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两次远征日本失败全过程之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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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从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起,忽必烈开始着手部署征日战争。   第一次东征日本   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四月,耽罗岛林衍起义,反对高丽王的统治,忽必烈乘机派元军驻高丽统帅忻都、洪茶丘和高丽将军金方庆,率军攻入耽罗岛镇压林衍。之后,元军于耽罗岛设招讨司,驻扎镇边军一千七百人,从而控制了日本与南宋间的海上通道,由此可以使元军可以全力进攻日本。随后,忽必烈召忻都、金方庆等至元大都(今北京)商议征日事宜。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正月,忽必烈命令高丽王造舰九百艘,其中大舰可载千石或四千石者三百艘,

从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起,忽必烈开始着手部署征日战争。

第一次东征日本

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四月,耽罗岛林衍起义,反对高丽王的统治,忽必烈乘机派元军驻高丽统帅忻都、洪茶丘和高丽将军金方庆,率军攻入耽罗岛镇压林衍。之后,元军于耽罗岛设招讨司,驻扎镇边军一千七百人,从而控制了日本与南宋间的海上通道,由此可以使元军可以全力进攻日本。随后,忽必烈召忻都、金方庆等至元大都(今北京)商议征日事宜。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正月,忽必烈命令高丽王造舰九百艘,其中大舰可载千石或四千石者三百艘,由金方庆负责建造;拔都鲁轻疾舟(快速舰)三百艘,汲水小船三百艘,由洪茶丘负责建造,并规定于正月十五日动工,限期完成。

六月,九百艘军舰完工,上报世祖忽必烈,忽必烈遂命令由蒙、汉、高丽三族军队组成的联军,东征日本。联军的核心是蒙古族部队计有蒙汉军二万人、高丽军五千六百人,加上高丽水手六千七百人,共三万二千三百人,由征东都元帅忻都、右副帅洪茶丘、左副帅刘复亨统帅,八月出发。

当时的蒙古军队经过成吉思汗的训练,军纪森严,每十人、百人、千人、万人各为一个战斗队,每队设一长率领,组织极为严密,因此英勇善战,战斗力很强。此外,元朝当时的火器使用技术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曾经威镇欧洲,所以火炮作为此次征日作战的秘密武器,出现在元军的战斗序列中。

而日本武士部队的基础是守、介地头制(庄头制)。这市是源赖朝建立幕府时期形成的兵制。任守、介地头职的武士,多为有功于历代将军或执权的家臣,即“御家人”。守,是掌握某一地方兵马大权的最高行政长官,但从其品秩看,也不过是从五位上到正六位下的中下级官员;地头,是管理公私土地进行征税的官吏,并对其管理的土地拥有警察权,其职位更低,隶属于守。他们按其管理的土地面积大小,蓄养私兵。某一守率队出征,其一族的家人、族人即成为该守部队的骨干随同出阵,守所辖的地头,亦率其家人、郎党自成一队,归守指挥。这种主从关系构成的部队,组织巩固,不易溃散,散而可以重聚。家臣以死于君主马前为荣,因此战斗力颇强。但是,这种队伍又各自为战,指挥不统一,战斗时偏重于一骑对一骑的单打独斗方式,因此战斗几乎是混乱、无组织、无纪律的,不易于指挥,无战术可言,根本无法和元军相抗衡,整体战力相当弱。

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侵日元军在忻都、洪茶丘、刘复亨三将的指挥下,十月三日从高丽合埔(今韩国镇海湾马山浦附近)出发,驶向对马。十月五日逼近对马岛。当地地头宗马允助国,召集八十余骑弛向元军登陆据点,双方展开激战。由于众寡悬殊,宗马允助国及其嫡子养子共12人战死,对马守护军全部被歼,六日占领对马岛。也有史料记载宗马允助国是在壹歧岛战死。十四日傍晚,元军攻入壹岐岛。元军二船约四百人先行登陆,部队上陆列好队伍后即立赤旗为标记,与守护军左卫门尉平经高(平内左卫门景隆)所率领的百余骑激战。经高军战斗不利,退于城内防守。十五日陷城破,经高自杀殉城。十六日,元军逼近了肥前沿海岛屿及西北沿海一带。

