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伟岗
然而必须认识到，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建设的成就并不是孤立的、从空地上取得的，而是社会主义事业长期发展的必然产物，是共产党和人民群众长期实践探索、艰苦创业的结果。只有从党的整个实践探索过程和新中国历史发展中才能更深入地理解和说明中国的成就和振兴。有人企图否定和割断党和国家的历史，把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抹得一团漆黑，把共产党的历史说成是“不断犯错误的历史”，尤其是经济上“长期发展缓慢”、“停滞不前”、“被耽误了二十多年”，只是在改革开放之后才“走上正道”。有人还把中国取得的成就说成是“引进资本主义的结果”。这些观点都是极其荒谬、完全违背历史事实的。正象有人吃了十个饼饱了肚子，而他却只对最后两个饼有吃饱的感觉而不知道前八个饼的作用一样，是十分无知、可笑的！
由此说明，正确地评价新中国历史上经济建设的成就，对于正确认识党和国家的历史，包括改革开放的历史，科学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贯彻科学发展观等，都是十分重要的。为此，谈谈以下粗浅看法。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建立时就是以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走上历史舞台的。在领导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共产党都把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作为重要奋斗目标和任务，并且在各个时期都取得了出色的成就。可以说：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就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二者是完全统一的。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共产党就提出了明确的经济纲领：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实行“耕者有其田”，发展生产。同时还制定了一系列发展经济的方针政策。例如，在30年代初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时期，毛泽东就发表了《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著名讲话，把发展根据地的农业生产、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等做为革命的一项重要任务。当时，根据地有大批干部专门从事经济.工作，并成立了“对外贸易局”等专门机构，使根据地经济有了迅速发展。又如在延安时期，党中央发动了著名的军民“大生产运动”，开创了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发展经济的光荣传统。毛泽东当时发表了《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全面阐明了我们党发展经济的总方针和各项政策、办法。抗日战争以后，共产党在各解放区领导开展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的同时，广泛发动群众掀起生产高潮，使广大劳动群众的生活得到改善。当时就连到过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考察的某些西方记者、官员对共产党领导下的军民团结、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等状况都表示赞叹。可想而知，如果没有发展经济的正确方针、政策及其取得的成就，没有使广大劳动群众生活问题得到一定解决，共产党要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1949年6月在共产党即将夺取全国政权的前夕，毛泽东英明地指出：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帝国主义者算定我们办不好经济，他们站在一旁看，等待我们的失败”。他进而号召全党：必须“尽一切可能用极大力量从事人民经济事业的恢复和发展，同时恢复和发展人民的文化教育事业。”还说“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共产党人“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①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当时有大批干部转向经济战线和城市管理工作。
①引自毛泽东《在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论人民民主专政》。
建国后，面对国民党政府遗留下的那种生产破坏、社会混乱、经济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一面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剿匪、镇压反革命等斗争，一面开展土地改革、“三反五反”等运动，大力恢复、发展经济和文化教育事业，兴利除弊，只用了三年时间就胜利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根本好转。上海等各大城市的通货膨胀、工厂停产、工人失业、治安混乱等严重局面很快得到整治，人民生活安定。旧中国遍布各地的乞丐、土匪、娼妓、会道门组织等很快绝迹。建国初的实践，充分显示了共产党人在处理各种复杂矛盾、领导管理经济和治理国家方面的杰出才干和惊人的工作效率。1952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了77.5％，年均增长21.1％，比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历史最高水平增长20％。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绝大多数都超过了建国前的记录。①
在胜利完成国民经济恢复任务之后，1953年我国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并逐步开展了农业的互助合作化和对私人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到1956年，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随之而来的便出现了经济大发展的局面。到1957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就超额完成。1957年与1952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68％，年均增长率为10.9％。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大幅度增长。例如：钢增长296％，煤增长96％，粮增长19％，棉花增长26％。国民收入总额增长了53％，全国城乡居民的平均消费水平增长了23％，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②
①数据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1983年出版第59—60页。
②同上书第154、181页。
