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明》作者对袁崇焕和明王朝、清的讨论

记者:《窃明》是本小说,在小说中你提出袁崇焕是卖国贼这样的历史观点,是不是很难让人信服?



灰熊猫:我个人认为,即使是写小说也需要有自己的观点,作者的历史观就是一本历史小说的灵魂,我个人很难想像一本没有观点的小说。我举例说明吧,在这本《窃明》中我认为明朝皇帝是一些有血有肉的人,明朝的皇帝有的勇敢、有的仁慈、有的聪明、有的懦弱,但大多都是一些相对清朝皇帝更优秀、更像人的东西。


我曾在书中把明朝的万历皇帝与清朝的康熙皇帝进行过对比——现在普遍的看法是万历皇帝是明朝中较差的皇帝,而康熙是清朝中最好的皇帝。对比万历皇帝开放禁海和康熙进行禁海的历史事实;对比万历皇帝和他的首辅徐光启热心翻译西方科学著作(比如数学,比如几何,比如逻辑学)和康熙令人啼笑皆非的狂妄自大、还有他兴起的数十次文字狱,;对比万历皇帝对灾区进行的大量赈济,和康熙听到灾民饿死后的欣喜若狂地叫嚣“饿死了好,饿死了就不会造反了”,还有康熙下令士兵在沿海巡逻时不必带绳子只需要带刀,遇到违法禁海令的饥民直接将他们杀死;而对比万历皇帝的三大征和康熙朝的对外战争,同样是万历皇帝遥遥领先。其他的还有很多……


这些《窃明》中引用的历史事实是构成笔者观点的基础,笔者由此认为康熙是一个远远不如万历皇帝的人,无论是能力还是心胸抑或者是气量。这是《窃明》这本书中的一个观点,但笔者并没有把这个观点直接写出来,纵观《窃明》正本书,笔者也没有直接了当地写出“康熙不如万历皇帝”,而是把构成笔者观点的这些基础设法融在拙作中,大家是不是能就此得出和笔者一样的观点,那就要看读者们的理解。


现在我们回到您问的问题,所谓袁崇焕是卖国贼这样的判断句,和我刚才举的例子一样,笔者并没有作出肯定的陈述句。笔者只是用叙述着历史资料,看完《窃明》这本书后,有的读者认为袁崇焕是卖国贼,更有甚者认为他是汉奸卖国贼,但也有人认为他不过是一个误国之臣,有人认为他不过是好说大话的狂妄书生中的一员罢了。



记者:你说袁崇焕是卖国贼,具体的证据有哪些?



灰熊猫:在《窃明》这本书中,借主角的口说出笔者的卖国贼的理解:那就是出卖国家利益来谋取私利,并因为他的行为而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人。


在本书结束后,笔者在和读者交流时曾经有一连串的疑问:在战争时期不顾朝廷三番五次禁令,一定要把军粮卖给敌军,并导致敌军利用这批军粮进攻本方首都的行为,是不是卖国行为?在战争期间,前方的军事指挥官瞒着国家和政府,私下与敌人进行议和,然后造成本方外交上的极端被动,这是不是卖国行为?


这种种疑问都不是直接写在书里的,因为这是我个人的观点,我在书中只提到袁崇焕私自与敌人议和,自行把军粮卖给正准备进攻北京的敌军等行为。有的读者认为这些行为都是卖国行为,但也有的读者认为袁崇焕只是愚蠢。在《窃明》这本书中,笔者并没有给袁崇焕下“卖国贼”或是“民族英雄”的定义。


这里我用些篇幅说一下我的史料采选问题。首先是袁崇焕私自议和问题,这个所有的明末史料清一色地声称袁崇焕是私自与敌人议和,而即使是在为袁崇焕平反的清修《明史》中,也承认袁崇焕议和的事情“中朝不知”——就是说一线军事指挥官袁崇焕瞒着皇帝和朝廷与敌人秘密议和。既然所有的史料都认定袁崇焕私通敌军,所以在我的小说中就有袁崇焕与敌人秘密议和的情节描写。


