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炮被誉为“战争之神”。中国是最早使用火炮的国家之一,早在1332年的元朝时就装备了金属火炮。但近代中国的火炮却远远落后于西方,虽说自洋务运动起就“设局制炮”,但由于长期军阀混战,不能满足国家防卫的需要。这一乱局直到“七·七事变”后,才有了重大改观。


改观源于抗战初期“中国工业命脉西迁”,大批兵工厂迁渝,使重庆不仅成为大后方的兵工基地,也成为中国火炮的生产基地。在内迁重庆的13家大型兵工厂中,炮厂员工约1.5万人,他们生产的火炮主要有60、82、120毫米迫击炮和37战防炮、75步榴炮、100榴弹炮等,重点厂家包括兵工署第10工厂(以内迁的株洲炮兵研究所为主,解放后改名江陵机器厂),第21工厂(以内迁的金陵兵工厂为主,解放后改名长安机器厂)和第50兵工厂(以广东浥江炮厂为主,解放后改名望江机器厂),3家工厂8年共生产火炮1.5万门,炮弹598万颗,为拯救民族危亡作出了贡献。


延伸阅读


50兵工厂除造迫击炮外,还“偷”过美军一门无后坐力炮。


无后坐力炮是美国海军少校戴维斯于1914年发明的,“但真正大规模运用,是二战期间美军在太平洋上的硫磺岛。”现年82岁的火炮专家郑光宇介绍,“这种炮威力大,1200米的射程可穿透75毫米钢板,当时中国还造不出来。”


抗战结束后,美军一个观察团携一门57无后坐力炮来到50兵工厂,并在广阳坝试炮显摆,“当时李式白厂长就下了决心:一定得把它偷过来!”所谓“偷”,其实就是对它悄悄测绘,57炮长1.25米,有28个零件,“我们只用了一晚上,就将它全部测绘完毕,美国人喝高了,竟浑然不知。”1948年,该炮在50兵工厂试制成功。


1950年,中央决定和平解放西藏,我进藏部队第18军急需装备无后坐力炮,刘伯承和贺龙专程来到50兵工厂,要求生产28门。西南军政委员会工业部部长段君毅、副部长万里亲自到厂督战,“工厂按时完成任务。这28门炮送到进藏部队后,在昌都战役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解放西藏立了功。”


抗美援朝期间,50兵工厂又接上级命令:除生产57炮外,抓紧研制75毫米无后坐力炮,以对付美军坦克。郑光宇说,75炮射程达2200米,能穿透美军80毫米—100毫米装甲,“它发射的聚能破甲弹,靠高温和高压射流烧穿钢板!”50兵工厂接命令后,全厂总动员,加班加点,总计生产2000多门无后坐力炮送朝鲜前线,成为我军作战的有力武器:志愿军38军用它在朝鲜松骨峰打出了“万岁军”军威,战士们称它叫“万岁炮”;志愿军15军在上甘岭用它打得虎虎生威,并成就15军此后改制为全军唯一的空降军。


1953年,50兵工厂正式改名为国营望江机器厂。


战时造炮:工人和厂长都是好样的


“我是1939年10月5日进50兵工厂的。”家住郭家沱望江村4栋18号的何兴元,年逾九旬,仍清楚记得进厂的日子。何是长寿葛兰人,生于1918年,“当初我正在城里干挑水工,听说郭家沱的兵工厂在招人,丢了扁担就往这边跑。”


其时,50兵工厂刚从广东迁来,不少机器设备正缺人搬运,“管事的一见我,就收下了,说,抬东西去!”


从进厂到上世纪80年代退休,何兴元和炮打了40年交道。最早教何兴元造炮的是广东师傅丁贵林,“他是个技师,有本事,见我人勤快,就问想不想跟他学技术,我可巴心不得呀!”于是拜丁为师,学造炮,“那是1940年前后的事。”


何兴元先后干过60炮底座、37战防炮热处理等工种,“当时没电炉,37炮要开炮管膛线,得先用柴火将炮管烧软再开,有时上面半截开出来了,下半截却冷凝了,炮管就得报废,真心痛啊!”



