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诺曼底的虎口脱险到西奈沙漠的大卫之鹰

一、奇特的遭遇

一架在一万英尺高度巡逻的梅塞施米特战斗机正在对方控制的地区上空进行战斗巡逻,突然发现了在五千英尺以下的空中,一架喷火式MKⅨ型战斗机正在飞往别的方向。于是飞行员做了一个滚转后悄悄地将他的梅塞施米特战斗机俯冲到了毫无防备的喷火式背后。在非常近的距离上,他开火了。精确的点射使得这架英制战机立即失去了控制,拖着一团火焰冲向了大地……

又是一场1944年欧洲上空的典型空战?……但是这架梅塞施米特战斗机的驾驶员不是一个德国人,却是一个美国人。这架喷火式战斗机的驾驶员也不是英国人,而是一个阿拉伯人。可以见到喷火式战斗机涂着埃及空军的徽记,当然这也不是在1944年的欧洲上空。

这天是1948年10月16日,这架所谓的梅塞施米特战斗机其实是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阿维亚(Avia)S-199——Me-109捷克版。飞机上的飞行员名叫鲁迪•阿加登,是一位在第一次中东战争里加入以色列空军的美国飞行员。他所击落的喷火式战斗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英国卖往中东的许多战斗机中的一架。真是一场奇特的遭遇!

鲁迪•阿加登曾经在二战欧洲战场的美国陆军航空队第376战斗机大队飞过共和公司的P-47“雷电式”战斗机。他也是仅有的六位在两次战争里达到“尖子飞行员”(指击落过5架以上敌机的优秀飞行员)标准的美国王牌之一。

二、虎口脱险

鲁迪•阿加登20出头时开始在美国空军中驾驶P-47“雷电式”战斗机。1944年6月10日,就在诺曼底登陆后不久,他与其它3位同伴一起从英格兰南部的基地起飞,执行空中巡逻/对地攻击任务。天空中阴云密布,他们穿过云层来到了法国小城卡昂的上空。那时该城是德军和盟军地面部队激战的中心。德军在该地区拥有良好的防御体系,包括大量的防空火炮。

低飞的机群成了防空火力的集中目标,于是带队长机下令爬升以躲避炮火。突然之间,黑烟充满了阿加登的座舱——他被击中了!“你的飞机已经着火了!”另一位飞行员用无线电告诉了阿加登这个悲惨的消息。机群已经深入德军战线后方,而他却要被迫弃机!但当时的情况令他别无选择,只能打开舱盖,使自己置身于空中。但跳伞并不顺利:他忘了摘下氧气面罩,结果面罩紧紧贴住了他的脸,遮住了视线。他一边垂直地向大地坠落,一边拼命摸索着开伞绳。好一会儿,他终于像个杂技运动员似的旋转着找到了它,顺利打开了降落伞,那时离地面已经很近了。他最后落到了一个法国农场里。

落地后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查随身装备。由于跳伞时的匆忙,他身上除了衣服以外只有一个很小的救生箱,里面是一点食物和钞票,但是没有武器。农场的主人看到了阿加登飞机的坠落,出来察看时发现了他。法国人给了他两件外套,但是显然是由于担心德国人会很快赶来,所以要求阿加登尽快离开。于是年轻的飞行员开始向大约一英里之外的另一个农场走去,敲响了主人的门。那位法国农场主出来以后,阿加登用他仅会的一点法语说道:“Je suis American”(“我是美国人”)。反应还算不错,那对农场主夫妇决定冒险留下他。

但危险没有过去——德国士兵们经常来检查这一地区的农场,每次他们来时阿加登都必须躲藏在屋子的阁楼上。两周以后,阿加登决定不能再给他的法国主人增添麻烦了。他在一天夜幕降临时离开了农场,希望能凭借运气穿过德军战线,回到自己人一边。夜里,他在陌生的环境下尽力保持面向前线的方向前进,一路上要不停地躲开德军巡逻队。经过一整夜的行军,他来到了一幢农场的房屋前。但他立刻感到不对,这里的环境好像太眼熟了。的确,他竟然绕了个大圈,又回到了出发点!

