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道德的审判台前:国民党降将的是是非非

从1946年6月开始,国共两党撕碎了“双十协定”,开始了全面内战。在长达三年的犬牙交错的政治军事斗争中,由于正确的策略和措施,在天时、地利、人和上占尽先机的中共终于取得了在大陆的政权,而使蒋介石兵败如山倒,黯然神伤地离开大陆,到孤悬海外的小岛上去苟延残喘,梦回故国,“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亡秦者秦也,非天下也”!蒋介石政权亡于贪污腐败,发国难财;亡于政令不统一,心怀鬼胎,各行其是;亡于将领拥兵自保,贪生怕死;也亡于内部分崩离析,叛属无常;等等复杂原因,不可尽述,并不仅仅是失去民心这么简单。


《孙子兵法》云:“知兵之将,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也”。只有具备“智、信、仁、勇、严”五个标准的将领,才可以成为国之干臣,无往而不胜。且不要说别的元素,在蒋介石麾下几千名旅级以上将佐中,能够达到上述条件者,十不足一,这就为他埋下了败亡的祸根。事隔一个甲子,我们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弘扬传统道德,不能不反思历史,拨乱反正。这就需要,将那个年月里的许多历史人物,摆上历史的审判台,重新给他们以评价,来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正名,还道德以她应有的内涵。


国共两党从共同创办黄埔军校,致力于北伐,统一中国以来,在长达二十五年的纷争中,从同学、同盟到分道扬镳,各为其主。始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到生死利害的严峻考验关头,才尽现骨干成员自身本质和人品、道德与节操的本色。八年抗战与最后的逐鹿中原,就是这样严峻的考验关头。在抗战中,两百多位国民党将佐为国战死疆场。这其中,95%以上的牺牲将领,是他真正的精华。愿历史永远记住他们辉煌的战功,对这个国家和民族的奉献。而我们所要重新定位和审议的却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在中原逐鹿中最后的表现。


人格的力量,道德的标准,没有比中原逐鹿的最后时刻,国民党大大小小的降将们所能表现的那样,更为突出和典型了。他们大致分为五种类型:


第一类:虽然是国民党的将领,但是,在长期的斗争实践中,逐渐信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抗战和逐鹿中原的不同历史时期,秘密加入中共,实际上已是中共的地下工作者。他们从本质意义上不属于降将,尽管历史,军史上,把他们划做国军起义人员。




赵寿山,孔从周及其部属为一例代表。他们属于杨虎城的十七路军,早在抗战初期,就与红军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积极参与西安事变,力主与共产党合作。十七路军改编为三十八军赴中条山抗日时,他们战功累累,但更加把共产党看作是民族的希望。赵寿山本人于1942年秘密参加共产党。孔从周虽然是起义后才参加,但他和赵寿山思想观点始终是一致的。解放战争初期,三十八军整个归属中共后,赵寿山作到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上将。孔从周作到炮兵司令员,中将。


张克侠,何基沣可以看作是第二例代表。他们属于西北军冯玉祥、宋哲元系列。张克侠是冯玉祥的连襟,1927年曾到苏联莫斯科学习军事,回国后为张自忠二十五师参谋长,不久秘密加入中共。芦沟桥事变时担任二十九军副参谋长,力主抗战。但奉命长期潜伏于国军中待机而动。终于在淮海战役中,与另一个抗战时微服访问延安,后被军中中共秘密组织发展为特别党员的高级将领,第三绥靖区副司令,蒋军七十七军军长何基沣(他的部队打响了芦沟桥抗战第一枪)一起,举行了贾汪起义,打开了杜聿明淮海防线的大门,使我军得以长驱直入,分割包围黄伯韬第七兵团,为淮海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作为自己人,张克侠后来担任了林业部长,林业科学院院长。何基沣则为三野三十四军军长,水利、农林部副部长。


廖运周及其秘密支部成员可以看作是第三例代表。廖运周,黄埔军校五期炮科毕业,1927年入党。参加北伐,南昌起义。后到冯玉祥军中任团长,旅长。是长期潜伏于蒋军的中共忠实的党员。淮海战役双堆集战役时,为了保证全歼精锐的,含有快速机械化部队的,从华中来援徐州的蒋军第十二兵团黄维所部。率领其所辖的一一零师战场起义, 撕开了黄维所部的防线,为最后歼灭黄维兵团、杜聿明集团创造了条件。


第二类,在历史上就和共产党有密切联系和个人私交。始终首鼠两端。蒋介石大势已去时,自然而然就归顺了共产党。他们中的代表有张治中,卫立煌,高树勋,邓宝珊,韩练成,张学铭等,他们的情况是极其复杂的。


张治中是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是黄埔军校生的前辈,曾经担任过黄埔入伍生队总队长,四期生步兵军官团团长。后任凇沪警备司令,三青团中央临时干事会秘书长,湖南、新疆省主席,西北长官公署长官,国共两期和谈代表。他与周恩来,重庆谈判时的毛泽东都有很好的私交。在政治上属于调和派,可以左右逢源,恣意周旋,而使自己处于不败之地。虽然在蒋介石手里是高官厚禄,但在共产党人那里,口碑很好。所以,当国民党众叛亲离,大势已去时,作为第二次和谈首席代表,他可以选择留下,并坦然自若。他实际上是政治上的骑墙派。人格并不足取。