其次是袁崇焕擅自杀害毛文龙的问题,这个情况和上面的情况相似,所有的明朝资料都指出袁崇焕是非法杀害前方抗战将领,而且这导致敌兵没有后顾之忧,从而可以发起进攻北京的战役。而清修《明史》中,也认定袁崇焕是非法杀害抗战将领毛文龙,唯一不同的是,《明史》中并没有说有毛文龙在后金军就无力入关,它只是语气淡淡地说道,“文龙既死,甫逾三月,我大清兵数十万分道入龙井关、大安口。”


我注意这个“甫”字,既然明人的看法和清修《明史》在这个问题上并无对立,我在《窃明》中也把毛文龙死亡描述为后金军得以大举入关的前提条件之一。


另一个问题就是卖军粮问题,毛文龙死后后金军开始收集军粮准备进攻北京,袁崇焕则开始向后金出售军粮。袁崇焕到底为皇太极提供了多少用来进攻明朝的军粮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书中都没有明确记载,比如《明季北略》中就是一句“边储始渴”,说袁崇焕把明军自己的军粮都卖空了。袁崇焕向后金军卖军粮一事,有明朝自己的记载,甚至还有袁崇焕自己奏章,称他卖军粮卖得有理、称他军粮卖给的不是后金军而是蒙古人。


当然,我们知道这些买军粮的蒙古人早在崇祯元年就接受了皇太极的改编,成为后金蒙古八旗中的最早的两旗,而袁崇焕是在崇祯二年卖他们军粮。更夸张的是,历史上明廷也知道他们已经后金军的一部分,早在袁崇焕卖粮前,明廷就明确指出这些蒙古人已经投奔敌方,所以崇祯皇帝坚持要袁崇焕停止向后金军出售军粮。而袁崇焕抗旨继续出售军粮,还向崇祯皇帝信誓旦旦地保证:这些蒙古人“必不敢诱奴入犯。”


我们现在也知道,这蒙二旗在购买军粮后,作为后金军的一部分一起进攻北京,对卖粮问题,为袁崇焕平反的清修《明史》采用不予置评的态度。


相对与抗旨卖粮给敌军,袁崇焕还对前线的抗战友军采取经济封锁,和前一个问题类似,明朝人和袁崇焕自己的奏章一致证明:运给辽东前线抗战官兵的军粮原本是从不冻港登州出海,袁崇焕先是找借口把它挪到封冻的觉化来发,然后借口港口封冻停发,等春季解冻后再拒绝运送三个月之久,前后断粮大约七个月之久。


这个问题的主要争议也不是在有没有这件事情上——因为袁崇焕自己的奏章都能证明他就是这么干的。主要争议在于是不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这个明朝的史料有互相矛盾之处,有的记录说前线官兵因为饥饿而自相残杀,有的则说没有太严重的后果。


在写《窃明》这本小说时我采信有严重后果的说法,因此在小说中描写了相关情节,为什么如此呢?这是我根据一般常识作出的判断,就拿厦门的鼓浪屿来说吧,这个岛上的居民应该家家都有些存粮,岛上的商店和超市也有粮食储备,肯定比三百年前的人均粮食拥有量大很多。


但是如果突然封锁鼓浪屿七个月,按照类似袁崇焕“不许一米一豆出海”的命令来执行的话,我相信这对鼓浪屿居民的人身安全也会造成巨大威胁。


考虑到袁崇焕私自与后金军议和,考虑到他慷慨地向敌方出售大量军粮,考虑到他是在与地方议和期间突然下令对辽东抗战官兵实行饥饿攻势,这实在很令人齿冷。更何况在他禁止运粮食给辽东抗战官兵后,前线抵抗后金军八年的辽东官兵曾想自己出钱、或是向商人借贷来为自己和家人购买充饥的粮食,但袁崇焕严令商人,就是抗战官兵自己出钱也不许卖粮食给他们。



记者:为什么说皇太极也是穿越人?这样的描写会不会让你的那些颠覆的历史观看起来更不可信?



