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蒋赴台后更像一位慈祥的祖父。 |
2004年的春节过后不久,台湾两大报头版报头下,登了一则「李玉堂将军及夫人陈伯兰沈冤昭雪并颁予『回复名誉证书』」的启事。短短几十字让大家回到五十年前白色恐怖的惨痛回忆里。
李国英老师在家父就读师大国文系时,曾教过他钟鼎文。李老师留着西装头,穿西服衬衫、打领带,很多人都误以为她是男老师。但山东人都知道她就是李玉堂将军的女儿。
黄埔一期的天子门生,出了三个山东名将,李玉堂、李仙洲和李延年,因为刚好都姓李,被称为「山东三李」。而国军是南方人的军队,「山东三李」下场都很悲惨。李仙洲于1947年鲁南战役,以中将副司令官身分被共军所俘,在战犯收容所住了12年,1988年病逝济南;李延年中将来台后,因平潭岛失守而坐牢多年,出狱后生活困顿,三餐不继,1974年死在台北。
李玉堂的战功在三李中最辉煌,历经扫荡陈炯明、北伐、铲平闽变、剿共、抗日和国共内战,是个打硬仗的将领。尤其是他率领第十军创造的第三次长沙大捷,更是名闻中外。抗战时长沙会战的第一次第二次,都是国民党吹牛夸胜的,根本毫无依据;但第三次是连日军自己也承认失败的。
李玉堂是得过青天白日勋章的将领,但自海南岛撤守台湾才两个月,就自人间蒸发了。军中都知道1951年1月26日他与妻子就被枪决了。但官方却从未公布李玉堂夫妇被枪毙,连被捕原因与羁押单位都讳莫如深。
五十年来,外界所知道的一切,都是官方刻意释放出来的,这样更能达到恐怖效果。已故香港报人朱振声(笔名戎马书生)在《台湾行》一书中说,陈伯兰族兄陈石青,原任第十军军需处长,早年曾参加共产党。李玉堂撤退海南岛后,陈石青煽惑陈伯兰向共党靠拢,但事机不密,被台湾情报机关侦知,诓以总统召见,将李玉堂夫妇逮捕下狱。
军法审问是由老第三师长钱大钧任军法庭审判长,查明李玉堂确未同谋,罪在治家不严而已。按照《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第九条,知匪不报的最高刑也只是七年徒刑。不过军法官判他七年的判决书呈上去时,老蒋批了个「再判」;军法官就改判他十五年徒刑,可是呈上去老蒋亲笔又批了一个「耻」字。
因为老蒋的「匪谍逻辑」就是「先生通匪,太太不一定知道;太太通匪,先生一定是奸匪」,李玉堂犯了老蒋的逻辑,又遇到他刚丢了大陆,心情极度郁闷,一个「耻」字,就这样枪毙了得过青天白日勋章的抗日名将。
李妻陈伯兰是江苏铜山人,也曾经是徐州某女中校花,李任第九旅旅长时与陈结婚。李玉堂「伏法」那天正逢农历除夕,他们看到宪兵至拘留所提人,以为是总统新年特赦,两人乃沐浴换装,李妻犹略施脂粉,一出门即见荷枪士兵,把他两手反捆起来,押上军车,李妻这时已脚软不能走路,大哭不止。
李玉堂不失将军气概,对他太太说:「这时还有什么哭的,快走!」但李太太已不能走,宪兵便拖她上车。而李氏夫妇死后,特务们以为陈伯兰受共党利诱,家中必藏巨财珠宝,打开保险柜一看,除一些平时穿戴饰物,什么也没有,特务大感意外。
李玉堂在狱中曾留有遗书,给女儿李国英及五弟李荫堂:「我命已矣!但事与我无关。总统命令,已无申诉余地,我死后望有公论。我无对不起国家之事,国家如此对我,于国家何益?实为共匪所快。我不足惜,不过一生为国,如此下场,心有不甘耳,和平后,葬我于徐州云龙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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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玉堂夫妇伏法前半年,老蒋一连枪毙了国防部中将参谋次长吴石、第四兵站总监陈宝仓等四人,以及台湾行政长官陈仪。吴石与陈仪被枪决前,军法处邀中央日报摄影记者王介生、文字记者龚选舞,至台北马町刑场目击拍照,并发布新闻。
