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炮击金门看毛泽东的战略思维艺术

从炮击金门看毛泽东的战略思维艺术

50年前的那个夏天,在中国东南沿海,爆发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大规模炮击战役,这就是“8·23”炮击金门,也称第二次台海危机。

1958年8月23日下午5时30分,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以突然性的火力轰击金门,炮击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发射炮弹近三万发,击毙击伤国民党军中将以下官兵六百余人,两名美军顾问也在炮击中丧生。第二天,我军又进行了炮兵和海军的联合打击,国民党军对金门的海上运输被迫中断。

炮击金门的导火索是1958年夏天的中东事件,毛泽东决定以实际行动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果然,8月27日,美国太平洋第七舰队主力和地中海第六舰队之一部匆忙向台湾海峡集结。到8月底,金门已被完全封锁,国民党守军陷入靠储备品度日的困境之中,金门弹指可下。当时,国内外分析人士都认为解放军下一步作战行动将是登陆金门。但毛泽东却在9月3日果断命令:从4日起停止炮击三天,以观各方动态。

毛泽东作出这一决定,其用意是摸清美国的战略底牌。9月7日,美国应台湾国民党当局的请求,派军舰为国民党军驶往金门的运输船队护航。9月8日,中央军委下令再度大规模炮击金门,并轰击美国军舰掩护下的2艘国民党军登陆舰,击沉“美乐”号,击伤“美珍”号,美国军舰未射击即迅速撤往外海。美军的这一举动说明,美国无意同中国共产党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其后,美国和蒋介石政权在金门、马祖“撤守”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分歧。9月30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称,如台湾海峡获得“相当可靠的停火”,国民党军继续驻扎在金门、马祖等地“就是不明智的”,说明美国急于“脱身”。10月1日,蒋介石对美国记者发表谈话,针对杜勒斯前一天的讲话表示反对从金、马撤军,并说对杜勒斯的谈话“并无接受义务”,美蒋之间的矛盾凸现。

根据这一情况,毛泽东提出了著名的“绞索政策”,认为将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手中对我们有利,只要金门、马祖还在蒋介石手中,美国就无法从台湾海峡脱身。而只要蒋介石政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美国制造“一中一台”、“两个中国”的图谋就无法得逞。因此,在炮击金门战役后期,炮击一直处于打打停停的状态,到10月31日,中央军委又下令双日不打单日打。

这样一场形式独特的炮战,在战争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后来在回忆录里说:“我奇怪我们是不是在进行一场滑稽歌剧式的战争了”[①]。而导演这场戏剧式战争的毛泽东,则始终牢牢掌握着战场的主动权。无论是打还是停,无论是打打停停还是双日不打单日打,均由毛泽东决定。他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深思熟虑后的当机立断。伴随战争各个阶段的灵活转换,毛泽东不仅摸清了美国的战略底牌,而且巧妙地利用美蒋矛盾,适时地进行战略调整,成功地对美国实施“绞索政策”,最终达到了维护“一个中国”的战略目的。这样一个看似戏剧化的战争进程,实则体现着毛泽东出神入化的战略思维艺术。本文即以炮击金门之战为例,对毛泽东的战略思维艺术作一简单剖析。

全局性思维

着眼全局、筹谋全局,是战略最基本的任务和最突出的特点,也是战略思维必须具备的首要品质。离开了全局,就谈不上战略,也谈不上战略思维,而只能沦为战役或战术的层次。全局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我们只能在具体的时间、空间条件下,相对于具体的人和事来谈全局。全局也是分层次的,一次具体的军事行动本身可以视为一个全局,但在此之上,又有国家军事战略的全局,其上又有国家总体发展战略这个全局,再上又有国际形势这个更大的全局。小的全局必须服从大的全局,在大的全局下,小的全局就成为了局部。局部必须服从和服务于全部,这便是全局性思维的基本要求。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思考任何问题总是将其置于国际和国内的大背景下来进行,他思考的范围是划分为若干个层次,并且这些层次之间又是环环相扣的,这是毛泽东战略思维的一个突出特点。

