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说历史之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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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清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在湖南长沙府湘乡县一个叫白杨坪的偏僻村庄,诞生了一位对晚清历史影响颇大的人物——曾国藩。   曾国藩没有显赫的家世,直到他的祖父曾玉屏时才成为当地一个拥有100多亩土地的小地主,而他的父亲曾麟书43岁时才考取一个秀才。但是中国人总是喜欢把一些灵异之事附会到大人物身上,对曾国藩也不例外。   传说曾国藩出生的前一天晚上,其曾祖父曾竟希公做了一个梦:一条巨蟒,盘旋空中,旋绕于宅之左右,接着入室庭,蹲踞良久。老人第二天早晨百思不得其解,随即有





清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在湖南长沙府湘乡县一个叫白杨坪的偏僻村庄,诞生了一位对晚清历史影响颇大的人物——曾国藩。


曾国藩没有显赫的家世,直到他的祖父曾玉屏时才成为当地一个拥有100多亩土地的小地主,而他的父亲曾麟书43岁时才考取一个秀才。但是中国人总是喜欢把一些灵异之事附会到大人物身上,对曾国藩也不例外。


传说曾国藩出生的前一天晚上,其曾祖父曾竟希公做了一个梦:一条巨蟒,盘旋空中,旋绕于宅之左右,接着入室庭,蹲踞良久。老人第二天早晨百思不得其解,随即有人告诉他:“恭喜公公,今早添了一个曾孙了。”老人一听,恍然大悟,认为这新出生的曾孙就是那条蟒蛇投的胎。他联想起唐朝名将郭子仪出生时其祖父也梦见大蟒蛇进门,因此认为曾家将来也要出一个大贵人。很快曾国藩是蟒蛇投胎之说就在当地传开了。随着曾国藩的名气越来越大,这个说法也就越传越远。


事也甚巧,曾国藩生有疥癣,小时还并无多大痒痛。到了35岁以后,曾国藩的功名官运,一天一天地高升,他身上的疥癣也随着一天一天地扩大,简直奇痒无比。曾国藩在日记中多次记载,苦不堪言。


在曾国藩祖屋的后面,“旧有古树一株,为藤所绕,树已槁而藤且益大且茂,矫若虬龙,垂荫一亩,亦世所罕见者”。这条巨藤,活像一条巨蟒,乡人称之为蟒蛇藤。曾国藩在世时,藤叶藤枝,迎风摇曳,得意洋洋;待曾国藩死后,该藤就叶落枝枯,不久就死了。人们对此觉得很是奇怪。这样,巨蟒入梦,癣如鳞,祖屋藤似蟒蛇,种种异事都发生在曾国藩身上。有人因缘附会,杜撰了曾国藩是巨蟒转世的神话。


当然,上述传说或巧合、或附会、或杜撰,不足凭信。但是,如果我们抛开评判功过是非的定性评价,曾国藩一生为人处世、成就的事业,确实是常人所难以企及的,有时甚至真有点像是天佑神助。


据清人朱克敬撰《瞑庵杂识》记载,曾国藩曾经对吴敏树和郭嵩焘说,自己死后的碑文由这两位执笔,但是要加上这样的话:“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


曾国藩的运气往往表现在人生的关键时刻。


科考得意,入翰林院 曾国藩6岁从师入学,14岁应童子试,先后考了7次,到23岁才成为生员(秀才),第二年中湖南乡试第三十六名举人。28岁那年到京城会试,考取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一般来说,中了进士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但不容易做到大官。当时的“终南捷径”就是到翰林院镀金——被点了翰林,升迁就会加快。当时的进士分为三甲,一甲的进士三名,即状元、榜眼和探花,他们一般在发榜之后就会被授职为翰林院的修撰、编修等官。二甲三甲的进士则必须通过下面的“朝考”才能进入翰林院。一般来说,三甲进士入翰林院的几率不大。据说,曾国藩知道自己名列三甲后很是丧气,当即就想打道回府。因为朋友苦劝才勉强参加了朝考。结果,曾国藩的朝考成绩却出奇的好,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进呈御览后,又特别提为一等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两年之后,庶吉士散馆,授曾国藩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从此开始了他12年的京师为宦生涯。


权臣垂青,十年七迁 曾国藩自1840年得授翰林院检讨,到1849年已经升任礼部右侍郎,十年七迁,跃升十级,成为二品大员。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可见,曾国藩自己也料想不到升迁会如此之快,简直有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味道。


