掷弹筒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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掷弹筒在中国称作“小炮”,因为其发射筒和人的前臂差不多长,所以又被称为“手炮”。实践证明,掷弹筒在当时的作战条件下的确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武器.因此抗战期间国共双方都曾大量仿制这种武器并有所改进。它们和被中国军民缴获的日制掷弹筒一起,成为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有力武器。并一直使用到第二次国共内战结束。

抗战期间正面战场国民革命军的掷弹筒

掷弹简的仿制工作在中国起步较早。1934年国民政府汉阳兵工厂就开始仿造日本大正十年式掷弹筒及其弹药,但数量有限,仅供部队少量列装及军事教育机关研究使用。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在防御作战中经常受到日军掷弹筒的猛烈攻击,却无有效的还击手段,国民政府兵工署便命令已迁往重庆的陕西第一兵工厂筹备处,在日式掷弹简的基础上研制同类武器,已达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目的。

1938年底,以江元方为主的研究人员试制出一种新式掷弹简。经试射,效果较日式为优,特别是射程比日式稍远,于是定名为民国二十七年式掷弹筒(或称二七式掷弹筒)。所用弹药基本仿照日式,仅在工艺和个别结构上予以改良。

二七式掷弹筒结构与日本八九式相差较大,而更接近于大正十年式。它也采用滑膛身管,虽然全长较十年式更短。但最大射程却达到220米。装在筒身侧面的击发装置采用按钮式,射速达到了10发/分。在其弹膛底部还开有一大一小泄气孔,靠外侧的一个圆形旋钮来调节火药燃气泄出量,从而使弹丸获得高、低两种初速。二七式也可以发射日制弹药。因此日军曾在太平洋战场上使用过掳获的二七式掷弹筒。

1939年1月,陕西第一兵工厂筹备处更名为第三十兵工厂。二七式掷弹筒及弹投入批量生产,材料由第二十四兵工厂供应,至1945年生产掷弹筒40909具。截止1946年6月,共生产掷弹简弹156万余发。它们和二八式枪榴弹一起。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缓解了国军火炮始终不足的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步兵支援火力,为赢得抗战的最后胜利作出了很大贡献。

敌后战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新编第四军的掷弹筒

掷弹筒因其轻便、机动性好。特别适合八路军、新四军的游击战术,因此倍受战士的青睐。而中共军队最早的掷弹筒来自于作战缴获。在八路军与日寇的第一次正面交锋-平型关战斗中,就缴获过掷弹筒。据不完全统计,1940年8月21日至9月4日。八路军在“百团大战”中共缴获掷弹简57具,其中8月28日攻克寿阳东南落摩寺据点的战斗中一次缴获15具。由晋察冀军区俘虏的一个姓中西的日本土兵教授使用方法。由于当时我军作战十分频繁,而掷弹筒及其弹药、配件只能依靠缴获。所以打坏一具少一具。在根据地创立初期,部队大量扩充、严重缺乏武器的情况下,单纯依靠缴获不仅代价高昂,来源亦不稳定,唯一的办法只有自己制造掷弹筒及其弹药。

1940年lO月,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同志鉴于关家垴战斗的经验教训。要求军工部尽快开展掷弹筒的研制工作。在没有任何技术资料和样品的情况下,军工部部长刘鼎根据以前红军时期自制小迫击炮的经验,亲自绘出一门类似掷弹筒的小炮草图。工程处的唐成仪、石崇江等在当年年底手工制作出了样品。此时,八路军总部送来一具缴获的日制掷弹筒,军工部随即决定由水窑一所(黄崖洞兵工厂)和高峪三所进行仿制。

