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晚清权倾一时的人物,他的一生几乎与晚清相始终,晚清中国的命运与李鸿章密切相关。李鸿章以镇压农民起义起家,太平军和捻军将士的鲜血染红了他的顶子;他出洋访问、创办中国近代企业,是洋务运动的先驱,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留下了难以抹除的影响;《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都是由他谈判而最后缔结,他的言行一定程度上关涉到晚清政府的命运。诚如梁启超《李鸿章传》中所说:“四十年来,中国大事,几无一不与李鸿章有关系。”


李鸿章又是一个颇为复杂的人,他热中权势,长期掌控着清政府的内政外交军事大权,聚集一批军政人才为其所用;有同僚称其可杀,康有为拒绝他加入强学会,孙中山向他上书变法。如此等等,使得李鸿章的一生极富传奇性。


李鸿章(1823.2.15-1901.11.7),本名铜章,字渐甫(一字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谥文忠。安徽合肥东乡(今肥东县)磨店人。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


李氏先世本姓许,明季避乱由江西湖口迁至合肥。九世祖李心庄无子,同庄姻戚许迎溪将次子子慎所给其为嗣,改姓李。李家世代耕读为生,至李鸿章高祖时才“勤俭成家,有田二顷”,一直与科举功名无缘,直到李鸿章父亲李文安于道光十八年(1838年)考中进士,李氏一族才“始从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


李文安在科举入仕前,长期在家乡以课馆为业。李鸿章六岁就进入家馆棣华书屋学习。他少年聪慧,先后拜堂伯仿仙和合肥名士徐子苓为师,攻读经史,打下扎实的学问功底。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他入选优贡并奉父命入京应翌年(甲辰)顺天乡试,一举中式;二十七年(1847年)考中丁未科二甲第十三名进士,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是科主考官潘世恩,副主考杜受田、朱凤标、福济,其房师则为孙锵鸣。


李鸿章在赴京途中,曾写下脍炙人口的《入都》诗十首,为世所传诵。他以诗言志,有“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之宏愿。入京后,他在时任刑部郎中的父亲引领下,遍访了吕贤基、王茂荫、赵畇等安徽籍京官,得到他们的器重和赏识;同时,由于科场顺利,使他得以有广泛的交游和开阔的眼界,当时与他同榜的甲辰(举人)、丁未(进士)两科中,人才济济,不少人日后膺任枢臣疆寄,李鸿章与这些同年一直保持着密切而特殊的关系。就科举正途而言,出身徽商又为苏州世家的主考官潘世恩,以及作为李鸿章太老师的翁心存(孙锵鸣之师),在青年李鸿章任翰林院编修时,对其经世致用世界观的形成,均有一定的启迪;而以潘、翁为领袖的苏南豪绅,对李鸿章后来组建淮军迅速崛起于江苏,也予以极大的支持。然而,最令李鸿章庆幸的是,他在初次会试落榜后的“乙丙之际”(即1845-1846年),即以“年家子”身份投帖拜在湖南大儒曾国藩门下,学习经世之学,奠定了一生事业和思想的基础。


当时,曾国藩患肺病,僦居城南报国寺,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报国寺又名慈仁寺,曾是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所。面对内忧外患,强烈的参与意识使曾国藩步亭林以自喻。他在桐城派姚鼐所提义理、辞章、考据三条传统的治学标准外,旗帜鲜明地增加了“经济”,亦即经世致用之学一条。李鸿章不仅与曾国藩“朝夕过从,讲求义理之学”,还受命按新的治学宗旨编校《经史百家杂钞》,所以曾国藩一再称其“才可大用”,并把他和门下同时中进士的郭嵩焘、陈鼐、帅远铎等一起,称为“丁未四君子”。太平军起,曾、李各自回乡办理团练,曾氏又将自己编练湘军的心得谆谆信告李鸿章,足见期望之殷。


