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地下党员痛苦地代表反动政权监斩自己的同志

在共产党人的斗争史上, 大屠杀的场面屡见不鲜。可是,发生在江津的这一次屠杀的背景却是绝无仅有,因为高坐在大堂上监斩的当地最高军事长官张志和,本身就是一名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目睹自己的同志被杀害,此时此刻,他却无力营救。


张志和,原名清平,字志和,以字行。1894年出生于四川省邛崃县一个地主家庭。清末考上四川陆军小学堂,1921年离川前往北京清河镇陆军第一预备学校学习,两年后又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二期,与刘文辉、邓锡侯同学。1925年应刘文辉邀请担任川军总司令部参谋,执掌刘的机要。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刘文辉派张志和作为全权代表赴武汉,表示响应革命,刘部遂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4军。


在武汉期间,张志和与吴玉章、郭沫若、李一氓等川籍人士往来密切,并由他们介绍结识了李汉俊、董必武、邓演达、李立三、张太雷、张国焘等人以及苏联顾问鲍罗廷,常与之交谈,阅读他们给的进步书籍,开始接触马列主义,革命意识渐增。大革命失败后,许多贪生怕死之徒见风转舵改换门庭,而张志和却在白色恐怖下毅然参加了共产党(入党介绍人是省委派到他的部队中搞兵运工作的洪仿予,即洪沛然,解放后在纺织工业部工作)。1928年初,刘文辉任命张志和担任24军暂编第一师副师长兼第二混成旅长,师长由刘自兼。第二混成旅由重庆移防江津后,中共川东特委军委书记李鸣珂直接与张志和联系。省军委的工作,也得到了张志和的大力协助。张在江津城内小官山创办了一个志和图书馆,购进大批马列著作与进步书刊积极在士兵与群众中宣传革命思想。张还通过军委派到他部队里搞通联工作的李崇实,给李鸣珂送去了10支手枪和3000发子弹。


张志和虽然对革命事业满腔热忱,但是,作为一个有着丰富军事经验的军官,他却态度鲜明地反对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发动武装起义。他曾向省委派到他部队里负责党的工作的杨云樵表示,没有广大民众的配合,士兵起义必败无疑。当省委在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影响下仓促组织的遂(遂宁)彭(彭山)起义,广汉起义连遭惨败后,张志和通过杨云樵将一份提案提交给省委,提出,他在军队上层作掩护,在下面发展党员,团结教育士兵,然后将骨干力量派往四川各军阀部队,发展组织,积蓄力量,等到时机成熟,再行举事。遗憾的是,省委研究张志和的意见后,却对他产生了怀疑,认为他如今官当大了,怕起义影响他显赫的地位,政治上已不可靠。更为荒唐的是,为了避免张志和成为起义的障碍,省委决定趁张志和奉刘文辉之召回成都开会之机,在江津突然举行武装起义。


而在此之前,省委已将赞同张志和观点的杨云樵调到重庆,另派李克俊(原名李德孚,后背叛革命,成为国民党特务)前往江津,担任张部军支书记。李克俊对武装起义尤为热衷,每次发言,总是满口暴动暴动。而且他喜欢扣帽子、打棍子,凡不同意他意见者,马上便是几闷棍,什么"右倾机会主义",什么"等待主义",什么"尾巴主义"。所以深得中央特派员兼省军委书记余乃文的器重。


1930年8月28日,省委负责人罗世文在重庆通远门外嘉尔登茶社秘密召见项鼎和于渊,向他俩交待任务,即往江津与驻军军支书记李克俊接洽,尽快组织士兵起义。起义成功后即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四川第一路军,由于渊任军长,项鼎任党代表兼苏维埃主席。项鼎在任川东特委书记时领导过张志和。于渊号邦齐,行伍出身,官至川军少将旅长。万县"九·五"惨案时,他系万县卫戍司令,因亲自率兵登木船痛击英舰嘉禾号而成为名震全国的传奇式英雄。


罗世文交待完任务,将项鼎、于渊送至观音岩方握手告别。项、于二人当下一路疾行,至晚便赶到了江津北岸与县城一江之隔的中渡街,地下县委龚秉仁、曹泽芝已在此等候。29日夜,在江津县城对岸德感坝曹泽芝同志舅舅家中,召开了第一次联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项鼎(前委书记)、于渊、李克俊,地下县委的龚秉仁、龚慰农、曹泽芝三位同志。会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县委书记龚秉仁与项鼎争执起来,龚认为江津目前根本不具备起义的条件,县委总共只有四名党员,团员多一点,也不过五六名,没有群众基础,起义即便成功,也万难持久。项鼎反复说服也不奏效,终于失去耐心,搬出组织名义来压服龚,严肃地说:"省委的决议,你究竟执行不执行?"龚秉仁愣了一下,只好表示服从组织,保留个人意见,并答应地下县委尽一切力量协助。


