考虑中书省右丞相一职的时候,第一人选却是不忽木。他更不知道,正是不忽木主动谦退并向忽必烈推举了他,他才得到了这个高职。知此事者,惟有忽必烈与不忽木二人而已,前者已人在地下,后者更不可能主动告知完泽,正所谓阴差阳错,竟是将玉帛化作了干戈,几乎演变成一场朝堂对立。

由于右丞相和平章政事这两位中书省主要官员之间的不合日趋表面化,省台内的气氛也骤然变得紧张起来,僚属们也看出当前局势是一山不容二虎,一方是朝廷说一不二的重臣,另一方是先帝托孤的顾命大臣,哪个都得罪不起。如果此时不忽木利用他的身份发起对抗,一场政坛风暴就在所难免。但不忽木显然不准备与完泽对抗,采取了“以与同列多异议,称病不出”的退让方式,希望籍此避免斗争。谁知完泽却抓住这个借口,向成宗提出将不忽木降调到陕西行省去做地方的平章政事。

此时,成宗正在任用完泽,对这个提议表现出相当模棱的态度。幸好此时已升格为皇太后的阔阔真念起不忽木的拥戴之功,劝说成宗不要贬谪顾命之臣。于是成宗找来不忽木,问他为什么要称病。事到如今,不忽木只好将自己的苦衷和盘托出,成宗听了很感动也很同情他,称赞他识大体,顾大局的行为有贤者风范。然后拿出拟好的旨意,准备封不忽木为昭文馆大学士兼平章军国重事。

不忽木听完,吃了一惊,连忙推辞说,“是职也,国朝惟史天泽尝为之,臣何功敢当此?”

成宗拗不过他,只好将“重”字去掉,改为“平章军国事”,不忽木才勉强答应下来。后来,为了缓解完泽的不满,成宗又将不忽木调至御史台担任御史中丞。大德三年(AD1299),兼任侍仪司事,直至不忽木于大德四年去世,始终恩宠不衰。

虽然没能打倒不忽木,但好歹算是把这眼中钉,肉中刺赶出了中书省,完泽也算消了一口恶气。不过,除了对不忽木穷追猛打之外,完泽在其他方面都做到了尽职尽责,堪称帝位更替初期维持平稳政局的中流砥柱。


七、哈剌哈孙,入主中书省


鉴于完泽的强力打压,三顾命之中硕果仅存的不忽木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都不得不置身于政局之外,但这并不是说,不忽木从此便过上了退则独善其身的隐居生活。于是,在大德二年(AD1298),刚刚到任七日的浙江行省左丞相哈剌哈孙被飞调至大都,担任中书省左丞相。这正是不忽木在背后推荐的结果。

哈剌哈孙出自蒙古斡剌纳氏,因先祖乞失里黑曾在成吉思汗时代曾立有大功,故而世袭答剌罕(Dar-kh-n,据《辍耕录》记载,“答剌罕,译言一国之长,得自由之意。(非)勋戚不与焉。太祖龙飞日,朝廷草创,官制简古,惟左右万户,次及千户而已。丞相顺德忠献王之曾祖启昔礼,以英才见遇,擢任千户,赐号答剌罕。”启昔礼即乞失里黑,忠献王就是历元世祖、成宗两代的名相哈剌哈孙。可见,这是一个接近于半独立藩王的勋位,是极大的荣誉,不易轻得。),至元九年(AD1272)入忽必烈的怯薛宿卫,以重儒术,不妄言,文武双全而受到重视。至元二十二年进大宗正,因执法平允,颇得好评。至于二十八年,在首席怯薛长月赤察儿的推荐下,出任湖广行省平章政事,“威德交浮,洽于海外”,成绩是显著的。也正是看重他的才具,不忽木这才向成宗推荐了这个人。

