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码订阅

按语:昨天晚上,一个朋友给我发来7月6日社科院“银行改革开放热点问题研讨会”长达5万余字的全文记录,仔细阅完不禁拍案而起——我能够想象中国精英为了利益可能无耻,但我没想到某些精英今天竟会无耻到这种程度!当世界各主要国家,尤其是美国都在不停地修改政策,限制其他国家参与本国战略领域投资的时候,中国精英们竟依然在不断地把中华民族的战略产业贱价出售——“继续扩大金融领域的开放”,荒唐程度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清朝战败后与列强签订的、直到今天仍被我们视为耻辱的所有卖国条款——今天上午我特意查了下,当初清朝被迫签订的《南京条约》、《厦门条约》、《北京条约》、《马关条约》、《天津条约》、《中俄密约》等等,都只是割地赔款,开埠贸易,还没涉及到允许外国势力参与可以影响甚至控制本国经济的金融行业。甚至在国内舆论对此一片哗然之后,竟还敢于公然在人民网上全程直播他们几乎赤裸裸的卖国主张。在这个几乎汇聚了当前金融界大腕的学术会上,一干人把“引进经验”与“分享利益、分享权力”混为一谈,把“规避金融风险”的道路定向为必须“邀请外国资本参与”,把“账面溢价”(回避了金融在经济领域的战略本质)变成“开放有功”的依据……谁给了他们如此大的胆量?谁让他们如此飞扬跋扈、敢于公然与中华民族的利益为敌?谁让他们能玩弄中国未来于股掌之间?请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记住这群公然在“银行改革开放热点问题研讨会”上做“俯卧伸”的“学者”——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杨、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国刚、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全国人大常委辜胜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宋逢明、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建设银行研究部总经理郭世坤。

同时表扬一下参会的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焦瑾璞,他们用学者特有的含蓄,当场给了大会的主持者、从头到尾都陷入一种莫名狂热的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杨一记耳光。


正文


虽然自去年以来,国内学术界关于金融改革继续扩大开放的说辞充满问责,但金融界开放的步伐并没有停顿,自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广东发展银行以不同方式大规模引进“战略合作伙伴”后。5月27日,建设银行突然刊出这样一则公告:中金公司将于6月5日前将60亿股中国建设银行H股(00939.HK)以2.42港币/股的超低价卖给美国银行公司(下称美国银行),其时,建设银行H股收盘价为6.94港币/股,折价率超过65%!即美国银行从中金公司购买的建设银行60亿H股,不到市场价的35%,仅此一笔买卖,中金公司就给美国银行让利270多亿港元!此外,该公告还称,美国银行还可以在未来以不超过2.78港币/股的价格,继续从中金公司购买195.8亿股建设银行的股份。如果按建设银行现时H股市价算,美国银行可以从此项交易中累计获得超过1000亿港元的收益。

由于这笔庞大的获利几乎没有任何风险,也看不出中国到底能从中得到什么“战略利益”,所以刚公开就引致国内舆论一片哗然,业内人士纷纷表示“看不懂”。有良知的学者或撰文、或开研讨会,谴责这一罕见的“卖国行当”,以及即将正式实施的可能让“外国机构有机会参股中国银行超过25%”的政策。同时,这些学者还以美国近期成立的“投资审查委员会”、“严格审查外国资本参与本国产业经营”为据,呼吁中国应该放弃“扩大开放”这一提法,实行理性的“对等开放”应对国际时局、以保障本民族的根本利益,指出此前中国金融界诸多以“引进战略合作伙伴”为名进行的资产交易,实际是在“贱卖本国战略资源”,属于“卖国交易”。沸沸扬扬中,一份由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整理的“银行资产流失清单”被广为流传,更是激起了众怒,该份清单统计的近年金融资产流失涉及的企业和数额如下:


1. 中国工商银行:2006年,美国高盛集团、德国安联集团及美国运通公司出资37.8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295亿)入股工商银行,收购工行10%的股份,收购价格1.16元。上市后,按照2007年1月4日盘中价格6.77元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755亿元,三家外资公司净赚2460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9.3倍,世界罕见。


