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谁是最效忠于溥仪的满清遗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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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和他的师傅朱益藩(左)、陈宝琛(右)在御花园养性斋门前



溥仪做了亡国之君后,先前那些整日里高呼万岁的权臣贵胄们跑的跑,逃的逃,如鸟兽散。但溥仪的老师陈宝琛却矢志效忠于清室,对溥仪“不抛弃、不放弃”,忠心谏言、至死方休,一心守护和关心着这位命运多舛的末代皇帝,堪称最效忠于溥仪的满清遗老。


陈宝琛(1848—1935),字伯潜,号弢庵,闽县(今福州)人。同治七年(1868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光绪元年(1875年)擢翰林侍读。与张之洞、张佩纶、宝廷等人交厚,好论时政,而且不避权贵,直言敢谏,世称“清流四谏”,曾因“荐人失察”被罢官。宣统元年(1909年)由张之洞举荐回京,宣统三年(1911年)担任溥仪的老师。



辛亥革命后,大清帝国颠覆。按照“优待条约”,溥仪仍然保留帝号,居住在北京后宫。65岁的陈宝琛仍在后宫担任“帝师”。在授业的同时,陈宝琛经常孜孜不倦的向溥仪灌输“卧薪尝胆”、“遵时养晦”、“静观其变”的复辟思想,希望溥仪有朝一日能够恢复“皇清大业”、“重登九五”宝座。期间,陈宝琛为光绪皇帝撰写了《德宗本纪》,并主纂了《德宗实录》,被溥仪加封为太傅。


在赴东北充当伪满傀儡执政前,溥仪与陈宝琛朝夕相处最久,彼此相知最深。在溥仪的眼里,陈老师是自己“惟一的灵魂、惟一的智囊”,是“最忠于大清、最忠于自己、最稳健谨慎”的人。即使溥仪被逼出宫到了天津,陈宝琛也依然追随,“授读如故”。此时,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东北地区已经虎视眈眈。


“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这是日本侵略者在1927年东京会议上,由时任首相的田中起草的《田中奏折》中提出的侵略计划。在具体实施上,日本参谋部提出分三个阶段逐步吞并中国东北,即:第一阶段,扶植卖国集团,成立亲日政权;第二阶段,建立“脱离中国本土”的“独立国”,即扶植傀儡政权;第三阶段,吞并中国东北,划入日本版图。


1931年9月18日,盘踞在我国东北境内的日本关东军,精心策划并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日本侵华战争的序幕。为了实现吞并中国东北地区的狼子野心,日本人想到了清朝末代皇帝溥仪。11月2日,日本特务土肥原秘密来到天津,想迎接溥仪至满洲成立国家。陈宝琛极力反对溥仪到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他力排众议谏曰:“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也”;“不可轻信郑孝胥欺罔之言”。言语之间不禁声泪俱下。11月5日,溥仪召开“御前会议”商讨此事,陈宝琛主张慎重,反对贸然行事;而郑孝胥等人却主张“趁时而动”。一场激烈的争辩在二人之间展开。


陈:“当前大局未定,轻举妄动有损无益。罗振玉迎驾之举是躁进,现在启驾的主意何尝不是躁进!”


郑:“彼一时,此一时。时机错过,外失友邦之热心,内失国人之欢心,不识时务,并非持重!”


陈:“日本军部即使热心,可是日本内阁还无此意。事情不是儿戏,还请皇上三思而定。”


郑:“日本内阁不足道,日本军部有帷幄上奏之权。三思再思,如此而已!”


陈:“我说的请皇上三思,不是请你三思!”


郑:“三思!三思!等日本人把溥伟扶上去,我们为臣子的将陷皇上于何地?”


陈:“溥伟弄好弄坏,左不过还是个溥伟。皇上出来只能成,不能败。倘若不成,更陷皇上于何地?更何以对得起列祖列宗?”


郑:“眼看已经山穷水尽了!到了关外,又恢复了祖业,又不再愁生活,有什么对不起祖宗的?”


陈:“你,有你的打算,你的热衷。你,有何成败,那是毫无价值可言……”


(——摘自《我的前半生》)


陈宝琛和郑孝胥争论的实质是:恢复大清是中国的内部问题,但去东北图谋复辟,受日本人控制,是投敌卖国问题。陈宝琛作为满清遗老,劝溥仪企图据复辟的思想是陈旧封建的,但主张不去东北受日本人摆布,还是爱国的。


溥仪认为陈宝琛“忠心可嘉”,所以没有表态。第二天,溥仪收到了两枚炸弹(后经检验是假的),此后接连不断的收到恐吓信和恐吓电话,经过一连串的惊吓和刺激,溥仪下决心去东北。1931年11月10日,溥仪背着陈宝琛,与郑孝胥等人悄悄离开天津,潜往东北。在关东军和郑孝胥的控制下,溥仪成为“笼中之鸟”。


对于溥仪的不听忠言和不辞而别,陈宝琛老泪纵横。12月,性格倔强的陈宝琛不顾严寒,只身前往东北,冲破郑孝胥等人的百般阻挠,面见溥仪,叮嘱他要“静以观变,等待时机”返回天津。两天后,溥仪召见陈宝琛,向他道出了日本人将要建立“蒙满共和国”并怂恿自己出任“总统”的计划,遭到了陈宝琛的坚决反对。他劝溥仪不可轻信郑孝胥的“欺罔之言”,不要上日本人的圈套,并说道:“臣风烛残年,恐不能再来,即来,也恐未必能见,愿皇上保重!”临别前,陈宝琛再三叮咛溥仪:“若非复辟以正统系,何以对待列祖列宗在天之灵?”




1932年3月1日,日本假借“满洲国”政府的名义,发表了“建国宣言”。 3月8日,溥仪在日本人的控制下粉墨登场,就任“执政”,年号大同,定都长春,改称“新京”。得知这一消息后,陈宝琛不禁为溥仪的“前程”和安全担心,九月,已经85岁高龄的他不远万里来到长春,最后一次省问溥仪,上呈密折中有“窃臣去腊得觐天颜,回蒙召对,而忧愤郁结,气窒舌蹇,尚多不达之词。归程惘惘,魂梦依驰,至今窃见陛下以不赀之躯,为人所居为奇货,迫成不能进、不能退之局而惟其所欲为,始则甘言逼挟,谓事可立成。既悟其诳矣,而经旬累月,恣为欺蒙”的语句。通过这份残缺不全的奏章,我们可以领会到陈宝琛既是在向被郑孝胥劫持的旧主溥仪哭诉衷肠,又是在向郑孝胥的卖主求荣、充当日寇汉奸的卑劣行径的严厉声讨!


“民族是不能得罪的!”这是陈宝琛晚年经常说的一句话。对于溥仪被劫持后“晚节不保”,当上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成为替日本人奴役中国同胞的历史罪人,陈宝琛经常哀叹自己“求为陆秀夫而不可得”,意思是说:“我想像南宋的陆秀夫那样宁可背着皇帝投海自尽,也不做元军的俘虏受凌辱,可惜我做不到”。这反映了作为清朝遗老、皇帝师傅的陈宝琛,思想深处也有坚持民族气节的爱国一面。


1935年2月1日,陈宝琛病逝于天津,人们在给他换衣服的时候,竟然发现他的贴身内衣中藏有当年去长春上呈溥仪的密折底稿,虽然破烂残缺,但字字扎心。真是心系溥仪,至死不渝。陈宝琛死后,溥仪伪谥其为“文忠”。作为溥仪忠心耿耿的老师,“文忠”的谥号对陈宝琛可以说是名副其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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