肥前是日本九州的西南沿海地区的古地名,包括了今天的长崎和佐贺两县。当时日本政府也是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在九州的大宰府设立总督府——太宰府,负责九州的军事防卫和国家的外交,因此肥前地区实际上是日本对外交流的窗口,多次受到外来文化的侵蚀和军事力量的打击,而它的佐世葆军港,至今还是美国太平洋舰队的重要基地,至于长崎,相信谁也不会忘记落在它头上的那颗原子弹带给世人的震惊。

大宰府西守护所少贰兼任“三前二岛”守护藤原经资得到元军进攻对马的战报后,一边上报幕府,一边部署防御。而战报在十月十七日方送到镰仓幕府,十八日至京都。到十月二十二日,方知对马岛为元军所占领,而这时,元日第一次战斗已经结束了。从这一情况来看,日本朝廷和幕府对元军侵日战争,没有任何具体的部署和指挥,战斗主要在大宰府少贰藤原经资的指挥下进行的。

元军并没有在肥前登陆向纵深发展,而是把主力转移向博多湾。十月十九日,元军舰队进攻博多湾,杀散海滨守军占领今津一带。由于今津一带地形不利于大部队展开作战,且距离大宰府尚有一日行程。因此元军当晚回到船上,准备次日进攻大宰府。

二十日晨,元军展开登陆战,一部元军从博多湾西部百道源滨海一带登陆,昨晚已在此布阵的第一线指挥藤原景资所率领的五百骑兵,并没有趁元军登陆半途截击,而是在元军登陆整顿好队型后,方才按日本当时会战的惯例,由主攻部队放“鸣镝”表示进攻开始,这种战术不过是中国春秋时期宋襄公的翻版罢了。日军由一名武士单骑溺战,冲在前边,大队骑兵随后冲杀。当日本武士骑兵部队逼近时,元军鼓声大作,杀声震天,硬弓短矢,大炮轰鸣,日本武士对元军的战术,完全没有思想准备,心惊胆战,战马惊恐不前;两军刚一接触,日本武士军队便死伤严重,百道源战场日军“伏尸如麻”,元军很快推进至鹿原。

另一部元军攻入百道源西部的赤坂,肥后武士菊池二郎武房率自己所部武士一百三十骑与元军展开战斗。大宰府少贰藤原经资所率领的武士部队,按一族一门的战斗组织形式,轮番与占领赤坂的元军进行殊死战斗,终于迫使这部分元军向鹿原方向后撤。火炮在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元军撤退时,肥后武士竹崎季长率自己的族人四骑,尾追元军,负伤落马侥幸未死。元日战后,竹崎季长以自己参加战斗的经验和目睹实况为基础,绘画《蒙古袭来绘词》一卷,为研究元日战争留下了比较逼真的史料。在其中一幅画的左面,画有一个正在爆炸火光四射的球形铁火炮,说明火炮在这次战争中的应用。《太平记》中也记载:

“击鼓之后,兵刀相接,抛射出球形铁炮,沿山坡而下,形如车轮,声震如霹雳,光闪似闪电,一次可发射两三个弹丸,日本兵被烧害者多人,城上仓库着火,本应扑灭,但无暇顾及。”

鹿原及鸟饲一带的元军,继续登陆,扩大占领地面。日本北九州各地武士如怡土松浦党、原田一族、日田、栗尾、山田氏等所率各队武士,先后赶到战场,一队一队轮番进攻元军。尽管武士军队人数不少,但就每一队而言,都教元军为少,因而死伤惨重。

这时,另一部分元军从博多湾东部箱崎方向登陆,占领岸边松林,从背后夹击与百道源元军作战的日本武士。该地守军大友赖泰的武士队伍经不起元军的夹击,开始向东南方撤退。由于大友赖泰部队的撤退,与百道源元军作战的日军腹背受敌,被迫向大宰府水城方向撤退。