咸丰三年(1853年)初,李鸿章得知太平军大举入皖的消息后,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奏,并代为捉刀连夜赶写奏章。奏上,咸丰帝命吕担任安徽团练大臣,吕对李说:“君祸我,上命我往;我亦祸君,奏调偕行”。于是李鸿章与吕贤基一同回到安徽。翌年,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也由王茂荫举荐回乡办团练。李家父子的团练“整齐皆可用”。李鸿章先后随周天爵、李嘉端、吕贤基、福济等清廷大员在皖中与太平军、捻军作战。


李鸿章以书生带兵,既有“专以浪战为能”的记录,也有“翰林变作绿林”的恶名。数年的团练生涯,使他逐步懂得了为将之道,不在一时胜败,不逞匹夫之勇。他曾因咸丰五年(1855年)十月率团练收复庐州之功,“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次年又以克复无为、巢县、含山的战功,赏加按察使衔。然而,功高易遭妒,一时之间,谤言四起,李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七年(1857年),皖抚福济奏报李鸿章丁忧,为父亲守制,从而结束了他为时五年的团练活动。翌年,太平军再陷庐州,李鸿章携带家眷出逃,辗转至南昌,寓居其兄李翰章处。他本人遂于九年(1859年)末投奔建昌曾国藩湘军大营,充当幕僚。


其实,适湘军三河新败,需人孔急。因此,曾国藩对于招李鸿章入营襄助,甚为积极主动。但曾也深知,李自恃才高气盛,锋芒毕露,真要独当一面,还需再经一番磨砺。于是,他平时尽量让李鸿章参与核心机密的讨论,将其与胡林翼、李续宜等方面大员同等看待;当时,湘军幕府中有不少能言善辩之士,如李元度、左宗棠等,曾国藩经常有意无意让他们与李鸿章争口舌之长,以挫其锐气。至于曾氏本人,更是身体力行,以自己的表率来影响李鸿章。如李爱睡懒觉,曾则每日清晨必等幕僚到齐后方肯用餐,逼李每日早起;又李好讲虚夸大言以哗众取宠,曾多次正言相诫:待人惟一个“诚”字。每当遇到困难河挫折,曾则大谈“挺”经。如此苦心孤诣,使李鸿章的思想、性格乃至生活习惯都深受曾国藩的潜移默化。李鸿章自称:“我从师多矣,毋若此老翁之善教者,其随时、随地、随事,均有所指示”。又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而曾国藩的评价则是:“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也未可知。”


事实的发展正是如此,曾氏生性“懦缓”,而李的作风则明快果断;曾国藩每有大计常犹豫再三,往往得李在旁数言而决。咸丰十年(1860年)秋,师生之间因曾国藩决定移军祁门和弹劾李元度二事发生严重分歧。李鸿章认为祁门地处万山丛中,是兵家所忌的“绝地”,移驻不妥;而李元度追随曾氏,好为“文人大言”,而非将才,曾深知其短却使他领军防守徽州,甫一兵败又严词纠参,李鸿章不愿拟稿并“率一幕人往争”,终至愤而离营。这表明,李此时的战略和用人眼光已在曾之上。后来,经过胡林翼、陈鼐和郭嵩焘等友朋的劝说和曾国藩的再三招请,李鸿章乃于次年六月七日重回湘军大营。


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清政府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已失去最后一支经制军主力。在太平军猛烈攻势下,江南豪绅地主,纷纷逃避到已经形同孤岛的上海。为了免遭灭顶之灾,在沪士绅买办一面筹备“中外会防局”,依赖西方雇佣军保护上海;另一方面又派出钱鼎铭等为代表,前往安庆请曾国藩派援兵。钱鼎铭先动之以情,每日泣涕哀求,言江南士绅盼曾国藩如久旱之望云霓;继而晓之以利,说上海每月可筹饷六十万两,这对时感缺饷的湘军,不啻是一大诱惑;同时,钱鼎铭还利用其父亲钱宝琛是曾国藩和李文安同年的关系,走李鸿章的门路要说动曾国藩。曾国藩最初属意派曾国荃领兵东援,但曾国荃一心要攻下天京,建立首功,而不愿往。随后,曾国藩又函请湘军宿将陈士杰出山,但陈亦以“母老”力辞,曾国藩最后转商于李鸿章,李欣然应命,于是开始了淮军的招募与组建。