于渊在相继听了军支和地方的同志介绍情况后,明确表示,这次起义行动必须取消。他认为这样的行动无异于把革命士兵往敌人虎口里赶,他不能干这种蠢事。且起义成功后以少数兵力与刘湘的数万大军抗衡,也纯属拿鸡蛋往石头上硬碰。项鼎激动得不能自制,措辞尖锐地谴责于渊临阵脱逃,革命意志不坚定,并断然表示,起义计划决不能更改,省委的指示必须坚决完成。于渊迫于无奈,只得答应服从组织,但决不担任起义总指挥。项鼎马上批准,改任李克俊为起义总指挥,并成立了起义行动委员会。支持起义的曹泽芝被吸纳到委员会中,态度消极的县委书记龚秉仁却被项鼎排斥在外。会议决定:9月5日起义。


第二天,与会者分散过河进城。项鼎和于渊经县委安排,住进了比较安全的鞍子街贺乌棒家(中共四川省军委委员贺竟华之父,为江津袍哥舵把子,精武术,懂骨伤诊治,在城里开有骨伤科药酒局,在地方上"嗨"得开)。不料,军支的同志在组织发动士兵的过程中,起义计划不慎泄露了,敌人立即采取了防范措施。张志和离津赴蓉后,部队被最反动的第四团团长魏镛(该团全体驻扎在江津城区内)控制。魏镛下令各驻地部队将所有武器收缴起来,分别封存在各驻地的武器库里,派人严加守护。晚点名后,士兵的衣服裤子集中保管,每人仅留一条裤衩睡觉。同时派人进驻邮局,检查来往信件。


风云突变,空气紧张万分,准备起义的士兵中出现了恐慌的情绪。面对如此险恶的局势,9月3日上午,起义行动委员会在城中小十字曹泽芝家中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于渊再次提出,起义决不能贸然发动,蛮干只有失败,甚至会把军支与地方党的力量全赔进去。结果是,于渊遭到了项鼎更为严厉的批评。紧急会议最后决定,起义提前到当晚电灯亮时举行。


会后,项鼎和于渊赶回贺乌棒家,立即着手准备起义成功后所需的各种文件和马上要张贴出去的布告,等待着太阳下山后即赶往板桥街明星书店,与地下党的几位同志汇合。可是,却因为出现了偶然的情况,打乱了预定计划,使起义提前爆发了。


这天下午,驻军机枪连在大西门外(现驻江津部队师部)坝子上操练,因为要示范,才发了两挺捷克式轻机枪。李克俊得知这一情况时已经是下午4点钟左右,因机枪连连长池树森是进步军官,赞同起义,李克俊当机立断,带领李崇实、江国勋从城中师旅部赶去,在机枪连池树森等人的配合下夺取了机枪。得手后方知,只有一挺能用,另一挺没有撞针。震惊全川的江津起义,就靠着一挺能实战的机关枪开始了。


李克俊率机枪连并没有从大西门直接往城里攻(那时的江津县城,还整个被圈在高耸的老城墙里),而是沿着长江而下由通泰门码头入城的。因为驻扎在大西门的第三营被反动军官控制。而驻扎在通泰门内的两个连则是决定参加起义的。这两个连的官兵一见机枪连赶到,立即抢夺了武器库,鸣枪响应。该营营长王文德赶来弹压,被起义士兵开枪打死。


"江津九三起义"就这样爆发了。满城枪声震耳,子弹横飞,街上行人狂奔,起义士兵汇合后立即向县政府(今公安局)、师旅部(今市政府)进攻。项鼎听见枪响与满街的呐喊声,心知起义已经开始,急忙赶出去指挥,可起义士兵不认识他,根本不听他招呼,气得他直跺脚。乱军之中,于渊也无可奈何。


起义士兵们很快便占领了县政府,继续向东进攻师旅部,上校副官长张伯卿率兵占据大门内的大楼,拼死抵抗,起义士兵几次攻进师旅部大门,均遭猛烈反击而退出。这一厢久战未能得手,而此时魏镛火速调来的重兵已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情况万分危急。不少士兵见势不妙,或趁乱乘黑混入围攻上来的敌军之中,反戈一击,或悄悄溜回驻地睡觉,以为这样便可抽身事外。趁起义士兵军心大乱队伍溃散之际,张伯卿大声喊叫着指挥手下从大楼内冲出来,追杀溃退的起义士兵,却被乱枪击毙。