卫立煌是蒋介石的五虎上将,却是一个人品可圈可点的人物。他有正义感,是真正的爱国军人。他作为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指挥了抗战中著名的忻口战役,作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领导了中条山抗战。他真诚地支援八路军百团大战,并渴望加入中共,本人与朱德私交很好。后率领远征军入缅甸作战。辽沈战役时,虽然位居东北剿共总司令要职,并不想与我军为敌,被蒋介石查办。不得已亡命香港,1954年始回大陆。他是一个正直的,向往真理的军人。


高树勋,属于非蒋介石嫡系的冯玉祥系统,早就与蒋军貌合神离。曾为二十六路军二十七师师长。与宁都起义中共诸将(边章五,原二十六路军师参谋长,我军河北军区司令;孙毅,宁都起义军官,我军七纵司令),有很深历史渊源。抗战时高任新编第八军军长,曾奉蒋介石密令,处决阴谋投敌的军阀石友三。1945年10月他率领第八军和三十军,四十军配合,北上天津接受日军投降,于邯郸与我军交火被围。30日在我军感召和旧友召唤下,率残部于邯郸马头镇起义。给国民党阵营极大的震撼。使我军得以以他为样板,来了一个高树勋运动瓦解蒋军。



邓宝珊,冯玉祥旧将,担任晋陕绥靖区总司令,长期住扎陕甘宁边区北端,与我军互通往来,女儿是他特意送往延安抗大的学生,中共党员。虽然解放战争初期与我军多有交锋,后为北平卫戍副司令,但从感情上真诚支持傅作义与我军和平谈判,兵不血刃解放北平。


韩练成,冯玉祥部旅长,后为蒋军四十六军军长。在抗战中,就与我军关系密切,与周恩来有交往。在海南岛,山东作战中,多方回护我军,被削军权为中将参军。1948年10月加入我军,一度担任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解放军训练总监部科学与条令部副部长等,中将。


张学铭,张学良胞弟,天津市公安局长,市长,后为东北保安司令部参议处中将主任,因乃兄与中共关系,解放后为政协全国委员,天津建设工程局副局长。


因为他们和共产党的历史渊源,最后投向胜利的一方,在道义上,似乎无可指责,但部分人,也非无投机之嫌。


第三类人情况更为复杂,他们要么是大革命时代的共产党人,革命低潮时陆续脱党,利用黄埔军校和军界的老关系得以为蒋军高官,中原逐鹿,鹿死谁手已定局时回归旧主,以图瓦全。要么非蒋介石嫡系,虽然一度与中共交恶。但更多的时候,身处局外,坐山观虎斗。当然江山易主时,要顺应潮流,另谋生路。前者以邵力子,郭汝瑰,侯镜如,覃异之,陈树华,等为代表。后者以程潜,卢汉,李济深,蔡廷锴,鹿钟麟,黄绍肱等为代表。


邵力子是中共成立时最早的党员之一。任黄埔军校秘书长的第二年(1926年)退出中共。后任蒋介石北伐军总司令部秘书长,甘肃、陕西省主席,国民党中宣部长。作为第二次国共和谈代表团副团长,见大势已去,滞留北平,参加新政协。


黄埔五期生郭汝瑰,1929年加入中共,1930年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脱离中共。九一八事变后回国,参加庐山军官训练团,后为蒋介石嫡系陈诚部十八军十四师参谋长,第二十集团军参谋长,军务署副署长,总参谋长办公厅副厅长,国防部三厅厅长,二十二兵团司令;1949年12月11日,在四川宜宾率部起义。其前,在南京就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系,并递送情报。解放后任职南京军事学院。


黄埔一期生侯镜如,大革命时期参加中共,1927年任武汉保安总队队长,二十军教导团团长。南昌起义失败后,参加湖南省委,被捕获释后到中共华南局及顺直省委军委工作。1931年失去组织联系,到南京,历任蒋军八十九旅旅长,二十一师师长,十七兵团司令。参加平津战役,将司令部设在塘沽海外的军舰上。天津失陷后,率余部五万人泛海南下。兼长江防务预备兵团司令,又退守福建,任华东军官团总团长。1949年冬率部起义。移居香港,1952年到京。


覃异之,1926年入黄埔军校炮科,不久为副区队长,同时加入中共。1928年去上海脱离中共,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二师团附。多次参加围剿红军及古北口等地抗战。为五十二军二十五师参谋长,七十三旅旅长,五十二军副军长,与日作战。1945年任青年军204师师长,后为五十二军军长,南京卫戍区副司令。1949年去香港,脱离国民党。12月回北京,任职政协。


黄埔六期生陈树华,1926年入党,秋收起义负伤后失去组织联系。后任国民党军令部处长,国防部史政局少将代局长;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秘书,随张治中在北平宣布起义。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会专员。