曾国藩之被超常拔擢,一方面得益于他自己的刻苦自砺,办事干练,而更重要的则是得到权臣的赏识和襄助,这个权臣就是在当时权倾朝野、在后世臭名昭著的穆彰阿。穆彰阿是曾国藩1838年参加会试时的正总裁(主考官),因此两人有师生之谊。穆彰阿的赏识和关照,使曾国藩的官职不断得到升迁。


曾国藩仕途顺利,自然对他所服务的朝廷感恩戴德,面对当时内忧患的局面,他更急于为这个朝廷做点什么。也许在他看来,当时最大的祸患,并不是外国的兵舰,而是朝野上下因循苟且的不良政治风气、官吏蠹民引发的深层社会矛盾。因此,他在咸丰皇帝即位后,上了一道名为《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的折子,大致的意思是建议咸丰皇帝不要因为斤斤于细节而忽略大事,不要因为尚文饰而不求实效,不要因为凡事专断而使大臣无所措手足。这么尖锐的批评在唯唯诺诺已成风气的当时,无疑是有一定风险的。曾国藩自己自然十分清楚,“折子初上时,余犹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事实上,咸丰皇帝看了折子后确实很生气,“欲罪之”,后因为大臣求情才作罢,还假惺惺地“优诏褒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他所效力的朝廷还是很有责任感的,这种责任感一方面来自他对朝廷眷顾的知恩图报,一方面来自儒家文化的熏陶,而更重要的是他个人的命运与这个朝廷的命运休戚相关。曾国藩想做一名忠臣,看不惯官场的腐朽和暮气沉沉,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警醒皇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状。其结果则是,他的要求和建议根本得不到重视,反而使自己在朝臣中越来越孤立。此时,他所依仗的穆彰阿也已被罢黜,京师再也没有他得以施展的空间。曾国藩在一首诗中写道:“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说明他已经萌生了退志。


咸丰二年(1852),朝廷令曾国藩到江西主持乡试,他如释重负,立即离京。途中又得知老母故去,他只好回家奔丧。在曾国藩回乡后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太平军的声势迅速高涨,清廷所依仗的绿营兵不堪一击,清政府急命各地加紧兴办团练。1853年1月,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历史又一次给了曾国藩展示才能的机会。


可以说,曾国藩真正走上历史前台,施加他对中国近代历史的独特影响,是以他在原籍襄办团练,协助地方官筹办“防剿”开始的。这不仅关系到曾国藩的一生荣辱,而且关系到大清王朝的气脉运数。从这时起,曾国藩的才能和个性逐渐得到展示;也是从这时起,人们给了他各式各样的骂名和美誉。


“曾剃头”“曾屠户” 在太平军巨大声势的影响下,湖南政局动荡,许多不满地方官压迫和地主豪绅盘剥的农民趁机起来活动。曾国藩看到湖南的形势严峻,存在着爆发大规模起义的危险,因此断然采取铁腕高压政策。一方面,鼓励乡绅捕杀和捆送本乡、本族之敢于反抗之民,“轻则治以家刑,重则置之死地”,各地的土豪劣绅平时就欺压良善,此时更是为所欲为。另一方面,在团练大臣公馆直接设立审案局,“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审案局成为在司法部门之外可以随意捕人、审讯、杀人的机构。因为用刑苛酷,凡被抓入审讯者,很少能够生还。据曾国藩自己奏称,截止到咸丰三年(1853)六月,仅仅4个月,审案局就直接杀人137名,其中“立予正法”者就达104名,“立毙杖下”者2名,“监毙狱中”者31名。


不仅他自己直接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也在家杀人,以至于该县县官熊某心知冤屈太甚,对自己不利,没有几天就要私哭一次。有人问他何故,他说:“曾四爷又欲假我手杀人矣。”


在曾国藩的恐怖政策下,湖南地方的地主豪绅势力又抬起头来,使湖南不仅没有成为太平天国革命新的策源地,反而成为曾国藩集团镇压太平天国牢固的后方基地。


咸丰皇帝对曾国藩的做法十分赞赏,他在曾国藩的奏折上朱批道:“办理土匪,必须从严,务期根株净尽。”但是老百姓和社会舆论却激烈地抨击曾国藩的屠杀政策,“曾剃头”、“曾屠户”之类的诨号和诅咒传遍湘省。


