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历史之曾国藩





清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在湖南长沙府湘乡县一个叫白杨坪的偏僻村庄,诞生了一位对晚清历史影响颇大的人物——曾国藩。


曾国藩没有显赫的家世,直到他的祖父曾玉屏时才成为当地一个拥有100多亩土地的小地主,而他的父亲曾麟书43岁时才考取一个秀才。但是中国人总是喜欢把一些灵异之事附会到大人物身上,对曾国藩也不例外。


传说曾国藩出生的前一天晚上,其曾祖父曾竟希公做了一个梦:一条巨蟒,盘旋空中,旋绕于宅之左右,接着入室庭,蹲踞良久。老人第二天早晨百思不得其解,随即有人告诉他:“恭喜公公,今早添了一个曾孙了。”老人一听,恍然大悟,认为这新出生的曾孙就是那条蟒蛇投的胎。他联想起唐朝名将郭子仪出生时其祖父也梦见大蟒蛇进门,因此认为曾家将来也要出一个大贵人。很快曾国藩是蟒蛇投胎之说就在当地传开了。随着曾国藩的名气越来越大,这个说法也就越传越远。


事也甚巧,曾国藩生有疥癣,小时还并无多大痒痛。到了35岁以后,曾国藩的功名官运,一天一天地高升,他身上的疥癣也随着一天一天地扩大,简直奇痒无比。曾国藩在日记中多次记载,苦不堪言。


在曾国藩祖屋的后面,“旧有古树一株,为藤所绕,树已槁而藤且益大且茂,矫若虬龙,垂荫一亩,亦世所罕见者”。这条巨藤,活像一条巨蟒,乡人称之为蟒蛇藤。曾国藩在世时,藤叶藤枝,迎风摇曳,得意洋洋;待曾国藩死后,该藤就叶落枝枯,不久就死了。人们对此觉得很是奇怪。这样,巨蟒入梦,癣如鳞,祖屋藤似蟒蛇,种种异事都发生在曾国藩身上。有人因缘附会,杜撰了曾国藩是巨蟒转世的神话。


当然,上述传说或巧合、或附会、或杜撰,不足凭信。但是,如果我们抛开评判功过是非的定性评价,曾国藩一生为人处世、成就的事业,确实是常人所难以企及的,有时甚至真有点像是天佑神助。


据清人朱克敬撰《瞑庵杂识》记载,曾国藩曾经对吴敏树和郭嵩焘说,自己死后的碑文由这两位执笔,但是要加上这样的话:“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


曾国藩的运气往往表现在人生的关键时刻。


科考得意,入翰林院 曾国藩6岁从师入学,14岁应童子试,先后考了7次,到23岁才成为生员(秀才),第二年中湖南乡试第三十六名举人。28岁那年到京城会试,考取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一般来说,中了进士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但不容易做到大官。当时的“终南捷径”就是到翰林院镀金——被点了翰林,升迁就会加快。当时的进士分为三甲,一甲的进士三名,即状元、榜眼和探花,他们一般在发榜之后就会被授职为翰林院的修撰、编修等官。二甲三甲的进士则必须通过下面的“朝考”才能进入翰林院。一般来说,三甲进士入翰林院的几率不大。据说,曾国藩知道自己名列三甲后很是丧气,当即就想打道回府。因为朋友苦劝才勉强参加了朝考。结果,曾国藩的朝考成绩却出奇的好,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进呈御览后,又特别提为一等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两年之后,庶吉士散馆,授曾国藩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从此开始了他12年的京师为宦生涯。


权臣垂青,十年七迁 曾国藩自1840年得授翰林院检讨,到1849年已经升任礼部右侍郎,十年七迁,跃升十级,成为二品大员。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可见,曾国藩自己也料想不到升迁会如此之快,简直有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味道。


曾国藩之被超常拔擢,一方面得益于他自己的刻苦自砺,办事干练,而更重要的则是得到权臣的赏识和襄助,这个权臣就是在当时权倾朝野、在后世臭名昭著的穆彰阿。穆彰阿是曾国藩1838年参加会试时的正总裁(主考官),因此两人有师生之谊。穆彰阿的赏识和关照,使曾国藩的官职不断得到升迁。


曾国藩仕途顺利,自然对他所服务的朝廷感恩戴德,面对当时内忧患的局面,他更急于为这个朝廷做点什么。也许在他看来,当时最大的祸患,并不是外国的兵舰,而是朝野上下因循苟且的不良政治风气、官吏蠹民引发的深层社会矛盾。因此,他在咸丰皇帝即位后,上了一道名为《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的折子,大致的意思是建议咸丰皇帝不要因为斤斤于细节而忽略大事,不要因为尚文饰而不求实效,不要因为凡事专断而使大臣无所措手足。这么尖锐的批评在唯唯诺诺已成风气的当时,无疑是有一定风险的。曾国藩自己自然十分清楚,“折子初上时,余犹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事实上,咸丰皇帝看了折子后确实很生气,“欲罪之”,后因为大臣求情才作罢,还假惺惺地“优诏褒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他所效力的朝廷还是很有责任感的,这种责任感一方面来自他对朝廷眷顾的知恩图报,一方面来自儒家文化的熏陶,而更重要的是他个人的命运与这个朝廷的命运休戚相关。曾国藩想做一名忠臣,看不惯官场的腐朽和暮气沉沉,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警醒皇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状。其结果则是,他的要求和建议根本得不到重视,反而使自己在朝臣中越来越孤立。此时,他所依仗的穆彰阿也已被罢黜,京师再也没有他得以施展的空间。曾国藩在一首诗中写道:“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说明他已经萌生了退志。