在提拔哈剌哈孙的问题上,完泽表现出少有的合作态度,即使他知道推荐者是不忽木。因为哈剌哈孙一贯的为政态度是完泽所赞同的,他认定这不会是一个掣肘他的策略,反而可以弥补他近来因年龄的老大而明显不支的体力,他相信即使在自己回归长生天以后,哈剌哈孙还是会一如既往的继续贯彻自己的政略,为这个国家的兴旺做出贡献。可见,只要是在不直接与不忽木有关的问题上,完泽还不失为一个明智之人。

果然,当哈剌哈孙进入中书省后,完泽顿时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轻了许多,儒臣们更加热衷于向中书省提出自己的建议了。因为哈剌哈孙在当政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奏请在大都汗八里修建文宣王庙,隆重供奉儒家公认始祖孔子。然后,他又在庙侧修建了新的国子监学舍,敦请了更多的名儒来讲学任教。

为了让更多的怯薛宿卫子弟可以入学,他根据两都(大都-上都)巡幸制度的特点,又特意在上都建立了国子分学,以便在怯薛们跟随成宗前往上都的时候也不至废辍学业。哈剌哈孙的另一兴教举措就是注重地方镇戍军子弟的教育,因此独创性地兴办了随军学校,其中在元人记录中保留最为完整的学校记录,当为武卫儒学。

根据元代学者虞集的记述,武卫儒学至少在天历二年(AD1329)的时候还在正常运行着,“乃以军务之暇,度地于营东南,广袤八十亩,乃基乃堂,观泉审方,做新文庙,经营材用,石木陶冶,工作程度,心画指授,俱有成法。”可见,不仅修建了规模庞大的军学,还同时营建了孔庙,配置非常完备。由此亦可知,儒学在元朝的军队中很受尊崇,无怪乎会出现余阙那样的儒将。

在哈剌哈孙的倡导下,元代的各级儒学自大德年间之后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除官办之外,元代私学也昌盛起来,此外还有半公半私性质的社学。社,是元代最基础的农村地方行政单位。社学就是利用农闲季节不定期开办的学校,类似今天的农民业校,虽然教学质量不会太高,但依然不失为普及文化知识的一种有效方式。

由于哈剌哈孙政绩卓著,因此深得成宗的信任。大德七年(AD1303),右丞相完泽死后,哈剌哈孙递补成为右丞相。九年十月乙未,成宗谕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诸臣,“省中政事,听右丞相哈剌哈孙答剌罕总裁,自今用人,非与答剌罕共议者,悉罢之。”可以说,哈剌哈孙的权威在成宗一朝的廷臣中是无与伦比的,到了大德十年又加拜开府仪同三司兼修国史,地位进一步上升。

大权在握后,哈剌哈孙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帝国弊政,重新核定了法律,完善了官员的选拔和监督条例,“定官吏赃罪十二章及丁优、婚聘、盗贼等制,禁献户及山泽之利”。这样,杜绝了一部分官吏的变相受贿之路,保证了民生。


八、财税之争,言路斗省台


大德八年(AD1304)五月,来自御史台的一份弹劾奏折,如投石入水,击碎了自成宗继位以来一直平稳的朝局。被言路所发难的对象是主理财政的两名官员:伯颜和梁德珪。

先说伯颜。此伯颜非顾命三臣之一的彼伯颜。他是回回人,祖父赛典赤•赡思丁•乌马儿(al-Sayyid Shams al-Din‘Umar)是以善于理财而历事太祖、太宗、定宗、宪宗和世祖五朝而宠眷不衰的传奇人物,元代主要货币交钞即是由他主持发行的,并在兴修水利,发展文教等方面也有着非凡的贡献。伯颜正是继承了祖父的的理财本领,在世祖朝末年即主管国家财税,位居中书省几位平章政事之首,地位仅次于完泽,在不忽木之上。