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目的是推翻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改变封建落后的生产关系以及腐朽的上层建筑，从根本上解放被束缚的生产力；新中国成立以后，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为了确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并在这种经济基础上进一步健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以继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事实说明，共产党在历史上领导的革命和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与发展生产、实现劳动人民的经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从没有离开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反都促进了生产力的大发展。如果没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又怎么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确立劳动人民的主人地位？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又怎么能开展国家工业化建设？又怎么会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有人提出“告别革命”、“取消阶级斗争”，把革命和阶级斗争同生产力和经济发展对立起来，把解放生产力与发展生产力割裂开来，这是根本违背历史逻辑的，更是一种完全脱离社会实际的主观臆想。
三十年的伟大成就
从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改革开放，近30年的时间，是新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起伏曲折、艰苦卓绝的一个时期。正是在那个时代，老一代创业者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完成了国家的工业化建设和农业生产条件的改造，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和积累。
共产党在夺取政权时所面临的社会贫困落后状况是没有经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很难想象的：农业上完全是“靠天吃饭”，产量极低。江河水患频发，旱、涝、蝗灾害每年不断，各地农民讨荒要饭的相当普遍。工业更是少得可怜：除了东部和内陆中心城市有一点轻工业外，基本上没有象样的工业。国内使用的许多工业品都是外国制造。那时有许多物品都带“洋”字：“洋车”、“洋房”、“洋面”、“洋布”、“洋火”、“洋烟”、“洋油”、“洋糖”、“洋钉”、“洋鞋”、“洋袜”等等，就是一个明证。国民党政府从大陆逃走时带走了几乎全部金融资产，黄金277万两，银元3526.9万元等，这虽然造成了后来台湾“经济腾飞”的神话，但却使大陆断绝了经济发展的资金这一重要条件。使建设不得不在真正的“一穷二白”的基础上重新开始。
然而，新的建设只用了二十八、九年的时间，就使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式的变化。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就成为一个拥有大型的石油、煤炭、电力、钢铁、机械制造、航天、航空、原子能、化工、轻纺业等基地、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能够自己制造汽车、火车、喷气式飞机、原子弹、氢弹、万吨级远洋巨轮、电子计算机等重型产品的工业国家，成为能够发射运载火箭、卫星等在许多领域进人世界先进行列的科技大国。农业上完成了对大江大河的治理，兴修了许许多多大型工程，变水患为水利，使农民千百年的梦想变为现实。农业生产力由过去肩挑手推、人拉犁子状况发展到拖拉机田间跑、柴油机和电动机村村有，土地畦田化，大部分农田用水浇、施化肥的新阶段。如此巨大的发展变化，仅仅是在不到30年的时间实现的，这种奇迹在中国千百年历史上绝无仅有！
期间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是十几倍或数十倍的增长。仅以1950年至1980年的变化为例：
(1976年毛泽东逝世之后，党中央曾明确提出“按既定方针办”；1978年12月底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但各项经济政策的颁布及其贯彻实际上是在1979年、1980年之后才逐步开始的。因此，这里的资科引用到1980年当无大的出入。)
石油由20万吨增至10595万吨
煤炭由4292万吨增至6.2亿吨
钢铁由97.8万吨增至3802万吨
发电量由45。5亿度增至3006亿度
水泥由141万吨增至7986万吨
化肥由7万吨增至1232万吨
机床由0.16万台增至13.4万台
棉纱由32.7万吨增至293万吨
棉布由25.2亿米增至134.7亿米
自行车由2.1万辆增至1302万辆
汽车由0增至22.2万辆
拖拉机由0增至9.8万台
手扶拖拉机由0增至21.8万台
铁路机车由0增至512台
化纤由0增至45万吨
电视机由0增至249.2万部
缝纫机由0增至768万架
手表由0增至2216万只①
农业上主要产品的产量，从1950年到1980年的增长也是大幅度的。例如：
粮食由2494亿斤增至6364.4亿斤
棉花由44.45万吨增至270.7万吨
油料由297.2万吨增至769.1万吨
糖由24.2万吨增至257万吨
茶叶由4.1万吨增至30.4万吨
生猪由5775万头增至30543.1万头
大牲畜由6002万头增至9524.6万头
水产品由44.8万吨增至449.7万吨②
其中粮食等产品的年均增长还大大高于改革以来20多年的年均增率。
到70年代末，我国的钢铁、石油、煤炭、粮食、棉花、棉纱等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就进人世界前列。工业门类齐全程度、技术水平和开发能力在发展中国家中是首屈一指的，并在部分领域接近甚至达到发达国家水平。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全球排名从1949年的第13位上升到第六经济大国(不包括前苏联)。
①数据引自1981年《半月谈》编辑部编印的《时事资料手册》第84—86页《我国三十年经济成就一览表》
②数据引用同上
据国家统计部门公布的数字，中国工农业总产值1950年是574.8亿元，而到1980年就达6619.0亿元，30年增长10倍多，年均增长8.5％。其中工业总产值由191.2亿元增至4992.0亿元，增长25倍多，年均增长11.5％；农业总产值由383.6亿元增至1627.0亿元，增长3.2倍，年均增长4.9％。①这样的增长速度即使同改革开放之后的年代相比也不算缓慢！
这里顺便提及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总量翻番增长，GDP增幅很高，但由于资源浪费惊人、银行不良资产极大、弄虚作家和腐败等原因，造成经济运行质量远远低于六、七十年代。据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何传启研究员表示：虽然中国经济发展迅速，但世界排名仍与上世纪六十年代一样，仍是第六位。2001年中国GDP占世界比重不到4％，比六十年代还低一些。足见中国历史上的实际增长比统计数字要高得多。②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阿马提亚.森(Amartya Sen)在比较中国和印度的发展差别时称：“中国对印度的相对优势是改革前奠基工作的产物，而不是其改革后重订方向的结果”。
毛泽东时代的经济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产品经济，或者说是实物经济。生产目的直接是为了满足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的实际需要。当时一个明确的方针就是“发展经济，保证供应”。干部群众根本不知道GDP为何物，也全然没有什么“挣钱发财”的观念，这与改革后的发展类型具有实质性的区别。然而有些经济学家却以GDP的核算体系和指标来否定过去的成就，得出“毛泽东时代经济发展缓慢”的结论，这实在是幼稚可笑的！
