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湖北省政府报告》第113页

《剑桥中华民国史》


战时中国军队大部由征兵组成。所有男子,凡在18—45岁之间——除去学生、独生子和严重疾患者——均得服从征召。按照法令,他们以抽签的方式公平地被挑选。事实上,有钱有势的人逃避征召,而无钱无势的国民被强征入伍。征兵的军官们往往甚至连抽签的手续都不顾。有些农民简直是在田里劳作的时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则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买通路子出来的人于是就被编入军队。


服兵役是一种可怕的经历。没有运输车辆,新兵常常行军数百英里到他们被指定的部队——有意远离新兵家乡,以减少开小差的诱惑。新兵常常被用绳索套在他们的颈子上缚到一起。夜里,他们可能被剥光衣服,以防他们私逃。就食物而言,他们只得到少量的米,因为征兵的军官们为了一己私利,惯常“克扣”给养。就水来说,新兵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泥水坑里饮水——这是引起腹泻的一个普通原因。疾病很快在应征新兵队中流行开来。然而,他们得不到医疗,因为新兵在加入他们被指定的部队前,不被视为军队的一部分。②八年战争期间,这类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过100万。


抵达部队的新兵们经受住了也许是他们服兵役的最坏时期,但他们的前景往往仍是黯淡的。在中央军里,食物和服装一般是充足的。但是,那些不幸被派遣到某些地方部队——诸如陕西和甘肃的部队——的人命运极为悲惨,谢伟思报道说:“几乎像乞丐一般”。②



造成国民党军队战斗效能减弱的首要问题并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缺。1944年10月,魏德迈将军最初担任蒋的参谋长职务时,他主要关心部队的调动和部署问题。但是,不到一个月,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虚弱而不能行军,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们是半饥饿的。按照部队规章,每个士兵发给每天24盎司米,一份盐;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一个月可以买一磅猪肉。一个中国士兵靠这些配额可以很好地维持生活。可是,事实上他真正得到的仅仅是分配给他的食物和钱的一部分,因为长官们习以为常地为自己“克扣”很大一部分。结果是大多数国民党士兵营养不足。一位美国专家1944年广泛地检查了不同种类部队的1200名士兵,他发现57%的人表现出营养不良。这显著地影响了他们发挥士兵职能的能力。①


原始的卫生和医疗同样削弱了国民党军队,于是疾病成了士兵经常的伴侣。疟疾是一种最为流行并使人衰竭的病痛。战争期间,由于军队的体质状况恶化,痢疾发生率大为增加,这种疾病常被忽视,终至无法医治。最后,患者甚至不能进食,不久死去。疥疮、热带皮肤溃疡、眼感染、结核病和花柳病也很普遍。


1945年在西南作战时,美国观察家发现第十三军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离,“一大批掉队,而有许多人因极端饥饿而濒于死亡”。③另外一位美国军官包瑞德上校报道说,看到国民党士兵们“行军不到一英里,就摇摇晃晃倒下来死了”。④受到高度重视的《大公报》的一位记者说:“军队开过以后,在路旁能发现死亡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⑤国民党军队中受到特别照顾的,或由美国训练的部队——如青年军和在印度训练的中国远征军——不间断地得到良好的给养和装备;但他们是例外。



中国士兵给养差,受凌辱和嘲弄,不可避免地缺乏士气。集体开小差鲜明地反映了这一点。大多数新兵,即使在到指定部队的行军中幸存下来,除了逃跑,也别无想法。许多人成功了。例如,第十八军第十八师被视为一支较好的部队,1942年还驻在后方未参加战斗,却由于死亡或开小差,它的1.1万人中有6千人失踪了。高思大使评论道:这些统计数字并非例外,类似的减员率在所有军区普遍存在。即使胡宗南的精锐部队——因为他们被用于遏制北面的共产党军队,他们属于训练、给养和装备最好的部队——据说1943年需要补充的比率为一个1万人的师每月600人。①官方的统计导致这样的结论:在800多万士兵中,大约每两个人就有一个去向不明,大概不是开了小差,就是非战斗死亡。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