两淮地区,民风强悍,尤其是“兵、匪、发、捻”交乘的皖中腹地,民间纷纷结寨自保图存。庐州地区的团练武装,以合肥西乡三山(周公山、紫蓬山、大潜山)的张(树声、树珊)、周(盛波、盛传)、刘(铭传)三股势力最大,百里之内,互为声援。咸丰十一年(1861年)夏,西乡团练头目得知曾国藩就任两江总督,安徽人李鸿章在幕中主持机要时,就公推曾任李文安幕僚的张树声向李鸿章、曾国藩上了一道禀帖,洞陈安徽形势,并表示了愿意投效的决心。曾阅后大为赏识,亲笔批示“独立江北,真祖生也”。由于庐州团练的这些基础和李鸿章在当地的各种关系,淮军的组建、招募比较顺利。


李鸿章首先通过张树声招募了合肥西乡三山诸部团练。接着,又通过前来安庆拜访的庐江进士刘秉璋与驻扎三河的庐江团练头目潘鼎新、吴长庆建立联系。潘、刘自幼同学,又同为李鸿章父亲李文安的门生,吴长庆的亡父吴廷香也与李文安有旧交,自然一呼而应。同治元年(1862年)春节过后,淮军最早的部队树(张树声)、铭(刘铭传)、鼎(潘鼎新)、庆(吴长庆)四营即陆续开赴安庆集训。与此同时,李鸿章还命令三弟李鹤章回合肥故乡招募旧部团练,响应投军的有内亲李胜、张绍棠,昔年好友 德模、王学懋,以及父亲李文安的旧部吴毓兰、吴毓芬等(这些东乡团练与西乡周盛波、周盛传兄弟的“盛”字营,均属第二批成军的淮勇,后由陆路陆续开赴上海)。


首批四营淮军抵达安庆后,曾国藩极为重视,亲自召见各营将领加以考察,并亲为订立营制营规。曾国藩担心新建的淮军兵力太单薄,还从湘军各部调兵借将,其中整营拨归淮军的有:1、属于湘军系统的“春”字营(张遇春)和“济”字营(李济元);2、太平军降将程学启“开”字两营;3、湖南新勇“林”字两营(滕嗣林、滕嗣武)以及后到的“熊”字营(陈飞熊)和“垣”字营(马先槐);4、曾国藩送给李鸿章作为“赠嫁之资”的亲兵两营(韩正国、周良才)。其中,以桐城人程学启部“开”字两营作战最为凶悍,士卒多系安徽人(丁汝昌当时即在该部)。这样,李鸿章初建的淮军,就有了14个营头的建制(每营正勇505人,长夫180人,共685人)。同治元年(1862年)二月,曾国藩在李鸿章陪同下,检阅已到达安庆集结的淮军各营,淮军正式宣告建军。随后,上海士绅花银18万两,雇英国商船7艘,将淮军分批由水陆运往上海。由于“济”字营留防池州,因此乘船入沪的淮军共计13营约9000人。


李鸿章本人于三月十日随首批淮军抵沪,半月之后,被任命署理江苏巡抚,十月十二日实授,次年二月又兼署通商大臣,“从此隆隆直上”,开始了他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的四十年。