灰熊猫:我并没有这样说,这只是书中主角的一句牢骚话,他身为穿越人一开始却屡屡在皇太极手下吃瘪,主角就发牢骚:皇太极该不会也是穿越的吧?怎么这样厉害、料事如神?


其实就是主角开始比较稚嫩,又有些自视过高,一时不能接受被古人玩弄于股掌之上的现实。




记者:据说你看到阎崇年的讲座,一时“愤青”而写了这本书?请具体谈谈。



灰熊猫:这确实说来话长了,当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的时候,我的班主任就告诉我们想错没有关系,但就怕你不敢思考。


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我母亲给我买了《上下五千年》作为历史读物,我记得那是我第一次知道袁崇焕这个名字。我记得《上下五千年》中讲到:袁崇焕顶住压力坚持在宁远抵抗,然后以一万兵力击退十三万后金军队,并把努尔哈赤打伤。书中虽然没有很多断语,但我也感觉:“是的,这是一个英雄。”但是当时我对袁崇焕的印象并不是非常深。


等到我上高中的时候,我接触到金庸先生写的《碧血剑》,读完金庸先生附在《碧血剑》这本书后面的《袁崇焕评注》后,我感到非常震惊。既痛惜一个民族英雄的冤死,也为明末的黑暗而感慨,进一步说,我曾深深地为汉民族曾经生吃自己的英雄感到耻辱,为对乾隆能够不计前嫌地给袁崇焕平反感到敬佩,当时我曾对同学说过:“虽然清朝时异族建立的,但它确实是一个比明朝更能让百姓安居乐业,更能让人民幸福生活的朝代。”


从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袁崇焕是民族英雄”、“明朝非常黑暗”、“明朝的君主非常昏聩”、“清朝的建立是符合中国和人民利益”等观点的支持者。这里我要特别指出,这些观点并不是《袁崇焕评注》或是《上下五千年》灌输给我的,而是通过看这些书中对历史的描述而自己形成的。


但随着我读更多的书和不断成长,我的思维又有了变化,我开始怀疑以前看到的那些历史是不是真的很贴近历史,比如我上面说过的文字狱问题,比如明朝废除海禁而清朝恢复禁海,等等。因为这些我新读过的对历史的描述,让我的历史观点再次发生变化。


梁启超先生也是我很敬佩的一个人,他也说过类似“袁崇焕是民族英雄”,“清朝比明朝好”之类的话,不过我记得梁先生也说过,所谓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史料。


历史作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有很大的不同,比如物理学、数学这些自然科学都有很严格和复杂的推理过程,业余爱好者不懂就是不懂,几乎完全没有质疑权威的资格。但历史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与自然科学完全不同,历史专家的权威来自他对历史资料更多的阅读量,而不是推理过程。


在此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路人甲是不是孝子?”就是一个简单的历史问题,越接近路人甲的人对此越有评论权,比如路人乙对路人甲最了解。他告诉大家甲平日殴打父母、不给父母吃饭、恶声恶气地对父母说话,等等。那么乙不需要给出结论,大家自然对“路人甲是不是孝子?”这个问题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如果乙没有进行描述就给甲一个“是孝子”或“不是孝子”的结论,那么大家可以选择无条件相信,也可能对此进行质疑。而面对质疑时,我认为乙应该拿出证据来证明他的观点,而不是说:“我和甲很熟悉,你们不用多问,相信我的观点就可以了。”


回到梁启超先生的论点上,虽然他是我很尊敬的大家,但梁先生的两点论断并没有给出史料支撑。所以我斗胆借用梁先生自己关于史学和史料之间关系的说法,选择不盲目相信梁启超先生的判断——我斗胆认定我这种态度是“不迷信”而不是“狂妄”。