起义爆发时,因离预定举事时间尚早,江津地下党领导的十来名党团员同志多数尚在家中。枪声响后,交通断绝,龚秉仁被阻于大河沟,曹泽芝赶出来参加起义,刚上大街,便被流弹击伤左腿。


9月4日天亮后,江津城内的街道上一片狼藉,反动军官们率领着士兵挨家挨户进行搜查,大搜捕中,100多名起义士兵和下级军官被捕。地下党的4名党员中龚秉仁、龚慰农、曹泽芝也落入敌手。敌人在贺家药酒铺发现了项鼎和于渊,正欲抓走,贺乌棒挺身而出,说这两人是他的亲戚,才使二人死里逃生。


江津起义一爆发,魏镛立即电告了刘文辉。刘文辉把张志和叫到他家中训斥了一通,说:"你的部队造反了,还打死了张伯卿和王文德。你马上赶回去严厉处置,以整军纪。"并埋怨他平时纵容共党,姑息养奸,以致酿成今日之乱。张志和星夜兼程赶回江津,情绪冲动的团营长们顿时就把他包围了,逼着他把关在牢中的一百多名造反官兵和江津地下共产党的人全部枪毙。就在张志和回到江津的头一天深夜,魏镛亲自带人到师旅部抓走了录事李崇实、实习员江国勋。


魏镛此举目的有二,一是借此推脱他代理指挥部队时发生事变的责任;二是给张志和一个下马威。我在你姓张的师旅部里抓到了共产党,看你怎样向刘文辉交待?


此刻张志和高坐在大堂之上监斩,他想到此事的前前后后,内心的复杂、痛苦、以及愤忿之情可以想像。他难以理解省委在他指挥的部队里举事,居然会背着他这名共产党员干!?而在敌人的阵营中,他虽是最高军事长官,可上面刘文辉要他严厉处置,下面又是一群杀红了眼的军官,夹在这中间,他还能怎么办?他惟一能做也的确利用权力做到了的是,只杀一半的被俘士兵;对江津地下党龚秉仁、龚蔚农、曹泽芝三名在押"赤匪"改判有期徒刑。


枪声不断地响着,被俘起义士兵五人一批接连倒在了血泊之中。当第九批士兵被押上来时,张志和看到里面有李崇实和江国勋。刽子手举枪欲对他们射击时,两人向着张志和大喊起来,"副师长,救命啦"、"副师长,我是李崇实啊"。张志和再也坐不住了,沉下脸喝道:"把李崇实、江国勋给我押到一边,我要亲自审问处置,抓出他们的后台!"在张志和的鼎力相助下,李崇实、江国勋得救了。当夜,魏镛与参谋长兼江津县长刘中生杀害了48名起义士兵,又在其余被俘士兵的脸上刻字,涂上蓝靛,驱逐出境。地方县委的龚秉仁、龚慰农、曹泽芝均被判处有期徒刑。


1952年,张志和在写给政务院参事室的《自传》(未刊稿)中写到:"当时我做的是革命工作,住的却是花园洋房,每天总是座上客常满;行呢?不是汽车便是包车。每天必有当时的高级将领如潘文华、邓锡侯、刘文辉等及其眷属往返酬酢。明知这些奢侈生活是行为腐化,但是要作他们的工作,就不能不和他们过一样的生活。精神上痛苦,思想上矛盾。那时我这种生活方式,不仅仅反动政府里的人这样看待我,就是我们革命阵营里的同志也是这样看待我的,甚至骂我是军阀、反革命,但是我又怎能言明这是组织上的决定,革命工作的需要呢?我在当军阀时(师、旅、团长),尽管我没有直接剥削过人民,但仅凭着当时旅长每月三千元的津贴,师长五千元的津贴,这样积累好些年我也就存了二、三十万银元的财富。自然,这些钱的来源,还是剥削人民来的。因此我思想上一直认为应该还诸人民,所以在抗战前、抗战中,以及解放战争中,我历年从事团结抗日与和平民主运动,反蒋革命工作,所有开支经费,总是尽其所有,我个人的家业,已全部贡献给了革命事业……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旧式军人(他同时也是一个出色的文化人),张志和也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养与人生境界。他在家乡邛崃县城独资捐款20万银元创办了后来颇负盛名的敬亭小学、敬亭中学,以优厚待遇延揽优秀人才到这两所学校任教,并且不惜重金聘请最好的建筑设计师规划校园和校舍。后来又与吴景润、陈静珊、吴中英在成都西胜街创办了被誉为陕公第二的协进中学。学校的领导人和教学骨干力量都是中共党员和进步民主人士,如谷醒华、丁华、胡一哉、沙汀等。在他们的影响下,许多学生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领导人民抗日救国的中坚力量。不少学生相继奔赴延安参加了革命。一些革命前辈和烈士的子女也都在协进求学。如朱德的大女儿朱敏,钱壮飞烈士的儿子钱江,李鸣珂烈士的儿子李瑜珊等。陕西街72号张公馆,更成为革命烈士后代的避难所。1930年李鸣珂牺牲后,张志和即资送李妻和女儿回老家,并将烈士惟一的儿子瑜珊收养,与韬英等子女一起生活多年,由小学、初中,直至1945年高中毕业后,才将瑜珊送至重庆,交给周恩来,由八路军办事处转送延安学习工作。瑜珊后改名从珂,解放后在河北省军区工作。