二十日,元军与日军激战了一整天,近傍晚时候,博多湾箱崎等地先后落入元军之手,日军被迫全军撤退,但元军紧紧咬住不放,随着撤退的日军节节进逼。元军左副帅、作战指挥刘复亨为了更好地指挥作战,从高坡走下骑马前进。这个情况被日军前线指挥藤原景资发觉,他立即引马搭箭,将其射落马下。元军统帅受伤,使进攻的势头略受挫折,加之天色昏暗,遂停止进攻。这时,日军方摆脱元军的追击,迅速退往大宰府水城。日军撤退后,没有来得及逃走的老幼妇女,被俘近一千五百余人。

夜幕降临后,战斗基本停止,受伤的左副帅刘复亨,先行上船。元军统帅忻都召集其余将领讨论明天的军事行动。经过一天的战斗,元军对日本武士的勇猛战斗,颇有惧意,而且对一队队参战的武士部队难以估计其准确数字,以为数倍于元军。同时元军虽然占领了滩头阵地,但死伤不少,兵疲矢尽,并且统帅受伤,这些对久经战阵的元军统帅忻都产生了影响,从而不能准确地判断出战争双方的形势。高丽军将领金方庆比较冷静,他看到当时的战争形势对元军比较有利,只要坚持苦战,便能攻克大宰府,保住阵地以待援军。所以,他建议:“我军虽少,但已入敌境,人自为战,即孟明焚舟、淮阴背水计也。”但是另有打算的忻都否决了金方庆的意见,他认为:“小敌之坚,大敌之擒。策疲兵入境,非完计也,不若班师。”于是忻都决定,全军撤退到船上,明日班师。

如果元军就此班师回去,到也不算失败,顶多是打个平手,但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忻都决定班师的前一天晚上,博多湾出现了罕见的台风暴雨。

日本群岛四面环海,除东北部沿海外,均被来自热带太平洋的暖流所环绕,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潮,气候形成较温和潮湿的海洋性季风气候。在每年八、九、十月间,日本西部和南部常遭台风袭击;博多湾恰好正位于台风的袭击区内,恰好就在元军准备回国的最后时刻,台风也恰好赶到了。

由于不熟悉地形,元军停泊在博多湾口的舰队一片混乱,不是互相碰撞而翻,就是被大浪打沉;午夜后,台风渐停,但暴雨又降,加上漆黑一片,落海的兵卒根本无法相救。忻都怕日军乘机来袭,下令冒雨撤军回国。此役,元军死亡兵卒达1.35万人。日本史书则称之为“文水之役”。

第二天即二十二日早,日军在大宰府水城列阵,但不见元军进攻,派出侦察人员始知博多海面已无元军船只,元军撤退了。日本朝野对突如其来的台风赶走元军十分惊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拜神的活动,称为“神风”。此后“神风”陪伴了日本人670多年,直到公元1945年。

第二次东征日本——忻都抢功,破坏作战计划

“文水之役”后,日本镰仓幕府吸取了教训,懂得以往的计划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必须从新整顿军备,巩固国防。北条时宗增强了本州岛西部的兵力,然后开始在博多湾沿岸建造石坝垒座作为反抗元军入侵的防御工事。石坝西起今津,东至箱崎,坝高约五、六尺,厚约一丈,沿自然地形长达二十余公里。这个工程由大宰少贰藤原经资负责建造,凡在镇西领有土地的武士,按其领地面积多少,分担筑坝的任务。该工程费时五年,直到弘安三年(公元1280年)方始完工。这个石坝在元军第二次入侵的防卫战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今天,在今津一带尚有抗元石垒的遗迹,这里早已成了福冈市的一个著名旅游景点,大概很多中国人也去过吧,为发展日本的旅游事业作了不少贡献。

幕府在加强镇西防务力量的同时,在建治元年(公元1275年)十一月,下达“异国征伐令”,准备入侵高丽。命大宰府少贰藤原经资准备船只和水手,并动员镇西和中国西部的武士参加出征部队。原定于建治二年(公元1276年)三月准备齐妥,即刻出发,但届时幕府并未下令出征,而是将动员起来的武士用于修筑石坝,以加快石坝的进度。不过,既然幕府以出征高丽作为动员武士的借口,尽管部队没有出征,已有部分武士未经幕府批准,即自行侵扰高丽南部沿海。为此高丽王呈请忽必烈迅速进攻日本,以解本国受日本扰边之苦。