由于根据地处于毫无工业基础的农村和偏远山区,设备、材料奇缺,所以不可能照搬照抄。只能根据自身实际条件一边仿制一边改进,遇到许多困难。

第一个困难就是没有制造炮筒的钢管或圆钢。当时唯一比较稳定的钢材来源是铁路钢轨,刚开始是将道轨的底座煅成板条,然后卷成筒形毛坯。根据地没有电焊,板条间的螺纹形缝隙只能依靠锻接粘合,但这种方法制出的炮筒经受不住高压,打几炮后就胀裂了,于是改用热墩加工法,把道轨顶面截成一米多长一段,烧红后以人工锤墩成外径90毫米、长约420毫米的实心圆柱体,再将中间挖空,加工成炮筒毛坯。这种办法劳动强度大、生产效率低.一天仅能做一两根,1941年上半年共生产炮筒225根。看来相继研制出滑轮吊锤、夹板锤和镗孔机等专用设备,制造炮筒毛坯的效率才得以大大提高。各根据地制造此类武器的材料也有例外,如晋绥根据地生产的掷弹筒多数使用熟铁,为保证强度,特别加厚了筒身。此外有的根据地还利用弹花机、榨油机的轴杆作为制造掷弹筒的原料。

第二个困难是八九式掷弹筒有膛线,弹丸上相应地有铜制的“弹带”,而根倨地没有加工膛线的设备,紫铜更是缺乏,于是决定改成滑膛式炮筒。为保证射击和精度,同时弥补钢质不好的缺陷。将发射筒长度由日制的280毫米增加到400毫米,筒壁也相应加厚(膛口外径达到68毫米)。与之配套的弹药也取消了铜制部分,在圆柱形弹体上设计了与九一式手榴弹类似的两条突起弹带来闭气。可是因为弹丸不能旋转,出膛后就在空中翻跟头,打不远也打不准,而且部分炮弹在落地时因引信一端不能先行触地而不爆炸。于是又改用定时引信,弹丸发射同时,重锤因后坐力而击发火帽,延期5秒后爆炸,提高了爆炸率,这种弹被战士们称为“翻筋斗弹”。为了增强弹丸飞行中的稳定性和提高精度,又将弹丸尾部加上尾翼,全弹外形类似迫击炮弹,这样基本上保证了飞行稳定性,射程也达到了500米,这种小炮弹被称为“远程弹”或“圆头弹”,而“翻筋斗弹”的射程在300米左右,相应地称为“近程弹”或“平头弹”。

在生产初期,两种小炮弹月产量达到2000发以上。虽然质量与缴获的日制掷弹筒弹不可同日而语,但毕竟解决了“有”和“无”的问题。

军工部高峪三所第一批生产了40门掷弹筒,但部队在试用中发现,打过几发炮弹后,掷弹筒的射程调节杆就会卡死,这是因为调节杆由钢质较软的道轨钢制成的,发射几次后螺杆就会变形而导致调节失灵。于是,三所取消了调节杆,改为依靠仰角大小来调整射程。这种结构的掷弹筒一直生产到1942年5月反扫荡为止。其后一所又参照大正十年式掷弹筒的结构,设计了一种泄气式掷弹筒,在发射筒的下端左右各开设一个椭圆形泄气孔,筒外设有一个带孔的套环,靠套环转动来调整泄气孔的大小,从而达到调节膛压以调整射程的目的。

1943年春,军工部决定掷弹筒的研制工作集中到梁沟四所。四所根据一所产品图和样炮做了进一步改进。一是取消了燃气调节装置,以简化发射程序:二是在发射筒下面安装有两脚架,支起后筒身即与地面成45度角。三是将加工难度较大的瓦形驻钣改成三角形底座钣。不仅提高了射击时的稳定性,而且大大节省了工时和材料。四是在筒身右侧装设圆盘表尺,靠重锤摆针检查仰角大小,以确定射击距离。五是弹丸全部改为迫击炮弹式,可以外加药包,每增加一个药包射程提高150-200米。这样一来,自制掷弹筒进一步脱离了日产八九式的模式,更接近小型迫击炮。结构也趋向实用化,同时大幅度提高了生产效率。首批10具掷弹筒在20天内即生产完毕,得到了军工部的好评,随即投入批量生产。