他只好又在那里住了一周,但出于日益增长的危险和担心一旦出事后那对法国夫妇的悲惨结局,他决定尽快离开。农场外几百米处有一条铁路,所以他决定这次沿着铁路走以避免重蹈上次的覆辙。向着前线的方向走了一会儿后,他遇见了一些法国人。在再次表明自己身份以后,一个法国人把他带到了不远处的一条沟渠里,那里有一群在登陆日当天被投错地点的英国伞兵。

阿加登和这些英国士兵一起待了一周,每天都有一个法国人替他们送饭。直到一天,那个法国人告诉他们有大队德军来到了这个地区,所以继续送饭变得太过危险,他从明天起就不来了。于是士兵们决定分成两人一组离开这个地区。绝大多数人想前往500英里外的西班牙,但阿加登和另外一个伞兵决定要穿越战线。在分手以前,大家平分了武器,阿加登得到了一把手枪和一枚手榴弹。

接下去的第一个晚上,他和他的伙伴就遇见了德军巡逻队。在比较远的距离上,一个德国兵对着他们所在的方向叫道:“Sind sie das, Karl?”(“卡尔,那是你吗?”)当时阿加登几乎不加思考地回答道:“Ja”(德语“是”)。这样,阿加登仅有的一丁点德语知识发挥了作用——由于确信他是另一个德国兵,德军巡逻队没有跟随他们一起拐向另一个方向。阿加登和那个英国伞兵继续在夜间赶路,经常在很近的距离经过德军的散兵坑和里面熟睡的士兵,步步向前线靠近。

但是在破晓时分,他们的好运气到头了。他们走在一条公路边,两侧都是灌木篱笆墙,突然阿加登和一个德国兵在很近的距离打了个照面。“站住!”——德国兵大声叫道。“我想还是投降吧”,英国兵建议道。但阿加登另有计划:他把手榴弹扔向了德军,然后转身跑向了路的另一边,翻过篱笆墙后躲在了一条沟里。手榴弹炸响了,德军的机枪也开始扫射灌木丛。他们想诱骗他还击,从而暴露出所在位置。阿加登保持了沉默。德军不久停止了射击,开始搜索这个区域。大约半个小时后,他被发现了。这回,投降成了唯一的选择。那个英国伞兵也一样成了俘虏。

阿加登仔细观察了一下,发现这些德军不是党卫军后,稍许放心了一点。像每一个在美军中服役的犹太人一样,他的身份识别牌上用字母“H”(Hebrew-希伯来人)表明了他的宗教信仰。猜测一个犹太美军士兵落入党卫军手里的下场可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还好面前的这些德军对于他的宗教信仰和人种起源毫无兴趣。他们把他和他的英国同伴押解到了一个废弃的砖瓦厂,同两个被俘的加拿大飞行员关在一起。

三天以后,战俘们又被运到了一个德军的临时战俘营(从前是个养马场),那里的房屋呈“U”字型分布,大约24间房间围绕着一个小广场。每个房间里德军按照军衔分别关押了大约10~15名盟军战俘。阿加登作为一名少尉与其它13名低级军官关在同一间屋里。每天早上,德军都要把战俘集合在广场上进行点数。但白天管理并不是很严,战俘们可以自由进出各个房间,交谈也不受限制。

到达这里没多久后,阿加登遇见了戈哈德•戈登(Gerald Gordon)—— 一个英国伞兵。戈登在厨房工作,负责为战俘们准备食物。几天以后,戈登从厨房里偷了一把刀,带进了阿加登所在的那间房间。有了这个工具以后,人们开始讨论起逃跑来。阿加登想走,戈登也是,另外和他们一起从砖瓦厂来的加拿大飞行员也要参加,还有两名英国军官。其他人决定留下。

几天以后,6个逃跑者在夜里汇集到阿加登所在的那间房间。他们用刀子在房间松软的木制屋顶上挖了个窟窿,来到了上面的阁楼。阁楼上有扇窗子,可以观察地面的情况。另外不知是谁(可能是以前房间主人的妻子吧)把一大碟黄油留在了阁楼上,使得这六个几周以来没有闻到过黄油味道的小伙子不禁垂涎三尺。两个英国军官很快开始用手抓起黄油来,但其他人却希望尽快离开这个危险地域。终于两位英国老兄解了馋,六个人在窗前挤作一团。经过观察后,他们发现有一个哨兵每一刻钟经过窗前一次。窗子离地面大约5米高,如果一跃而下的话是存在受伤的危险的。他们立即用多余的衣服做了一根绳索,估算好哨兵经过的时间后一个个降到了地面。他们分成两人一组:两个加拿大飞行员首先穿过了房屋旁的小道,消失在远处;阿加登和戈登紧随着前往附近的树林……