元世祖忽必烈第一次派遣元军入侵日本的目的,在于威吓日本,使其迅速通好,尚无灭日的决心。忻都等元军统帅利用忽必烈的这种想法,巧妙地掩饰了遭风败退的事情,以“入其国败之”的战绩,上报世祖。忽必烈信以为真,认为日军在元军的打击下,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必将立刻与元通好。因此,大赏征日有功将士,同时决定派出礼部侍郎杜世忠、兵部郎中何文著等,携带国书出使日本,以求通好。四月,元使杜世忠一行绕过大宰府,直抵长门室津(今天日本本州西南沿海山口县),企图顺利地闯过关卡,到达京都或镰仓。但长门守护却将元使杜世忠等人押送大宰府,然后上报幕府。北条时宗得到此消息后,立命将元使送至镰仓。

九月七日,刚愎自用的北条时宗,既无接受国书,也不考虑其他后果,下令将元使杜世忠一行三十余人斩首于镰仓龙口,只放逐了四名高丽船员。因此,元使被杀的消息并没有立刻传入元都。

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南宋灭亡,元统一中国。这是忽必烈注意到杜世忠等尚无消息。南宋降将范文虎奏请以个人名义写信给日本政府,请求通好。范文虎的使者周福,在同年六月入日,八月被杀于大宰府。忽必烈要求通好的努力毫无结果,迫使他下了征服日本的决心。同年,忽必烈任命忻都和洪茶丘为第二次征日的元军统帅,同时命令高丽王再次造舰九百艘。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杜世忠被杀的消息传来,忽必烈征日决心始定,遂着手建立海军。

忽必烈命范文虎去江南收集张世杰旧部及其他自愿从军者计十万人,战船三千五百艘,组成江南军,由范文虎统帅,从庆元(今浙江宁波)起航,跨海东征日本。这一路军队的派出,很大程度是由于南宋灭亡后处理投降兵卒的需要。另一方面,另命洪茶丘至东北,招募沈阳、开原等地自愿从军者三千,归洪茶丘统领。忻都仍统领蒙族军。又任命高丽将领金方庆为征东都元帅,统帅高丽军一万、水手一万五千,战船九百艘,军粮十万石。三军合计近四万人,组成东路军,取道高丽东征日本。军事部署完成后,忽必烈于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正月,召集两路征东军统帅会议,并任命宿将阿刺罕为两路军总指挥。会议确定,两路军各自择日出发,于六月十五日至壹岐岛会师。同时,忽必烈命令各船携带农具,以备占领九州后做囤田之用。由此可知,忽必烈征服日本之心甚坚,并作了长期征战的打算。

至元十八年(公元1281年)初,元世祖忽必烈征日军事部署已经基本完成,即将择日下令出征。恰值此时,高丽王上书朝廷称日本武士犯边。于是,元世祖下令征日大军出发。五月三日,元军东路征日军进攻对马岛的世界村(上岛佐贺浦)、大明浦,守岛日军奋勇抵抗,但因重寡悬殊,全部战死。元军占领对马岛后,不顾忽必烈的指示,大肆杀掠。五月二十六日,东路大军进入隐歧岛。元军占领隐歧岛后,理应按忽必烈在军议会上的指示,在此等待江南军。但是,忻都自恃有上次战争的经验,且兵力多于上次,尤其是出于对于南宋降将蔑视的心态,恐怕江南军抢占首功,因而在没有对日军的防御措施进行侦察的情况下,贸然率军自隐歧岛出发,驶向博多湾。