好了,做了这么多铺垫以后,我终于可以正面回答记者的问题了。


是的,当听说阎崇年先生是治史四十年的学者后,我满怀热情地收看过阎崇年先生的讲座。但是我个人以为:阎崇年先生的史料不具有压倒性的说服力。


比如阎崇年先生认为袁崇焕指挥的宁远之战是一场大捷,这个认知和我的认知相反;阎崇年先生也认为袁崇焕在宁远之战中打伤努尔哈赤,这个认知也和我的认知相反。


我的认知建立在宁远之战明军记载的歼敌数是二百多,清修《明史》记载的伤亡总数也不过五百,而仅仅在觉华一地,明军的损失就超过万人。更不要说在笔架山、在右屯、在锦州、在大凌河丢弃给敌兵的无数物资。


我认为双方损失高达一比五十的话,那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为胜利或是大捷。所以我的观点是宁远之战是不是大捷非常可疑。


宁远之战发生在天启六年正月,努尔哈赤死于天启六年八月,享年六十八岁。而在黑火药时代,被十八磅的铅球以时速上百公里的速度击中的话,人立刻就会被打得粉身碎骨。就算打在四肢上侥幸一时不死,铅弹上的泥土和火药残余也足以引发致命的感染,这种感染即使在拥有抗生素的今天也是非常危险的。


更不要说在这几个月里努尔哈赤还曾出征千里与林丹汗作战,还曾远征赫图阿拉,还曾在鞍山和毛文龙做迷藏。因此,我认为说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负伤也是非常可疑的。


毫无疑问,阎崇年先生是研究历史四十年的专业学者,而我是一个年纪不满三十的后生晚辈,所以阎崇年先生接触到的史料一定远远超过我。所以我始终抱着请教的态度,在前几次报纸采访中也一再提到,如果阎崇年先生拿出过硬的史料来指点我的话,我会深感荣幸。


结果有几份报纸确实向阎崇年先生咨询过这个问题,阎崇年先生说他不会回应……或许吧,因为阎崇年先生随后的发言给我的感觉是回应了,因为他明确提到小说不能对历史研究构成挑战,明确说道他不知道我这个人,还说我肯定没有研究过袁崇焕因为他不知道我。


看完阎崇年先生这些号称不是回应的回应后,我真的只有苦笑。毫无疑问我确实是个无名小卒,不过阎崇年先生就这么有自信,阎崇年先生确信他认识所有研究袁崇焕的人?还是除了阎崇年先生认识的人以外,就再也没有人有资格研究袁崇焕吗?敢问阎崇年先生也认识张廷玉、认识谈迁吗?不过这并不是问题关键所在。


问题的关键在于,历史是人文学科,我个人认为,历史权威既然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历史资料,那么就不应该用类似“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好,人民公社就是好、就是好来就是好!”这样的文【我是正义的屏蔽词】革式的口气来回应质疑。


改革开放从上个上个世纪的78年就开始了,我以为自从改革开放提出实事求是以后,大家也都渐渐接受“以理服人”的模式,而不是再进行“看谁嗓门更大,谁用来写大字报的毛笔更粗”式的比拼。


这里我提出一个问题。


历史上皇太极攻入关内后,曾经被保定总督刘策指挥的五千真定兵堵截在蓟门。蓟门这个地方是名将戚继光选定的关隘,是燕山山脉上拱卫京畿平原的最后一道关口。袁崇焕接过指挥权后,把刘策还有他的部队从关键的蓟门地区赶去百里外密云水库。


等袁崇焕把刘策轰走后,皇太极就得以从蓟门直接侵入京畿平原,在皇太极通过蓟门的时候,袁崇焕带领着两万军队既不进行抵抗,也不向后方的军队和民众发出警报。这当然造成了京畿百姓的巨大伤亡和生命、财产损失。


我的问题就是,袁崇焕支开一线与敌兵浴血奋战的明军,然后纵敌入关的行为到底属于什么性质?


这里有一张地图,上面有明军、后金军和袁崇焕的具体行动路线和时间。


阎崇年先生是治史四十年的专家,我只是一个平头百姓和业余历史爱好者,很显然阎崇年先生应该比我知道更多的史料。如果有可能的话,我很希望阎崇年先生能对我的问题作出回答,而且我认为我提出问题是完全正当的。


还是用路人甲的那个例子,乙说:“甲是孝子”。如果我说甲曾经殴打父母,所以怀疑他不是孝子的时候,乙能够用“甲就是孝子”来回答吗?如果我说甲曾经推母亲下河,乙能够用“我研究甲四十年,他就是孝子。”来回答吗?如果我说甲曾经不给父亲吃饭,乙能够用:“你不是甲的研究者,所以你无权质疑我的权威,甲就是孝子,就是孝子!”来回答吗?