他们在那儿躲藏了一会儿后找到了一个愿意为他们提供一些衣物的法国人,更换衣物后继续在树林里行进。但很快他们发现了这样行军的速度实在太慢,所以决定试试运气,开始在公路上行走。公路上布满了德军的坦克、卡车、步兵和当地难民,情况混乱不堪。阿加登和戈登混在难民当中,随人群移动着。突然,阿加登听到一声呼喊:“Halt!”(德语:“站住!”),转身后发现了2个德国党卫军军官正在向他们招手。两人身穿法国平民服装,但各自腋下都夹着卷成一团的制服!他们来到了德国军官面前,竭力保持着镇静,但一种极大的恐惧心理笼罩着他们。党卫军军官们开始用德语问话,阿加登应以结结巴巴的法语。幸运的是,这两个军官的法语甚至比他还糟,连他的美国腔破法语都听不出来。于是德国人挥手让他们走开了。

公路上的德军越来越多,阿加登和戈登都意识到这样走下去的危险性太大。他们又一次来到了一个法国农场,向主人表明了他们的盟军身份,要求能在此处留下。农场主出于对德军的畏惧而不敢留他们在屋里,但同意把距离农场半英里之外的一间小屋提供给他们。此后的三周,他们就待在那里,每天由农场主的小女儿玛德琳(Madeline)给他们送两次食物。直到有一天,玛德琳告诉他们德国人好像起了疑心。他们在这一地区的搜索力度大大加强了,使得阿加登和戈登的继续停留成为十分危险的事。她给他们指出了前往另一个躲避地点的路径,据说那里有些盟军士兵在活动。结果阿加登和戈登在几英里外发现了6名塞内加尔黑人士兵,他们全副武装,而且与法国抵抗组织也有联系,正准备偷袭撤退中的德军。阿加登和戈登理所当然的参加了他们的战斗。

一天,他们和塞内加尔人以及一些法国抵抗战士一起埋伏在公路旁伏击德军。黄昏时,一个德军士兵骑着摩托从公路上驶来,他的速度比较快,情况又不明朗,所以没有人开火,让他顺利通过了。五分钟以后,他又从公路的另一端原路返回。这会有人开了火,但却没有打中,德国兵急忙逃走了。一小时以后,阿加登似乎听到了什么声音正在接近。他放眼望去,发现有一队士兵和一辆坦克正在接近。天色已晚,情况很难分辨。突然在公路另一边的友方开火了,坦克立即停下,士兵们纷纷跳进公路旁的沟渠里寻找隐蔽处。有几个甚至到了离阿加登很近的距离。他立即低头,使自己不发出一点声音,暗自握紧了枪。就在这时,他听到了对面有人在低声说话:“For Christ's sake, McCarthy, get off my foot!” (英语:“看在上帝的份上,麦卡锡,别压住我的脚!”)尽管话语粗俗,但阿加登觉得这声音简直像仙乐一样美妙。“你们是美国人?”——他叫道。“是啊,你是谁?”——对面的士兵回应道……

他们跟着士兵们来到了连长处,随后被军车运往15英里外的盟军后方阵地。这样,盟军在法国领土上迅猛突进终于结束了阿加登的逃亡生涯。考虑到他在这一阶段所遭受的折磨,陆军决定派他执行本土勤务,不必返回前线了。但是阿加登拒绝了。他为取得战斗机飞行资格付出了这么多,而在被击落之前只执行了十次战斗任务。作为一个想为犹太同胞们复仇的战士来说,这是不能接受的。鲁迪•阿加登正式向部队长官提出了留在前线战斗的申请,并且获得了批准。他给父母去了电报,说明自己还活着,随即又投入到战争中去了。在战争结束前,阿加登共执行了超过90次战斗任务,而且在一次战斗中驾驶他的P-47击落了2架德军的梅塞施米特战斗机,获得了卓越飞行十字勋章。