成宗继位后,既看重伯颜的才能,又感念他对自己有拥戴之功,视之为心腹重臣。根据《史集》记载,当忽必烈依然为立储而犹豫不决的时候,成宗的母亲,真金太子妃阔阔真主动找了伯颜,请他在忽必烈面前为铁穆耳说好话。于是,伯颜在忽必烈高兴的时候询问继承人的事情,提醒他千秋大业必须有一个可靠的后人来继承,如果现在还没有确定继承人,将来难免引起后人的争执。由于伯颜的说话方式十分巧妙,既在不露声色之间突出了铁穆耳的才能,又全然是为忽必烈打算的姿态,所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忽必烈当即采纳了他的建议,召来大臣们当场宣布将太子宝传给铁穆耳的决定,并当众夸赞伯颜,“这个伯颜出于怜悯而做了有关臣民的报告,他谈到了宝座和大位,他关心到我的子女,为的是在我身后他们之间不致发生纷争。”接下来,忽必烈想起了伯颜的祖父赛典赤的功劳(赛典赤曾经随忽必烈一同攻占了云南,成为当地首任行政长官达6年之久,大行善政。),认为他和他的祖父一样,都是既忠诚又有才能的人,遂从此不称伯颜而呼之为赛典赤。

忽必烈直接把太子宝交给伯颜,让他做为册封大臣“现在就骑马去把我那率军向海度方面出征的孙子铁穆耳叫回来吧,把他扶上他父亲的宝座,举行三天宴会,授予他帝位,然后让他在三天之后出征,到军队里去”。于是“赛典赤奉旨出发,把铁穆耳合罕从途中召回来,在开平府城中,扶他登上真金的宝座”。这一记载与《通制条格》、《元史》相吻合,显然是事实。可见,铁穆耳最终得以在库里台大会上战胜兄长麻八剌,伯颜居功至伟。

另一位理财大臣梁德珪是大都属下良乡县人,因为通晓蒙汉语言,被选拔至忽必烈的第一任皇后察必的执事官。在任上,他又虚心向回回官员学习理财术和西域文化,最后干脆皈依了***教,成为最早一批从汉族转入回族者,其回回名位梁暗都剌。由于精通元代的各种主要语言,理财行政能力突出,他很快在忽必烈晚期的政坛上窜红,至元末跻身于中书省诸宰执之一,成为元的重臣。时评他干练敏达,处事果断,“凡钱谷出纳之制,铨选进退之宜,诸藩赐予之节,命有骤至,不暇阅简牍,同列莫知措词,德珪数语即定;间遇疑事,则曰某事当如某律,某年尝有此旨,验之皆然”,俨然是一部朝廷财税律法的活字典。所以,他在成宗朝也得到了迅速的升迁,一直做到中书省平章政事。

总之,伯、梁二人是在因聚敛之恶而遭到罢黜的桑哥之后受到信用的理财能手,也正是因此,在御史弹劾他们的时候,被列为与桑哥一样祸国殃民的聚敛恶徒。说他们“轻用官爵,重贪财货,滥放冗官,沮坏选法”,使得“奸邪得位,贪残牧民,遂为天下无穷之害”。但是,公允的说,这是不确实的。首先,伯颜和梁德珪并没有如桑哥般足以论典的贪污劣迹,御史的参奏属于眉毛胡子一把抓,对他们两人很不公平;其次,成宗朝的冗官问题是成宗本人造成的,奉旨而行的伯、梁充其量只是执行者,但在专制时代是不能谴责皇帝的,所以他们无疑是替成宗背了黑锅;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的理财手段与桑哥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绝非聚敛手段,夹在天下苍生和成宗滥赐之间的他们,为了谋求收支平衡已经发挥了自身才能的极限,说殚精竭虑也不过分,这时再遭到弹劾,实在有些冤枉。

为何说不同呢?桑哥敛财的手段是直接架空中书省,另立尚书省,绕过丞相。因此与中书省始终处于对立。伯颜和梁德珪却是货真价实的中书省官员,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在丞相完泽和哈剌哈孙的管制之下,而这两位丞相是坚决反对用聚敛手段理财的,因此伯颜和梁德珪在客观上也不可能去步桑哥的后尘,而是采取与上司意志相一致的,即较为温和的方式进行,做到了“大德间颁赐倍于至元而赋不略加”,可谓难能。