曾于抗战中任30集团军军官训练团政治部主任的中共地下党员汪道余在成都被捕后,家属生活陷入困境。张志和马上承担起照顾其老母、兄弟、侄儿侄女共6人的全部生活费用,直至抗战胜利后,全家返回安徽原籍。钱壮飞烈士的遗孀和儿子钱江(建国后在总政文工团工作,中国著名音乐指挥家,《长征组歌》首次搬上银幕,即由钱江指挥),也在张公馆居住多年。省委书记刘愿庵牺牲后,其妻周敦婉改嫁时任省军委书记、后成为国民党大特务文强的妻子,随文强去了老家湖南湘潭。所遗子女,也由张志和资助生活费。解放后,江津起义却给张志和造成了难以洗涮的污垢。张澜曾提名张志和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却遭到一些不了解内情的同志的坚决反对。明明白白确凿无误的事实使他们一致认定张志和不仅仅是一个曾经在江津杀害了数十名起义士兵的刽子手,也是一个典型的反动军阀。共产党出于统战考虑,不杀他已经对得起他了,重用他,则万万不能。他们的反对意见占了上风,也影响了决策人士的认识,对张志和所作的结论是:在江津起义中的表现,无论古今,于情于理皆不能容。幸亏毛泽东、周恩来了解张志和在秘密战线上为革命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张才因此担任了政务院(国务院)参事、民盟中央委员、全国政协第三届委员、川盟主委。


但是,却有一个人永远也不能原谅张志和,1930年9月7日深夜里,她亲眼目睹了张志和屠杀了那样多的起义士兵。她丝毫不知道她的生命正是由于张志和的努力才得以保存下来的。她发誓要为死难的烈士们报仇。她,就是从江津调到省政府文史馆担任馆员的曹泽芝。1957年底,曹泽芝一到成都,没想竟会与她的仇人张志和狭路相逢,而且张志和居然还是民盟的领导!曹泽芝怒不可遏,马上向组织上检举了张志和的滔天罪行。恰好,反右运动巳经开始了,在那样一种特殊的政治气候下,再加之许多同志对张志和的历史本来就有看法,他理所当然地被当作屠杀起义士兵的元凶揪了出来。各种各样的批斗会上,曹泽芝的揭发无疑是最具杀伤力的。可怜张志和面对活着的历史见证人的检举揭发,百口莫辩,只有仰天长叹……历史,往往充满了误会而且浸染着斑斑血痕。


1975年初,长期遭受四人帮迫害,刚刚恢复自由的李一氓和中央情报总署副署长王少春前往北京辟才胡同政务院分给张志和的房子看望张。这是张志和晚年最感欣慰的一件事情。李一氓问他:"你还保存着毛主席在延安送你的照片吗?"张志和说:"当然,几次抄家,也没让他们抄去。"李一氓说:"要保存好,那才是你真正的历史。现在是权奸乱世,但你要相信,总有一天,党和人民会把你的历史弄清楚的。"此照片毛泽东头戴红星帽,为斯诺所拍。现为张韬英保存。数月后,张志和在北京死于车祸,终年81岁。


几年后,李一氓的预言便应验了,1979年,张志和右派被改正,1980年1月彻底平反,落实政策。2月1日,骨灰移放八宝山革命公墓。张志和在天之灵,总算得到最大的安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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