就炮击金门一役来说,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国际局势,他当时有一个明确的判断,就是“东风压倒西风”,认为当时的国际局势从总体来讲对社会主义阵营有利。1958年初,社会主义阵营在经历了1956年匈牙利事件,尤其是1957年下半年在莫斯科举行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其它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之后,各国之间暂时比较团结,在生产力发展方面也呈现出比较好的势头。苏联首先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显示出在许多重要的科学技术方面已经超过美国。同社会主义国家形成极大反差的是,从1957年下半年起,在美国、英国、法国和其它一些西方国家里出现了带有普遍性的生产下降和失业增加现象。随着经济衰退的迹象日益明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变得激烈起来,一些国家对美国的离心力倾向也越来越明显。尤其当苏联在某些重要的科学技术方面超过美国,并且掌握了洲际导弹以后,美国在盟国眼中的“靠山”地位发生动摇,西方阵营内部的矛盾和冲突日益表面化。与此同时,亚非地区为摆脱英法等国的殖民统治,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这些运动得到了中国和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力支持。无疑,这些地区的国家和民族在感情上都是与社会主义国家同气连声的,成为一支反对美、英、法等西方资本主义大国的重要力量。在这样一种力量对比之下,毛泽东作出“东风压倒西风”的判断,是完全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的。

1958年5月9日,黎巴嫩人民举行起义,反对本国亲美的夏蒙政府,从而引发中东事件。中东事件爆发后,美国公然出动海军到黎巴嫩海面进行威胁,并大力支持夏蒙政府。以阿拉伯民族主义为旗帜的黎巴嫩起义武装仍继续战斗。7月14日伊拉克又发生了军队推翻亲西方的费萨尔王朝的军事政变。7月15日,伊拉克政变后成立的共和国政府宣布退出美国炮制的“巴格达条约”,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建立的“遏制共产主义”的防御链条,一时出现从中间断裂的形势。美国从其全球战略出发立即作出了强烈反应。7月14日,艾森豪威尔下令出兵中东。7月15日,美国以保护侨民为名派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登陆,占领贝鲁特。7月17日,作为美国最主要盟国的英国也派伞兵进入约旦。

得到美国武装干涉中东的消息后,毛泽东迅速作出了炮击金门的战略决策。炮击金门,就是要以实际行动支持亚非民族解放运动,毛泽东是将这一事件放在国际形势的全局下来考虑的。在这个全局下,毛泽东作出炮击金门的决策还隐含了另一层战略考虑,就是要向苏共显示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态度。当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中苏两党就战争与和平问题产生了意见分歧。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大讲“缓和与和平”,对此,毛泽东是有不同考虑的。他认为,“缓和与和平”固然要讲,“革命与战争”同样也要讲。只讲缓和与和平,那是一厢情愿,一厢情愿的事情是没有的;只有以强硬回答强硬,国际局势才能真正缓和。所以,决定炮击金门,就是以“战争边缘政策”回答美国的“战争边缘政策”。

毛泽东考虑的第二个层次是中美关系这个全局。新中国建立后,美国政府一直采取敌视中国的态度,后来又以朝鲜战争为借口驻军台湾,并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1954年第一次台海危机,打出了一个中美大使级会谈。但在会谈中,美国一直采拖延战术,拒绝解决影响两国关系的实际问题,也就是台湾问题。对此,毛泽东持坚决斗争的态度。炮击金门,看似打蒋,但意在击美,就是要“给美国人一点颜色看”。在中美关系这个全局中,毛泽东始终有一个清醒的判断,那就是,“美国怕打仗,我们也怕打仗”,但是“美国怕我们多一点”,所以金门炮声一响,中断了的中美会谈重新恢复。而此后战役的发展,则将美国拴在了金门、马祖不能脱身,其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图谋也无法得逞。

