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块然独处”的明代皇权——“独夫”政治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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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块然独处”的明代皇权——“独夫”政治的终结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之后,针对元季“主荒臣专,威福下移”,“吏治纵弛”和相权太重等“弊端”,采取“罢丞相不设”,打击权贵,整肃吏治等对应措施,大刀阔斧地进行“矫枉”,“用重典以新天下”。其惩贪行动之坚决,持续时间之长,手段之残酷,诛杀官吏人数之多,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朱元璋通过一系列制度改革和大规模镇压措施,“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确立了君主专制统治的绝对权威,中央朝廷之政令,朝野莫不奉行凛凛。 “天子新有天下,惩前代弛缓不振

“块然独处”的明代皇权——“独夫”政治的终结


明太祖朱元璋在建国之后,针对元季“主荒臣专,威福下移”,“吏治纵弛”和相权太重等“弊端”,采取“罢丞相不设”,打击权贵,整肃吏治等对应措施,大刀阔斧地进行“矫枉”,“用重典以新天下”。其惩贪行动之坚决,持续时间之长,手段之残酷,诛杀官吏人数之多,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绝后。朱元璋通过一系列制度改革和大规模镇压措施,“收天下之权以归一人”,确立了君主专制统治的绝对权威,中央朝廷之政令,朝野莫不奉行凛凛。


“天子新有天下,惩前代弛缓不振之弊,赫然临朝,体天地之运,法日月之明,润之以雨露,震之以雷霆,大举废政而修明之,如是者十余年而始定。当是时,郡县之官虽居穷山绝塞之地,去京师万余里外,皆悚心震胆,如神明临其庭,不敢少肆。或有毫发出法度,悖礼义,朝按而暮罪之,其重名实辩臧否诚古所未有也”。朱元璋、朱棣等人正是运用皇权强大的政治力量,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有效地防止了蒙元残余势力的侵扰,迅速稳定了封建统治秩序,缓和了社会阶级矛盾,从而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明史·循吏传序》曰:“明太祖惩元季吏治纵弛,民生凋敝,重绳贪吏,置之严典。一时守令畏法,洁己爱民,以当上指,吏治焕然丕变矣。下逮仁、宣,抚循休息,民人安乐,吏治澄清者百余年。”此论虽有过誉之处,但明初社会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建设起强大的综合国力,实现了“郑和下西洋”这一伟大历史壮举,成就了又一封建盛世“仁宣之治”,上述史实从另一方面证明了洪武政治的积极意义。


明前期专制主义皇权具有强大的权威和效能,在明初具体历史条件之下,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然而事物发展过程的本身即孕含着否定自身的因素,明代皇权极度扩张的结果,破坏了政治权力相互制约和相对平衡原则,成为一种不受制约的滥用权力。由于皇权在明代国家政治生活中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明中叶以后,随着其腐朽程度的加深,明帝国快速滑向灭亡的深渊。


首先,作为提高明代皇权统治效能最重要保障的内阁制度逐渐被破坏。内阁制度的废坏当是一个导致明王朝灭亡的至关重要的原因。迄万历朝明神宗“亲政”后,内阁的政治作用日渐式微。朱翊钧认为张居正权力太大,以致“专权乱政,罔上负恩”,于是不再委政内阁。中岁以后,他专在宫中“静摄”,不见群臣,内阁缺员亦不补。“阁门常闭,遂成空署。”万历三十四年,沈一贯、沈鲤去位,内阁仅剩朱赓一人。“赓独当国,年七十有二矣。朝政日弛,中外解体。赓疏揭月数上,十不能一下。”对中外章奏,朱翊钧也“强半留中”,不做处理。而“夫章奏即政事,停章奏即停政事也”,于此可知万历中后期的政治如何了。至明末造,内阁更如同政治赘疣。天启朝魏忠贤专政,内阁大臣争相党附,至被人称为“魏家阁老”。此时的内阁已完全失去了提高皇权统治效能的“辅弼”作用。崇祯皇帝朱由检“久疑廷臣植党”,更加信任依赖宦官和厂卫特务势力。“及后中官愈重,阁势日轻,阁臣反比厂为之下”。其治国行政雄猜操切,以意用人,在位十七年,更换阁臣竟达50人之多。对阁臣的票拟,“间不适意,则或抹或叉”。朱由检真正是要“以一身独治天下”了。这种“独夫”政治,“虽欲不亡,何可得哉”!


