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正面回应崇祯所定袁崇焕九大罪状,还英雄清白

崇祯3年(1630)年8月16日未刻(13—15时),崇祯帝御平台,召辅臣并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使司、大理寺、翰林院记注官、吏科等科河南等道掌印官及总协、锦衣卫堂上等官俱入,
宣谕
:“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
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zhé,即“凌迟处死”,也就是俗称的“千刀万剐”)示,依律家属16以上处斩,15以下给功臣家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产兄弟于2000里外,余俱释不问。”――《
崇祯长编》卷三七
崇祯皇帝为袁崇焕定下的罪名,共有9条。这9条罪状,把袁崇焕送上了刑场。对这9条罪状,袁崇焕本人怎么看,有没有进行申诉,到现在还没有发现史料详细记载。那么,现在我就来对着9条罪状逐一分析。

1、所谓“付托不效”。

是指崇祯皇帝命袁崇焕为蓟辽督师,指望他5年复辽;而他辜负了皇帝的嘱咐,致使后金军队长驱直入,攻打京师,给明朝带来极大的震动和损失。面对后金铁骑长驱直入,作为兵部尚书、蓟辽督师,袁崇焕应当承担自己的责任。先是,嘉靖29年(1550年),蒙古俺答汉兵薄北京,还没有攻打北京城,嘉靖皇帝就下令将兵部尚书丁汝夔杀了。此次皇太极攻打北京城,崇祯皇帝迁怒于重臣,接连重惩多位重臣,先命将兵部尚书下狱,二天又谕令将工部尚书张凤翔下狱,再把负责城防工事的官员廷杖80,有3人毙于杖下。不久,又将总理蓟、辽、保定军务的兵部侍郎刘策下狱、弃市。袁崇焕受明帝付托,诚心竭力,任事封疆,于朱明社稷,可谓“义气贯天、忠心捧日”。他提醒过要重视蓟镇的防守,而且他的防区主要在关外,不在蓟镇。但是,袁督师“付托不效”之责还是有的,而将后金入犯京师的全部责任都加在他一个人身上,以显示皇上圣明,这对袁崇焕是不公平的。

2、所谓“专恃欺隐”。

是指责袁崇焕依恃崇祯帝的信任而行欺骗和隐瞒。但是他究竟欺骗和隐瞒了什么呢?圣旨上没有明说。崇祯帝责其“专恃欺隐”,或许是指袁崇焕“五年复辽”的目标。但是,崇祯帝若以此事指责袁崇焕,实属不妥。因为:1.不能实现目标,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不是袁崇焕一个人可以左右的;2.袁崇焕督辽才1年多的时间,5年期限未到,不应以此相责。或许崇祯帝所谓“专恃欺隐”另有所指。

3、所谓“以市米则资盗”。

这件事指的是,崇祯2年(1629年),漠南蒙古东部闹饥荒:“夷地荒旱,粮食无资,人俱相食,且将为变。”就是说蒙古哈喇慎等部,室如悬磬,聚高台堡,哀求备至,乞请市粟。这件事怎么办?在明朝与后金的辽东争局中,蒙古是双方都要争取的力量。袁崇焕坚持团结拉拢蒙古,来对抗后金。袁崇焕先言:“人归我而不收,委以资敌,臣不敢也。”当时蒙古各部首领,闻将市粟,指天立誓,不忘朝恩。所以袁崇焕疏言:“臣以是招之来,许其关外高台堡通市度命,但只许布米易柴薪。”奏上,奉旨“著该督抚,严行禁止。”奉旨严禁,皆是所望,哈喇慎等部背离明朝,纷投后金。可见,蒙古诸部台吉,附己不纳,委以资彼,其责任在崇祯皇帝。所以,袁督师建议“市粟”之事有,而“资盗”之罪无!