他们于厉害得失关键时刻,和革命低潮时,因各种原因脱党。又于江山代谢时选择了新生。谈不上什么理想信念,和气节情操。对共产党,他们虽然各有原因和苦衷,但绝对谈不上忠诚。对国民党,他们又愧对曾经的高官厚禄,又不能从一而终。在道德上无足取处。



程潜是国民党湖南省主席,湘军系首领;卢汉是云南省主席,龙云之后的云南地方实力派;李济深,蔡廷锴属于陈济棠粤军系列,又是十九路军,“一.二八”抗战和福建事变的领导人物。鹿钟麟,属于冯玉祥西北军系列,(曾任西北军代司令,战区副司令长官,河北省主席,兵役部长,1946年赋闲居住天津)。黄绍肱是新桂系三首领之一(另二人是李宗仁,白崇禧)。他们从来就和蒋介石同床异梦,和中共时连时分。天下大势已定时,他们识时务的知道:追随蒋介石去孤岛台湾,并没有他们的好果子吃,只能明智地选择留在大陆,讨一杯羹,以苟延残喘。


第四类人,是天下大局已定,知不可为,对蒋介石彻底绝望,又不愿意为蒋氏殉葬,遂顺应潮流,选择了和平整编的方式,以免于部属遭难,生灵涂炭。他们的代表人物有傅作义,董其武、陈明仁,陶峙岳,包尔汉等。


傅作义与董其武都是阎锡山晋军高官,非蒋介石嫡系,但他们同时又是能征善战之将。无论对付日本鬼子,还是在华北与我军的几次交锋,都是胜多败少。只是天下大局已定,谁都扭转不了历史的演变趋势。他们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出路。继孙连仲担任北平卫戍司令的傅作义,在主力三十五军被歼,张家口,保定、天津失陷,无论南下,西窜,东循海路撤退的路子都被堵死的局面下,为了二十万部属的生命安全,为了使古都北平免于战火毁灭,在中共强大的军事政治攻势,副将的斡旋(邓宝珊,马占山)幕僚的游说,女儿(中共地下党员)的鼓动下,终于接受了我党和平改编方案。而在绥远的董其武,则唯老长官之命是从,也选择了起义接受改编的道路。


陈明仁是黄埔一期生,是黄埔系的骁将。在东北,率领七十一军,没有叫林彪麾下的将领少吃苦头。因私自调用美援军粮构筑工事被陈诚发现,撤职赋闲。后回关内,1949年5月复为第一兵团司令,守御家乡湖南。他审时度势,在蒋家王朝已成危卵之势局面下,不愿为之殉葬。为了桑梓父老免遭战火,选择了与程潜一起起义,和平解放湖南的道路。


陶峙岳,包尔汉属于张治中旧属,张治中在北平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并晓谕新疆国民党军政人员弃暗投明。在王震大军入疆,新疆十万蒋军孤立一隅态势下,接受老上司调停,宣布新疆和平解放,下属接受我军整编。


他们属于真正的识时务的一类。


第五类人位居封疆大吏,或者是军队高官,从来没有和共产党的渊源。只是在大厦将倾,回天无力的历史条件下,树倒猢狲散,为了自己的蝼蚁之命,贪生怕死,在最后的战场上选择了临阵倒戈,叛降投诚的道路。他们是断了脊梁,朝秦暮楚,望风使舵的一群人。没有传统美德,人格和情操,是为将者最不齿的异类。这些人在1949年最后的战场上,在四面楚歌声中,不能尽忠,不能全节,以蝼蚁贪生的本能,如输光了的赌徒一样,选择了偷生和投机。虽然,从当时的政治利益看,他们最后地瓦解了敌军,涣散了其斗志,减轻了我军用军事手段降伏残敌的牺牲和损失。但是,他们的苟活,和被正面颂扬,却整个的侮辱与践踏了我们民族传统道德的精华。为反复无常,贪生怕死,变节出卖,蝇营苟利者树立了一个卑鄙渺小的样板。他们中包括那些二十几年与共产党为敌的四川军阀,西北五马的部将和其他战场上形形色色不配称作将领的一群猥琐的小军阀,土豪,劣绅和变节者。人数众多,占上述五类人的二分之一强。


传统道德曰:“士为知己者死”,又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忠臣不事二主”。它虽然是封建道德,但也是情操气节的精华所在。虽然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但这种选择,应在仕途早期,而不是在危难之间。在危难间,背主求荣,苟全性命,那就是叛卖。虽然,这些蒋军降将促使了蒋介石政权的垮台,有着明显的政治效益。但他从根本上败坏了我们民族的传统道德。使反复无常的变节小人,不能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苟且贪生者有了文过饰非的借口,和招摇撞骗的本钱,也有了生存繁衍的市场。从而,混淆了是非,扰乱了真善美和假恶丑的界限。从反右斗争到文化大革命,人民的队伍中出现了许多告密者,出卖者,落井下石者,丧心病狂者,以致使人们互相不再信任,随时准备反戈一击。全社会道德水准趋于下降趋势,就是这种真与假,美与丑颠倒的必然社会效果。


成语说:盖棺论定,把这些降将放在历史的审判台前,评判其道德的意义,无疑对端正我们民族的道德观,提倡民族气节和情操,具有积极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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