李鸿章受任之初,形势极为严峻。当时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通商口岸,华洋杂处,是江南财富集中之地;淮军抵达时,正值太平军第二次大举进攻,能否守住上海并徐图发展,是摆在李鸿章面前的最大考验。李鸿章牢记恩师的教诲“以练兵学战为性命根本,吏治洋务皆置后图”。而由上海官绅组建的“中外会防局”,一心指望外国雇佣军抵御太平军,对洋人百般献媚,他们和外国军队对淮军不以为然,“皆笑指为丐”。面对这种情况,李鸿章激励将士说“军贵能战,待吾破敌慑之”。不久,淮军果然于当年下半年独立进行了虹桥、北新泾和四江口三次恶战,李鸿章亲临前线指挥,成功守住了上海,顿时令中外人士对淮军刮目相看。


初步站稳脚跟后,李鸿章开始从“察吏、整军、筹饷、辑夷各事”入手,以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在人事上,他罢免了以吴 、杨坊为代表的一批媚外过甚的买办官吏,改为起用郭嵩焘、丁日昌等一批务实肯干的洋务派官员,同时建立了不同于湘军幕府,以务实干练、通晓洋务为基准的淮军幕府。在军制上,他从实战中领略到西洋军械的威力,从而产生“虚心忍辱,学得洋人一二秘法”的想法。淮军到沪未及一年,“尽改(湘军)旧制,更仿夷军”,转变成了装备洋枪洋炮,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同时,李鸿章还采用一系列招降纳叛,兼收并蓄的措施,扩充实力,不到半年内,淮军就迅速扩军至50个营头,约2万人,此后更进一步急剧膨胀,至攻打天京前夕,淮军总兵力已达7万余人。在军费上,李鸿章采用“关厘分途,以厘济饷”的政策,以关税支付常胜军、中外合防局及镇江防军的军需,而以厘金协济淮军,随着军事进展和湘淮军力的壮大,厘卡也层层添设,从而确保了饷源。在对外关系上,李鸿章利用洋人赫德和士绅潘曾玮当说客,巧妙地平息了因苏州杀降而引起的戈登率常胜军闹事事件,并最终巧妙地解散了常胜军,初步显露出他的外交手腕。


同治元年(1862年)十一月十八日,常熟太平军守将骆国忠投降。李鸿章乘机率淮军发起收复苏、常的战役。经过与前来平叛的太平军反复激战,淮军最终攻克常熟、太仓、昆山等地。在初步扫清苏州外围后,李鸿章制订了三路进军计划,中路程学启统率,由昆山直趋苏州;北路李鹤章、刘铭传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南路则下攻吴江、平望,切断浙江太平军增援的道路。二年(1863年)七月,程学启部兵临苏州城下,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率军自天京往援,与北路淮军大战于无锡大桥角,太平军失利。是时,苏州太平军守将纳王郜永宽等发生动摇,与程学启部秘密接洽献城事宜。十一月初五,郜永宽等杀死守城主将慕王谭绍光,开城投降。但淮军入城后,太平军八降王率部屯居半城,不愿剃发解除武装,而是索要官衔及编制。为此,李鸿章采纳程学启的建议,诱杀了八降将,并遣散余众。苏州杀降,尽管引起戈登的不满,一度闹得不可开交,但就李鸿章来说,毕竟消除了“变生肘腋”的隐患,正如其在禀母亲的书信中所称“此事虽太过不仁,然攸关大局,不得不为”。曾国藩接报后,赞赏李鸿章“殊为眼明手辣”。


此后,淮军节节胜利。同治三年(1864年),攻克常州,太平天国护王陈坤书被捕杀。苏南地区的太平军基本被肃清。


当时,湘军久攻天京不下,清廷屡次诏催李鸿章率淮军前往会攻。李鸿章从自己与曾氏兄弟的关系考虑,染指金陵必会被认为抢功,而得罪曾氏。于是,他一面在苏、常按兵不动,一面掉头南下攻入浙江,结果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左上奏朝廷,告李鸿章“越境掠功”,由此开始,二人做了一辈子对头冤家。五月十三日,李鸿章闻知湘军攻城地道将成,又因为朝廷一再催促,遂派刘士奇炮队及刘铭传、潘鼎新、周盛波等二十七营会攻天京。十五日,曾国荃出示李鸿章发来的出兵咨札,激示众将曰:“他人至矣,艰苦二年以与人耶?”,众皆曰“愿尽死力!”,第二天,湘军终于攻克天京。事后,曾国藩曾执手向李鸿章表示感激:“愚兄弟薄面,赖子保全”。江苏肃清,湘淮军将帅均得加官进爵,李鸿章受封一等肃毅伯,赏戴双眼花翎。