那么,言路上又为何将他们视为桑哥、阿合马之流呢?盖因两件史。其一是二人奏请留用了阿合马时代的理财官员阿里等几个人,其二是建议厘正原属编民。后者是为了清查隐匿在大户以及宗王封地内的逃税民户,显然触动了江南大地主和宗王们的利益。而御史台多为汉官,于是弹劾奏章的来历也就不言自明了。

由于背后有来头,成宗也不能不审慎对待。他也很清楚,伯颜和梁德珪并没有太多错误,而且一旦失去了他们的支持,自己的财政很可能崩溃。他更清楚,言路上对理财官员入省拜相的事情一向持不满的态度。早在至元三十一年就曾上奏说“名分之重,无逾宰相,惟事业显著者可以当之,不可轻授。”这表面上是在尊“君子不言利”的圣教,实则是在借题发挥。所以从继位伊始,成宗便一边对言路摆出嘉纳的姿态,一边继续任用理财大臣,和了几年的稀泥。但,这次他觉得再也难以顶住压力了,否则得罪的并不仅仅是御史们。

时间到了九月,成宗拈了理财大臣手下一名官员的错,以御下不严的罪名将伯颜和梁德珪免职,令其居家思过。这下,言路方面气势大盛,开始连篇累牍的弹劾其他理财大臣,甚至意图致二人于死地,“天下之人,目伯颜、梁德珪、八都马辛为三凶,三凶不诛,无以谢天下。又况迷儿火者、阿里等均与之同恶相济,浊乱朝纲,是以彼年灾异屡现。”这是打头阵的御史杜肯构杀气腾腾的言论。继他之后,御史中丞何玮更加直接的说出了“请将群凶或斥或诛,明正其罪。”成宗当然不答应,但也不能明驳,遂“前后数十上,皆不报”,朝局呈现僵持之势。幸而当月梁德珪暴卒,言路觉得暂时出了一口气,也就没再紧逼,成宗就趁机再度起用了伯颜。

重新回到中书省后,伯颜深感对言路一味采取消极防御难免防不胜防,遂谋划反击。反击的第一步就是在御史台中寻找内线,很快就打听到侍御史万僧与御史中丞崔彧不睦,便极力拉拢,许愿一旦整倒崔彧便设法保荐对方接任。万僧本来就觊觎中丞之位,双方一拍即合。不久后,机会就来了。

事件起源于皇太后阔阔真五台山礼佛。监察御史李元礼认为此乃劳民伤财之举,便写了一份措词相当痛切的奏章呈递给崔彧,希望他代为转奏。崔彧仔细看了一遍,觉得不妥,让李元礼重新写或者干脆别说话。他告诉对方,皇帝感念太后拥戴之德,是决不会因为一篇奏章而限制太后礼佛的。可李元礼是个强硬的人,平时尝以本朝魏征自负,坚持不肯收回或修改。崔彧不敢呈递,干脆来了个隐匿不报。这事被万僧探察到了,就上书告发,并称崔彧和李元礼树节朋党,煽谤太后,并对佛教多有攻击之词。成宗大怒,立刻派哈剌哈孙彻察。

接到旨意,哈剌哈孙就知道是伯颜等理财大臣闹的鬼,外界久已盛传“时宰不快于御史台”的说法,他不希望自己也牵连其中,所以他先把伯颜叫来训诫了一番,命令他在彻察期间不得再唆使万僧节外生枝。压服下属后,他又找了崔彧,向他晓以利害,希望他去寻找中间人代为说项。

崔彧听了,既惊且怒还有些怕,回到御史台召来诸官研讨对策。有人给他出主意说,既然得罪了佛教,不妨借助道教来化解。崔彧茅塞顿开,去求与自己关系密切的道教宗师张留孙帮忙斡旋。有元一代,对各个宗教都持平等态度,所以成宗没驳张的面子。加之他也想起崔彧献玉玺的往时,便网开一面,不再追究,连李元礼也没遭到处罚,一场剑拔弩张的政潮就这样被划界于无形。