其实，即使以GDP的核算方法和指标来推算我国历史上的经济增长速度，那也是不低的。根据张风波主编的《中国宏观经济结构与政策》一书推算的结果，我国的GDP1952年为680.9亿元，到1978年增加为3488.6亿元，26年间增长了4.12倍，年均①数据引用同上②转引自《新华每日电讯》《中国经济的世界影响不可高估》，2005年8月11日。增长率是6.5％。尤其是这种增长是一种低消耗、低成本、没有泡沫和“豆腐渣工程”的增长。这样的经济增长速度不仅在我国是史无前例的，而且在世界上也十分罕见，远远超出了战后世界GDP的年均增长的速度。若以社会总产值计算，1949年至1978年，由557亿元增到6846亿元，29年间增长11.29倍，年均增长达9％，就更快。
世界银行提供的资料表明，GDP世界年均增长速度在50一60年代为4.8％，70年代为3.4％，80年代为2.9％。其中属于发达国家的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平均增长率60年代为4.9％，70年代为3.2％，80年代为2.6％。都比我国改革开放前30年的增长速度低得多。而且我国在那30年还包括了“三年困难时期”生产一度绝对下降的情况。如果只看正常年景其增长速度就更高。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1966～1978年的“文革”时期，GDP的年均增长速度还达6.62％，仍比同期世界发达国家的平均发展速度高出许多。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这些成就又是在当时国际环境恶劣、战争不断的情况下，通过自力更生实现的。在毛逝世时，既没留下外债，也无通货膨胀和失业，这在发展中国家是极其罕见的。毛泽东时代还留下大量外汇储备，截止1977年共有黄金储备1280万盎司和外汇储备23.45亿美元，(70年代毛逝世前还引进了几十亿美元的飞机和成套的工业设备)，为后来改革开放时期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准备了条件。
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经过研究得出结论说：“曾经长期被轻蔑为‘东亚病夫’的中国，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小于比利时工业规模的工业开始，在毛泽东时代结束时，却以世界上六个最大工业国之一的姿态出现了。”“无论人们将毛泽东时代作何种评价，正是这个现代工业革命时期，为中国现代经济发展奠定了根本基础，使中国从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变成了一个以工业为主的国家。”①
①转引自人民网强国论坛文章《辉煌的三十年》。
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现将1951—1980年世界几个主要国家的工、农业产值年均增长率，列表对照如下：
国别 工业（％） 农业（％）
中国 12.5 4.0
美国 4.0 1.6
苏联 8.6 3.1
日本 11.5 1.7
德意志联邦 5.8 1.9
英国 2.3 2.3
法国 5.0 2.5
印度 5.9 2.6
从以上数据中清楚地看到，中国的工农业增长速度在世界各国中都是最快的。试问右派人士和主流经济学家：你们有何事实根据得出所谓“毛泽东时代经济发展缓慢”以及“社会主义没有解决经济问题”的结论呢？’值得指出的是：中国的右派在历史上向来是以埋怨“社会主义建设走快了”、反对“操之过急”为其主要特点的，但在毛泽东逝世之后他们却又转而批判毛时代“经济发展缓慢”、“长期停滞不前”。如此自相矛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其目的是什么，岂不是值得人们深思吗？
在崎岖中前进——正确认识发展中的失误和挫折
勿庸置疑，毛泽东时代在经济建设过程中曾出现过挫折，以至造成某些年份的增长倒退和停滞。这主要有两次：一是1958年“大跃进”时的操之过急、盲目跃进和浮夸风的错误，造成了]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二是1966—1976年“文革”期间的个别年份。但是必须看到，在每次失误和挫折之后，党中央都吸收教训、认真克服错误，制定“调整”、“改革”方针，从而很快使经济出现新的蓬勃发展局面。因此从大过程看中国经济仍是快速发展的。
在“三年困难”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减3％，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曾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在此期间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领导全党全国人民发扬发奋图强、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精神，在还清了苏联外债、支援世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事业的同时，很快实现了国民经济的全面好转。1964年党中央提出了“建设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大大鼓舞了全党全国人民的积极性。1963—1965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7％。农业、工业主要产品产量都有大幅度增长。如：1965年粮产量达到3890亿斤，比1960年增加1000多亿斤，接近1957年的最高产量。棉花产量比1957年增加20％以上。钢产量比1957年增长1倍多。我国依靠自己的力量，建立了石油工业基础，1965年原油产量达1131万吨，实现了全部石油自给。1965年国民总收入比1957年增长52.7％，职工平均工资比1962年增长10％。①出现了物价稳定、市场繁荣的景象。
①数据引自《中国共产党历史讲义》1983年出版第233--237页。
在“文革”期间的1967、1968两年，我国经济分别比上年下降9.6％和4.2％。然而需要提出的是，从“文革”十年的总体看，经济仍是显著增长的。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我国1976年与1966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79％，年均增长率为7.1％；社会总产值增长77.4％，年均增长率为6.8％；国民收入总额增长53％，年均增长率为4.9％。十年期间，工业总产值翻了一番还多，即从1965年的1402亿元增长到1976年的3207亿元，约增长1.3倍。应该说这样的增幅与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相比并不算小。从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看更是大幅度增长，如：钢增长23.5％，原煤增长91.7％，原油增长499％，发电量增长146％，农用化肥增长117.7％，塑料增长148.2％。棉布增长20.9％，粮食增长33.8％，油料增长61.6％。①
①据《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
在六、七十年代尽管毛泽东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但这并不意味着忽视了经济建设。相反，当时党中央对工农业生产、经济和科技工作抓得是很紧的。著名的“抓革命促生产”和“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方针口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以及“三线建设”战略部署等都是在那时提出和开展的，许多大工程、大项目、大建设，包括“两弹一星”等都是在那时完成的。这期间中国基本上建立了完善的工业体系。(1952年，中国工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09，6，农业占64％，而到1975年，这个比率就颠倒过来了，工业占72％，农业占28％了。)农业上农田基本建设和水利化、机械化发展步子很快。经济上迅速发展的客观事实不容抹杀。
