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争经济对蜀汉百姓带来的灾难——兼评诸葛亮的历史责任



本文摘自:《高等函授学报》2006年10月期 作者:范文琼


长期以来,诸葛亮是受到人们普遍尊崇的历史人物。这除了他神一样的智谋外,还在于他对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执着精神和清廉正直无私的人品。但是,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的功过,不能仅仅只看他的人品,而应从大处着眼来看他对历史的作用。作为蜀汉政权的政策制定者,诸葛亮治蜀期间执行的是一条一切为战争服务的治国策略,其结果是给蜀汉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给蜀汉政权的稳定留下了隐患,使得蜀治政权仅有13的短命历史。下面试从诸葛亮执行的经济政策、对少数民族的政策等方面加以论叙。


一、“民不怨”的实质所在


自战国李冰父子修建都江堰后,四川就成了中国旱涝保收的大粮仓。诸葛亮在《隆中对》中称赞四川是“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郦道元写得更清楚:“蜀人旱则借以为溉,雨则不遏其流。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水经注》)


可是,这样一个富饶的天府之国在诸葛亮的治理下,按诸葛亮自己的说法,竟是“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太平御览卷八百一十五》)我们知道,蜀锦以质精闻名于世,左思在《蜀都赋》中赞美蜀锦曰:“阛阓之里,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贝锦斐成,濯色江波。黄润比筒,籯金所过。”而当时“江东历代尚未有锦,而成都独妙”(《丹阳记》),所以,“三国时,魏则市于蜀,而吴亦资西道。”(《太平御览》卷一百八十五布帛条)由此可知,蜀锦已成为蜀汉对外贸易的主要经济来源。面对已被战争搞得“民贫国虚”的蜀汉,诸葛亮当时只有把目光转向唯一可创收的蜀锦上了。


这决非耸人听闻,由于连年战争,蜀汉从上至下,大多数人生活都十分清贫。身为丞相的诸葛亮仅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大将军费祎“家不积财,儿子皆令衣素食,出入不从车骑,无异凡人”(《三国志•费袆》);大将军姜维“宅舍弊薄,资财无余”(《三国志•姜维传》);曾与诸葛亮并署左将军、大司马府事的董和“死之日家无儋石之财”(《三国志•董和传》);车骑将军邓芝终不治产业,妻子不免饥寒,死之日,家无余财(《三国志•邓芝传》)。这些蜀汉“中央级”官吏们的生活尚且如此清苦,一般老百姓的日子之苦就可想而知了。


造成天府之国贫困的原因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连年战争。诸葛亮27岁出山, 54岁去世,他的后27年是在战争中渡过的。特别是蜀汉建立后,七擒孟获,六出祁山,几乎打的都是大仗、恶仗,特别是以弱小的蜀汉,硬要不自量力去攻击强大的曹魏,不倾全国之力,难以支撑这沉重的战争,而战争的结果也势必造成“民贫国虚”的局面。由于蜀汉未设史官,没有史书明确记载蜀汉百姓的悲苦史实,但仔细查找,还是能找到不少佐证。


《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了张俨《默记》说蜀汉国小力微,又常主动攻打强大的曹魏,连年北伐的结果,造成了“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荒残”的是什么?是天府之国肥沃的土地,“苦其役调”的是谁?当然是天府的百姓。至于那些上层豪绅富户是不是“苦其役调”呢?让我们来看一则史实:


益州既定,时议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云驳之曰:“霍去病以为匈奴未灭,无用家为。今国贼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须天下都定,各返桑梓,归耕本土,及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归还,令安居复业,然后可役调,得其欢心。”先主即从之。(《三国志•赵云传》裴松之注引《赵云别传》)