在成宗朝,理财大臣与御史台的争斗一直没有停止,总体上说,双方胜负各半,成宗又是相当宽厚的人,并不偏袒任何一方,所以虽然激烈,但没发生针对其中一方的大狱。伯颜几起几落,却始终是理财第一人。直到成宗死后,他站在安西王阿难答一方参与了皇位争夺战,又随着阿难达一派的失败而被杀。


九、财政吏治,成宗的困扰


总体而言,成宗朝的理财大臣们虽不及之前的阿合马、桑哥等奸恶,但勾串御史攻击政敌的手段已隐然有朋党之特征,成宗本人未尝不有所察觉,但为何依然回护他们呢?一言以蔽之,成宗手头缺钱。

前面说过,成宗为了笼络诸宗王,稳固自己的皇位,特意将每年赏赐的额度提高了三倍~五倍。这正犯了例不可兴,兴则难抑的大忌。以有尽之财输无穷之欲,无异于抱薪救火。因此,即使对外息兵止戈,但是国库的负担却有增无减。仅继位后的第一次大赏,就造成了国库在2个月后亮起了告急的红灯。以至于中书省朝臣不得不动本上书,告知成宗,“余钞只二十七万锭,凡再有请赐钱粮者,恳请酌情给之”。

在此后的十三年中,还有不少大臣都曾经上书劝谏成宗慎赏宗王,但并未使之有所改变。仅贞元二年二月的一次恩赏,就几乎再度让国库破产,挨至大德三年,已经开始借用钞本。所谓钞本,就是做为元朝纸币保证金的金银,由于等额钞本的存在,纸币才能随时兑换成金银,否则会形同废纸。大量动用钞本的恶果很明显,破坏钞法,造成贬值,中统钞的信用由此大跌。因此将滥赐视为啃噬成宗朝财政的第一根毒牙是勿庸置疑的。

第二根毒牙则莫过于冗官之害。元朝上承于宋金,制度上必然有所衔接,其中,以爵位为赏所造成的冗官现象即是一例。对宗王,成宗笼络以金银;对朝臣,则抚之以爵位。其实这个现象在忽必烈晚期以呈现出泛滥的趋势。根据至元三十一年御史台陈奏,京官人数已逾万人,外省则甚至无法统计,建议成宗设法裁撤。但成宗登基未久,正欲酬谢一干拥戴之臣,而每位大臣之下又有若干门生故旧需要提携,故而在一二年间,通过宣徽院任命的官员又增加了1500多人。

大德七年(AD1303),儒士郑介夫上《太平策》,其中有大量篇幅痛陈冗官之害。他回顾了忽必烈时代的行政效率,说那时候曾经对官员处理事务规定了时限,一般事务五天内完结,中等事务七天完结,即使再重大的事务,有司也必须在十天内处理完毕。但是如今,哪怕是一件小事,官员们也往往会拖延半年,要紧的事务办上一年也不稀奇。民间嘲之为“一紧二慢三休”。想元朝幅员万里,一日之间即有百事丛生,如此低下的效率何以治天下,何以安黎庶?久而久之,国本危殆。

这个盛世危言打动了成宗的心,使得他终于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命中书省牵头组织对行政官吏的审核,淘汰冗员。武官的淘汰则归枢密院处置。这次,由于成宗下定了决心,因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并不足以从根本上扭转整个局面。

真正促使成宗下决心的原因并不仅仅出于财政问题,更在于官员虽多,政府的行政效率却没有任何提高,往往一纸圣谕东转西转却找不到主办者,往往一两个月不能下达生效。有鉴于此,成宗甚至开始怀念起世祖朝桑哥执政时的往时,他对别人说,桑哥为人虽然奸恶,但办事却能雷厉风行,“僚属惮其威,政事无不立决。”可见,当时的成宗朝内的干练官员是何其欠缺,人浮于事的现象又是何其严重。