太平天国失败后,在湘淮军的去留问题上,曾国藩与李鸿章采取了不同的做法。曾国藩在攻下天京后不到一个月,就将他统率的湘军大部分遣散,当时,北方的捻军起义正如火如荼,曾国藩不顾清廷责成他再顾皖省军务的命令而毅然裁军,固然是因为湘军“暮气已深”,更重要的是,曾国藩担心功高震主,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而李鸿章则认为:“吾师暨鸿章当与兵事相始终,留湘淮勇以防剿江南北,俟大局布稳,仍可远征他处”,他并进一步看到“目前之患在内寇,长远之患在西人”,因此他主张保留湘淮军的用意,不止于“靖内寇”,更在于“御外侮”,显然比曾氏高处一筹。


四年(1865年)四月二十四日,剿捻统帅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于山东菏泽。清廷即任命曾国藩为钦差大臣,北上督师剿捻,以李鸿章署理两江总督,负责调兵、筹饷等后勤事宜。由于湘军大部已裁撤,因此曾国藩北上率领的多为淮军。起初仅“铭”、“盛”、“鼎”、“树”四军共2.7万人,另带湘军刘松山部约8千人。后又命李鸿章的六弟李昭庆招练马队2千人,并增调淮军杨鼎勋、刘秉璋、刘士奇、吴毓芬、王永胜等部共2.7万人,加上刘铭传新募的新营,总兵力6万余人。曾国藩一到前线,即采用刘铭传、李鸿章等拟定的方针,决定“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在安徽临淮、河南周口、江苏徐州、山东济宁四镇屯扎重兵,一省有急,三省往援。后来,曾国藩又在运河、黄海、沙河和贾鲁河一带分兵设防,实行“画河圈地”之策。但是,一方面,当时捻军正值势旺,作战快速多变,枯守堵御一时难以奏效;另一方面,曾国藩也无法有效指挥淮军。因此,历时一年半,曾国藩督师无功,清廷不得不于五年(1866年)十一月初一,改命李鸿章为钦差大臣,接办剿捻事务,令曾国藩仍回两江总督本任。


曾、李瓜代后。淮军继续扩军,李昭庆所部一军扩至19营,名武毅军,并添调“魁”字2营、亲兵1营、“凤”字7营。此外,又借调唐仁廉马队3营。合计剿捻兵力达7万人。李鸿章于十一月二十三日抵达徐州时,捻军已一分为二,赖文光、任柱等率东捻军仍留在中原作战,张宗禹、邱远才等则率捻军入陕西。李鸿章首先决定倾全力对付东捻军。他虽然仍坚持采用“以静制动”的战略方针,但鉴于曾国藩分防太广,难以奏效的教训,改为“扼地兜剿”的战法,即力图将捻军“蹙之于山深水复之处,弃地以诱其入,然后各省之军合力,三四面围困之”。在具体实施这一战略时,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五年(1866年)十一月至次年四月,实施“臼口之围”,主战场在湖北。李鸿章挂帅之初,正值东捻军突破曾国藩原设的贾鲁河——沙河防线,集结于湖北臼口一带,兵力约十万人。李鸿章迅速调动湘淮军各部7万余人,分路进击,意图一举歼灭。五年十二月(1867年1月),淮军“松”字营在安陆罗家集被捻军击败,统领郭松林受重伤。半个月后,“树”字营在德安杨家河被捻军歼灭,统领张树珊阵亡。六年(1867年)元月,双方主力在安陆尹隆河展开决战,湘淮军两大主力“霆”军与“铭”军原订同时发兵,但两军统领刘铭传与鲍超互相轻视,刘铭传为抢功而下令提前单独进击,结果遭捻军痛击,部将刘殿魁、田履安阵亡,刘本人“衣冠失落”,坐以待毙。辛苦鲍超赶来,从背后发起猛袭,才反败为胜,捻军损失2万余人。事后,李鸿章一意回护刘铭传,鲍超反被诉为虚冒战功。由是,鲍超郁愤成疾,执意告退,所部“霆”军32营大部被遣散,只留唐仁廉择精壮,另立“仁”字营,并入淮军建制。二月,东捻军又在 水全歼湘军彭毓橘部,并于四月间突破了李鸿章设置的包围圈。