我们都知道,万历皇帝在对内战争中,面对播州的三万叛军,明军数月就把他们一举荡平,没有让叛乱蔓延出省,而面对吴三桂六千官甲的叛乱,康熙应对的结果是战火绵延了半个中国;在对外战争中,面对二十万日本侵略军,万历皇帝始终把他们控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最终把侵略者赶回他们的出发点,而且还导致日本丰臣政权的瓦解和丰臣秀吉因懊恼而死。而康熙面对二百只有俄国政府有限支持的强盗集团,最终选择割地求和的结局。


我们都知道,万历皇帝开放禁海,而康熙则用禁海令进行闭关锁国政策;我们都知道,万历皇帝组织人力翻译西方的科学和文艺著作,而康熙大兴文字狱;我们都知道,万历皇帝鼓励中国本土的科学研究,甚至用内帑来贴补这些著作出版,而在康熙时代,一个中国医生提出人可能是用脑而不是心来思考的,康熙就因为自己不相信这个假说而坚持要焚毁这本医学著作,并一意孤行地把这个医生处斩以保证不会“谬种流传”。


阎崇年先生认定万历皇帝是“昏君”,而著书立转说康熙这个残害知识份子、毁灭中国文明、手上更沾满几千万中国农民、商人和市民鲜血的屠夫是“千古一帝”!我作为一个历史的业余爱好者,很想请问治史四十年之久的阎崇年先生:“您评判昏君和明君的标准是什么?”


阎崇年先生在他的著作中还称康熙进行了空前广泛的外交活动,言下之意对明王朝极为看不起,但还是梁启超先生的那句话,历史学就是史料学。在阎崇年先生的书中,和康熙进行过外交活动的国家不过是朝鲜、越南等一只手就能数过来的几个国家而已,而明王朝朱棣时期,和中国有邦交关系的国家有七十多个!中国外交使团的足迹遍布印度、中南半岛、南亚地区,非洲和阿拉伯地区。阎崇年先生认定清王朝康熙时代的外交是较明王朝更广泛和成功的,相信治史四十年之久的阎崇年先生一定能够拿出史料证明确实如此。


回到记者最关心的袁崇焕问题上,我不举其他的例子,单说蓟门一战。历史上众人大多认为袁崇焕是纵敌入关,他最亲信的铁杆辩护说袁崇焕不曾发现敌军,敌军是 “潜越”蓟门。蓟门是一个方圆几里的关隘,堵在燕山山脉一个狭窄的孔道上,也正因为地形险要,刘策才能带领着五千兵马把皇太极的入侵大军拦在关外,保护背后的平民百姓不遭到奸淫掳掠。


而在袁崇焕把浴血奋战的明军调走后,后金军就堂而皇之地从袁崇焕面前过关,很难想像袁崇焕怎么可能发现不了敌兵。


正如一位网友曾经评价过的,几万人可能从一个人眼前“潜越”,因为那个人睡着了;一个人也可能从几万人眼前“潜越”,因为那个人是詹姆斯.邦德;但几万人绝不可能从几万人面前“潜越”。不知道阎崇年先生怎么看待这个问题?袁崇焕可不可能不知掉几万敌兵从眼前经过?如果答案为是,那皇太极和他的几万人都会隐身术么?如果答案为非,那袁崇焕支开正在抵抗的友军,然后眼睁睁看着敌兵入关,既不抵抗也不报警该当何罪?


我是一个业余历史爱好者,对史料的了解肯定不如阎崇年先生,所以就趁此机会把这些问题拿出来。希望阎崇年先生能够用史料指点一二,而不是单纯回答:“万历就是昏君,康熙就是千古一帝,袁崇焕就是民族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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