掷弹筒的有效性还取决于弹药的精度与杀伤能力。在掷弹筒弹的生产和改进工作中,逐步解决了两个“瓶颈”问题。一是弹壳的韧化处理。掷弹简弹与手榴弹不同,浇铸成形后还要经过车床加工,才能保证表面质量和尺寸精度。而且头、尾部还要加工螺纹,以便安装引信和药室。这种形式的弹壳一般需用钢或灰口铸铁来制造,但前者紧缺而且加工困难,而后者直到1947年我军才能自行炼制。

当时根据地的柳沟铁厂只能按传统工艺生产白口铸铁。这种白生铁质硬且脆。车床加工困难。经陆达等同志研究,决定把国外黑心韧化处理工艺与传统“焖火”技术相结合,自建火焰反射加热炉,将铸成的生铁弹壳埋入炉内,经长时间高温处理,使白生铁变成有一定韧性、可以车削加工的灰口铁。开始这种方法尚不完善,存在弹壳表面软硬不一、粘连,弹壳发酥膨胀,氧化脱皮等缺陷,正品率也很低,一般只有50%左右,低的只有30%。即使采用这种办法,1941年还生产了4万枚掷弹筒弹,解决了部队的急需。经过反复试验,直到1944年7月改进“焖火”工艺后,上述弊病才得以解决,正品率提高到95%以上,掷弹筒弹的产量和质量都得到了大幅提高。9月份即生产了3713发。

二是尾翼的焊接问题。由于没有电焊,翼片是直接铆接在尾管上,发射时容易松动和脱落,影响射程和精度。工人们动脑筋想出了“烧焊”的土办法。先用细绳把尾翼绑在弹尾相应位置上,在连接处垫一块涂有硼砂的小铜片,然后用细煤泥包起来用火烧至铜片熔化,出炉冷却并剥掉泥壳,这样尾翼就牢固地焊在尾管上了,射程一下提高到700多米。

此外,经过千余次试验后,最终确定了理想的弹体形状,引信减少了外露部分,防止因跌落碰坏或泥土进入造成瞎火。药室装药改为1.5克速燃无烟药。尾管内衬由纸制改为铜制,避免因压力不均而影响射程,同时克服了炸尾的弊病。主装药起初都是黑火药,破片仅20到40片,1944年以后改为自制的硝化甘油混合炸药,每发装药45克左右,破片数达120-200片,杀伤半径达到10米。尾翼增加到6片,提高了飞行的稳定性,最远射程达到950米。

1944年6月,前方部队提出了希望掷弹筒的威力更大、射程更远的要求。四所的技术人员将掷弹筒口径扩大到60毫米,其它零部件的尺寸也相应加大,弹体改成流线型,1945年春开始试生产。但因为重量较大,失去了机动性优势,所以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此外,根据八路军129师炮兵团副团长赵章成的提议,郭栋才、封域中等技术人员还以掷弹筒发火机构为基础,设计出一套迫击炮可以平射打碉堡的装置。

晋绥根据地也是从1941年开始生产掷弹筒,次年4月试制出掷弹筒弹。1944年,温承鼎、吴奎龙等对掷弹筒进行了革新,将拉发式击发机改为按式发火机构,在筒身侧面增加了一个简易圆盘式瞄准器,上面刻有0-90度的分划,根据指针尖在圆盘刻度上的位置来控制角度。这种新掷弹简稳定性好、射速快,在350米的有效射程上,命中精度由八九式的85%左右提高到94%。根据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同志提出的“谁发明就用谁的名字命名”的建议,将其命名为“鼎龙式掷弹筒”。它在1945年8月晋绥部队强攻神池县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期间,晋绥根据地共生产各式掷弹筒2806具。

新四军活动的华东、华中等地与北方各根据地情况有很大不同。由于离上海等工业城市较近,无缝钢管等材料来源比较方便,因此以生产适合南方使用的抢榴弹筒或小口径迫击炮为主,掷弹筒生产数量较少。抗战期间,只有四师生产了300具,掷弹筒弹的产量只有2.3万发,另外七师也曾试制了11具掷弹筒和50发炮弹。四师的产品与太行根据地的结构相似,但产品质量要比北方各根据地好一些。