后来,成宗又想起了去年被自己下旨处决的朱清、张宣,也不无感叹地说,他们两个如能诫贪,应该也是相当难得的干练人才。

元代的漕粮北运不仅仅依赖大运河,还通过发达的海运来进行。朱、张二人生前便是是主管漕运的运粮万户。但漕运一事由于经手大量的粮食和钱款,因此也最容易孳生腐败。朱张二人就是倒在这上面的。由于常年主管,又颇有劳绩,曾多次得到成宗的嘉奖,但私下里他们却利用职务之便,贪赃聚敛了大量不义之财,为了保住地位又利用这些赃款向京内高官行贿,“以财雄江南,遍以金币联结当路”,编织了一张巨大的贪贿之网。在朝中大佬的庇护下,他们官运亨通,相继被晋升为河南、江西行省的参知政事。由于二人才干出众,漕粮抵京从无缺失,因此成宗虽然对他们私下里的一些贪污行为有所风闻,但也一直曲意优容,从而使得他们的胆子越来越大,终于在大德六年(AD1302)二月东窗事发,被僧人石祖进等人揭发其重大不法行为十件之多,令成宗大吃一惊,下令立刻将两人逮捕押解京师侦讯。被捕后,朱清自知罪行重大,难以豁免,遂在狱中服毒自尽。张宣被押至御史台严勘后招供后处死。

朱张案涉案者之多,在有元一代堪称第一,甚至牵涉到以中书省右丞相完泽为首的诸宰辅,完泽,也就是提携他们的那位朝廷大佬。虽然成宗念及完泽有拥戴之功而未加罪,但从此不再令其过问政事。完泽忧惧之下,于翌年病故。但是,其他如段真、阿里浑撒里、月古不花、张斯立等几位宰辅就没有完泽那么好的运气了,相继被罢黜问罪。事后,成宗拍着面前堆成小山的案卷教育诸臣工说,朱张二人是典型的“以才见任,恃才而骄,乃构大祸”,奉劝众朝臣要引以为戒。但是,成宗的话只说对了一半,完全没有检讨自己的姑息养奸,才是构成这一大案的首要因素。或许成宗自己并非没有意识到,只是身为帝王是不可能在臣下面前做出自我批评的。因为这桩腐败大案,使得成宗朝的守成之名也蒙上了一层灰尘。

痛定思痛之下,成宗派出七道奉旨宣抚巡行天下,查办贪官污吏,兼理各地冤狱。这次,成宗的决心很大,任何人也决不姑息,因此一年之间,共查处并惩办贪官18000多人,查收赃款45000多锭,审理冤狱5100多件,一时间吏治肃然,取得了一定成效。

取代完泽主政的哈剌哈孙也配合成宗的治贪决心,制订了官吏赃罪12款以及丁优、婚聘、盗贼等制度,准备据此而大刀阔斧的对冗官进行裁撤,达到清明吏治的目的。但是,正当此时,成宗的身体却突然垮了下来,使得这一改革措施被无限期搁置下去。


十、宫闱斗争,皇后初登场


导致成宗身体衰弱的原因正如前述,酗酒夺去了他健康。因为成宗的病倒,皇后卜鲁罕终于得以走到了政治前台。她出身伯吾岳氏,于大德三年十月被正式册封为后。此后不足一年,太后阔阔真病故,使得她真正成为大都后宫的第一人。在成宗病倒后,她又代替成宗处理朝政,继续信任哈剌哈孙,因此“大德之政,人称平允,皆后处决”。可见,她是一位具有相当政治头脑的女子,也为成宗朝的守成付出了自己的努力。

如果她能够满足于现有状况,或许今后的命运将会不同,但她也和历代宫廷女性一样,希望将来由自己的亲生儿子继位来保证既得利益,所以她利用成宗卧病的机会不断上下活动,在大德九年(AD1305)六月将亲生子德寿送上的太子之位。祝告上苍和祭告太庙的典礼,可见这次册立得到了重臣哈剌哈孙的完全认同。