社会主义建设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具有开创性的事业，在波浪中前进、在曲折中发展，包括出现失误，这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必然现象。那种要求发展只能风平浪静、直线上升的想法才是真正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在改革开放中不是有个响亮的口号叫“摸着石头过河”、“允许改革失误、犯错误”吗？为什么有人竟那样苛求老一辈创业者？与之相比后人所犯的错误难道还小吗？
国家的发展、振兴本是一个统一的前赴后继的过程，缺少哪一个阶段的创业都是不可能的。在一定意义上说开头创业的经验还更加宝贵、更具有根本性。为此必须坚持历史的、联系的和整体性的观点。正确对待历史、尊重前人的功绩这是对任何一个有良知、负责任的人的起码要求。那种割裂历史、贬低前人而褒扬自己的做法最终只能是自食其果。
某些西方政治家、经济学家总是大讲“社会主义的失败”、“资本主义的奇迹”。然而他们对发达国家在实现工业化过程中曾经出现的不可计数的经济危机、衰退、停滞以及社会动乱却似乎是忘记了。仅以1929—1933年的一次经济危机、大萧条为例，英、美、德、法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下降都在32％一56％之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倒退了20年。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问题都不在话下。战后50多年来西方发达国家的年均增长率也不过百分之三、四，它远远落后于社会主义国家的增长速度。对于那些属于资本主义制度、长期在贫困中挣扎的发展中国家就更不用说。相反，中国却以50多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二、三百年走过的路程，其发展速度在历史上绝无仅有。西方政治家、经济学家总是以偏见看问题，这应为一切正直、公平的人们所不齿。让那些诅咒共产党失败的人们一次次地尝受失败吧！
一条崭新的、独特的经济发展道路
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右派时常散布一个论调：“毛泽东不懂经济”。对此论工农群众只能嗤之以鼻。敌对势力和右派在这里所谈的“经济”，其实是指西方传统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毛泽东清楚地知道：此路只能导致两极分化，是一条通往资本主义的老路。在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公有制，劳动人民翻身得解放的国家里，必须开创一条新的发展道路；而且在象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物质条件匮乏的国家，如果实行西方经济模式也是当时社会条件不允许的，只能是一条“扬短避长”、跟在别人后边慢慢爬行的路线。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可以说是除了“人”什么物资条件都缺少的国家。然而从马克思主义观点看，人又是生产力中最根本、最有决定性的因素。人不仅是发展经济的目的，而且是发展经济的核心力量。任何生产经济活动，从管理者到劳动者都是人的行为。因此，充分发挥人的能动性、调动人的力量、依靠和发动群众搞建设，这正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国情的一个强大优势。这同那种依赖金钱物质、少了钱什么事也干不成的庸俗经济论形成显明区别。
人的积极作用当然是受社会条件制约的，例如在一个一盘散沙式的私有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关系中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是不可能充分发挥的。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不仅使广大劳动人民从私有制和受剥削的地位中翻身解放出来，而且又逐步走向集体道路，广泛地组织起来，建立起了一个公平、互助的社会关系，这就为人民群众的群体力量的发挥创造了充分条件。在一条正确路线指导下，必然产生排山倒海、改天换地的力量。这也正是毛泽本经济模式的核心内容。
具体阐述以下几点：
第一、毛泽东经济模式的核心是以人民群众为本，尤其是以广大工农群众为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和主要动力源泉。
毛泽东认为，在一个经济上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搞社会主义建设，其直接途径和目标就是实现人民群众的集体富裕，不断满足其物质文化生活的全面发展的需要，根本不需要采取那种先“让少数人富起来”、走一段剥削路程、然后再“让先富带后富”的迂回曲折的途径。少数人发家自富只能是退回到旧中国。集体发展没有资金、缺乏物质条件怎么办？人民群众、劳动者阶级本身就是财富和资金的创造者。世间人是第一宝贵的，只要有了人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没有资金就用集体的力量和大家的双手直接干起来；没有洋设备就用土法上马；缺少专家、权威就广泛吸取群众的智慧。老百姓有句话：“活人不能被尿憋死”。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等待将来什么时候有了钱再搞。由此，创造出了广泛发动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发展经济、保证供应的经验，以及象“大寨”、“大庆”那样的创业道路和“鞍钢宪法”那样的先进管理模式。
第二、坚持以无产阶级的政治统帅经济，批判金钱物质利益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发展观念。
从来的发展观念都是就经济论经济、把实现眼前的物质利益和享乐视为中心。与此不同，毛泽东把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和唯物辩证法思想运用于经济社会发展中，正确揭示了经济发展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政治与经济、人与物等之间的辩证关系。充分发挥了先进政治对经济的巨大指导作用，突出了人在经济生产中的主体地位。从根本上鄙视并抛弃那种以“物”、即金钱资本为中心的发展模式。无产阶级政治实质就是坚持广大劳动群众的集体利益和共同富裕，反对少数人谋私，就是破私立公、批判资本主义。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我们看到，传统“经济人”、唯福利主义、拜金主义等庸俗经济观念即使在当代西方社会也被认为是一种陈腐、有害的东西，这种发展观念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更是不可取。在毛泽东的论述中，贯穿着大量批判“业务挂帅”、“物质利益刺激”、“机械唯物论”和单纯经济论的思想，同时提出了“经济是基础，政治是统帅”、“政治挂帅”、“人的因素第一”、“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以及“抓革命促生产”等一系列著名论断。在一切生产建设中领导干部必须走向第一线，严格实行干部和知识分子参加劳动、与群众“三同”的制度等，这不仅保证了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而且充分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了人本身的力量。
第三、正确处理国民经济内部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平衡协调发展。