第二阶段自六年(1867年)五月至十二月,实施胶莱河、运河防线,主战场移至鲁东。东捻军在跳出包围圈后,复于五月突破运河防线,直趋山东半岛。在刘铭传、潘鼎新的建议下,李鸿章确定采取“倒守运河”之策,又在胶莱河两岸增设了内层防线,调淮军、东军、豫军分段防守。由于山东巡抚丁宝桢不愿将辖地变做战场,消极怠工,疏于防范,结果东捻军在七月间突破胶莱河防线。经过一场激烈的争执后,李与丁重修旧好,协力将东捻军堵御在黄海、运河、六塘河及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使捻军“以走制敌”的优势无法发挥。十月,任柱在苏北赣榆战死,随之东捻军在寿光一战损失3万余精锐。十二月,赖文光率残部突破六塘河,南走至扬州被捕杀。东捻军覆灭,李鸿章因功赏加骑都尉世职。


第三阶段是七年(1868年)上半年,在直东战场与西捻军交战。当东捻军困厄之时,西捻军紧急驰援,以进军直隶威胁京畿而迫清军回救。元月,西捻军抵达保定,清廷大震,急调李鸿章、左宗棠及直、鲁、豫、皖各督抚率军北上勤王。时李鸿章正驻军济宁度岁,分派诸将北援,竟无一人应命,且纷纷求退,聚讼不休,淮军几至瓦解。李鸿章以救援不力,受到拔去双眼花翎、褫去黄马褂、革去骑都尉的处分。对此,李鸿章认为是“左公放贼出山,殃及鄙人”。但当危难之际,李鸿章仍耐心说服潘鼎新等将领遵旨北上。同时,清廷也命恭亲王奕訢节制各路大军,并协调左、李关系。在清军的协力堵截下,张宗禹率领西捻军于二三月间,一直在直鲁边境徘徊。四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与左宗棠会于德州桑园,议定“就地圈围”之策,引运河水入减河,引黄河水入运河,命淮军、东军、皖军分段驻守,又调湘淮军精锐作为追剿的“游击之师”。六月初,西捻军与跟踪追击的湘淮军数次接战,迭遭惨败。六月中旬,张宗禹率部在德州一带数度抢渡运河未成,适逢黄、运、徒骇各河河水陡涨,处境更难。六月二十八日,在转移途中,与淮军主力刘铭传、郭松林、潘鼎新部遭遇,一场激战,西捻军伤亡殆尽,张宗禹等二十余人突围至徒骇河边,不知所终。


西捻军覆灭后,清廷开复李鸿章迭次降革处分,并赏加太子太保衔,授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


在湖广总督任上,李鸿章一度奉命入川查办四川总督吴棠被参案。他和吴棠是在皖办团练时期的“金石至交”,又深知慈禧对吴“圣眷颇隆”,因此曲意回护,以查无实据结案。会武昌后,于九年(1870年)初,奉旨督办贵州军务,镇压苗民起义。尚未成行,复以甘肃回民起义军入陕,清廷因左宗棠远在平凉不及兼顾,又改命援陕。但李鸿章实在不愿与左宗棠共事,故一再拖延,直至六月下旬才抵西安。七天后,因天津发生教案,列强军舰麇集大沽口,奉密谕“酌带各军克日起程赴近畿一带相机驻扎”。匆匆赶赴直隶。