第三个层次是国内社会主义建设这个全局。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还有一个更深层的战略考虑。1958年夏天,毛泽东聚精会神处理的最重大、最首要的问题就是席卷全国的“大跃进”运动。对于在短时间内迅速改变中国的贫穷面貌,在地球的东方建设一个强大的新中国,毛泽东既十分迫切又充满自信。在发动“大跃进”的过程中,毛泽东当年指挥战争时的激情重新充溢于胸中,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毛泽东的许多讲话都体现了这种战争年代的激情色彩。比如他说,明年是带决战性的一年,不论工业、农业都是这样,特别是钢铁、机械,还有粮食。从八月二十一日算起,今年还有四个月,钢铁生产任务能否完成,相当危险。……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谈到抓工业的问题时,他又说,明年是决战的一年,主要指工业,而工业首先是钢铁和机械。有了这两个东西,百事皆有。所以有人封粮食、钢铁、机械为“三大元帅”,我看是有理由的。[②]他讲话中提到的“决战”、“相当危险”、“钢铁尚未成功”、“三大元帅”等等都是一些军事术语或者充满了浓厚军事味道的语言。毛泽东更希望将他自己的这种激情转化为全中国人民奋力拼搏建设社会主义的激情。而炮击金门恰恰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将国内建设与国际斗争联系起来是毛泽东战略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将炮击金门置于国内建设这个全局中来考虑,就是要以军事斗争的胜利来激发全中国人民的建设热情。

第四个层次才是台湾问题本身,具体地说,就是炮击金门这一事件。炮击金门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毛泽东对炮击金门的决策一直是放在国际国内的大背景下来考虑的,一系列的战略调整也是与毛泽东对国际国内问题认识的一步步深入息息相关的。随着炮击金门战事的发展,尤其在美国和蒋介石政权在是否撤守金门、马祖问题上产生矛盾和分歧之后,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台湾问题是复杂的,彻底的解决,“不是短时间的事,而是一种持久的斗争,我们必须有长期的打算”。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全局思维,他在金门国民党守军陷入困境、指日可下的形势下,果断放弃登陆作战的预先设想,导演出一场“戏剧化”的战争。急功近利、缺乏全局性思维的人是断断做不到这一点的。

始终立足全局,处处关照全局,毛泽东战略思维的这一特点贯穿炮击金门决策的前前后后。对这样一种全局性思维,当时的许多人并不能完全理解,他在对福建前线人民解放军的命令中就说:“有些共产党人可能暂时还不理解这个道理。怎么打出这样一个主意呢?不懂,不懂!”[③]但他坚信“积以时日,成效自见”。而历史则验证了毛泽东的这个预言。1972年尼克松访华,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1979年1月1日中美建交,美国从台湾撤军。这些,都得益于毛泽东当年的深谋远虑。

目标与手段

在战略思维中有一对重要的关系就是目标与手段的关系。目标决定手段,而手段服务于目标。这个话说起来简单,但实际上,在战略实施过程中,战略目标和战略手段的互动却复杂得很。首先有一个战略目标的制定问题,战略目标定得适当不适当、科学不科学,直接决定了战略本身的成败,同时也影响到战略手段的选择。反过来,战略手段的选择是否恰当,也关系到战略目标能否有效实现。其次,战略目标制定之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还必须根据形势的发展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调整,当战略目标调整之后,战略手段也同样有一个因应变化的问题。战略手段可以是单一的,也可以多种手段并用。炮击金门一役,毛泽东在处理目标与手段的关系上同样可圈可点。

在炮击金门之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虽然仍在筹划对金门采取军事行动,但主要战略目标已是如何打破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以及如何促成台湾问题朝着和平解决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在谋求祖国统一这个大的战略目标不变的前提下,阶段性的次级战略目标作出了调整。围绕和平解放台湾这个目标,毛泽东选择了炮击这一“武”的手段。但在炮击开始之后,毛泽东却是“文”“武”并用,政治、军事、外交、宣传各种手段同时进行。毛泽东是个辩证法大师,以打促谈、以斗争求和平,这是他一贯的风格。炮击金门作战前期,是以军事斗争为主,对金门实施严密封锁,使金门国民党守军几乎陷入绝地。打炮的结果,使美国同意恢复本已中断了的中美大使级会谈,美国对台政策的战略底牌暴露无遗,美蒋之间的矛盾也凸现出来。此后,美国便急于从金门、马祖脱身,毛泽东果断地改变斗争手段,采取以“文”为主、以“武”为辅的方式,转而实施“绞索政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打炮是先发,说话是后发。”[④]先发制人,后发也制人。炮击金门的后期,毛泽东留下了战争史上三篇空前绝后的奇文,炮击也演变成一场地地道道的政治仗、外交仗、宣传仗,美国和蒋介石始终被毛泽东牵着鼻子被动应付。

政治决定军事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政治决定军事,军事服务于政治。因而,战略问题的背后真正起作用的是政治,战略思维的一个重要特点就体现为政治性。毛泽东解决军事问题之所以表现得得心应手,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他首先是一个大政治家,他在考虑军事问题时总是首先从政治上着眼。