“中兴第一名臣” 对于清廷而言,曾国藩能够带着他培养起来的湘军将几乎使清王朝灭亡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挽救了清王朝即将覆亡的命运,并将清王朝带向了所谓的“同治中兴”,自然是“功莫大焉”,也无愧于“中兴第一名臣”的“美誉”。关于曾国藩与太平军之战,许多历史读物中都有介绍,这里不必多言。而他以一介儒生开始带兵,从襄办团练开始,最后练就了近代中国第一支“兵为将有”的军队,并把声势浩大的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其中的原因就不仅是“天佑神助”了,其人确有非凡之处。


从治军来看 清朝的正规军主要为“八旗”和“绿营”两部分,八旗和绿营都有兵籍,父死子继,世代相沿。长期以来因为没有战事,养成骄惰的习气,战斗力很差。又因为兵归国有,“将与将不相习,兵与兵不相知,胜则相妒,败不相救”,所以战斗力很差。曾国藩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所以他要重起炉灶,编练新军。


首先,变世兵制为募兵制。从兵源来说,主要招募那些强健朴实的山乡农民,不收营兵,也不收奸狡之徒。从军官来说,主要招聘绅士、文生担任,曾国藩还提出湘军军官的几条标准:“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可见其选拔很严。从军队组织来看,实行上级选拔下级的层层负责的制度,即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士兵由什长挑选。曾国藩认为,这样由上级挑选下级,上下级经常是同乡、朋友、师生等关系,而且下级会感念上级的知遇之恩,这样平时容易团结,有了危难也会相互照应。他说:“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吾辈带兵勇,如父兄带子弟一般。”这样,基本解决全军上下团结一心的问题。


其次,增加兵饷,诱之以利。湘军每月饷银是绿营兵的三四倍,这样“将士愈饶乐,争求从军”。


再次,注意对军队进行纪律教育和政治教育。曾国藩看到清军因为军纪涣散,不仅战斗力差,而且在百姓中口碑很坏。为了取得政治上的主动,他强调军纪要严明,以争取民心。曾国藩作为一位文化型的军事长官,他以理学家的身份,每逢军队操演都要亲自训话,对那些以农民为主体的军人们进行儒家思想和精神的教育,“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他还自撰一首《爱民歌》: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要先爱百姓。


贼匪害了百姓们,全靠官兵来救人。


百姓被贼吃了苦,全靠官兵来做主。


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上账房。


……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


……


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我的军士跟我早,多年在外名声好。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士兵听教训。


军士与民共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


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合地合又人合。


可见,在曾国藩心目中,军队不仅要会打仗,而且要有思想、有信仰。这也是他选兵要选诚笃的农民,择将要择有文化的绅士和文生的原因所在。与同时代的将领相比,确实要高出一筹。


从政治来看 在与太平军的较量中,曾国藩很注意争取政治上的主动。


首先,他把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美化成不仅是“保国”、而且是“保教”,《讨粤匪檄》中攻击洪秀全最激烈的一点就在于:


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能袖手坐视,不思一为之所也!


当以大清的名义已经很难唤起百姓支持的时候,他便抬出了孔子、孟子,攻击太平军信仰天父、天兄,其要害是要灭亡儒教、荡尽传统文化,那么他的镇压就成了为延续中国文化血脉而进行的正义行动。曾国藩的这一做法,确实赢得了一些人的支持。


其次,他还注意安抚百姓,叫他们不要逃亡,为此,他自撰了一首《莫逃走》的安民歌:


众人谣言虽满口,我们切莫乱逃走!


我境僻处万山中,四方大路皆不通。


我直天下一大半,惟有此处可避乱。


走尽九州并四海,惟有此处最自在。


别处纷纷多扰动,此处确是桃源洞。


若嫌此地不安静,别处更难逃性命!