这里有必要作出解释。在有些资料中,称江南军和东路军的会师地点是壹歧岛,而在有的历史资料中,则说是隐歧岛;对于东路军先行攻占的岛屿,壹歧岛还是隐歧岛也争论不清,更有人将二者混为一谈。实际上,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地点。壹歧岛属于今天的长崎县,在九州的西南;而隐歧岛则属于本州中国地区的岛根县,在九州的北面。从第一次东征的情况看,元军过对马海峡,占领壹歧岛,逼近肥前沿海,说明这个壹歧岛就是今天长崎县的壹歧岛,而由于这里离陆地近,登陆比较容易,再加上第一次东征元军又占领过,因此第二次东征很可能就把两军的会师地点放在这里;而忻都在第二次东征中先占领的岛屿,很可能是隐歧岛,在骚扰了日本的长门(今山口县)和九州北部后,才南下赶往壹歧岛与江南军会师,这也符合东路军的进军路线。当然,也可能忻都并未攻占隐歧岛,而是直接进攻了壹歧岛,然后又由此北上进攻博多湾,这也比较符合常规上习惯。笔者很难从这两种可能中作出取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会师的地点应该是壹歧岛

六月六日,东路军舰队出现在博多湾附近海面。与此同时,忻都还派出一只小型舰队,前往长门海域,以牵制长门的守军,使其不敢救援大宰府。元军进攻长门的消息,震惊了镰仓幕府和京都。民心不稳,舆论惊慌,以致市中无米,民有饥色。谣言一个接着一个地传来:元军占领九州、元军已从东海、北海入侵等等。朝廷的公卿大臣尤为恐慌,在朝议中甚至有人主张迅速将朝廷迁往关东,招募武士浪人守卫京都等。后宇多天皇亲临神宫祈祷七昼夜,龟山上皇在清水神社祈祷,又派人去伊势神宫祝词:愿以身代国难。各王公大臣纷纷向寺、社献币、写经、诵经。

北九州镇西守护所得知元军入侵对马、隐歧后,在镇西奉行少贰藤原经资率领下的守护部队立即进入沿海石坝阵地,严阵以待。总指挥仍为藤原经资,大友赖泰作副手,在他们领导下,有藤原领导的“三前二岛”的御家人武士部队、大友的丰后武士部队、筑后守护北条宗政、肥后守护安达成宗的、以及岛津久经所率领的萨摩、大隅、日向三地的守护武士部队。参加第一线的战斗人员大约有四万余人,连藤原经资的父亲、八十四岁的入道觉惠都积极地参战。此外,四国和中国地方部分御家人和武士,参加了九州的战争,宇都宫贞纲率领约六万中国地方的武士部队,作为增援军在必要时将前往筑前。

元军舰队驶进博多湾才发觉,沿海滩头筑有石坝,登陆战的实施困难很大。忻都派出小股部队,侦察终日,始知志贺岛和能古岛防御薄弱,未筑石坝,遂命令舰队靠近志贺岛下锚。元军第一次侵入博多湾,是以突然袭击而得手的,第二次侵入侦察终日未能登陆,为日军防御赢得了整整一天时间,已不再是突袭而是强攻了。

六月六日夜幕降临时,熟习近海作战的松浦党御家人草野次郎经永,率少数部下分乘两小舟偷袭元军,是、纵火焚船,乘元军慌乱之际斩首二十一级。这一果敢行动引诱其他武士效法,偷袭元军彻夜不断。元军为预防偷袭,将大船调于外围,日本船小难以正面冲击。偷袭者至,元军以石、矢投射,日本武士的小船非碎即穿,损失逐渐增加。日军统帅藤原经资下令,若无命令不准进行偷袭。

七日晨,由洪茶丘所率元军登陆占领志贺岛,与元海军形成犄角之势,扩大了占领区。在博多湾的南侧,有一条狭长的半岛,在半岛的西北角,隔着一泓碧水,竦峙着一座小山那便是志贺岛。八日和九日,元日两军的陆战,就集中于这个狭长的岛屿之上。志贺岛在海潮退时,露出海滩直通陆地,元军试图从海滩突破,进攻博多守军后路。因此杀争夺战相当激烈。据《张成墓碑铭》记载:

八日贼遵路复来。君率缠弓弩,先登岸迎敌,夺占其要,贼弗能前。日贼军复集,又返败之。明日倭大会兵来战,君统所部,入阵奋战,贼不能支,杀伤过众,贼败之。

战斗越来越激烈,高丽军也投入了这场争夺战。日军副指挥大友赖泰之子大友贞亲亲率日军突入,击退元军和高丽军,恰遇洪茶丘。幸亏王姓万户长率军抢救,战退日军,洪茶丘方免于难。九日,日军又发起进攻。在这狭长的滩头阵地,元军不能发挥其所长,恰好适应了日本武士一人一骑的战斗方式,因而元军伤亡很大。据日本史书记载,元军被杀千余人。战斗进行到六月十三日,元军未能前进一步。这时正值六月(公历七月)盛夏,长期船上生活和战斗,蔬菜、饮水供应困难,疫病不断发生,病死者已达三千余人。元军处境不妙,抢占博多湾的计划已难以实现。因此,忻都等决定,于六月十五日率军撤离了志贺岛,驶向壹歧岛,与江南军会师。

血战之后的志贺岛,却并未平静;相隔503年后,也就是清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志贺岛的一位名叫甚兵卫的普通农民在不经意中,却发现了一枚价值连城的国宝——中国汉光武帝赐给日本当时倭国国王的“汉委奴国王”金印!不知道这是否又是个巧合呢?金印现存大濠公园内的福冈市美术馆。印形四方,宽2.3公分,厚0.8公分,上部把手是近乎蛇形的雕刻,全部重量为108克。印面文字系阴文篆书体“汉委奴国王”五个字,分成三行:第一行为“汉”字,第二行为“委奴”,第三行为“国王”。字体刚健朴厚,颇有汉代刀法遗风。现在的志贺岛与半岛筑堤相连,也因那里的“金印公园”而名闻遐迩了

第二次东征日本——又遇神风

江南军亦未按时到达指定会师地点。

五月,征日行省侦知,靠近大宰府的平户岛守军皆调至大宰府,应以该岛作为两路军的会师地点。忽必烈将此情报通知两路军统帅阿刺罕,由他做出决定。阿刺罕作出两路军会师平户岛的决定后,在六月初病死。忽必烈任命阿塔海代替阿刺罕职,由于人事更动,致使范文虎江南军未能按期出发。范文虎于六月初已派出先遣舰队去壹歧与东路军联系,不幸这只舰队误至对马,然后始至壹歧。九州日本守军知道江南军(尚不知是先遣军)至壹歧岛,总指挥藤原经资率一部分军队进攻壹歧。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二日,激战二日日军不敌,退走。

范文虎因先遣舰队已经出发不宜久等,遂在阿塔海未到任的情况下,命江南军于六月十八日分批开航。阿塔海于六月二十六日到庆元,这时江南军已全部离港,所以阿塔海未能参与江南军的指挥工作。此时军中无主,身为江南军指挥的范文虎便借机暗中操纵手下亲信,使他们推举他为两军主帅。

范文虎青玉押,方形,虎钮,高2.7厘米,边长3.5厘米,虎作卧状,俯首盘尾,两目平视,作捕食姿势,形象逼真,1956年安徽安庆棋盘山范文虎墓出土,现藏安徽省博物馆。

范文虎其人,是个志大才疏的庸碌之辈。他原为南宋将领,是当时南宋权臣贾似道的女婿,当蒙宋襄阳攻坚战打的最激烈的时候,曾先后两次率领南宋军援襄,但均遭惨败;咸淳八年(1272年)春,范文虎为保存实力,坐视南宋京湖制置大使李庭芝部下总管张顺、路分钤辖张贵陷入苦战而不救,致使“二张”所部全军覆灭。范文虎投降蒙古后,对自己原来的同胞又变得异常凶残,在元将伯颜攻占南宋国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之战时,担任东路水军先锋,率先攻占盐官县(今浙江海宁市),切断临安宋军的逃跑之路,为元朝立下大功。