2.中国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新加坡淡马锡控股、瑞银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投资中国银行共51.75亿美元(合人民币约403亿),收购价格1.22元。上市后,按照2007年5月10日盘中价格6.26元计算,市值最高达到2822亿元,四家外资公司净赚2419亿元人民币,不到一年时间投资收益6.6倍。


3.兴业银行:2006年,香港恒生银行、新加坡新政泰达和国际金融公司共出资27亿,以每股2.7元的价格购入兴业银行10亿股,上市后,股价达到37元多,三家外资公司净赚370亿。根据2007年2月12日《参考消息》报道,以后每年都有300%以上回报。该银行上市募集资金共159.95亿,等于全部送给了三家外资公司。该银行国内发行价格每股15.98(元),吸引的网上网下申购资金高达11610亿。


4.深圳发展银行:美国新桥投资集团以每股3.5元购买深圳发展银行3.48亿股,目前股价已达35.8元,投资增殖10倍,按照深发展20亿多股计算,新桥用12.18亿获得了700多亿。根据新桥目前的做法,很快将达到1000亿元。而新桥集团本身就是庄家,根本不是银行,如何能改善我国银行治理结构?况且整个银行都被美国人拿走了,即便改善对我国又有什么意义?


5.华夏银行:德意志银行和萨尔"奥彭海姆银行联合组成的财团将出资26亿元人民币,购入华夏银行约5.872亿股份,占华夏银行总股数的14%。每股价格4.5元,现在近14元,净赚56亿多人民币。目前已被德国银行控股,500亿落入对方手中。目前德国人对华夏已形成了联合控股,该银行名义上还是中国(的)银行,实际已成为外资控股银行。


6.中国交通银行:汇丰银行(汇丰)持股交行19.9%的股权,出资144.61亿元购买91.15亿股,每股为1.86元。交行2006年5月在香港上市,现在市价超过10港元,净赚近800多亿,07年国内A股发行上市又赚取500多亿,合计将近1400亿,10倍回报。


7.中国建设银行:上市前,美国银行和淡马锡公司分别斥资25亿美元和14.6亿美元购买建行9%和5.1%的股权,每股定价0.94元港币。发行价格2.35元港币,最高市价5.35元港币。按照目前建行共有2247亿股计算,2家净赚1300多亿港币。


8.浦东发展银行:花旗集团出资6700万美元收购浦发行4.62%的股份,超过1.8亿股,每股约2.96元,并且协议规定日后花旗集团有权收购19.9%的股份,目前浦发行股价超过38元,花旗净赚62亿元。目前花旗尚未行权,一旦行权将赚取62亿的数倍。


9.民生银行:2004年,淡马锡控股旗下的亚洲金融公司以1.1(约8亿人民币)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民生银行2.36亿股股份,占民生银行总股份的4.55%,约3.72元,目前该股已达12元多,加上两年送配,市值已达50亿元,净赚约40亿。


10.广东发展银行:2006年美国花旗银行以联合收购的名义,自己出资不过60亿,就控制了拥有3558亿元总资产、27家分行、502家网点,与世界83个国家和地区917家银行具有代理行关系,连续多年位列全球银行500强的广东发展银行。并且中国移动、国家电网和中国信托还各搭进去60亿,共180亿。把银行白白送人还要再搭进去180亿,已经完全超越了市场交换的范畴。


11.渤海银行及地方银行:另外,2005年挂牌成立的我国第一家股份制银行——渤海银行宣布,渣打银行以1.23亿美元购入即将成立的渤海银行19.9%的股份,成为其第二大股东。除了参股渤海银行之外,渣打银行参股光大银行有望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目前,外资银行在华进入了加速发展期,中国全部银行无一例外地已被18家外资银行参股或控制。


12.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平安是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保险公司,也是第一家引进外资的保险公司,汇丰集团是平安最大外资股东,汇丰是2002年投资6亿美元,50亿人民币投资平安;平安集团04年6月24日在香港成功上市,发行价11.88港元,目前已上升到40元港币。今年2月又募集A股资金388亿。截至2006年6月30日,集团总资产为人民币3,587.18亿元,权益总额为人民币381.04亿元。目前,公司市值近2000亿港币,A股5500亿人民币。