……


我境大家要保全,切记不可听谣言。


任凭谣言风浪起,我们稳坐钓鱼船。


一家安稳不吃惊,十家太平不躲兵。


一人当事不害怕,百人心中有柄把。


本乡本土总不离,立定主意不改移。


地方公事齐心办,大家吃碗安乐饭。


由上述分析来看,曾国藩在对太平军的战争中取得最后胜利确有其内在的原因。如果没有他,江河日下的晚清政府也许抵御不了太平军的迅猛攻势。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后期,他又以理学家的身份,开近代风气之先,发起了洋务运动,被后人誉为“中国近代化之父”。我们说他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似乎并不为过。在当时,曾国藩也迎来了人生和事业的巅峰,“中兴名将”“旷代名臣”之誉纷至沓来。相对于他的兄弟曾国荃和其他湘军将领而言,曾国藩还是比较清醒的,他知道盛名之下必遭朝廷的疑忌,因而处处谨慎,甚至主动奏请裁撤部分湘军,让在攻破天京之后大肆劫掠屠杀的兄弟曾国荃回家养病等。曾国藩之所以这样做,无非是为了持盈保泰,功德圆满,但历史却偏偏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先是因剿捻无功遭到参劾,继而又因处理天津教案不力而闹得骂声四起,名誉扫地。


同治七年(1868),曾国藩调任直隶总督。就在他直隶总督任上,同治九年(1870)发生了天津教案。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教会利用不平等条约中规定的特权,大量涌入中国,他们并不单纯地从事传教,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推行文化侵略政策的工具。由于他们背靠本国政府,在中国享受治外法权,使教会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权势力,成为西方列强侵略势力的突出代表。中国民众屡受欺压,清政府却一味忍让,使民众无处申诉,民族主义情绪越来越高涨,“怨毒积中,几有‘与尔偕亡’之愤”。因此,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民众多次掀起反对教会势力的所谓教案。天津教案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发生的。


天津作为当时清朝京师门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也成为西方列强在中国北方的侵略基地。他们在这里划定租界,设立领事馆、教会,租地造屋,一味逞强,早为中国人民深恶痛绝。


同治九年五月,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不明不白死亡的达三四十人,那时百姓的孩子也经常失踪,因此百姓中就流行着一种谣言,说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蒙汗药拐了孩子去挖眼剖心。而天主堂坟地的婴儿尸体又有不少暴露在野外,被野狗刨出吃了,“胸腹皆烂,腑肠外露”。百姓见了,更是群情汹汹,说这正是洋人挖眼剖心的证据。


5月21日,一个名叫武兰珍的拐犯被群众当场抓住,扭送天津县衙。经审讯,武兰珍供出系受教民、天主堂华人司事王三指使,迷药也是王三所授,先曾迷拐一人,得洋银5元。教民王三是一个开药铺的商人,依仗教会势力,欺压良善,早已引起公愤。


在这种情况下,通商大臣崇厚和天津道周家勋拜会法国领事丰大业,要求调查天主堂和提讯教民王三与武兰珍对质。


丰大业答应了这一要求,将王三交出与武兰珍对质。结果证明教堂并无挖眼剖心之事。哪知当衙役送王三回教堂时,一出署门,百姓就争骂王三,并用砖石掷他。王三向神父哭诉,神父又转告丰大业。丰大业两次派人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后见崇厚先后只派两人,不肯应命捕人,丰大业怒不可遏,不仅鞭打来弁,而且还倒拖其发辫,赶往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找崇厚算账。他脚揣仪门,打砸家具,接连两次向崇厚开枪,幸被推开,没有伤人。但枪声传出,引起误解,街市哄传中法开战,鸣锣聚众,拥往通商大臣衙门“帮打”。崇厚怕出事,劝丰大业等民众散去后再回领事馆。丰不听劝告,狂吼不怕中国百姓,气势汹汹冲出门外。人们见丰出来,自动让道。不料丰大业走到浮桥时,遇到天津知县刘杰。丰不分青红皂白,就向刘开枪。虽没有打中刘,却打伤了刘的跟丁。这一来犯了众怒,百姓一拥而上,你一拳我一脚,将丰大业打死。发怒的民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赶到天主堂,烧毁望海楼教堂,杀死神父两名,还到仁慈堂,杀死修女10名,又去了法国领事馆,杀死两人。就在同一天,还杀死法国商人两名和俄国人3名,信教的中国人三四十名,焚毁英国和美国教堂6座。这次事件中先后计打死外国人20人。这就是有名的天津教案。从事情的发展过程来看,天津教案是一次群众自发性的反帝斗争,根源还在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是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自卫行动。


天津教案发生后,法、英、美等国一面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一面调集军队进行威胁。清政府大恐,一面要各地严格保护教堂,弹压群众,避免类似事情再发生,一面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查办。