据说当元人进入南宋都城杭州后,南宋朝廷宗庙被洗劫一空。当时有个姓金的,世代为伶官,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一天,金某在路上遇见左丞范文虎。范文虎在宋朝为殿帅时,就与金某熟识。他见了金某说:“过几天朝廷举行宴会,你来献技,不愁没有吃穿。”后来金某如期前往,在宴会上表演优戏,插科打诨说:“某寺里有座大钟,但一连几天,寺奴都不敢敲这口钟。主僧询问原因,寺奴说:‘近来钟楼上有位巨神,样子很怪,我不敢上楼。’主僧连忙去看。那巨神见了主僧,立刻倒身下拜。主僧问:‘你是何神?’巨神答道:‘钟神。’主僧反问道:‘你既是钟神(忠臣),为何还下拜?’”以此来讽刺范文虎。

江南军在七月底全军进入指定阵地,范文虎与东路军会师之前,所属各部尚未与日本作战。会师后,除部分军队驻守平户岛外,其余全部元军于七月二十七日开往屯鹰岛。元军先头部队遭到日军舰队的截击,战斗进行了一天一夜,直到天明,日军才撤退。范文虎与忻都等相议,“欲先攻大宰府,迟疑不发”。两路大军会师后,军势大振,本应立即进攻大宰府,之所以迟疑不决,其一是因为各路指挥官内部矛盾重重,洪茶丘与高丽军统帅金方庆仇怨甚深,范文虎又被诸将所轻视,结果意见分歧,指挥难以协调;其二大概是看到了台风到来的前兆,《元史》中记载当时“见山影浮波,疑暗礁在海口,会青髯见于水上,海水作硫磺气”,元军两路统帅均无航海常识,见台风前兆不知躲避,如果当时退到平户、壹歧、对马或高丽,尚可保全。由于在海上迟疑了一天,遂导致全军覆没。

八月一日,台风袭来,元军船毁人溺。《元史通俗演义中》记载:

“俄觉天昏地黑,四面阴霾,那车轮般的旋风,从海面腾起,顿时白浪翻腾,啸声大作。各舟荡摇无主,一班舵工水手,齐声呼噪,舟内的将士,东倒西歪,有眩晕的,有呕吐的,就是轻举妄动的范文虎,也觉支持不定。当下各舟乱驶,随风飘漾,万户厉德彪,招讨王国佐,水手总管陆文政等,统是逃命要紧,不管甚么军令,竟带着兵船数十艘,乘风自去。”

元军师丧大半,江南军张僖所部和也速都儿所部,因见天气恶劣,夜里停泊时,命将战舰各去五十步下锚,因而避免了台风袭击时各舰船互相碰撞,所以损失极小。台风过后,张僖和也速都儿即乘船各处搭救元军将士。江南军总指挥范文虎旗舰破碎沉没,抱船板漂流海上,被张僖所救。张僖立即向范文虎建议,江南士卒未溺死者尚有半数,且皆为青壮战士,可以重整旗鼓进行战斗,利用船坏后将士没有退路义无反顾的心理,强行登陆,因粮于敌,扩大战果。从当时形势来看,这个建议是可行的,但是,刚刚脱险的范文虎已经被台风夺去了斗志,坚持要立刻回师。他对张僖说:“还师之罪,我辈当之,公不与也。”(张僖只得分船于范文虎,收集残卒共同班师。这时平户岛尚有被救起的四千军卒无船可乘,范文虎竟然命令弃之不顾。张僖不忍,将船上战马弃于岛上,载四千军卒回国。

范文虎回国后,被遗留在日本海岛上的元军士卒,大部分被日军杀害。据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从日本逃回的士卒反映,被遗留在各岛的元军士卒约三万人。因将领皆走,众人推举张姓百户长为帅,组织伐木为舟,伺机回国。八月七日,日军乘船逐岛搜捕,约三万元军除一部分被俘外,其余战死。九日,日军将被俘元军带至八角岛,从中选出新归附的南宋人和工匠、农民留作奴隶,其余尽杀之。被幕府留做奴隶的人中,有部分人如莫青、吴万五以及江南把总沈聪等得以逃回。

