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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顾祝同的手里握着一条杀手锏

顾祝同此时正稳坐在西安, 作为国民党实力派人物,领着国民党特派副代表的衔和西安行营主任的身分,正同共产党进行着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谈判。

二月九日,共产党的谈判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及秘书长李克农来到西安,同国民党张冲、顾祝同及贺衷寒会面,展开划时代的第一轮谈判。

周恩来来了,一见到张冲,哈哈一笑,伸出手来:“我们终于见面了,久闻淮南先生大名,今日相见,果然年轻有为。”

张冲握住周恩来的手:“淮南一向仰慕周先生大名,以前多有不敬,还望周先生见谅。”

淮南是张冲的号,这张冲是国民党内有名的才子和情报专家,和共产党打了多年的情报战。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炒得沸沸扬扬的“伍豪”脱党事件,便是张冲对准周恩来施下的离间计。张冲所说的“多有不敬”,便是指的这件事情。

周恩来又说道:“‘历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不是走到一起来了吗,还是向前看吧。”这句话既是对着张冲说的,也是对着参加谈判的国共两党人员说的。说完之后,又握了握顾祝同的手说:“多年不见,墨三兄发福多了。”

一九二四年十月,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部主任的时候,顾祝同在黄埔军校任代理总务主任。第二年国民革命军从广州东征的时候,周恩来任第一军政治部主任,顾祝同在第一军任团长和旅长等职。因此,周恩来既和顾祝同共过事,又是他的上级。于是顾祝同答道:“哪里,哪里,各为其主嘛。其实,我还是一直都不忘周主任的教诲的。”

大家寒喧己毕,进入正题。双方为共产党所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编制问题,唇枪舌剑,针锋相对,你来我往。最后,移往庐山牯岭,同蒋介石继续第二轮的谈判。


刚送走了共产党的谈判代表,顾祝同又作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特派员,陪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同中共中央派出的代表、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一同在延安城南的黄陵县桥山之颠共祭黄帝陵。

这一天是清明节,黄帝陵前古柏森森,旌旗招展,气分庄严肃穆,祭祀典礼开始,列队、放炮、奏乐。国共双方各自献出鲜花,瓜果等祭品,林森代表国民政府宣读了祭文,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宣读了由毛泽东主席亲手写的祭文。最后,双方在轩辕黄帝亲手栽植的巨柏前合影留念。大家在共同的祖先陵墓前都显示出了为中华民族的大团结和抗敌御辱的决心,在表面上握手言和了。


顾祝同祭罢黄帝陵风尘赴赴地回到西安,刚一坐下,还没有来得及休息,侍从来报告:“曾晴初先生己来多时了。”

顾祝同一听,精神为之一振。真是左右开弓,左边刚应付了共产党,右边又来对付刘湘:

“叫他进来。”


此时杨森的势力在省内首屈一指,官领四川军务督办,兼管省政。杨森虽然老奸巨猾,但见王赞绪的表现,也不禁哈哈大笑,遂对王赞绪深信不疑,委王为成都市市政督办,相当于现在的成都市市长。

杨森在职期间,提出了“建设新成都”的口号。其施政建设的第一条,便是修建马路。那时候成都市的东大街为进出成都的重要通道,是一条繁华的商业街,熙熙攘攘,商贾往来,夜市繁忙。与另一处闹市区商业场并不直接相通,杨森决定拆房修路,把两者连接起来,形成一体,并把修路的事情交由王纘绪负责。于是王纘绪在对着走马街北口的地方开始拆房,南北向拆到商业场口,路修成之后,取名“森威路”,因为杨森名授森威将军。以后杨森垮台,逃出四川,这条道路改名为“春熙路”,这便是成都市春熙路的来由。

到了现在,历尽沧桑的春熙路己经发展为在全国范围内闻名遐迩的商业街,并在它的基础上,形成了在成都市中心地带内的繁华商业步行街区,在世界上也小有名气。回首过去,再看今天,这条“春熙路”也不失为杨森、王纘绪的一项“政绩工程”。

修完春熙路的第二年,即一九二五年,杨森发动了统一全川的战役,以刘湘为主要打击对手,企图以武力消灭四川省内的其它各路军阀,统一全川。正当杨森踌躇满志,战斗正酣之时,己身为师长的王纘绪被刘湘买通,突然调转枪口,通电宣布:“听候浦公命令。”

杨森得报,六神无主,连声惊呼:“王易治都变了,我还打什么,不打了,不打了。”战场形势骤然大变,杨森兵败如山倒,不可收拾。最后通电下野,成了孤家寡人,只身出川避祸,到武汉当寓公去了。至于后来适逢形势变化,在吴佩孚的支持下,再回川拉起旗帜,就是后话了。

王纘绪为刘湘打败杨森立下汗马功劳,在刘湘手下仍旧作师长,并在一九二九年兼任四川盐运使,后升任军长。四川自贡产盐,行销全国。这个盐运使是一个肥缺,加上王又巧立名目,把原来的“产主运销”放宽为“专商运销”,实际上用行政手法把盐的运销业务大部“承包”给了与自己有关系的人,从中捞了不少好处。

一九三二年,王纘绪收受盐商巨额贿赂之事为刘湘获悉。为障人耳目,王即借口创建学校,培养军政人员的“干部子女”,在重庆购买张姓私宅“张家花园”作为校址,办起了巴蜀学校。一九五○年这所学校又被他送给了人民政府,即现在的重庆市第四十一中学校。在修学校的时候,王纘绪指定墙砖上都要烧制“大邑刘湘”四字,并将最早修成的第一幢校舍命名为“湘园”。当然,这都是为了取悦刘湘。

这些举措,无异于当年在手臂上刺“森”字,刘湘都看在眼里。


一九三五年,蒋委员长在四川风景秀丽的峨眉山办起了“中央峨山军官训练团”,训练团的团长即为蒋介石,副团长为刘湘,教育长为陈诚,邓锡侯、刘文辉为团附,其他还有一些中央来的人员任军政训练和监督。陈诚是训练团的实际负责人。川军中所有少校以上的军官,甚至少量尉官都要分期分批地进入训练团接受训练。

开办这所训练团的公开目地,在于提高军队的军事和政治素质。真正的目地则在于分化、拉拢川军中不同背景和经历的人员,或者为今后的拉拢先打下基础。因此,在训练团内,除了授课以外,还有很多活动,如集体参加国民党、各别接见、谈话、会餐等。旅长以上的军官由委员长接见并谈话,团长以上的军官由陈诚接见并谈话。对于川军中反对现任官长、尤其是反对刘湘的,必定秘密约见多次,越反对得起劲,越有好处,封官许愿,或加官进爵等。

委员长这一招效果十分显著。不久刘湘便得到秘报:王纘绪己被收买,暗中投靠了蒋中央。于是,刘湘重赏秘报者,对王赞绪加强了防范。


所以,如果说王纘绪叛刘附蒋,刘湘早有耳闻,并不会感到意外。但如果唐式遵要反水,刘湘就殊出意外了。

唐式遵,号子晋,四川仁寿县镇子场人,幼年就读于县城鳌峰书院,后入仁寿师范。其

这样,刘湘的意外终于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