曾国藩闻知天津教案后,十分惊恐。自从与洋人打交道以来,深知中国远非外人对手,因此对外一直主张让步,避免同洋人开仗,通过维护洋人在华利益,换取中外所谓“和好”局面。他认为以往教案,仅伤及教士,洋人就出动兵舰相威胁,不达目的不罢休;这次殴毙领事,为前所未有,法国必不肯罢休。洋人凶悍成性,天津民风好斗,双方各不相让,很可能构怨兴兵,酿成大变,自己也可能丧命。因此他写下遗嘱,告诉长子曾纪泽在他死后如何处理丧事和遗物等。基于这种估计,他只得勉强硬撑,硬着头皮前往天津。


在曾国藩到天津以前,当地官绅对他寄予厚望,认为他会秉公办事,不会像崇厚一样,一味“媚外”。他们根据曾国藩的《讨粤匪檄》,还认为他是反洋教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这次反洋教,完全是忍无可忍,理在华人这一边。他们的这种观点也得到朝廷的顽固派和清流派的支持,也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理。


当时清廷内部围绕天津教案问题分成两派:洋务派代表的“言势者”,顽固派和清流派代表的“言理者”。双方在处理天津教案问题上意见有三大分歧:


第一,关于天津教案发生的原因和性质。前者认为愚民无知,遽启边衅,曲在津民,此刁风不可长;后者认为衅端由夷人所开,津民激于义愤,致成巨案,天津百姓只知畏官而不知畏夷,只知效忠国家而不自恤其罪戾,这正是夷务的一大转机,与刁民闹事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对参与反洋教斗争的群众的处理意见。前者认为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只有这样才能安抚洋人人心而消弭祸端;后者认为应该安抚百姓,以激其忠义奋发之心,民心不可失,否则无以制夷人。


第三,对天津地方官的处理意见。前者认为地方官失于防范,致酿巨祸,不严惩不能平洋人之气;后者认为天津地方官不可更动,以此维系民心。


这两派意见,前者深合当时中国的形势,为清政府最高统治者所采纳;后者在舆论上占上风,为广大官绅民众反对洋务派媚外求和方针提供了合法性,在全国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但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曾国藩是持洋务派的意见的。因此他于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一到天津,立即发布名为《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对天津人民的行动多方指责,诫其勿再挑起事端,引起天津绅民的不满;随后释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并在奏折中为洋人在中国的行为进行辩护和洗刷。该折传出后,全国舆论大哗,“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议讥纷起”“责问之书日数至”。曾国藩自己也承认“敝处六月二十三日一疏,庇护天主教本乖正理”,“物论沸腾,至使人不忍闻”。


尽管如此,曾国藩仍然坚持己见,按照法国人的要求在天津大肆搜捕五月二十三日参加反洋教的群众,名曰“缉拿凶手”。但天津民众却把他们当成英雄,致使曾国藩虽然抓了80多人,但其中供认不讳的所谓“真凶”只有七八人,其余都不肯吐供,也不愿指证。曾国藩认为只杀几个人数目太少,难以使洋人满意,仍不能很快结案。于是一面对被捕群众严刑拷打,一面加紧搜捕,一定要凑够20人,为丰大业等20个洋人抵命。曾国藩认为:“在中国戕(qiāng)官毙命,尚当按名拟抵,况伤害外国多命,几开边衅,刁风不可长。”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也认为“冀终归于一命一抵了案”。曾国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洋人满意,长保“和局”。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认为“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一法”。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结果是:判死刑20人,流放25人,天津知府、知县革职并流放黑龙江“效力赎罪”;支付抚恤费和赔偿财产损失银49万两;派崇厚作为中国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


天津教案办结之后,对曾国藩的谴责更甚,“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并将名籍削去,即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曾国藩闻之引为大恨,中经几许周折,财、力兼施,只不过将难堪之处略为掩饰了一下。


这样,曾国藩这位“中兴名将”、“旷代功臣”,转瞬之间变成“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


客观地讲,曾国藩也只不过是秉承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意志行事,接替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李鸿章对最后判决并无多大改变,仅因俄国只索经济赔偿,不要中国人抵命,将原来20名死刑改为16名死刑、4名缓刑,其余无一更动。


曾国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当我们摆脱各种政治因素后,从历史实际出发,可以看出曾国藩是晚清历史上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他身上汇聚了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精华和糟粕,他是中国封建王朝的补天者,他“承往古衰朽之续”,又“开近代风气之先”,他实现了从理学家到洋务派的转变;他是近代军阀的开山鼻祖,是地主买办阶级的精神偶像;他也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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