在今天看来,抗战期间根据地的军工生产条件简陋到了难以想像的地步。在敌人重重封锁和频繁的“扫荡”之下,材料、设备、技术都极度缺乏。生产初期,车床甚至是靠人工摇石磨盘来带动的。但兵工战士们克服了生产中的困难,掷弹筒及其弹药的试制不但取得了成功,而且在生产过程中逐步改进、完善,源源不断地供给前方,成为深受战士信赖的一种有力武器。从1940年下半年到1945年8月,仅八路军总部军工部各厂就生产掷弹简2500具、炮弹198020发,共装备近30个团,129师等主力部队基本做到每个战斗班配备一具,显著提高了第八路军的战斗力。

二次国共内战时期的掷弹筒

1945年8月15目,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但中国人民久盼的和平并未真正来临,三年内战随即开始,掷弹筒再次被交战双方推上了战场。

1946年以后,出于内战的需要,国民政府党控制下的各兵工厂继续生产二七式掷弹筒。1947至1948年,兵工署化学兵司还生产了一批特种掷弹筒弹,包括第二十三厂和第六十厂生产的三十七年式化学弹,第四十四厂生产的烟雾弹及信号弹,以及第六十厂生产的照明弹等。普通掷榴弹主要由第三十厂一分厂生产。1948年4月至第二年5月即生产了38.8万发。此外,1947年西北机车厂还试制成功一种掷弹简的衍生产品-75毫米“飞雷”发射筒,次年即生产了1.5万具。这些武器在国军中使用相当广泛,对解放军造成了一定威胁。

和其它装备一样,国共两军装备序列中的掷弹筒数量也经历了此消彼长的过程。1947年12月,国军共装备掷弹筒38364具,与轻重机枪之比为0.52:1。同期解放军仅有掷弹筒5050具,与轻重机枪的比率为0.1:1。而到次年7月,解放军的掷弹筒总量及比例已基本与国军持平。其中除了接收日军及作战缴获的外,各解放区自制的占到相当大的比例,产品质量也不断提高。如从1948年4月开始,华北军区生产的掷弹筒弹弹体全部改用灰生铁直接铸造。

从1947年5月起,各军区生产的掷弹筒弹全面改装自产的油甜炸药等硝化甘油混合炸药,无烟发射药实现了自产,不再使用黑火药,同时以新设计的双保险引信取代了早期的螺纹式引信,并增加了引信垫圈,起爆管装药由强棉改为雷汞,进一步提高了弹药的安全性和发火率,与国军的弹药性能已不相上下。在此期间,掷弹筒作为一线步兵武器,在解放军中得到了广泛装备和使用。如东北主力部队中每个班都装备一具。同时在实战中还创造了用掷弹筒发射集束手榴弹等新战法。解放军兵工厂为适应这些新情况,曾专门改装一批掷弹筒,将两脚架改为螺纹升降式,有的装有简易缺口和准星,以便必要时可放低进行平射。

随着内战形势的发展,解放军缴获了国军大量装备,而攻坚战等战斗形式也在不断增加,解放军各兵工厂逐步转向生产前线更加急需的后膛炮弹等新武器。同时由于美式60毫米迫击炮的广泛使用,自制掷弹筒在各项性能上已不占优势,因此在1948年初华北战区和胶东战区相继停止了掷弹筒的生产。

1947年7月,华北战区开始生产60毫米迫击炮弹,下半年掷弹筒弹的产量便由上半年的129630发降至35000发。到1949年6月,解放军攻占大部分国土,兵工业开始减产转业,掷弹筒弹全面停产,当年上半年各战区共生产104万余发。1950年底,掷弹筒及其弹药开始退出解放军装备序列。由于安全性等原因,这些“小炮”并未像其它武器一样用作民兵训练,而是被彻底淘汰了。如今,它们中间的一部分仍作为八年抗战和内战的历史见证,保存在国内各大军事博物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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