13.新华人寿:新华人寿即将上市,现在苏黎世保险持有新华人寿22800万股,每股5.25元,持股比例为19%,已成为新华人寿的最大单一股东。但实际上,目前新华人寿的实际控制者是东方集团,由于东方实业和东方集团分别持有新华人寿5%和8.02%的股权,再加上东方集团持有新华人寿其他股东的股权,东方集团直接或间接持有新华人寿的股权肯定超过20%。(据说,苏黎世通过中国公司暗中控股已超过56%,投资34亿,一旦上市,市值至少600亿)


(上述低价转让外资净赚超过1万亿人民币,其中绝大部分交易在2006年完成,再加上已经完成合资等待上市的几十家地方银行,未来显示出来的损失将更为惊人)


鉴于民间舆论尤其是网络舆论一直在对金融改革的做法和提法穷追猛打,7月6日,由社科院金融所牵头,一干在金融界举足轻重的人物粉墨登场,通过人民网全程直播了一个据说是意在“引导舆论,以正视听”的“银行改革开放热点问题研讨会”。


参与者有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杨、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国刚、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全国人大常委辜胜阻、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宋逢明、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建设银行研究部总经理郭世坤、中国银行副行长朱民、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所长詹向阳、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中央财经大学校长助理史建平、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杰、中国金融出版社总编魏革军、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等学者、官员和一批媒体人士。


在舆论的风头浪尖,针对国内一片质疑,就“引进战略合作伙伴”事宜搞个新闻发布会来做些解释说明工作,本来完全有必要也值得尊重,但偏偏这个自称要对此举“给出解释和说明”的会并非什么“新闻发布会”,而是一个“学术研讨会”,这就让这个会看上实在有些诡异。从会议人员构成和整个发言看,这个被精心运作和包装的会议,堪称“拉虎皮做大旗”的典范:明明是一个“学术研讨”却叫嚣着要“以正视听”,明明是一个“民间类别的会”却一再强调自己的“权威角色”,明明有多人当场质疑却依然大言不惭地把“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和海外上市是(银行业)成功的一个契机”当作本次会议取得的一个结论,明明美国已经成立了投资审查委员会严格限制外国投资,却依然向公众端出“引进来是为了走出去”这一道原因与结果并无多大实质关系的菜,如此狂妄、荒唐、鲁莽!李杨意欲何为?王国刚意欲何为?杨再平意欲何为?身为全国人大常委的辜胜阻意欲何为?尤其是辜胜阻先生,到底是代表自己还是代表所在的工作单位来参会的?如果是代表自己工作单位来参会的,那么辜胜阻先生发言表达的意见是经过哪一级会议讨论通过的?在主题如此重大、矛盾如此交错的公开研讨会上,身为人大常委这样敏感的身份,这是个不该被遮遮掩掩而应首先得以明确的问题。


为什么银行业必须引进战略合作伙伴?按照研讨会上杨再平的说法,是因为“中国银行业已悄然成为中国经济埋下的定时炸弹,很不稳定、很不安全”,他用97年《新闻周刊》的一个报道来证明这个的观点——据97年《新闻周刊》报道称:当时中国银行的“坏帐是20%” ,按照当时的资本金,“中国的银行业,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应该已经死了三次,就是已经破产三次了。此外,一本早被海内外学者广泛斥为具有反(fan)华性质的书——《中国即将崩溃》里面阐述的“中国银行是中国即将崩溃的因素”,也是他主张的“银行业需要引进战略合作伙伴”的一大依据。