所以说,在安西王阿难答介入储位争夺并与卜鲁罕皇后结盟之前,哈剌哈孙与皇后一直维持着相同的政治立场。那么,又是怎样的变局导致盟友参商和政治势力的重新洗牌呢?就是德寿之死。

德寿是在这一年的年底暴卒的。这个可怜人无福消受储君之位,抛下了他满怀希望的母亲离开了人世。对卜鲁罕来说,她既要承受丧子之痛,又要面对个人前途的破灭,真是相当沉痛。一个没有亲子的皇后,即使将来会被礼节性的尊为太后,也势必丧失目前到手的一切权力,任凭那些原本在她之下的嫔妃越过自己的头顶,取代她得到她所应得的一切。这对于一个富有政治手腕和政治野心的人来说,是不可容忍的。虽然她现在还可以凭借权力和关系阻挠成宗另立皇储,但成宗身体一日坏似一日的现实无异于催促她必须利用有限的时间重新扶植一个对她有利的新储君,并且不能是成宗的其他子嗣。于是,她相中了安西王阿难答。

阿难答是世祖第三子忙哥剌之子,继承了父亲的安西王爵位和在中国陕甘地区的领地和部队,以六盘山为根据地,拥有较为自主的权势,即使是成宗也不敢小觑他。成宗继位后,阿难答要求恢复在世祖时失去的对地方政权和税收的专擅之权,重新建立象征这一权力归于安西王室的王相府。成宗并未答应他。成宗深知裁撤王相府是世祖为了巩固中央集权所采取的有效手段,所以只是多次赐予阿难答大量的金钱做为安抚措施,却始终不肯在原则问题上妥协。他对阿难答的使者铁赤和脱贴木儿说,“去岁阿难答已尝面陈,朕以世祖定制谕之,今复奏请,岂欲以四川、京兆悉为彼有耶?”等于直接告诫阿难答如果再抬高要价就属于心怀割据不臣的异志,是在和中央政府作对。然后成宗明确告知阿难答,“赋税、军站,皆朝廷所司”,不许他借故侵占染指,如果一定要立王相府,职能也仅限于“行王傅事”,而绝非过去的独揽一方军政的王相职能。

对有其名而无其实的王相府,阿难答当然不能满意,但他也没有以一隅之力直接与成宗对抗的胆量,为了增强他在当地的影响力,遂转而亲近于在当地颇具规模的回教力量。《史集》上说,阿难答在年幼的时候曾经被父亲忙哥剌送给一个伊_斯_兰_教_徒抚养,以避免他重蹈那些早夭的兄长的覆辙。“伊_斯_兰_教的信仰在他的心中已经巩固起来,不可动摇,他背诵《古兰经》,并且用大食(阿拉伯)文字书写的很好。他经常把时间消磨在履行戒律和祈祷上,同时他还让依附于他的十五万蒙古军队的大部分皈依了伊_斯_兰_教。”为了加速自己封地内的伊兰化,他还强迫大多数蒙古儿童施行割礼,并开始排斥其他宗教,鼓励伊_斯_兰_教_徒去破坏佛教和道教的寺庙,这显然违背了元廷对各种宗教不偏不倚的宽容政策,尤其受到了在元廷内颇有影响的藏传佛教徒的反对,他们的首领——继承了八思巴担任国师的胆巴亲自向元成宗陈述了陕甘佛教徒们的烦恼,成宗也担心阿难答强迫信教的行为会破坏当地的秩序,引发民变,遂派自己的亲信鹰夫长只儿哈朗和赤儿塔合带着禁止阿难答接近伊_斯_兰_教的命令去阻止这种宗教歧视行为。可是阿难答不肯听从,惹怒了成宗,下令囚禁他。但是阿难答自恃有军队的支持,即使遭到囚禁也拒绝放弃伊_斯_兰_教,双方形成了僵局。最后,还是太后阔阔真站出来斡旋,她劝成宗不要太强硬,“你继位已经两年了,而你的国家却还没有稳固。阿难答有很多军队,并且唐兀惕之地的所以军队和居民都是木速蛮(指伊_斯_兰_教)并对此执迷不悟……如果让他们变心,那可真不得了。因此你不宜强迫他,让他自己选择自己的信仰和宗教吧。”于是成宗就释放了阿难答,并好言抚慰了他,传达了太后阔阔真对他的善意。

