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还原甲午战争中的李鸿章和翁同龢的言行—还历史以真实[斑主已阅]

在一般人的眼中,李鸿章是个卖国求荣的大奸臣,而翁同龢则是变法维新的支持者,是个悲剧式的人物。为纠正这一实际并不正确的看法,笔者以甲午战争前后,两者的言行来还原历史的真实。

先看甲午前两人的经历:

1、李鸿章: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雇用英国人马格里会同直隶州知州刘佐禹,首先在松江创办了一个洋炮局,此后,又命韩殿甲、丁日昌在上海创办了两个洋炮局,合称“上海炸弹三局”。三年(1864年),松江局迁到苏州,改为苏州机器局。

同治四年(1865年),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鉴于原设三局设备不全,在曾国藩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今上海江南造船厂)。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今南京晨光机器厂)。九年(1870年),调任直隶总督,接管原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于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另一个是左宗棠、沈葆桢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已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尔后,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又进一步得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

70年代出任直隶总督后,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同治十一年(1872年)底,他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现任朱其昂为总办,后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1875年)、江西兴国煤矿(1876年)、湖北广济煤矿(1876年)、开平矿务局(1877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山东峄县煤矿(1880年)、天津电报总局(1880年)、唐胥铁路(1881年)、上海电报总局(1884年)、津沽铁路(1887年)、漠河金矿(1887年)、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1887年)、上海华盛纺织总厂(1894年)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

此后,李又一手促成了北洋水师的建立,并以北洋洋务供养之。

2、翁同龢:道光十年(1830)四月二十七日,翁同龢出生于北京城内石驸马街罗圈胡同。翁家世居苏州府常熟县(今属江苏).翁同龢的父亲翁心存,字二铭,号邃重,道光进士。曾任礼部、户部、工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体仁阁大学士,充任上书房总师傅,授读恭亲王、谆郡王、惠郡王、锺郡王。晚年曾任同治皇帝师傅,是道光、咸丰两朝的重臣。

分析:从甲午前的经历可看出,李属“开眼看世界”之一批人,而翁则属于旧官僚的代表。(帝师)

再看甲午中两人的表现:

1、李: 光绪二十年(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帮助镇压,李鸿章过于听信驻朝专员袁世凯的报告,认为日本“必无他意”,遂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赴朝。不料,日本此后立即向朝鲜派兵,在朝日军增至8000余人,事态趋于严重。李鸿章为设法避免战争,曾通过英、俄两国出面斡旋,但为日本拒绝。无奈下,只得增派军队入朝,和日本相抗衡。六月二十三日,日本军舰在丰岛发动突然袭击,击沉中国运兵船“高升”号,甲午战争爆发。

八月十六日,驻朝陆军在平壤与日军激战数昼夜后溃败,总兵左宝贵战死,统帅叶志超等逃回国内。八月十八日,北洋舰队与日本海军主力在黄海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经过近五小时的鏖战,中国军舰沉没4艘,日本舰队亦遭重创。此后,清军在鸭绿江、九连城等战场与日军激烈交战,但终未能挡住日军的攻势。最终,旅顺、威海等重要海军基地失守,北洋水师覆灭。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十八日,李鸿章受命,作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议和。尽管行前清廷已授予李鸿章各地赔款的全权,但他仍期望“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与日方代表反复辩论。在第三次谈判后,李鸿章于会住处的路上遇刺,世界舆论哗然,日方因此在和谈条件上稍有收敛。三月十六日,李鸿章伤稍愈,双方第四次谈判,日方对中国赔款2亿两白银,割让辽东半岛及台湾澎湖等要求表示不再让步,日方和谈代表伊藤博文谓,李鸿章面前“但有允与不允两句话而已”。事后日方继以增兵再战进行恫吓。李鸿章等连发电报请示,光绪皇帝同意签约,命令“即遵前旨与之定约”。二十三日,《马关条约》签字。

马关条约签订后,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等发动公车上书,掀起维新变法的高潮。李鸿章虽然也视马关签约为奇耻大辱,发誓终生不再履日地,并倾向变法。但在“国人皆曰可杀”的汹汹舆论下,成了清廷的替罪羊。甲午战后,李鸿章被解除了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置闲散。

2、翁:在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前,李鸿章和后来的蒋介石一样,主张寻求国际调停,尽力避战。而翁同龢则极力主战。七月十四日李鸿章电请从朝鲜撤兵,清廷不准。翁同龢力主添兵,“调东三省及旅顺兵速赴朝鲜。”

八月一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十七日,翁同龢在军机处阅李鸿章“电谓俄人有兴兵逐倭之意”后,“力言俄不能拒,亦不可联,总以我兵能胜倭为主,勿盼外援而疏本务。”九月十六日,平壤失守。次日翁同龢抨击:“合肥(李鸿章)事事落后,不得谓非贻误”,促使光绪帝颁谕“著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十七日黄海海战爆发,北洋舰队损失惨重。翁同龢感到“鸭绿江一线可危,即渤海亦可危。”二十一日,建议“宜调东三省兵,而急设大粮台,派大员经理,又于鸭绿江岸筑土炮台等数事。”十月十四日,翁同龢得知英使欧格讷提出由列强联合行动促成中日和议,但日本须索兵费的主张后,极为愤慨,当着慈禧太后的面“指陈欧使可恶”,力主继续战斗。二十四日日军第二军在花园口登陆,次日第一军强渡鸭绿江,连陷九连城、安东(今丹东)、凤凰城等地。三十一日,翁同龢拜见光绪帝时即“力陈京师阽危情形,请勿再迟一刻。”十一月三日,翁同龢被补授军机大臣。

分析:李在战争可说是不主战而备战,虽说有判断失误的时候,但战前积极备战,数次上书要求增军费,买新舰,战中调兵谴将,直接指挥,战后又以高龄赴日谈判,力争些须权益(从他在马关遇刺就可看出他是力争了的)。毕竟一直在做实事。而翁同龢之兄翁同书因在太平天国战争中“颂贼”等事,遭到曾国藩、李鸿章弹劾,翁同龢由此终身与李鸿章为仇,李鸿章在洋务运动中主张的变科举、重西法、练海军、开铁道诸事,处处遭到主持户部的翁同龢掣肘,“故李公困疆畿二十年,疑谤纷纷,终不获行其志”,他一开始就高调主战,但却无甚实际建议和主意,更可恨的是,作为户部尚书始终拒拨北洋海军军费,使高速巡洋舰为日人所得(就是吉野号),战后又空谈不和不战,推卸责任,真真可恨。

最后看看当代人对两人的评价: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梁启超。

曾经与翁结拜为兄弟的荣禄在甲午战争期间写给陕西巡抚鹿传麟的便条中,曾评价翁同和说“常熟(代指翁同和,因为翁是江苏常熟人)奸狡性成,真有令人不可思议者。合肥(李鸿章)甘为小人,而常熟则仍作伪君子。”

结论:空谈者常以沽名为目的,高谈阔论,然不切实际,误人误国,还原历史的目的,勿作空谈者。




本文内容于 2008-7-23 20:55:07 被草原铁鹰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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