炮击金门从表面上看是以军事打击的方式开始的,但其实是国际政治斗争的催化物。中东事件是炮击金门的导火索,而中东事件本身就是国际政治斗争的重要一环。作为支持阿拉伯人民反美斗争的实际行动,炮击金门也是中国共产党对美、对蒋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有激发国内人民建设热情的政治需要。炮击金门的整个过程中,毛泽东始终都是站在政治的高度来考虑军事问题的。比如,空军入闽之后,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立即为空战规定了严格的纪律,要求不进入公海上空作战,美国飞机不进入大陆领空即不许主动向其攻击,国民党空军不轰炸大陆,我空军即不轰炸敌占岛屿。之所以下达此命令,便是考虑到美国海空军力量在台湾海峡的存在,因此在福建上空作战,不仅是军事仗,还是一场政治仗,牵涉到复杂的国际政治问题。再比如,在炮击之前,毛泽东在听叶飞汇报时,别的没有说,只突然地提了一个问题: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当叶飞回答有这个可能时,毛泽东考虑了十多分钟没有说话,后来又问,能不能避免不打到美国人?叶飞回答避免不了,毛泽东便不再问其他问题,也不作指示,就宣布休息。一直到第二天继续开会时,毛泽东最终下了决心:打,照计划打。[⑤]可见毛泽东在决策时对于中美关系的考虑是极为审慎的。在经过10天的大规模炮击,金门被完全封锁之后,9月3日,包括叶飞这一级的高级将领都认为下一步作战目标将是登陆夺取金门,前线将士更是摩拳擦掌,毛泽东却突然作出了停止炮击的决策。这正是毛泽东善于从政治上考虑问题的表现。

大政治家、大战略家从来不囿于一城一池的得失,而是从政治上、大局上着眼。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中国之大,何必急于搞金、马?”他从政治上考虑,从牵制美国、扩大美蒋矛盾的战略意图出发,认为将金、马留在蒋介石手中比打下来更为有利。此后,无论是“打而不登,断而不死”,还是“只打蒋舰,不打美舰”,乃至后来的隔日炮击,全都是出于政治的考虑。从政治上考虑军事问题,以军事斗争达到政治目的,这正是毛泽东一贯的思维方法。

超常规思维

在思维领域里,尤其在当前,“创新思维”这个词使用率颇高,几乎是各行各业都在谈创新,谈创新思维。但创新应该具体分析。创新是相对守旧而言的,从字面上看,只要与过去不一样的都可以称之为新的。但旧的并非就是不好的,新的也并不一定就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比如,人类社会中许多的价值观念、道德习俗都是延续几千年被证明为行之有效的,硬要在这上面创新那就是颠覆性的甚至是灾难性的。比如,一度流行于网络中的“恶搞”、“搞恶”,看上去完全是一种全新的思维,但这样的所谓“创新思维”不仅不能提倡,反而应该加以制止和正确的引导。“创新思维”这个词本身也是模糊的,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概念界定。可以说,它既不是一种思维模式,也不代表思维科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它充其量只是一种思维的品质,而这样一种思维品质大约存在于绝大多数人的思维习惯之中,也很难说这样一种思维品质是好的还是不好的,一句话,必须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正因为如此,在对毛泽东战略思维特点的概括中,对于许多文章中提到的创新思维这一点,笔者是不以为然的,因为,几乎每一位战争实践者的战略思维中都有创新性的一面,所以创新性并不能算作一个特点。与其说是创新思维,还不如说是超常规思维更为妥贴。

超常规思维自然是相对于常规思维而言的。无论是社会实践还是战争实践,都有其自身的规律,这种规律性的东西反映到思维领域就是一种常规思维。但规律是对一种必然性的把握,而实践却时时处处又受到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尤其在战争当中,偶然性的因素就更多。因此,无论是指导社会实践还是指导战争实践,从常态上说,必须遵循规律,也就是要采取常规思维,但在许多时候,在许多偶然性因素面前,如果能打破常规思维,又往往会获致出人意料的奇效,我们平时讲的“歪打正着”大约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本质而言,超常规思维也是一种规律,是规律之外的另一种规律,这样一种规律把握起来也更难。如果连基本的常规思维都不懂,就追求超常规思维,那便是蛮干,即使偶尔成功一次,也是侥幸;相反,在精通常规思维的基础上,巧妙地运用超常规思维,那就是神奇。