这则史料清楚地说明,为了换取当地豪绅地主及官吏对蜀汉政治的支持,对他们的网开一面是暂时的,待到安定后,“然后可役调”了。


为了战争,蜀汉政权是“男子当战,女子当运”(《三国志•杨洪传》),把全民都发动起来,这是典型的全民皆兵之战。不过正因为如此,官民同苦,与贪官污吏腐败所造成的民苦不同,所以老百姓的怨言就少些。


史书赞蜀汉是“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袁子》),多么好的赞美词,但赞美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民尽其力”。何谓“民尽其力”?全民皆兵也,老百姓的人力、财力、物力都拿出来用于战争。而“行法严而国人悦服”也值得打个大大的问号,“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蜀记》),这说明诸葛亮在“刻剥百姓”,老百姓的怨恨自君子与小人都有,是普遍的怨恨而非一部分人。


二、蜀汉政权对少数民族的剥削与压榨


为了战争,诸葛亮可以说调动了国内的一切力量和物资,其掠夺也是不择手段。蜀中多盐井,以广都县为例,“有盐井、渔田之饶,大豪冯氏有鱼池、盐井,县凡有小井十数所。”(《华阳国志》卷3《蜀志•广都县》)这说明在蜀汉政权建立之前,其地的盐井多为私人经营。盐井之利是十分可观的,诸葛亮治蜀后,改变了盐井的性质,“定芖、台登、卑水三县去郡三百余里,旧出盐铁及漆,而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领夺取,署长吏焉……遂获盐铁,器用周赡”(《三国志•蜀书•张嶷传》)。这段记述明白无误地说明,蜀汉政权把私人的盐井收归国有,是无偿的“率所领夺取”,是明目张胆的掠夺。


史称诸葛亮七擒孟获最终感动了孟获,“赦孟获以服南方,故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三国志•马良传》,注引《襄阳记》)。但史实并非如此:后军还,南夷复叛,杀害守将,恢身往 讨,鉏尽恶类。(《三国志•蜀志•李恢传》)亮至南……以凯为云南太守,封阳迁亭侯。会为叛夷所害。(《三国志•蜀书•吕凯传》)越嶲郡自丞相亮讨高定之后,叟夷数反。(《三国志•蜀书•张嶷传》)十一年,南夷豪帅刘胄反,扰乱诸郡。征W降都督张翼还,以忠代翼。忠遂斩胄,平南土。(《三国志•蜀书•马忠传》)越嶲蛮夷数反,杀太守,是后太守不敢之郡。(《资治通鉴》卷七十四,正始元年)三年春,使越嶲太守张嶷平定越嶲郡。……是岁,汶山平康夷反。……秋,涪陵属国民夷反。(《三国志•后主传》)


上述记载说明,从降服孟获到诸葛亮去世,南方少数民族的叛乱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为什么会造成这种事与愿违的局面呢?答案只有一个:诸葛亮的战争经济对南方少数民族的压榨太甚。《三国志•蜀书•李恢传》中记得很清楚:“南土平定,……赋出叟、濮耕牛、战马、金、银、犀、革,充继军资,于是费用不乏。”《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中也有相同记载:“亮收其俊杰建宁爨习、牛提孟琰、及获为官属。习官至领军,琰辅汉将军,获御史中丞。出其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给军国之用。”也就是说,凡一些可用于战争的物资,都统统搜刮来以作军用,在这样沉重的剥削下,南方少数民族能不叛乱吗?


在蜀汉灭亡前夕,当后主刘禅见魏兵已快兵临城下时,曾计划退守南中,光禄大夫谯周不同意,认为“南方远夷之地,平常无所供为,犹数反叛。自丞相亮南征,兵势逼人,穷乃幸从。是后供出官赋,取以给兵,以为仇怨,此患国之人也。今以穷迫,欲往依恃,恐必复反叛。”(《三国志•谯周传》)这里直接点明诸葛亮以“兵势逼人”,南方屈于兵势,不得不“穷乃幸从”,也明确点出蜀汉政权逼迫南方少数民族“供出官赋,取以给兵”,所以结下了“仇怨”。