杨再平在这里的逻辑很简单也很明白:中国银行业已经是一个定时炸弹了,只有请来外国人才能排除这个定时炸弹,或者,按照经济学术语是:寻找国外战略合作伙伴是最优选择。


那么我们不妨来对这一说法进行进一步分解——在杨再平们眼里,外国战略合作伙伴起到的是什么作用?主要起到两方面作用:一是带来行业管理的经验,二是带来资金。


不可否认,中国的银行业确实急需引进成套的管理经验,进行脱胎换骨的结构治理,甚至也急需新的资本进入分摊风险,但是,行业管理经验是否一定需要通过参股的方式才能获得?在中国开始金融改革的时候,中国是否是一个资金短缺的国家?这两个答案都是否定的。任何行业的管理经验,都能够、也必须通过学习和引进人才来获取,而并不需要额外支付“参股”、尤其是“低价参股”这个怎么看怎么莫名其妙的代价。此外,自2002年以来,中国经济明显出现流动性过剩,这个时候,将国内的这个流动性过剩导入银行业,不但可以一定程度抑制流动性过剩,而且也能使国内剩余资本获得良好的投资渠道和收益——既解决了银行业的资金短缺,也能“肥水不流外人田”。而从国外引资,则不但让国内资本损失了这一优质投资渠道,而且将进一步加剧国内货币市场的流动性过剩。


杨再平们一再提及的理由中,最具有威慑力的武器是“金融引进外国战略合作者的改革”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直接领导下,中国银行业的背水一战”。


这句话的重点是前半句,言外之意,谁敢反对就是在反(fan)对党中央、国务院,这个谎就撒得实在太大了——我怎么记得以胡锦涛总书记为领导的政治局近几个月来一再强调的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我怎么觉得这个主张才真正符合了中华民族眼下的和长远的利益?这个主张才是洞察了世界最新变化(如美国新近成立“投资审查委员会”举动)、真正在与时俱进,甚至还在含蓄否定大规模“引进国外战略合作伙伴”这一举措呢?而且,难道金融界最近几年是在月球办公?没看见近年来各地政府频频提及的“自主创新”?自主创新,而不是让外国人来领导我们创新,也该成为我国金融改革的一大原则!


杨再平们(主要是清华大学的宋逢明教授)对金融行业引进外国战略合作者的收益核算方式也很让人意外,在这个环节,银行被视作为了一个独立的、和其他一般商业机构性质无差别的纯经营实体,杨再平们热衷的是计算这一举措所带来的某一时刻银行资产数量的增减,而银行业与一个经济体的关系,银行业在一个经济体所存在的战略意义、战略价值和宏观调控功能,则统统消失了,这种眼界和认识角度也意味着,杨再平们其实并不了解金融的本质,并不适合从事金融研究和管理工作,甚至也不适合去从事重大产业研究——按照他们的这个价值判断框架,他们甚至不可能理解为什么在争夺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优尼科的时候,中海油每股出价67美元﹐却争不过每股出价63美元的美国公司雪佛龙——从单纯的货币收益计算,优尼科此举可少赚了10多亿美元!


杨再平们的价值观可能更合乎会计学的统计方式,而缺失战略价值和战略制衡观念,但是,在一个经济体中,金融业更大程度在扮演的,正是后一种角色,这个角色让金融业在某些时刻、某些环境里,必须作出牺牲自身利益换取整个经济体良性发展的决策。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尤其需要这样的功能来实现某些宏观调控。


所幸,这个研讨会也并非一边倒,在杨再平发完言后,人民银行副行长朱民就用近年来国内银行翔实的盈利数据,以及通过阐述银行之于一个经济体安全的关系,不动声色地反击了杨再平慷慨激昂的胡说。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焦瑾璞、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张燕生也通过阐述韩国、俄罗斯的金融改革得失,强调了金融安全的重要性,以及金融隐患具有长期潜伏,突然爆发的特征——这种特征使金融业收益的计算方式不完全适合以传统的会计学统计数据来获取结论。


简单而言,中国金融业需要继续改革,以符合经济建设的需要,但这个改革不应被仅仅定向为“引进国外战略合作者”,而应满足国家经济安全需求,符合“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自主创新”原则。我们绝对不能容忍在没有被谁击败的情况下,接受比一个战败国更为屈辱的金融开放政策取向!!!如果金融界依然有人一意孤行地觉得“银行业已是一个定时炸弹,必须让外国人进来排雷才安全”,那么,这些人是否可以慎重考虑一下下台让贤?

发表评论
发表评论

网友评论仅供其表达个人看法,并不表明铁血立场。

全部评论
加载更多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加载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