第二次东征日本的战争和第一次一样,最终也因遭遇台风而失败。蔡东藩所著《元史演义》中记载,江南军十万之众,“有二、三万人丧身刃下,有二、三万人溺毙海中,还有二、三万人,作日本俘囚。日本问是蒙古兵、高丽兵,尽行杀死。惟赦南人万余名,令作奴隶,后来逃还中国,只有三人。”。这条记载明显失实。据现有史料可知,元军两路大军的损失轻重不一。东路大军中高丽士卒和水手共二万七千余人,台风后归国者约一万九千余人,损失约七千余人,不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如果减去战死和死于疫病者,则溺于台风的人数还要减少。由高丽水手驾船的蒙、汉军队的损失亦可按此类推。所以,年过五十六岁的百户长张成,能够在元日战争中得以生还,并留下一块记述元日战争的墓碑铭,就不足为奇了。相反,江南军的损失比较惨重,只有张僖和也速都儿部得以全军返还,其余各部均损失惨重。据张僖的估计,台风过后尚有半数军兵尚在,即五万人左右,回师时范文虎抛弃了一些,因而“士卒十丧六、七”的估计是可信的。元世祖忽必烈准备数年的侵日战争,因用人不当,以致江南大军十万之众,三千五百艘战舰,不见一阵,丧师而还。

后来忽必烈决心再度东征日本,开始建造大船、训练海军和培训水手。从至元二十年(公元1283年)、二十三年(公元1284年)、二十五年(公元1286年)、二十六年(公元1287年)、二十七年(公元1288年),忽必烈一再下令征日,但都因大臣劝阻或人民起义,使征日之举未能实现。至元三十一年(公元1294年)正月,元世祖忽必烈死去,征日计划也就束之高阁了。

附:忽必烈两次远征日本因台风而宣告失败,日本人称这两次台风为“神灵之风”(又称“神风”)。 “神灵之风”曾两度将日本从蒙古侵略者手中解救出来。

然而,现代科学的新发现却否定了这个流传已久的传奇故事。

近期《新科学家》杂志上发表了一项考古学新发现。这一新发现提出:忽必烈东征日本时派出的战舰,由于其拙劣的设计和造船技艺,最终才导致蒙古舰队失败。

历史记载,公元1274年,蒙古大汗忽必烈曾派出一支由900艘战舰组成的舰队东征日本。

当时忽必烈的进犯先是遭到日本武士们的抵抗,后来又因天气恶劣,战舰被迫撤退,最终遇到日本的“神风”号战舰而全军覆没。

1281年,忽必烈又组织了一支4400艘战舰组成的超大规模舰队再次东征日本。

这一次蒙古军队在日本高岛附近又一次不幸遭到台风袭击,绝大多数船只沉入海底。

虽然,在古代文献中确实能够找到关于1281年日本台风的记载:

元世祖至元十一年,元世祖忽必烈派遣舰队向日本东征,因遭遇突如其来的台风吹袭,大部分船只被摧毁,东征失败。

然而根据现存考古证据,研究人员却无法判断出那场风暴的具体强度,以及风暴与蒙古舰队的沉没究竟有多大关系。

美国德州农工大学的考古学家兰德尔·佐佐木对1981年从日本高岛附近海底打捞上来的700多块蒙古战舰残骸进行了仔细研究。

他发现:蒙古军队战舰残骸上的碎片没有一块超过3米的,大多数都在10厘米到1米之间。

佐佐木通过对残骸的进一步研究,科学家得以更深入地了解了当时蒙古的造船技艺。

佐佐木说:“很多蒙古战舰龙骨上的铆钉钉得过于密集,甚至有时在同一个地方有五六个铆钉。这足以说明,这些肋材在造船时曾反复使用,而且很多龙骨本身质量就很低劣。”

至于船舰的设计,据汉文史料记载,1281年蒙古军队的大多数战舰都是平底河船,使军队在海上航行十分危险,并不适于航海。

佐佐木称:“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在高岛附近海域发现V字型远洋船的龙骨。”

他还表示,对沉船遗址的现有研究也只是冰山一角,他希望能够借助声纳和探地雷达,进一步破解沉船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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