咸丰二年(1852),朝廷令曾国藩到江西主持乡试,他如释重负,立即离京。途中又得知老母故去,他只好回家奔丧。在曾国藩回乡后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太平军的声势迅速高涨,清廷所依仗的绿营兵不堪一击,清政府急命各地加紧兴办团练。1853年1月,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历史又一次给了曾国藩展示才能的机会。


可以说,曾国藩真正走上历史前台,施加他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独特影响,是以他在原籍襄办团练,协助地方官筹办“防剿”开始的。这不仅关系到曾国藩的一生荣辱,而且关系到大清王朝的气脉运数。从这时起,曾国藩的才能和个性逐渐得到展示;也是从这时起,人们给了他各式各样的骂名和美誉。


“曾剃头”“曾屠户” 在太平军巨大声势的影响下,湖南政局动荡,许多不满地方官压迫和地主豪绅盘剥的农民趁机起来活动。曾国藩看到湖南的形势严峻,存在着爆发大规模起义的危险,因此断然采取铁腕高压政策。一方面,鼓励乡绅捕杀和捆送本乡、本族之敢于反抗之民,“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各地的土豪劣绅平时就欺压良善,此时更是为所欲为。另一方面,在团练大臣公馆直接设立审案局,“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审案局成为在司法部门之外可以随意捕人、审讯、杀人的机构。因为用刑苛酷,凡被抓入审讯者,很少能够生还。据曾国藩自己奏称,截止到咸丰三年(1853)六月,仅仅4个月,审案局就直接杀人137名,其中“立予正法”者就达104名,“立毙杖下”者2名,“监毙狱中”者31名。


不仅他自己直接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也在家杀人,以至于该县县官熊某心知冤屈太甚,对自己不利,没有几天就要私哭一次。有人问他何故,他说:“曾四爷又欲假我手杀人矣。”


在曾国藩的恐怖政策下,湖南地方的地主豪绅势力又抬起头来,使湖南不仅没有成为太平天国革命新的策源地,反而成为曾国藩集团镇压太平天国牢固的后方基地。


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做法十分赞赏,他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朱批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但是老百姓和社会舆论却激烈地抨击曾国藩的屠杀政策,“曾剃头”、“曾屠户”之类的诨号和诅咒传遍湘省。


“中兴第一名臣” 对于清廷而言,曾国藩能够带着他培养起来的湘军将几乎使清王朝灭亡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挽救了清王朝即将覆亡的命运,并将清王朝带向了所谓的“同治中兴”,自然是“功莫大焉”,也无愧于“中兴第一名臣”的“美誉”。关于曾国藩与太平军之战,许多历史读物中都有介绍,这里不必多言。而他以一介儒生开始带兵,从襄办团练开始,最后练就了近代中国第一支“兵为将有”的军队,并把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其中的原因就不仅是“天佑神助”了,其人确有非凡之处。


从治军来看 清朝的正规军主要为“八旗”和“绿营”两部分,八旗和绿营都有兵籍,父死子继,世代相沿。长期以来因为没有战事,养成骄惰的习气,战斗力很差。又因为兵归国有,“将与将不相习,兵与兵不相知,胜则相妒,败不相救”,所以战斗力很差。曾国藩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要重起炉灶,编练新军。


首先,变世兵制为募兵制。从兵源来说,主要招募那些强健朴实的山乡农民,不收营兵,也不收奸狡之徒。从军官来说,主要招聘绅士、文生担任,曾国藩还提出湘军军官的几条标准:“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可见其选拔很严。从军队组织来看,实行上级选拔下级的层层负责的制度,即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士兵由什长挑选。曾国藩认为,这样由上级挑选下级,上下级经常是同乡、朋友、师生等关系,而且下级会感念上级的知遇之恩,这样平时容易团结,有了危难也会相互照应。他说:“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吾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这样,基本解决全军上下团结一心的问题。


其次,增加兵饷,诱之以利。湘军每月饷银是绿营兵的三四倍,这样“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


再次,注意对军队进行纪律教育和政治教育。曾国藩看到清军因为军纪涣散,不仅战斗力差,而且在百姓中口碑很坏。为了取得政治上的主动,他强调军纪要严明,以争取民心。曾国藩作为一位文化型的军事长官,他以理学家的身份,每逢军队操演都要亲自训话,对那些以农民为主体的军人们进行儒家思想和精神的教育,“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他还自撰一首《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要先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上账房。


……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士兵听教训。


军士与民共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合地合又人合。


可见,在曾国藩心目中,军队不仅要会打仗,而且要有思想、有信仰。这也是他选兵要选诚笃的农民,择将要择有文化的绅士和文生的原因所在。与同时代的将领相比,确实要高出一筹。


从政治来看 在与太平军的较量中,曾国藩很注意争取政治上的主动。


首先,他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美化成不仅是“保国”、而且是“保教”,《讨粤匪檄》中攻击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于: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当以大清的名义已经很难唤起百姓支持的时候,他便抬出了孔子、孟子,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