计划经济与客观规律并不是矛盾的，相反正是计划经济提供了人们依据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而自觉主动地驾驭、管理经济生产的可能，从而按各方面的需要而合理地配置资源，实现平衡协调和快速发展，减少浪费、提高效率。人们看到，无论在任何体制下，经济发展中的矛盾、不平衡以及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都是会不断出现的，计划经济当然也不能避免。不断调整和处理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关系正是执政党和政府领导经济建设的重要任务。早在1956年毛泽东就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正确阐述了处理经济发展中一些重大关系的原则，其核心问题是研究探索经济内部的相互关系、尊重客观规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快经济发展。这一思想在后来实践中又不断丰富和发展，一直是中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一些基本的经济关系从60年代后基本形成相对稳定的模式。在整个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经济发展一直是在中央与地方、统一与分散、政府与生产单位(企业)、计划与市场、供与求等矛盾关系和产业结构、比例的不断调整中前进的，其中有几次大的调整和整顿、变化还比较大，称得上是真正的改革。在经济发展的目标、结构、比例关系、管理制度、方针政策等方面可以说没有哪一个“五年计划”是与原来固定不变的。相反，一直是在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争论、调查研究、调整改进中不断前进的。毛泽东时代的经济真正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富于变化的模式，一直是在跌宕起伏中前进的。它从来没有出现过不可解决的矛盾和问题。除了1958—1959年一次之外，从未发生过大的波折。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家们指责毛泽东时代的经济是一个“僵化”的、“落后”的、无效率的模式，这完全是对历史的黑白颠倒。
第四、关键是抓好整党。反对和平演变，防止领导体系以权谋私和向旧官僚制度蜕化。
毛泽东在观察分析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特点中清楚地看到，执政党的性质变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是决定性的因素。由于所处的环境和地位的变化，由于党的领导层的换代更新，这必然使执政党发生和平演变的趋势，并因此而改变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发展方向和性质。无产阶级执政党如果变成修正主义，产生官僚体制和特权集团，那么公有财产和计划经济被少数官僚权贵利用起来将十分直接和方便，那就必然变成他们的既得利益和剥削广大工人农民阶级的工具，使旧社会那种富人与穷人、权贵阶层与平民相对立的现象重演。如果领导者不是大公无私的，那么他也不敢和不能放手发动群众，从而失去了各项事业发展的生机和动力源泉。
毛泽东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危险来自共产党内部，尤其是掌握领导大权的干部。要防止他们通过改变党的马列主义路线、方针政策的办法来改变工人农民的经济和政治地位，改变公有制的性质和发展方向。为此，他创造了通过发动群众整党整风的办法，来不断揭发和批判党内的腐败和黑暗面。差不多是三、两年一次地搞政治运动，积极开展思想、路钱上的批判和斗争。此外对各级领导干部还实行每年深入工厂农村参加劳动能制度、与群众实行“三同”的制度，废除一切党政机关的特权待遇，实行干部与工人相当的工资制等。当时的干部真正能坐在机关的时间很少，基本上是经常自带铺盖卷在下面蹲点、搞运动。的确把干部整治得很苦。以至于有些人宁可在工厂当工人，也不热衷于去机关工作。尤其是毛泽东当时还给予群众“四大”的权力，以充分发挥其民主监督的作用；还实行从工农群众中提拔干部的制度；在党内积极开展批评斗争、实行相互监督的制度等。这一切措施都有效地制止了和平演变趋势的蔓延和领导阶层向旧官僚体制的蜕变。那时问题虽然也不少，但各级领导机关基本上是廉洁、高效、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的，搞腐败和特权的很少。
看起来毛泽东时代的主要精力都是在政治和思想斗争上，而实质上这正是保证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保证工人农民利益和地位的最根本的问题，更是真正实施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前提条件。可想而知，在一个官僚腐败集团或“走资派”把持的集体里，即使实行的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但对于工人农民来说还有其真正的意义吗？还能长期保持得住吗？
实践说明，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是劳动人民实现自身利益和共同富裕、全面发展的根本保证；计划经济是先进的管理方式和发展手段，是能促进生产力快速、高效发展的。然而，这里必须有一个前提，即其领导管理者动机也必须是“公共”的而不是自私的，否则是不可能的。——这本来也是社会主义和共产党的题中应有之意，并非过高的要求。——这就是说，领导决策核心及其所把持的政治、思想、教育、组织、党的建设等上层建筑领域是否继续保持其先进性和人民性、不搞以权谋私以及发生向旧官僚体制演变，这才是根本的、实质性问题所在。正是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成为毛泽东晚年所探索、力图解决的课题，形成毛泽东模式的一个突出特色。
这里清楚说明，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决不是仅仅由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构成的，而是加之领导机构的革命化(反对以权谋，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多种要素共同架构起来的，是经济基础与其上层建筑相统一的模式。如果离开后者，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是不会孤立发挥优势和长期保持得住的，因而更有其决定意义。只有在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的情况下，真正做到以公心执政，才能在决策和管理中真正从民众和社会各方面的需要出发，使经济健康快速发展，从而造福于民。在这种条件下，即使保留某些私有经济和市场经济成份，也会从政策上得到正确的调控，不会出现两极分化。相反，一旦领导集团出了象戈尔巴乔夫式的修正主义人物，社会主义公有财产便成了任人瓜分、抢夺的蛋糕。要知道，任何经济制度和机制本身都没有自动保护的能力。
在新世纪、新形势下，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新的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特别强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核心是以人为本，即承认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体和历史创造者地位，把实现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不断满足人和社会全面发展需要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此看出，这与毛泽东的经济模式和观念具有根本一致性，是对毛泽东的继承和发展；而同那种让少数人先富、急功近利、以物为中心、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要钱不要人的发展模式形成显明区别。
写于2005年9月
 以下是引用民主先锋911 在第7楼的发言：别傻了。
陈云同志当年在党代会上就说过“改革是为文革还债的”。 |
哪届党代会上就说的？
我倒是知道，1985年9月23日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陈云石破天惊!-----“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搞社会主义的!”。
这样一个中学生也知道的浅显常识，竟劳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庄严讲坛上，如此郑重强调，知道为什么吗?