三、大卫之鹰

战后,23岁的阿加登回到了美国并进入哈佛大学学习,主修国际关系学。1948年初,一个朋友建议他去图书馆听听一个年轻外交官关于日趋激烈的巴勒斯坦冲突的演讲,他同意了。演讲者名叫阿班•埃班(Abba Eban), 是当时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驻美国代表,也是未来的以色列共和国外交部长。很显然这是一次成功的演讲,以至于阿加登随即来到了当地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机构,要求为自己在巴勒斯坦的犹太同胞们做些什么。他们介绍他去了“巴勒斯坦土地和劳动(Land and Labor for Palestine)”组织,因为它当时正在招募志愿飞行员前往中东。毫无疑问,阿加登的战斗机飞行员背景立即引起了注意,该组织的负责人询问他能否尽快赶往巴勒斯坦。阿加登同意了,并且通知了父母。他的双亲依然记得几年前他失踪时的痛苦日子,对于他要重新投入战斗表示了坚决反对。出于对他们的尊敬,阿加登推迟了行期,重新回到哈佛上学。但是面对着从巴勒斯坦不断传来的不利于以色列的消息,他觉得不能继续拖下去了。他又一次与“巴勒斯坦土地和劳动”组织取得了联系,决定在学校考试结束后立即动身。为了避免面对双亲的阻挠,他只是写了封信,在动身以后才寄出,通知了他们自己为民族而战的决心。

在捷克斯洛伐克接受了梅塞施米特战斗机的驾驶培训以后,他在(第一次中东战争)第二次停火前抵达了以色列。

关于独立战争开始时的以色列空军,这里要补充几句。当时它还依然被称为空中勤务队,而以德国的梅塞施米特Me-109作为以色列第一种主力战斗机的事实也充分体现出历史的讽刺。其实这种飞机的正确名字应该是阿维亚(Avia)S-199。在德国占领期间,捷克斯洛伐克的阿维亚飞机工厂曾经是德国空军的生产基地之一。战争结束时,许多梅塞施米特BF-109G战斗机的机身留在了这个工厂里。但是配套的戴姆勒-奔驰(Daimler-Benz)DB-605引擎却无法搞到。捷克人利用当时手里比较多的容克斯(Junkers)Jumo-211引擎取代了戴姆勒-奔驰引擎,而这些装配出来的梅塞施米特战斗机就被称为阿维亚(Avia) S-199。采用这种方法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但却影响了飞行性能。那些负责将它们转运到以色列的飞行员们给了它这样的绰号:“复仇的纳粹”。习惯上,这种飞机还是被称为Me-109,也许是想继续这种优秀战机的好名声吧。不幸的是这与事实相差甚远,二战德军超级王牌们手中的Me-109可不是这个样子。新的引擎使这种飞机在起飞时向左偏,降落时又转而向右,有时候甚至原地转圈!两挺机鼻处机枪的同步协调器时常出毛病,使得子弹有时会打中自己的螺旋桨,造成自己击落自己的笑话。除此之外,原来机头处的20mm机炮被取消了,另外在翼根处装上了2门20mm机炮以增强火力。但这样也增加了飞机重量,降低了飞机速度和可靠性。尽管如此,以色列还是非常乐意获得任何战斗机来应付严峻的空中局势。他们也对自己方面的飞行老手们克服问题的技术有着充分信心。他们只能凭借这种飞机来应付老对手——埃及空军的“喷火式”。

当时的以色列几乎缺少一切东西,从前线的军火到后方的日用品。整个国家唯一的战斗机中队——第101中队同样如此。战斗机不足,12名飞行员能用来飞行的只有不到10架战斗机,使得每次任务都要带来飞行员之间的竞争。1948年10月16日,在以色列第一次对埃及发起的主要攻势(代号:“约阿夫[Yoav]行动”)中,阿加登获得了出击机会。位于埃及 El Arish 的空军基地在前几天一直受到第101战斗机中队的攻击,而那天阿加登 的任务是对该基地进行照相侦察,以判明空袭成果,作为今后行动的参考。尽管这只是个简单的任务,但能够上天飞行已经让他感到很满足了。

阿加登向着西南方向的海岸飞去,突然发现了远处成编队飞行的2架喷火式战斗机。他从外形上分辨出它们与自己驾驶的Me-109不同,但距离还不足以看清楚机身上的国籍标记。尽管他知道以色列空军也有些喷火式战斗机,但当时机械零配件和汽油的短缺使得以色列空军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有很多飞机同时在天上飞行。所以飞行员通常会把天上的任何飞机作为敌机处理。

阿加登小心地从后方靠近这两架埃及飞机,希望他们不会注意到自己的接近。就在这时,正在这个区域巡逻的另一位101中队飞行员莱昂•弗兰克(Leon Frankel)注意到了阿加登的攻击行动。为了给他帮个忙,弗兰克迅速将自己的飞机翻转后向着战场俯冲而下。但在他抵达之前,阿加登已经将一架喷火式稳稳地纳入了瞄准镜,从他的两挺7.92mm机枪里喷吐出了一道道火舌。随着子弹击穿那薄薄的铝制机身,喷火式的碎片开始在空中飞舞。埃及飞机朝着以色列防线方向坠落了下去,后面拖着一条长长的黑烟。