后因成功了解天津教案,被任命为直隶总督,旋兼任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十一年(1872年),加授武英殿大学士。自此,李鸿章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任上秉政达25年,参与了清政府有关内政、外交、经济、军事等一系列重大举措,成为清廷倚作畿疆门户、恃若长城的股肱重臣。随着李鸿章地位、权利的上升,他一手创建出的淮军,陆续被清廷派防直隶、山东、江苏、广西、广东、台湾各地,成为充当国防军角色的常备军;而以他为领袖,由淮军将领、幕僚以及一批志同道合的官僚组成的淮系集团,成为当时实力最强的一个洋务派集团,并在其带领下,开始了中国早期的洋务——自强——近代化运动。


在个人的奋斗史上,李鸿章无疑当属成功人士。就做官而言是做得最成功的人物,就做事而言也是做了空前大事业的人物。


官场如同战场,其中的尔虞我诈、权谋诈术比战场有过之而无不及。封建清王朝末年官场黑暗一片,腐朽溃烂,派系林立,争权夺利、相互倾轧。为立稳脚跟,一些利益相投的官员因各种关系相互交织、相互照应,壮大力量,结成千丝万缕的关系网,共荣共损。李鸿章能在晚清官场活跃40年之久,虽屡遭危机,几经沉浮,却始终位极人臣,权倾当时,除其自身有很高的政治素质,惯用权变之术,阴柔刚猛,深谙为官之道外,与其背后的庞大关系网不无关系。李氏大宅门的众多宗法、姻亲关系是李鸿章在官场驰骋最稳定、最牢固的基础。初入仕途,投门拜帖曾国藩这棵大树,再加上潘世恩、翁心存两位官宦名臣为科举正途之师,师门渊源使李鸿章做人受益匪浅,更重要的是为仕途畅通奠定了深厚的背景。与同门师兄沈葆桢、同年进士郭嵩焘等人的相互帮衬、关照与提携则是仕途关系网的平面铺展。传统的同乡、乡土观念在李鸿章的政治生涯中也起很重要的作用,他积极联络皖籍京官,回乡办团练,后乘时趁势招兵选将,组建淮军。并不断网罗骨干,加以举荐、提拔,使其各具要职。如树军统帅张树声,反对洋务的刘秉璋,末路英雄潘鼎新,功业足与台湾共不朽的刘铭传,有勇有谋的周盛传等。这些人各具特色,各有所长,为李鸿章的左膀右臂,形成势力庞大的淮系集团,成为李鸿章仕途愈挫愈进的强有力后盾。层层关系网之间又相互交织,而其中每一个扭结都关系着整个网络的生存荣辱。因此关系网内部虽矛盾重重,但在涉及共同利益时却能联手对外,以求共存共荣。可以说,李鸿章的政治生涯是一段中国近代史的缩影。


李鸿章一生最大的特点是所谓“守困”,即忍辱负重、舍小保大、变弱为强如韧劲一他为了守住自己而建立功名,为了守住江山而不辞辛苦。一个“让”字,道破权势亘古之决;一个“乘”字,点透谋权攻心之术。不可知者不可知,可知者不可知,此奥妙全在明白与糊涂之间。从本质上讲,李鸿章是晚清一个关键性的枢纽式人物,他与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重臣的关系都相当密切,而且才识之大。令曾国藩、胡林翼都大为欣赏。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个人物,我们看到守身、守国的重要性。


曾国藩与李鸿章不仅是师生关系,也同是晚清重臣。两人都是强国富民国策的洋务运动的发起人和领导人。没有曾国藩就没有李鸿章,没有曾国藩、李鸿章就没有晚清。


梁启超《李鸿章传》:


李鸿章与曾国藩。李鸿章之于曾国藩,犹管仲之鲍叔,韩信之萧何也。不宁惟是,其一生之学行见识事业,无一不由国藩提携之而玉成之。故鸿章实曾文正肘下之一人物也。曾非李所及,世人既有定评。虽然,曾文正,儒者也,使以当外交之冲,其术智机警,或视李不如,未可知也。又文正深守知止知足之戒,常以急流勇退为心,而李则血气甚强,无论若何大难,皆挺然以一身当之,未曾有畏难退避之色,是亦其特长也。


李鸿章之治事也,案无留牍,门无留宾,盖其规模一仿曾文正云。其起居饮食,皆立一定时刻,甚有西人之风。其重纪律,严自治,中国人罕有能及之者。不论冬夏,五点钟即起,有家藏一宋拓兰亭,每晨必临摹一百字,其临本从不示人。此盖养心自律之一法。曾文正每日在军中,必围棋一局,亦是此意。每日午饭后,必昼寝一点钟,从不失时。其在总理衙门时,每昼寝将起,欠伸一声,即伸一足穿靴,伸一手穿袍,服役人一刻不许迟误云。


李鸿章接人常带傲慢轻侮之色,俯视一切,揶揄弄之,惟事曾文正,如严父,执礼之恭,有不知其然而然者。


在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李鸿章不仅建立了一支用西式装备武装起来的军队,还创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雇用英国人马格里会同直隶州知州刘佐禹,首先在松江创办了一个洋炮局,此后,又命韩殿甲、丁日昌在上海创办了两个洋炮局,合称“上海炸弹三局”。三年(1864年),松江局迁到苏州,改为苏州机器局。


四年(1865年),李鸿章在署理两江总督任上,鉴于原设三局设备不全,在曾国藩支持下,收购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记铁厂,与韩殿甲、丁日昌的两局合并,扩建为江南制造局(今上海江南造船厂)。与此同时,苏州机器局亦随李鸿章迁往南京,扩建为金陵机器局(今南京晨光机器厂)。九年(1870年),调任直隶总督,接管原由崇厚创办的天津机器局,并扩大生产规模。于是,中国近代早期的四大军工企业中,李鸿章一人就创办了三个(另一个是左宗棠、沈葆桢创办的福州船政局),已如他自己所言“练兵以制器为先”。尔后,在引进西方设备进行近代化生产的实际操作中,他又进一步得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认识的深化。


70年代出任直隶总督后,责任愈巨,视野愈阔,综观世界各国的发展,李鸿章痛感中国之积弱不振,原因在于“患贫”,得出“富强相因”,“必先富而后能强”的认识,将洋务运动的重点转向“求富”。


十一年(1872年)底,他首创中国近代最大的民用企业——轮船招商局。现任朱其昂为总办,后以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由此奠定了“官督商办”政策的基调。其后,在整个七八十年代,李鸿章先后创办了河北磁州煤铁矿(1875年)、江西兴国煤矿(1876年)、湖北广济煤矿(1876年)、开平矿务局(1877年)、上海机器织布局(1878年)、山东峄县煤矿(1880年)、天津电报总局(1880年)、唐胥铁路(1881年)、上海电报总局(1884年)、津沽铁路(1887年)、漠河金矿(1887年)、热河四道沟铜矿及三山铅银矿(1887年)、上海华盛纺织总厂(1894年)等一系列民用企业,涉及矿业、铁路、纺织、电信等各行各业。在经营方针上,也逐渐由官督商办转向官商合办,从客观上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


面对清廷内部封建顽固派的重重阻挠,李鸿章曾雄辩地提出“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他认为在追求自强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洋务总纲,也就是在列强环伺,外侮日甚的环境中,尽最大可能利用“以夷制夷”的外交手段,为中国的洋务——自强建设赢得尽可能多的和平时间。为此,他一生以外交能手自负,处理过许多重大的对外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