| 以下是引用dakang 在第4楼的发言： 请楼主谈谈1969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越中国这件事。 |
【重要文献】1972年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期间经企厅发表年度世界经济报告评价该年中国经济
[兰台公子] 于 2004-01-31 13:44:13上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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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第四次上，希望版主放行。为什么？不是说我翻译有什么辛苦，因为这篇报告书涉及到的，全是这个坛子讨论的焦点，不重要吗？这里有一个历史背景。１９７０年以前，日本经济企画厅发表的年度世界经济报告中都是贬低中国经济的，是讲Ｎｏ的，从这篇始开始对中国刮目相看了，通篇是讲Ｙｅｓ,核心问题是人，触及到了全部问题的本质和核心所在，因此是一篇重要文献。象这样有针对性和可读性、客观真实的历史文献，难道竟比不上某些人在这里信口开河？真是怪了。不是说以人为本吗，讲人不重要？放出来让大家做个参考也是好事嘛，版主你的意思是说没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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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文献】GNPからみると過小評価になる
－－1972年经济高速成长期间日本经济企画厅发表年度世界经济报告评价该年的中国经济
http://wp.cao.go.jp/zenbun/sekai/wp-we72/wp-we72-02402.html
《年次世界经济報告－－强化福祉志向的世界经济》
昭和47年（1972年）12月5日
经济企画庁
第4章 共产主义国家－－
苏联和东欧：发展充实的消费生活
中国：重視精神面
2. 重視精神面的中国
（1） GNP过于低估中国了
我们通常拿低下的人均国民所得，大规模工业的国有化，以及对农业实行人民公社制度等来评价中国，但是仅凭这些就想深入到中国经济的核心所在，是不可能的。评价这个国家的经济，似乎更应该加上超出物质以及制度层面的尺度，这才是理解这个国家的关键所在。尤其在我们这样始终强调增长优先的国家，有一种只看以GNP为主的物质一面的倾向；苏联也在批判中国，说中国的建设无视经济上的合理性，说她提倡极端的精神主义。作为一个（经济上）尚落后的国家，中国对工业化显示了高度的热情，但我们认为中国更为重视的是支撑其国家工业化目标并与此息息相关的人，国家把这两者统一起来，以此来成就其经济的发展。
在中国，不光强调我们所说的经济的一面，国家在更为广泛的意义上规定了她的成长路线，这就是使用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一提法。要定义和公式化这个提法是件困难的事情，我们理解，它的提出在于强调国民独特的精神面貌、以此作为出发点来建设自己的国家。
不过在这里，我们首先还是从我们习惯了重要指标即标志着福祉水准的国民所得这个通例方式出发。有关国民所得，中国方面没有发表正式的数据。去年为止（1971年）我们是按人均GNP 100美元左右来推算的（参考资料见去年的年度世界经济白书）。但今年（1972年）美国参众两院联合经济委员会提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评价》报告书中认为这个数字太低，它给出的数字是人均150美元。我们注意到这个数值受美元贬值左右甚大。美国方面计算出的人均150美元相当于名义值，这样，如以1957年的实质GNP为100，那么1971年就是157，如此推算我们1971年的结果就不是100而应在170左右了。
需要指出，这里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她计算出来的GNP数值自然会比较小。这是因为，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形：①经由市场的成本支出很大。②用于消费材料的加工程度很高，而高的加工成本容易使GNP被过高評価。③从原料供給地到消費地之间的交通网和配給线都比较长，这一部分自然使得成本增加。④国民普遍在都市生活，为此需额外付出交通费和高额的房租之类。由于这些因素，结果我们的GNP就被算高了。
另一方面在中国是不存在通货膨胀的，因此按照若干商品的交换比率即汇率来将中国的GNP换算成美元作评估，这样是否可行？这个问题是存在的，话说回头，作为整体度量，GNP推算也需要考虑进去。
（2） 致力于消除社会差别
在资本主义社会，重点放在如何扩大生产，其分配按生产手段的所有程度及个人的能力来进行，最后由政府介入、对分配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极不平等部分加以修正。在生产手段公有化的社会主义国家，按其所有制的性质人和人之间是不存在差别的，分配方面也采取了对劳动者的报酬尽可能抑制差别的方法。在这一点上中国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相比较，有着极为干脆和彻底的思路。
（听说中国某集团老总给自己定年薪62万，而工人最低年薪只有600元，1000:1 !!!!可从来也没听说我们的政府出面介入过、修正过－－译按）。