“50兵工厂能迅速复工,与专家治厂有关。”现任国家59所正研级高工郑光宇告诉记者,“解放前我在50兵工厂干过。它的历任厂长都是火炮专家。”譬如第一任厂长江杓,上海人,德国柏林工业大学毕业,任50兵工厂厂长时佩陆军中将军衔,“重庆兵工厂的厂长一般只是少将,可见当时对火炮之重视。”


何兴元记得,“江厂长身材高大,脑壳顶顶长一撮白毛,人有本事,就是脾气糙。每天晚上,他都要骑脚踏车到各个车间转,只要看见谁不认真干活,他抬手就打,说是要那人长记性!现在想来,战时军品任务重,江厂长压力大,脾气也大呀!”


50兵工厂还有一位著名厂长叫李式白,同济大学毕业,曾主持研制60炮和57毫米无后坐力炮,“李厂长还为解放西藏和抗美援朝立过功!”50兵工厂工务处长王国章,也是同济毕业,他从1933年进兵工署到1949年重庆解放,为火炮工作了16年。


这样的人才,为重庆造火炮奠定了基础。


战尴尬:血肉相拼与重炮威力


71年前爆发的那场关系民族存亡的大血战中,中国火炮是什么状况?


“第一,悲惨。中国军人几乎是尸山血海以死相拼。第二,可怜。中国军队的炮火,不及日军十分之一!”军事史专家李意志告诉记者,“七·七事变”后,日军之所以能快速推进,除蓄谋已久的侵略野心外,“其火力凶猛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按说,抗战初期中国军队人数并不少,有作战师180个(包括归入建制的八路军3个师),但海空军力量悬殊,“特别是陆军火炮,更是差一大截。”抗战爆发前,陈诚曾主持炮兵督导整训,全国可用火炮仅457门,有的作战师根本没炮!


而进攻的日军以师团为作战单位,一个甲种师团(如进攻平型关的坂垣第5师团),下辖4至9个步兵联队(团)及1个野炮联队,兵力达2.5万人,拥有火炮120门,包括54门75毫米野炮,12门105毫米榴弹炮等,且每个步兵联队还有300余人的炮兵大队,拥有数十门迫击炮和反坦克炮。“日军凶狠的炮火,让初期参战的中国军队伤亡惨重,如淞沪会战时,中国军队为坚守大场、宝山、罗店等要地,与敌反复拉锯,日军炮火将阵地打成一片火海,大炮成了中国军人的绞肉机!”中方先后投入的71个正规师约75万人,伤亡竟高达30万,“有些师和团,开上去几千人,撤下来只剩几百人!”


唯一的例外是当时中国陆军炮兵第10团曾大显神威。“该团拥有从德国进口的150毫米重榴弹炮,最大射程15公里,弹重42公斤,全炮重约6吨,用汽车牵引,是全国唯一的机械化炮兵部队。”李意志说,这批大炮的监制者,就是后来任重庆50兵工厂厂长的江杓、李式白和工务处长王国章等。


重炮10团参加了淞沪会战,先后对日军野战机场和虹口司令部进行猛烈轰击,打得对手鬼哭狼嚎,“日本人根本不知道中国军队竟拥有射程超过10公里的火炮,曾派汉奸到处打探,终无结果。”此后,重炮10团先后参加台儿庄、武汉会战,江阴保卫战,长沙和缅甸会战,一路血雨腥风,竟建制不乱、装备不少,“如今,在锦州辽沈战役纪念馆和北京军博,还各自保存了一门当年从德国进口的重炮,它们在亚洲已是炮中珍品。”


艰难西迁:八千里路云和月


重炮虽厉害,但对中国军队来说并不完全适用。李意志分析,“几次大会战后,中方转入防御作战,军队急需适合山地作战的迫击炮。”郑光宇从技术上解释:“造重炮的技术要求更高,战前只有沈阳兵工厂和山西兵工厂能造重炮,但它们都被日军占领了。因此,重庆担当起造迫击炮的重任!”


这是历史对重庆的选择。


据市档案局局长陆大铖介绍,“七·七事变”前,中国兵工的“西迁”已经开始,事变加快了这一进程,“如50兵工厂的前身广东浥江炮厂,原是军阀陈济棠办的,后被南京政府收编。”自1937年7月27日,该厂连续遭敌机6次轰炸,“不迁不行!”