毛泽东就是一位超常规思维的大师,正由于他对于战争规律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对战争指导有着极为娴熟的把握,他的超常规思维往往能获致出奇制胜的效果。他为人所称道的“用兵如神”,很多时候都表现在这种超常规思维上。比如,兵法讲“战胜不复”,这是战争指导的一个规律,按照这一规律指导战争就属于常规思维,反其道而行之就是一种超常规思维,当对手采取常规思维的时候我以超常规思维对之,就能高出对手而取胜。毛泽东“四渡赤水出奇兵”就显示出与“战胜不复”相反的超常规思维。再比如,兵法历来主张“穷寇勿追”,当三大战役结束,国共对峙于长江两岸时,面对国内、国际上包括苏联在内的“划江而治”之声,毛泽东慨然决策:“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同样是超常规思维。在炮击金门一役中,毛泽东的超常规思维更是有多处精彩展示。

1958年7月底,当三军齐聚福建完成作战准备后,前线将士焦急地等待中央一声令下,毛泽东却突然决定推迟战役发起时间。这即是一种超常规思维,这种超常规思维又是建立在常规思维之上的。毛泽东于7月27日上午写给彭德怀、黄克诚的信中,就透露了他的思考经过,他说:“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政治挂帅,反复推敲,极为有益。一鼓作气,往往想得不周,我就往往如此,有时难免失算。”由此可见,这样一种超常规思维实际上隐含着“慎重初战,不打无把握之仗”、“从政治的高度反复推敲军事问题”等常规思维。推迟的这一个月中,前线将士得以更加充分地进行战前准备,所以,炮声一响,立即获致奇效。

9月2日,在进行了10天的封锁作战之后,金门国民党守军几近弹尽粮绝,前线将士都认为下一步将采取登陆作战,蒋介石和美国政府也这样猜测,因此,台湾当局和美国远东驻军全部进入临战状态。毛泽东却突然于9月3日晚作出了停止炮击的决策。此举不仅令国际观察家们感到意外,连许多共产党人也感到不解。这儿又是毛泽东超常规思维的具体体现。其后形势的发展使人们渐渐明白了毛泽东这样决策的深意,那就是一方面借机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一方面摸清美国的战略底牌。

炮击金门后期三篇文告的公开发表,也体现了毛泽东的超常规思维。兵法素来讲究“兵不厌诈”,而毛泽东的三篇文告却是将我方对于台湾问题的所有战略考虑明白无误地告诉对手,同时昭告天下。兵法中的“离间计”都是采取隐密的手段,毛泽东却通过三篇文告,光明正大地“离”美蒋之“间”。

把握不确定性

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是任何事物在发展过程中都普遍存在的一对矛盾。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总是伴随着大量确定性因素和不确定性因素,因而既表现出确定的一面,又表现出不确定的一面。确定性是事物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一种矛盾相对缓和、变化相对缓慢的易于把握的平稳状态,但确定性也只是相对的,事物总是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之中,确定性中也包括着不确定因素,因而不确定性才是绝对的、永恒的。从大量的不确定性中发现确定性,在确定性中发现新的不确定性,然后在新的不确定性中再发现新的确定性,这样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便是我们在实践中时时处处都在面对着的客观存在。

战争作为一种激烈的暴力对抗活动,不确定性表现得更为突出。在激烈的对抗过程中,不确定性成为战争中最常见、最活跃的因素之一。克劳塞维茨将战争中的这种不确定性称之为“战争迷雾”,认为“战争中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四分之三好像隐藏在云雾里一样”。而这种“战争迷雾”却是任何战争指导者都必须面对的客观存在。能否走出“战争迷雾”,从大量的不确定性中找出确定性的因素,并据以作出正确的决策,就成为战争指导者最紧迫的任务之一,也是战略思维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领域。