我们来看工资体系。文化大革命前的政策是多劳多得加奖金刺激，就是说采取的是物质刺激的经营方式，而现在摈弃了这样的方式。以上海市为例，1970年的月工资水平最低42元，最高124元，平均60元（约8，000日元）。
（1970年日本都市劳动者的税后月工资水平不到80，000日元，两国都市劳动者收入之比约1:10，但在住房、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福祉享受方面中国要比日本来得完善，这意味着日本国民在福祉方面的日常开销占其净收入的比率可能远高于中国。2000年代以来日本都市劳动者的税后月工资水平约300，000日元，中国税后约1200元换算15，000日元，那么中日两国都市劳动者的收入之比由1970年代的不到1:10扩大到2000年代的1:15，而在福祉制度方面，公认的看法是，中国退步了，而日本则已经相当的完善－－译注）。
其他都市的情形大同小异。高级管理职员的工资以前较高，由于旨在收入方面的平等化，实行了减薪，这样到1966年年中差不多所有工厂厂长的工资与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的比率缩小到了3:1左右（苏联平均5:1，最高9:1）。
（现时中国工厂厂长的工资与普通工人的平均工资的比率何止100:1，连资本主义都不如啊！恐怕除了说这是封建主义复辟，别的没法解释－－译按）。
全国都市劳动者的年平均工资今年（1970年）是650元，与1952年相比增加了50％以上，但是与1950年代末期相比则没有什么变化。即使是这样，还是形成了一定规模（原文意思是相当规模，为避免以文害义，翻作一定规模－－译注）的家庭储蓄，这得益于1957年以来政策性的物价下调，使得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很便宜也很安定。举例来说，1公斤单位物品的单价换算成日元：米60日元（日本152日元），白菜20日元，洋葱40日元，肉类160～280日元。房租（包括水电费）月平均340～650日元，还不到月收入的4～8％。家用大件方面向好，目前人气集中在自行车，收音机，手表方面。参照工资收入状况，购一台收音机的话平均约需25～50个劳动日，手表约需30～60个劳动日，照相机25～50个劳动日，自行车60～90个劳动日，缝纫机75～100个劳动日。一般都是把钱存到数后购买这些商品，这些商品在逐步的普及之中。农村储蓄额60年代后半以来急速增加，71年底的储蓄额（人民公社与社员个人储蓄的总计）与1965年底相比增加了89％。
简单地比较工人和农民的收入并不合适。如果只看农民从人民公社接受的分配款，人均大约每年150元，这还不到工人平均工资的4分之1。但公社支给社员子女也是这个数，并且农民还可以从少量允许的自留地（个人所有的耕地）那里获得贩卖家畜、蔬菜之类的附加收入。因此户均来看，一个农户与都市夫妇均为上班族的家庭的收入相比，已经很接近了。
现时为止的政策是国家将对人民公社农业税的征收限制在一定的水准之内，丰收了，增收部分再返还给农民。此外农产品的收购价格已数次调高，而在此同时政府所提供的化肥、农药，石油等的价格却数次下调。在人民公社内部开办了小型工厂，不过在那里劳动的人的工资按规定与农民一样按工分来进行计酬，也就是说，并不存在职种上的差别。
中国并不仅仅是在收入这种物质层面缩小差别，在更为广泛的社会层面上，中国正在努力缩小“三大差别”，这就是 ① 城乡差别，② 工农差别，③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是把城市和农村连在一起加以表述，把地域社会中的住民生活作为一个整体来提出国家的基本战略的。这个基本战略就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在这里，工业并非单独地先行地发展，工业的重点被放在那些能够提高农业生产力的行业。兴办社队企业也将对缩小城乡差别起到积极的作用。在作为大型企业的榜样的大庆油田，工人以工为主兼务农业，而工人的家属则以农为主同时也务工。此外在劳动参加者的层次方面，脑力劳动为主的厂干部和管理人员也须定期轮流参加到工农生产劳动方面来。党和政府的干部进入干校学习，参加农业生产以体验体力劳动的生活。文化大革命以后，进入大学学习前必须在工作岗位上劳动锻炼，而在入学之后同样也需要参加劳动，这就是半工半读。按照这样的精神，现在正在试行经由工厂或人民公社推荐入学的方法。我们看到，这些分化原有职种的做法的意图，在于避免那种只专不能以及扩大物质的和精神层面差别的事态的发生。应该说中国仍然是在以农村为根据地，是以农业为思考的出发点。（在这个意义上），农村的作用就不仅仅是粮食增产的基地，它更成为了培养健全人格和精神面貌的人的基地。
第4-4图 每人每日的卡努里摄取量
（3） 社会保障制度整备方面的进步
根据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特征，其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福祉建设是沿着分阶段逐步整备和完善的方向向前发展的。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对象与运营主体来看，分为以城市工人为对象和以农村农民为对象这两个体系。对于城市工人，基于劳动保险法支付医疗费用、退休金、产假工资和抚恤金等，这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宏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农民，文化大革命以后规划和普及了合作医疗制度，在医疗保障方面的充实和发展尤为显著。
劳动保险法的适用范围包括工厂、矿山、铁道、邮电等行业的企业以及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劳动保险所需费用由国家和企业共同承担，对被保险者不征收保险费。