4、所谓“谋款”。

是指责袁崇焕以议和来引诱后金攻打北京。弃市,“谋款”就是 “议和”,袁崇焕任蓟辽督师后就明确上奏崇祯帝“和为旁著”,目的在于缓其兵攻而争取时间以固边防。崇祯帝对此“悉听便宜从事”,或“优旨许之”。袁崇焕何以“擅自做主”?!明崇祯2年即后金天聪3年(1629年),袁崇焕与皇太极来往书信10封,其中皇太极至袁崇焕6封,袁崇焕至皇太极4封。袁崇焕的第1封复信向皇太极指出:“印玺之事,未降封号,不能妄行” 。第2封复信又向皇太极指出:“辽东原为大明土地,且有汉人坟墓,则不应归其占有”。第三封复信再向皇太极解释:“使者来时,因在海上航行,而让其久居”。第4封复信向皇太极明确表示:“战争长达10年,不能一朝停止,不是数人所能为,数语所能定”。对于袁崇焕的4封复信,日本著名满学家神田信夫教授有一个评价:“它强烈的反映出袁崇焕在与皇太极交涉中忠于明朝的责任感,他强烈的主张合议必须按照明朝所提送的典制方案,并严戒其未经降封,不准随意用印。”所以,袁督师“谋款”之事有,而“诱敌”之罪无!

5、所谓“斩帅”。

是指责袁崇焕与后金约定而杀毛文龙。史料已经证明,袁崇焕与皇太极是有书信往来,但是既无默契,更无议约。倒是毛文龙自己暗通后金,谋降有迹。所谓毛文龙被杀,后金军才敢南犯之言,实在是夸大了毛文龙的作用。至于对毛文龙先斩后奏,因而使袁崇焕受到“擅杀”之责,则应作具体分析。对于袁崇焕斩杀毛文龙之后向崇祯帝报告的奏折,崇祯帝有谕旨批复:“毛文龙悬踞海上,糜饷冒功,朝命频违,节制不受。近复提兵进登,索饷要挟,跋扈叵测。且通夷有迹,犄角无资,挚肘兼碍。卿能周虑猝图,声罪正法。事关封疆安危,阃外原不中制,不必引罪。”所以,袁督师“斩帅”之事有,而“践约”之罪无!

6、所谓“纵敌长驱”。

是指责袁崇焕纵容后金铁骑长驱中原,直薄京师,而不知阻拦。其实,早在明朝天启6年即后金天命11年(1626年)4月,还是辽东巡抚的袁崇焕就上疏:“应防御后金军从宁远、锦州以西虚怯之处(蓟镇)南犯”。2个月后,袁崇焕再奏:“虑其席卷西虏,遂越辽而攻山海(关)、喜峰(口)诸处”。到了明朝崇祯元年即后金天聪2年(1628年)10月,袁崇焕再奏:“喜峰口、古北关可虞,蒙古哈喇慎等部处于我边外,经道惯熟,若仍诱入犯,则东至宁前,西至喜峰、古北,处处可虞,其为纣更烈”。1年之后的崇祯2年即后金天聪三年(1629年)3月,袁督师又上奏:“惟蓟门,陵京肩背,而兵力不加,万一夷为向导,通奴入犯,祸有不可知者”。他一面谏议――“蓟门单弱,易宿重兵”;一面具疏―― “济其市粟糊口,免其导诱入犯”。崇祯帝对袁崇焕的谏疏,或拖延因循,或严行禁止。己巳事变发生,袁崇焕的屡次预料变成现实,罪名却要袁崇焕独自承担。所以,袁督师“纵敌长驱”之罪名,“莫须有”矣!