由于在明代政治结构中几乎不存在能有效制约专制君主滥用权力的政治因素和权力机制,所以皇权不断恶性膨胀,导致政治腐败日益扩大和加深。专制君主滥用权力,不仅阻碍和干扰了政府系统正常地行使其行政职能,也破坏了封建国家正常的政治秩序。明中叶以后,皇权与地主阶级中最腐朽反动的大贵族、大宦官、大官僚势力结合在一起,政治上倒行逆施,极力排斥和打击地主阶级中其它派别、阶层或集团;在经济上则依靠政治特权,疯狂地榨取和掠夺社会财富,成为最富有的特权阶层。这不仅迅速激化了阶级矛盾,也在统治阶级内部引起剧烈的冲突和斗争。


“到了嘉靖、万历时细数天下富家,有严嵩父子、蜀王、黔公、太监黄忠、黄锦,及成公、魏公、陆都督炳、京师张二锦衣等。” 如嘉靖年间,赏赐诸王、贵族的土地一般为数百顷,最多一次不过三千顷,而至万历时期,福王常洵就藩洛阳,神宗“下诏赐庄田四万顷,所司力争”,方“得减半”。潞王封藩于河南卫辉,神宗原本已赏赐大片土地,后景王除藩,所遗田土皆归潞王所有,占田竟多达四万顷。天启一朝,虽历时较短,但赏赐田地五千顷以上者二次,万顷至三万顷者共四次。黔国公沐氏在云南各地几乎无限制地占田建庄。明代大宦官势力以政治权力掠夺和聚敛财富的“行状”更为疯狂。清代史学家赵翼谓:“按明代宦官擅权,其富亦骇人听闻。今见於记载者,王振时,每朝观官来见者,以百金为率,千金者始得醉饱而出。是时贿赂初开,千金已为厚礼。然振籍没时,金银六十馀库,玉盤百,……则其富已不訾矣!”


至明后期,以皇帝为首的上层权贵统治集团为满足贪欲,对广大人民进行竭泽而渔的榨取,真正是“穷天夺产,罄地伐毛”了。万历末年,东北边防告急,加增辽饷。增赋银五百二十万两,遂为岁常额。崇祯朝,再加派辽饷银九百万两,剿饷银三百三十万两,练饷银七百三十余万两。嘉、万、崇三朝田赋“加派”共计银二千六百余万两,较之原田赋征银额,猛增近十倍。沉重的赋役税负导致无数自耕农及小土地所有者破产失业,四处流亡,致使全国如“沸鼎同煎,无一片安乐之地。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流离转徙,卖子抛妻,哭泣道途,萧条巷陌”。这不但促使阶级矛盾急剧尖锐,也迅速的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以对东林党人的大屠杀为标志,显示出封建统治阶级已经分裂,专制主义皇权所代表的贵族大地主势力已步入绝境,朱家王朝众叛亲离,成为政治上的“独夫”。诚如万历朝巡抚李三才所言:“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骛,乱众麻起,陛下块然独处,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他们完全依赖凶残的杀伐维持一种脆弱的平衡,一旦明末农民大起义打破了这种平衡,其灭亡就无可避免了。当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后,“文臣阁部、词林、卿寺、省台以及郎署,自裁者仅二十人,竟无一人骂贼而死。”这充分暴露出专制主义皇权在明末政治格局中极端孤立的处境。最后,在农民大起义的打击下,明帝国无可避免地走向灭亡。(李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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