把握战争中的不确定性,首先须对战争中的不确定性有一个辩证的认识。应该看到,战争本身就是一个充满了真相与假象、必然性与偶然性、确定性与不确定性的特殊领域。对冲突的双方来说,战争中的不确定性既是相互的,有时又不完全对等。比如,有的不确定性是相对这一方而言的,对另一方就表现为确定性;有的不确定性对这一方有利,对另一方则不利。但一般说来大致是均衡的。尤其应该看到的是,战争中的不确定性并不一定是不利的。正因为战争中大量不确定性因素的存在,才为人的主观能动性留出了发挥作用的广阔空间,战争才成为谋略运用体现得最为充分、生动的领域。如果交战双方都处于相对确定的状态之下,那么,这样的战争便几无战略和战略思维可言了。古人讲:“以正治国,以奇用兵”,这个“奇”字便是对战略最简洁、最精妙的阐释。战略讲究布疑阵、出奇兵,战略思维正是巧妙地借用各种不确定因素甚至制造更多的不确定因素来大行其道,它是尽可能地拨开自己面前的“战争迷雾”而将更多的“战争迷雾”抛给对手。

真正的战略家从来将不确定性因素视为难得的战略机遇。高明的战略家善于借用不确定性因素,最高明的战略家则善于制造不确定性因素。我们耳熟能详的三国时期诸葛亮的“空城计”,就是制造不确定性因素的范例。毛泽东也是一位制造不确定性因素的大师,在炮击金门中即有鲜明的体现。

8月23日福建前线突然响起的炮声,对解放军一方来说,就是一种确定性,但对美国和蒋介石集团来说,则充满了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便是毛泽东通过突然性的炮击制造的。

当美国完成对台湾海峡的军事集结之后,对各方来说,不确定性便同时存在。蒋介石希望美国直接介入金门之战,借此实现其“反攻大陆”的计划,也就是说,他想将美国拖入中国内战的这种不确定性变为确定性。而对中国共产党和美国来说,双方都小心翼翼地避免发生直接军事冲突,但能不能避免,则取决于双方的后续动作。

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果断放弃登陆作战的预想,并于9月3日决定停止炮击三天。停止炮击,也是在制造一种不确定性。此前,国际上普遍判断,解放军的下一步行动便是登陆作战夺取金门,但炮声突然沉寂正如炮声突然响起一样出人意料。这种令人捉摸不透的突然停火同样制造出一种不确定性效果。紧接着,中国政府于9月4日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这两项举措,在毛泽东这里,都是为了摸清美国的底,也就是破除美国军事集结带来的不确定性。9月8日和11日,通过两次炮击护航编队行动,终于摸清了美国的战略底牌,海峡形势逐渐明朗化。此后,毛泽东便以“绞索政策”应对美国的“脱身政策”,金门战事基本上就处于可控制的确定状态了。

前瞻性思维

战略是谋划未来大势的,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它着眼于防止和消除危机而非致力于解决危机。因此,前瞻性是战略与生俱来的重要特征,也是战略思维的重要品质。

战略不同于策略。策略是为了解决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侧重点是应对现实;而战略则着眼于长远和未来,侧重点在筹谋未来。另一方面,战略与策略又是紧密相联的。好的策略,在应对现实问题的同时必须虑及未来;正确的战略,在筹谋未来的同时应从现实入手。许多人则往往混淆战略与策略的区别,甚至将策略等同于战略,这就会降低战略的层次而失之于短视。

战略思维需要有前瞻性,但前瞻性又是很不容易达到的。李际均在《论战略思维》一文中就指出过这个矛盾:“指导战争实践中的能动性和创造性,都源于思维认识的能动性和超前性。超前性的战略思维,是战略思维中最难把握、又是最需要的。”[⑧]前瞻性思维之所以难以把握,是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未来充满了许多不可知的新变化,它并不是今天简单的、自然的流变,许许多多在今天刚刚萌芽甚至尚未萌芽的因素都有可能成为主导未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正如汉代的司马相如所说,“明者远见于未萌,知者避危于无形”,当我们规划未来时,必须洞察时代发展的大趋势,从中找出本质性、规律性的东西,在此基础上才能做出科学的判断,才能有效地指导未来。这就需要一种科学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换言之,需要一种科学的哲学指导。

