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日报:韩国、伊朗低生育率之惑

韩国、伊朗低生育率之惑 http://www.sina.com.cn 2008年07月21日 04:15 第一财经日报

顾宝昌


在本系列评论第二篇(2008年7月7日本报A11版《世界对低生育水平时代到来的困惑》)中我们谈到,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作为一种人口态势,人们原本以为它只是一个欧洲的特有现象而不甚在意。但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所谓的“欧洲现象”正在向世界蔓延,变成了一种全球性趋势。中国身处亚洲,我们当然尤其关心这种低生育率现象在亚洲国家发生和发展的情况。本文介绍两个亚洲国家——韩国和伊朗的情况。


朝鲜战争结束后,韩国经济经历了一段十分艰难的时期,当时韩国妇女的生育水平很高。1961年的总和生育率(下称“生育率”)达6.0。从1962年开始,韩国政府决定在全国实施计划生育。韩国的计划生育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被称为世界上最成功的计划生育范例之一,到1980年生育率降低到2.8。受此鼓舞,韩国政府在1981年把人口政策的目标修订为到1988年达到更替水平2.1,同时在计划生育宣传中推广小家庭,以至“单孩家庭”。对接受绝育的单孩家庭,政府提供住房优惠和补贴。但是,生育率的下降比韩国政府目标预定的快得多,到1983年就达到了更替水平。与此同时,出生性别比开始出现失调,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达到了115个男孩比100个女孩。即便如此,韩国政府在1986年仍重申了人口控制政策。


这一时期韩国实现了完全工业化,国民收入大幅提高,适龄青年大多数进入大学。在达到更替水平生育率十多年后的90年代中期,韩国开始出现了关于是否应继续鼓励少生的生育政策的辩论。辩论的结果是,政府放弃了控制人口增长的政策,转而实行“新人口政策”。1996年出台的新人口政策包括保持生育和死亡在有利于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水平、倡导家庭健康和福利、平衡出生性别比、鼓励妇女参与生产劳动、改善老年人的生活、实现人口平衡分布等等。尽管政策的导向改变了,但生育率却继续下降到2000年的1.47和2002年的1.17,低到了比已经出现人口负增长的日本还要低的水平。


韩国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在处于高生育率的60年代早期,人们的理想子女数是4个孩子,但实际生育率却是平均6个孩子,而到90年代进入低生育率阶段后,尽管妇女的理想子女数保持在2个孩子左右,而实际生育率却不断下降以至接近于平均1个孩子的水平。


面对低生育率时代的到来,韩国的政策反应十分迟缓,总侥幸地认为这种下降不会持续,而只因为人口还在由于惯性作用继续增长,人们依然忧虑人口对资源、环境造成压力。决策者和公众对于低生育率时代的到来可能对国家造成的严重影响并不在意。直到2004年,韩国政府才正式推出了鼓励生育的政策,2005年出台了“低生育率和人口老化基本法”,2006年提出了“2020战略”,即到2020年把生育水平提升到1.6。至于这一目标是否能成功实现,则仍在讨论之中。


与韩国类似,伊朗计划生育的成功也被认为是一个“奇迹”。在大多数***教国家的生育水平仍居高不下、计划生育步履艰难的情况下,伊朗的生育水平却在短期内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1956年伊朗人口普查报告的人口年增长率达3.1%,为此,从1967年伊朗开始了以控制出生和实现零增长为目标的计划生育。1976年人口增长率降低到2.7%,出生人口数量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断减少,从1986年的226万,1988年的182万,到1992年的不到140万。


伊朗1991年的人口普查报告年人口增长率为2.5%,这一人口增长率如此低,以至于外界普遍感到十分意外而不能接受。伊朗政府机构拒绝使用这一结果作为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基础,联合国人口司也不予承认。但是,1996年普查又一次证实了1991年的调查结果,年人口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到1.96%,妇女的生育水平从1986年的6.6下降到1996年的2.8。到2000年,大规模的人口健康调查再次表明,伊朗的生育水平已经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的2.0,在城市地区已降到1.7。而最近的2006年的人口普查结果表明,伊朗妇女的生育率进一步下降到了1.4左右。


尽管一次又一次的调查反复表明,伊朗的生育水平已经大幅度下降,伊朗人口的增长速度已经大幅度放缓,但是在伊朗的人口学家中,对于这些调查结果的“有效性”仍不断提出质疑,认为调查结果表明的伊朗在1986~2000年期间的生育率急剧下降“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最多是一时的”。他们提出,当1976~1986年期间出生的大量女孩进入婚育年龄后,伊朗会出现另一个“出生高峰”,生育率会再次反弹。政府在欢呼人口控制成功的同时,面对严重的失业危机也仍然把控制人口增长作为主要关注点。2005年出台的第五个发展计划继续重申了政府致力于生育控制的政策。


韩国和伊朗虽然同为亚洲国家,但相距甚远;无论是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地理环境都大相径庭,但它们都在过去的十多年中出现了生育率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的情况。当然,这与两国都大力推行计划生育不无关系。面对低生育率时代的到来,韩国从控制人口到鼓励生育的转折可谓异常曲折和艰难,伊朗的一次次调查产生的数据结果一再遭到否定和质疑的经历则意味深长。这都反映出,正确认识低生育率时代所带来的挑战进而加以应对,这个过程往往充满了波折,并不比从前认识到高生育率会造成问题的过程更容易。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两个国家都有着深厚的传统婚育文化,但近几十年里,两国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城市化——城市人口大幅增加,农村人口大幅萎缩,这不能不对社会形态,包括生育形态发生深远的影响。如果中国的经济、社会继续保持迅猛发展的势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继续大踏步推进,那么它就不能不对中国的生育形态产生同样深远的影响。在中国这样大的国家,任何事态的初露端倪往往会淹没在纷繁复杂的现象里而难以察觉,但等到事情浮出水面,往往也就成了大问题。他国的经验不可能代替我们自身的实践,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面对低生育率时代的到来,见微知著,未雨绸缪,争取主动,避免被动,应当成为我们的共识。(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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