三、蜀汉战争带来的民生凋敝


刘禅在走投无路时,只好向魏投降。他遣尚书郎李虎送士民薄给邓艾,上面记载有“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甲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资治通鉴》卷七十八,景元四年)《三国志•蜀书•后主传》注引王隐《蜀记》也有类似记载:“领户二十八万,男女九十四万,带甲将士十万二千,吏四万人。”笔者很难相信这个数字,因为它给人的震惊实在无法形容。刘备入川前,“今益州户口百万,土沃财富”(《资治通鉴》卷六十六,建安十六年)。益州有多大呢? 1915出版的《辞源》有如下解释:“益州:州名,汉置,今四川省地,后汉益州刺史治雒,即今四川省广汉县,后徙治成都。蜀治以后因之,北周废。”由此可知,有户口百万的益州所辖之地,仅只四川成都平原的一部分,而蜀汉政权统治的地盘,除了今天的四川全省外,还包括今云南和贵州以及广西的大部分以及陕西的南部地区,面积扩大了10倍有余,在这么大的区域内,仅只剩下“男女九十四万”,还不及刘备入川前益州这一小块地方的三分之一。仅仅经过十几年的战争,人口却锐减到如此骇人听闻的程度,能不令人震惊吗?在封建时代,人口的增减是衡量社会安定与否及经济状况的标尺,那么蜀汉的人口都哪里去了?这里我们必须注意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从蜀汉建立,除了最后灭亡时是“外敌入侵“外,其它的战争都是诸葛亮的主动出击,也就是说,都是发生在蜀汉境外。所以,蜀汉人口锐减的原因只有一个答案:死于战争。


这个数字还从另一个方面反映了蜀汉战争经济给百姓造成的深重灾难。想想看,区区九十四万人,要养活十万二千将士及四万官吏,老百姓身上负担之重压迫之惨不是很清楚了吗?何况,我们也知道,诸葛亮六出祁山,每次兵力都在十万以上,战线长,路途崎岖,后勤保障和物资供应所需人数,更是远远超过作战部队的人数。一般的战争规律,像这种长距离作战,后勤人员的人数大约是作战兵力的六倍,诸葛亮的北伐,即使有所谓的“木马流牛”,即使在汉中采取屯田以解决粮食问题,但后勤人员也不会少于作战兵力的2到3倍。


这样一个令人震惊的人口比例,再次证明了蜀汉政权实际上是一架速运转的战车,而连年高速运转使这架战车磨损过度,所以,蜀汉政权的垮台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这也说明诸葛亮在《隆中对》中描叙的“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只是一个梦想。诸葛亮以毕生的精力把他非凡的才智像赌注一样投向这个梦想,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历史的悲剧,更是蜀汉政权统治下百姓的悲剧。


刘备在称帝后的第三年就去世了,蜀汉“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而后主刘禅不过是个傀儡,他“以亮为丞相,委以诸事,谓亮曰:‘政由葛氏,祭则寡人。’亮亦以禅未闲於政,遂总内外”,所以诸葛亮实际上是蜀汉政权的决策者,是蜀汉战争经济的缔造者和执行者。一个素以富饶而著称的天府之国,被搞得“民贫国虚”,使得“国内受其荒残,西土苦其役调”,人口锐减到仅剩二十八万户,造成这一切深重灾难的是谁?不正是蜀汉战争经济的缔造者和执行者诸葛亮吗?


对于这种把一切经济都纳入战争的轨道、一切为战争服务的政策,笔者称之为“战争经济”。对于诸葛亮的战争经济给蜀汉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历史已经很明白地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因为诸葛亮为政清明、为官清廉、为人无私,甚至因为有非凡的才智,就忽视他对历史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就对他辅政下的老百姓的深重苦难视而不见,更不能因为他个人的完美人格而不能清醒认识他所造成的历史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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