没有科学的哲学作指导的战略,往往不能准确地预知未来,它或许与时代的发展背道而驰,或者站在原地踏步不动。二战时法国的惨败就是例证。二战爆发前,号称欧洲头号陆军强国的法国,无论军队数量,还是武器装备,都不输与德国。然而,法军统帅部却对德国的闪击战视而不见,奢想依托“坚不可摧”的马奇诺防线抵挡住德军的进攻,将战争拖入持久。结果,德军绕过马奇诺防线,出其不意地穿越阿登山区,突入法国边境,仅仅一个多月,法国即遭亡国之灾。马奇诺防线对于法国的失败并不负有任何责任,真正该负责任的是比马奇诺防线更加僵硬的远远落后于时代的法国军人的头脑。二战前夕,那些指挥战争的法国军人的军事思想尚停留在一战时期,他们头脑里充斥的是僵化的机械唯物论。在机械唯物论的指导下,他们的战略思想也只能停留在一战时的水平,这怎能不失败?对此,薄富尔沉痛地说:“我们的整个军事体系,都是以错误的假定为基础,所以其失败也就自难幸免。我们的军事体系只是以战术为基础——而且还是落伍的战术!”[⑨]

毛泽东从另一个方面为我们提供了前瞻性思维的范例,他的许多预见都被历史所一一证明,斯诺就曾称他为“窑洞里的预言家”。这种科学预见能力其实就是前瞻性思维的表现。毛泽东的前瞻性思维确实令人叹服,比如,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针对党内一些同志“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科学地分析、预测了中国的政治状况及其发展趋势,作出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战略预见。再比如,抗战爆发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强大攻势和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国内对抗战的前途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调:亡国论和速胜论。毛泽东却通过自己的科学分析,得出了持久战的结论,并写出了《论持久战》这一军事杰作。《论持久战》就是体现前瞻性战略思维并揭示这一思维方式运动过程的经典范本。毛泽东之所以能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作出科学预测,根本原因即在于他的前瞻性战略思维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上的,他是用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理论武器观察世界、认识世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在炮击金门的战略决策中,毛泽东从最初的“要把金门、马祖搞回来”,到后来的“金门、马祖还是留给蒋委员长比较好”,这样一个认识上的转变就是前瞻性战略思维的体现。他结合当时对台、对美斗争的战略目标(对台政策的战略目标已转为争取和平解放,而与此相连的对美斗争的战略目标是迫使美国从台湾撤军并承认一个中国),通过分析国际形势、美蒋关系、中美关系、台湾海峡对峙各方的实力对比等各种因素,作出了“台湾和蒋占岛屿问题的全部、彻底解决,不是短时间的事,而是一种持久的斗争”的战略判断。正是在这一判断的基础上,他认为金、马留在蒋介石手里比较好,可以利用蒋介石集团对“一个中国”原则的认同,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共同反对美国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阴谋。如果金、马收回,那么联接台湾和大陆的纽带将被彻底斩断,在短期内难于通过武力收复台湾的情况下,美国就可以放手在台湾搞所谓的“小中国”或“自由中国”了。如果出现那样的情势,则主动权将完全移位;反之,金、马放在蒋介石手中,就能维系台湾和大陆事实上的联系,面对炮击金门后期那种戏剧化的炮战乃至此后双方持续二十年的象征性炮战,美国只能处于进退两难的窘境,毛泽东的“绞索政策”方可得以顺利实施。

在当时,许多人包括一些共产党人对毛泽东放弃攻取金、马的决策并不理解。今天,当我们回头再看那段历史,毛泽东当年决策的深远意义就愈益清晰了。1972年尼克松访华,2月28日,中美两国发表《中美联合公报》。在公报中,双方声明:“中美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是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的。”在台湾问题上中方重申了“一个中国”的原则,提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美方声明:“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并“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后来在谈到《中美联合公报》的重要性时曾说,“这份公报的关键内容是,‘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至今,这一点仍然必须是美中两国关系的试金石。”基辛格说得没错,如同对台湾问题是台、澎、金、马“一揽子解决”一样,在中美关系上,毛泽东也是坚持撤军、废约、建交相统一的。中美正式建交虽然没能在毛泽东生前实现,但《中美联合公报》所确立的关于台湾问题的原则为后来的《中美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奠定了基础。由此,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金门地区的象征性炮战会持续到1979年1月1日。这一天,正是中美正式建交的日子。可以说,炮击金门之后台湾海峡形势能够持续几十年波澜不惊,很大程度上赖之于毛泽东当年前瞻性的战略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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