但李玉堂一案从逮捕到枪决,老蒋都不让相关机关公布,更何况媒体。家属与国人心里都明白,李玉堂应该是凶多吉少了,但国民政府始终讳莫如深,却放任小道消息在军中与外省人(尤其是山东人)里流传。「李玉堂不见了」就成了白色恐怖中最震撼的一出「奇案」
60年代老蒋有一次到金门巡视,用望眼镜远眺大陆河山,忽然发了疯的大喊:「反攻大陆,你们快反攻啊!」空军与海军司令都不敢说话,李玉堂的山东同乡、黄埔学弟的前陆军总司令刘安祺就坦然报告:「校长,我们还没准备好。」
老蒋气得拿手仗挥打刘安祺,打了几下又放声大哭:「玉堂啊!玉堂你在哪里?你在我就不用受这些人欺负了。」一时之间,刘安祺也落下眼泪,一大堆司令哭成一团。他们在为李玉堂痛哭,其实不也是为自己哭、为总统哭、为党国哭,也为这不幸的时代,共掬一把心酸泪。
李玉堂 (1899--1951)中将。字瑶阶,山东广饶人,生于1899年3月18日。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1926年任第3师8旅8团团长,参加北伐,1927年任第3师8旅少将旅长,1931年春任第3师中将师长,1938年6月任第8军军长,1940年5月任第10军军长,1942年1月任第27集团军副总司令,1944年12月任第36集团军总司令,1945年1月任第27集团军总司令,5月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1946年任第10绥靖区司令官,1948年6月在兖州兵败逃往徐州,1949年任海南防卫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32军军长,驻防海南岛,退往台湾,1951年2月5日在台湾被国民党杀害。
老蒋赴台后更像一位慈祥的祖父。 |
1949年7月13日,澎湖学校的司令台上传来的枪响,开启了国民党来台後最大宗的白色恐怖事件-「七一三事件」,也决定了8000多名学生及一位校长的命运。
1949年,一群山东烟台联合中学的学生在校长张敏之的带领下,从国共战争中流亡至澎湖继续就学。不料,7月13日荷枪实弹的澎湖防卫司令部进入校园,强迫这些学生马上加入从军杀敌的行列。
学生及张敏之校长当面抗争,混乱中,士兵大举镇压、对空鸣枪、并以刺刀恫吓。嗣後,张校长多方奔走请愿,但澎湖防卫司令部认为此事难以善了,决定罗织罪名,制作假案,将张校长及5名学生以匪谍通报,并送回台湾执行枪决,其他学生有些则直接被丢入海中,有些则是受尽酷刑後,以「匪谍」罪名终其一生。然而,他们「原罪」却仅只是一群来自中国大陆,十五、六岁流亡至台湾、不想战争只想读书的中学生罢了。这就是著名的「七一三事件」(或澎湖事件)。
1999年,整整半世纪过後,行政院通过了「戒严时期不当匪谍与叛乱案补偿条例」(白色恐怖补偿条例),让这些青春早逝的生命恢复名誉。但在早期国民党高压威权统治下受到清肃及整治的,包括上星期(7月2日)才过25周年的陈文成命案、林宅血案等,究竟还有多少个生命沈冤未雪呢?
作家王鼎钧曾说过,外省族群的「七一三事件」,就等同於本省人的「二二八事件」。因此,外省族群包括左翼思想者、雷震等自由主义人士者、傅正等党外人士等,这些人在台湾刻划的历史痕迹不一,但都同样被当时的统治者所迫害。因此,被压迫是不分族群的。
我们期许,国民党的权力继承人若要与不义划清界线,最好的办法就是透过党内机制,主动调查过去党国不分时期,所有犯下不公不义的罪行,追究幕後庞大的决策组织,公布党内特务单位及机密资料,并提出具体的真相报告,对所有当事人及其家属致歉,才是告别独裁威权的最好方法。
此外,对於「外省」族群流亡苦难的离散经验,我们也衷心期盼台湾各个族群能以同理心看待。我们认为,唯有在跳脱党国论述的大框架之後,才能让更多「外省」族群的生命故事及记忆被发掘,使人民成为被叙事的主体,跨族群记忆才有可能成为共同记忆,让台湾真正能够族群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