据《望江厂志》载,当时全厂机器设备达2000吨,得先乘粤汉铁路陆运,再经湘江、洞庭湖、长江水运,分四站才迁到重庆,“全厂600员工在江杓带领下义无反顾地上路了,整整花了一年,才抵达目的地。”


与此同时,有火炮生产能力的金陵兵工厂和株洲炮兵研究所等也在往重庆迁。“重庆能接纳这些炮厂,不仅是胸怀问题,更有资源问题。”陆大铖称,据中国地质调查所抗战前的调查,凡兵工所需的煤铁钢铜木等,“重庆及周边无一缺乏”,重庆南桐的煤和綦江的铁,“能为战时兵工提供动力和原材料。”


特别是钢铁厂迁建委员会迁渝,为重庆制造火炮提供了钢铁保障。“它就是重钢的前身,战时为火炮生产提供钢铁。”


拼死报国:生产出上万门火炮


当年日机对重庆狂轰滥炸,目的之一就是要摧毁兵工厂。


何兴元记得,为避日机,50厂的许多机器就藏在山洞里,生产车间设置在人工开凿的隧道中,“当时工人肯拼死命,都知道是在为抗战奋斗。”沿江一带,夜夜灯火通明,机械转动之声轰鸣于峡谷,甚为壮观。郑光宇说,这期间生产的火炮主要是仿法国布朗德式60、82、120毫米迫击炮,50兵工厂还生产了少量战防炮和野炮。


最先生产82炮的是21兵工厂,“该厂迁重庆后,扩大了82炮的生产规模,抗战期间共生产7611门。”李意志介绍,“这种炮射程超3000米,深受前线部队好评。”1943年1月,21兵工厂由工程师段士珍主持,重新设计120毫米迫击炮,“它比82炮威力更大,特别适合炸碉堡,21兵工厂在设计中使用了胶轮和弹簧减震,全炮仅重212公斤,比470公斤的法国母炮轻258公斤,射程达4925米,在滇缅反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1年7月,兵工署令50兵工厂筹造60迫击炮,工厂参照布朗德式炮重新设计,于同年9月造出第一门,次年投入批量生产,1942年—1945年共造3400门,加上第10兵工厂造的2770门,重庆共生产6100多门60炮装备前线,大大增强了中国军队的火力。“这种炮的特点是轻,”参加过滇西松山大血战的重庆老兵杨克南说,“它的射速达每分钟18发,最大射程1400米,但全重仅18公斤,一人可背负行走。”


当时前线最大的威胁是日军频繁出动的装甲车和轻型战车,其装甲厚度为16毫米—25毫米,“战防炮是它的克星!”1938年5月兵工署令50兵工厂试制37炮,并派李式白率员赴德国克兰公司购买100门战防炮的原材料。因受战争影响,1941年50兵工厂才试制成功中国第一门37炮,“这是当时最优良的战车防御武器,最大射程6000米,400米内可击穿40毫米的钢板!”由于原材料受限,50兵工厂只生产出94门,另外还修造了281门150毫米迫击炮,“它们是迫击炮之王!”


战场发威:重庆火炮威名远扬


8年抗战中,重庆生产的1.5万门火炮,在前线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李意志说,由于西迁后复工及时,重庆火炮最先的立功是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1941年12月,日军调集5个师团对长沙发动第三次进攻,中国军队以13个军进行防御。是役从1941年12月24日至1942年1月15日,历时23天,50兵工厂生产的150炮和21兵工厂生产的82炮大批送上前线,“中国守军将这些炮放置岳麓山上,加上原重炮10团的榴弹炮,给予日军毁灭性打击。会战共消灭日军5万余人,这是自太平洋战争开始后盟国的第一次大捷,引起强烈的国际反响。参战的10万川军也配备了重庆炮,如杨森的20军有了火炮支持,打得凶狠,以至日军多年不敢再犯长沙!”


郑光宇说50兵工厂的火炮在滇缅战场上也打得很好,这与参战老兵杨克南的记忆相互印证,“我当时所在的第8军,60炮已装备到连队,每连4门,火力超过了日军。”事实是,为收复云南失地、打通滇缅公路,20万远征军配备的上千门重庆火炮,无论在松山、腾冲、龙陵、芒市、遮放、畹町,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它是重庆兵工人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