利用宗教影响和军事实力,阿难答终于摆脱了成宗的约束,其在陕甘的势力日趋膨胀,进而产生了问鼎帝位的野心。所以,当卜鲁罕皇后向他挥动橄榄枝的时候,双方在大德十年的最初几个月一拍即合,并发生了频繁的秘密接触,但随着陕甘与京师之间信使往来的日趋密切,二者结盟行为也被一些元廷中人所发现,哈剌哈孙是其一,时为皇子,后来成为元仁宗的爱育黎拔力八达则是另一人。日后,他在位期间谈及当年与卜鲁罕及阿难达的争斗时说,皇后与安西王之间存在着暧昧的男女关系。诚然,做为孤证,这有可能是对政治对手的一种诋毁,但也从一个侧面证明,当时这二人之间基于利益的一致性,关系确乎迅速升温并密切异常。

卜鲁罕希望先拥戴阿难答监国,再让他进一步成为皇帝,自己则得到应有的政治权力,至少维持现在的地位。她不仅阻挠成宗另立储君,还在朝臣中物色支持者,很快就觅得了渴望取代哈剌哈孙地位的中书省左丞阿忽台,平章政事伯颜的支持,并有宗王迷里贴木儿等人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诸宗王而言,自己支持的人一旦登上帝位,自然会得到大量赏赐和实际封地的增加,于是一个各种私利交织而成的政治联盟就此诞生,情况似乎正在朝着卜鲁罕预想的方向顺利发展着。这时,她认为不再需要始终持反对态度的哈剌哈孙,但她却低估了哈剌哈孙背后的儒臣势力,因此当公开在朝廷上提出阿难答监国的动议后,引经据典的反对声之响亮,顿时令皇后措手不及。率先发难的是精通农事的翰林学士畅师文,“从宗社重事,讵宜苟且”,然后又说“余病矣,请归调治”,“遂拂衣而起”,拒绝再见皇后。曾经参加过平宋之战的老将,时任中书参知政事、御史中丞要职的何玮随后也站出来反对说,“此非臣敢知”,抵制了皇后的动议。皇后派的丞相阿忽台见事不妙,站出来“以武则天为言”,何玮反驳说,“彼有庐陵王,何可同也。”接着,以辞章出众的国子祭酒刘敏中也愤怒的指出,阿难答的行为是“回邪诪张,势挟中闱”,矛头直指皇后卜鲁罕,道破了其以私心图谋变易皇统的阴谋。儒臣们之所以如此公开反对,背后无疑是受到哈剌哈孙的支持。也正是由于他的立场坚定地捍卫世祖一脉嫡传的立场,暂时压制了卜鲁罕集团的政治图谋。由此,成宗朝晚期的皇位争夺战变得壁垒分明,受到哈剌哈孙支持的成宗亲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相继走上了政治舞台,与皇后和安西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参考资料:

《元史》

《新元史》

《元代教育研究》

《中国教育通史》

《中国教育制度通史》

《道园学古录》

《吾汶稿》

《归田类稿》

《至正集》

《雪楼集》

《史集》

《元朝名臣事略》

《元史类编》

《滋溪文稿》

《中国经济史•元代卷》

《至元、大德年间的“赛梁秉政”》(《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辑刊》,1990年)

《历代名臣奏议》

《淅津志辑佚》

《元代安西王阿难答倡导伊_斯_兰_教的真正目的》(《西域研究》2005年第二期)

《中国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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