7、所谓“顿兵不战”。

是指责袁崇焕虽然率领自己所属军队入援京师,但是保留实力,不与后金军作战。曾在袁崇焕队伍中的平民程本直疏辩道:“自敌人逸蓟入京,崇焕心焚胆裂,愤不顾死,士不传餐,马不再秣间道飞抵郊外,方幸敌未近城,得以身翼神京。出营广渠门外,两相鏖战。崇焕躬擐甲胄,以督后劲,自辰至申,转战十余里,冲突十余合,竟至通惠河,血战殊劳。辽事以来,所未多有。此前月二十日也。至十六日,又舍广渠门而攻左安门,亦时有杀伤。惟是由蓟趋京,两昼夜急行三百里,随行营仅得马兵九千,步兵不能兼进。以故专俟步兵调到,随地安营,然后尽力死战。初二、初三,计程可至。不期初一日,再蒙皇上召对,崇焕有拿禁之旨矣!时未旬日,经战两阵,逗留乎,非逗留乎?可不问而明矣!”所以,袁督师“顿兵不战”之罪名,“莫须有”矣!

8、所谓“援兵四集,尽行遣散”。

是指责袁崇焕遣散前来增援京师的明朝军队。袁崇焕奉谕调度各路援兵。对此,又是曾在袁崇焕队伍中的平民程本直疏辩道:“若夫诸路援兵,岂不知多多益善。然兵不练习,器不坚利,望敌即逃,徒寒军心。故分之则可以壮声援,合之未必可以作敌忾也。况首回尤世威于昌平,陵寝巩固;退候世禄于三河,蓟有后应。京营素不习练,易为摇撼,以满桂边兵据护京城,万万可保无虞。此崇焕千回万转之苦心也。以之罪崇焕,曰散遣援兵,不同堵截,冤哉!”所以,袁督师“援兵四集,尽行遣散”之罪名, “莫须有”矣!

9、所谓“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

这是指责袁崇焕兵临城下,又暗中带着喇嘛,要求进入北京城内。袁督师军中有喇嘛,不过类似于今天的美军“随军牧师”之类的角色。他率军入京,露宿郊荒。袁崇焕“力请援兵入城”,崇祯帝不许。袁督师又“求外城屯兵,如满桂例,并请辅臣出援”,崇祯帝又不许。崇祯帝之猜疑、惶惧到了何等程度,明朝廷之虚弱、窳败到了何种地步!袁督师军中有喇嘛,“携僧”就会“入城”吗?“入城”就会充当敌人内应吗?所以,袁督师“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之罪名,“莫须有”矣!

以上9款条崇祯帝钦定给袁崇焕的“罪名”,后8款都已经被历史所否定。至于第一款“付托不效”,应当说袁崇焕负有一定责任,但即使“罪至论死”,按明朝法律,尚有“八议(即议亲、议故、议功、议贤、议能、议勤、议贵、议宾)”可以减免刑罚,或者“戴罪立功”等处理办法,崇祯帝为什么在经历8个月犹豫之后,一定要置袁崇焕于死地?

其实,崇祯帝逮捕袁崇焕,不是因为袁崇焕一定要造反,而是他有造反的能力和可能。无论如何也要防止袁崇焕与后金可能的勾结,以及定下城下之盟,因而不管是谁,也必在此危急时刻将袁崇焕的兵权削掉进而控制起来。这正是中国古代政治的特点,注重的是皇朝政局的稳定,因而就不必特别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皇朝政局的方法。

至于崇祯帝最后要杀死袁崇焕,既不是“误杀”,也不是“忌杀”,而是必杀。为什么是“必杀”?先是,明正统14年(1449年),蒙古瓦剌兵攻北京,兵部尚书于谦后来被杀;嘉靖29年(1550年),蒙古俺答汉兵薄北京,兵部尚书丁汝夔、提督军务的保定巡抚杨守谦被杀。这次崇祯年间的己巳之变,保卫京师的兵部尚书王洽、蓟辽督师袁崇焕又遭到崇祯帝的杀害!崇祯帝像他的祖先一样,把责任完全推给兵部尚书王洽、蓟辽督师袁崇焕,还称袁崇焕“致社稷震惊,生灵涂炭,神人共忿,重辟何辞”!可见,崇祯帝杀袁崇焕的原因主要是政治原因,所谓“圣上英明,崇焕误我”――所以必杀袁崇焕。后来崇祯帝在煤山(今景山)自缢时也说“诸臣误我”,这些都是在推卸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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