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人杨佳冲进上海闸北公安分局制造血案震惊了全国，对于这起“一辆自行车引起的血案”，知名网友十年砍柴称“悲剧很大程度源于杨佳的北京人身份，若杨不是北京人或许不会发生悲剧”:作为一个北京人，杨佳显然没有外地农民工那样多的人生屈辱经验，对于一个从小在首都长大、比较偏执而又有权利意识的青年而言，“被警察误会为偷车贼”的屈辱感可能过于强烈，而申诉无名则更加重了屈辱感，激烈反弹中便有了惊天血案。

　　这种基于地域身份的分析有其价值所在。确实，如果是一个来自偏远地区、缺乏权利观念、习惯了被盘查的民工被上海警察误会为偷车贼，根本不会当作什么屈辱，他们面对作为大城市上海的警察有一种天然恐惧感，能消除误会没关上几天就谢天谢地了——而对北京人杨佳来说就是天大的屈辱了。当一个北京男人遭遇几个上海警察，这时候地域身份成为一个很重要的变量，很大程度上定位了博弈者的关系并影响到了博弈者的心态和博弈的结果。

　　对于有着户籍制度区隔、幅员非常辽阔、地区发展差异巨大的中国来说，“地域身份”是分析很多问题时不得不考虑的因素，北京人、上海人、山西人、四川人，不同地区的人遭遇同一件事时可能会有完全不同的反应并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其实，“地域身份”的影响不仅表现在了杨佳对屈辱的过激反弹上，还表现在他袭警后舆论对他的态度上。

　　我仔细对比了一下京沪两地媒体对杨佳案的不同态度。上海媒体基本站在同情警方和遇害警察这一边，认为警方的办案没有问题，强烈谴责制造血案的杨佳。而杨佳“娘家人”北京媒体的态度就不一样了，基本上是站在质疑上海警方和保障杨佳正当权利的立场上，比如血案发生后《北京晚报》就批评上海警方在调解上做得不够以致酿成血案。《新京报》的评论则质疑袭警案中司法介入的细节，认为让一个闸北区人民政府聘请的法律顾问当杨佳的律师有违正义。《北京晨报》也报道了北京律师希望对杨佳作精神鉴定和 “异地侦查和审判”的声音。

　　两地媒体的这种态度分歧，除了媒体本身的价值立场差异外，还显然带着浓厚的区域身份自觉。一个北京人在上海受了委屈从而冲动杀人，北京的媒体不自觉地会有一种为他讲理、为他辩护、为他争取合法权利的“责任感”。而上海警察被一个北京人杀了，上海媒体也会在情感上主动站到自家警察那一边。不仅媒体如此，两地人也普遍表现出了这种地域意识，我问好多北京和上海的朋友，他们对袭警案也有着类似的价值判断分歧，两地网友同样如此。出于对上海律师的不信任，杨佳家人也委托了一名北京律师。

　　也正因为这种地域身份差异，我相信杨佳会得到一个公正的审判。因为他这时候已经不是一个人面对一个强大的系统，它的背后站着一座强势的城市和一个强大的共同体，那个共同体中的人会盯着上海人如何审判这个北京人，从程序正义到实质正义。设想一下，假如是一个本地人犯了报复行凶袭警杀人这样的事情，事件的处理和案件的审理会有这样一个开放和透明空间吗？或者是一个偏远、贫穷、落后省份的人在上海犯了这样的事，那座城市是否有足够的文化资本和权力资源与上海这座城市抗衡，从而为本地人的权利伸张？不幸的是，北京人的身份使杨佳在冲动之下做出了傻事，不幸中的幸运是，他是一个北京人，这是一座与上海在行政等级上势均力敌的城市，地域博弈和异地监督，会使杨佳获得一种权利空间并得到公正的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