另一架埃及飞机趁着他攻击时溜掉了。在确认了天空中没有任何敌机存在以后,弗兰克和阿加登编队飞回了基地。几天以后,阿加登获得了一个别的飞行员很少能有的机会。他搭上了一辆陆军的吉普,直接前去观察了他的牺牲品——那架喷火式战斗机的残骸。从下面的纪念照片上可以看到一个得意的笑容,后面是飞机的残骸。这也是他本人在捷克版的Me-109上渡过的最好时光。

他在“约阿夫行动”中的胜利是他作为一个以色列空军飞行员的首开纪录,但却不是最后一个。 在以军夺取 Beersheba 的第二天,鲁迪•阿加登又一次飞翔在内格夫(Negev)沙漠上空。 这次他的座机换成了一架以色列空军新得到的喷火式战斗机,而且还有另一位来自加拿大的飞行老手杰克•多耶(Jack Doyle)担任他的僚机。在巡逻中他们发现了四架埃及的喷火式战斗机。两个老手充分利用自己的经验从太阳方向接近,各自选定目标后突然开火。这样阿加登就取得了他在以色列空军的第二个战果,多耶则首开纪录。在这次遭遇战之中他们还击伤了另两架埃及飞机。

在11月11日,阿加登从 Kastina 基地起飞,前往埃及的 El Arish 空军基地附近进行一次双机巡逻。 他的僚机是一位来自南非的飞行员包瑞斯•森内(Boris Senior)。就是这个南非人首先注意到了一架埃及的达科他(Dakota)运输机正要降落在 El Arish 空军基地,所以立刻压下机头发起了攻击。阿加登立即用无线电呼叫森内:“你在干什么?现在是停火期间!”,但明显已经晚了,森内的机枪已经吐出了火舌。但运输机继续着飞行,证明森内的攻击没有奏效。考虑到他的僚机已经开了火,那么这架运输机是否被击落已经区别不大,所以阿加登飞到“达科他”的背后开了火。他的攻击立刻达到了效果,埃及运输机就在基地前一点的地方坠毁了。

阿加登尤其擅长此类战斗,这可以从他在“霍雷夫(Horev)行动” 前四天的表现中看出来。12月22日,在接到有埃及飞机活动的报告后,他爬上了一架喷火式战斗机,在埃及 El Arish 空军基地附近击落了一架即将降落的意大利制马基(Macchi)飞机。两天以后,他开始驾驶一架P-51“野马式”战斗机进行战斗巡逻。又过了几天,当他护卫一队轰炸机前去袭击 El Arish 空军基地时,驾驶的又是一架Me-109。第二天他回到了喷火式战斗机上,前往埃及阵地上方执行照相侦察任务。在整个第一次中东战争里,他一共击落了4架埃及空军的飞机。在以色列空军里只有杰克•多耶达到了这个数字。

鲁迪•阿加登,这个曾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驾驶P-47“雷电式”战斗机的美国飞行员,在第一次中东战争里于以下机种上面共取得了四个战果:一个在Me-109上、一个在P-51“野马式”上、两个在喷火式战斗机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丰富多彩的战绩表,同时也显示出他那卓越的战斗机飞行技巧。

战争告一段落后,阿加登又在以色列待了几个月,以培训那些新飞行员来尽快填补离去的老兵们的空缺。许多第一次中东战争里的以色列飞行员都是自愿者,战争结束后纷纷返回了故乡。在第101中队,鲁迪•阿加登和其他一些老飞行员一起培训出了后来成为以色列国家荣耀、战无不胜的以色列国防军柱石之一的“以色列长臂”(以色列空军外号,形容其打击力量之大、范围之远)的第一批自己的飞行员。

后来阿加登回到了哈佛大学完成了他的硕士学位学习。回到以色列后,他曾经以中校军衔担任了两年的瑞玛特•戴维德(Ramat David)空军基地指挥官。现在这位传奇人物生活在美国。

而作为以色列空军始祖的第101中队一直保持至今,先后换装法制“幻影Ⅲ”型和美制F-16式战斗机,是空军最精锐的部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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