国家和企业预留相当于毎月工资总额的3％的额度作为劳动保险的费用支出。
保险支付的内容方面，有关医疗保险，工伤的费用由企业负担，期间的工资全额支给。疾病或工伤以外的情形原则上治疗费用由企业负担，治疗期在6个月以内的，按工龄由企业支付60～100％的工资，超过6个月的则由（国家）劳保部门支付40～60％的工资。被保险者的家属如生病，其费用（手术费，药费）的半额由企业负担。
有关退休金，男性职员满60岁，男性工人满55岁，女性工人满50岁退休。退休后的工资按工龄的长短发放退休直前工资的50～70％。
在农民方面，以前实施的只是人民公社基金下的厚生福利事业，文化大革命以后规划普及合作医疗制度，医疗保障层面得到迅速充实和发展。这一制度早在1958年时就在部分的人民公社中开始实施了，至1968年底开始在全国普及。
运营的方法因各人民公社的实情不同差异较大。这个制度是这样一个机制，就是由公社社员每人每年出一元钱，就可以报销其治疗费用的全额或其中的一部分。与合作医疗制度的普及平行发展起来的是培养了一支称做“赤脚医生”的半农半医性质的医疗保健队伍，他们治疗农村中的常见疾病。
“赤脚医生”在山间僻地从事巡回医疗事业，我们不能不对他们源自自发的奉献精神所作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可以说，这也是中国激励劳动大众的工作热情的措施所取得的一个成果。在学校教育方面同样如此，在山間僻地里组织起了一个个巡回教育班，从事小学教育的普及。
在现阶段的中国农村，似乎传统型的家族制度和部落内的相互扶助系统（例如，以孤儿以及孤立无助的孩童为对象的救济制度――五保制度）比起近代式的社会保障制度来更能发挥作用。
（4） 对废弃物采取综合利用的公害対策
中国排斥对经济效益的片面追求，勤俭物用，重视人的精神发展。这样的思路同样也体现在其公害对策方面。我们来看1970年大城市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上海市（1，865人），天津市（1，070人），北京市（425人），与東京都（5，328人）和大阪市（4，110人）相比，人口密度要低很多。北京和历史上相比，她现在依然是绿色的都城。国家大力植树造林，计划在全国范围建造若干1，000～2，000公里规模的林帯，在广袤的国土上构筑起绿色的长城。处在这样的环境，这个国家的公害对策其取向自然就不是那种事后对策，而是兼备了以预防为主的性格。这个取向同时立足于对资源“综合利用”的观点，清除由工业废弃物所造成的公害。这就是说，对于工业废弃物所造成的公害，并非采取单纯防备的消极立场，而是积极利用，变废为宝。
这样的尝试正在全国普及。尤其是在北京石化总厂和大庆油田等新兴工业地区，已经建立起了不少以大型的精油工厂所排废气、废水和废滓为原料进行综合利用的小型化工企业和轻工企业。并且文革以来，对工业废弃物的“综合利用”并非仅限于新兴的工业地区，在老工业城市也得到了广泛的推广。以上海市为例，1968年以来，市革命委员会下设置了负责综合利用废气、废水和废滓的机构。政府强调整体的环境利益，要求为避免公害污染，即使不得不使用成本较高的原料也在所不惜。
此外在回收装置的制造方面，严厉批判了那种等待国家援助的依赖思想，强调依靠自己的力量。在这方面同样也能看到自力更生的思路。
第4-4表 上海市来自废气、废水和废滓的回收物质
（5） 激励机制：强调主观能动性
中国的做法是以物质形式的福利提高为基础，同时重视国民精神品貌的建设。强调政治是为了巩固这种基础。强调政治不是意味着用来行使权力，而是为了唤起人民对于政治和社会的关心，并投入到其中来。这样解释，对我们来说就好理解多了。比方说企业的定位，企业不仅仅是从事生产的场所，更是作为由管理者与劳动大众结合而成的一个社会实体而存在。在这种实体里，中心问题是如果激励工作热情，这在我国最近也成了话题。这就是毛泽东主席所提倡的鞍山钢铁公司的社则（即《鞍山宪法》），它作为经营管理政策与根本原则，明确提出了如何通过工人参加管理和干部参加劳动以及群策群力等手段来激励劳动者工作热情（按中国的表述叫主观能动性）的问题。
这样的政策经过文化大革命得到了进一步强化，改变了原来由技术专家垄断技术革新的方針，改为同时尊重处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的技能和创见。这种做法的目的，在于不断矫正现代组织里易于陷入的那种全由技术精英来支配的格局，防止干群的感情由此变得疎远。
人民公社也不单纯是生产的组织，它是一种承担全部社会功能的住民自主形式的管理组织，是行政单位，是把住民的生活从教育、社会、军事各方面加以一体化了的一种统一组织。
× × × ×
面临国交正常化，我们对中国的准确理解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重要。中国虽然是一衣帯水之邦，但要理解这个国家对我们来说绝非易事。根本原因在于我们有一种单纯从效率主义来评价别国的倾向。比方说，我们通常认为把规模小的工厂分散到地方去办是忽视了大规模集约经营的优势，因而是一种非效率的做法，但是反过来我们也从运送成本的角度来解释，认为这样做是合理的。其实从生产效率层面来讲，两种说法都是成立的。而根据中国的特殊国情，地方小型工业特别具有意义。借用中国人的话来说，那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
我们所考虑的经济效率，主要是指对于所投入的生产要素获得最大产出，即把经济效率作为生产效率或者说技术效率来看待，在这样的场合下，增产便自然成为衡量效率的尺度。但象中国这样需要把政策目标置于不止一个方面的场合，所谓经济效率就须根据其经济是否是在国家政策目标被实现的前提下其运行的效果来作全面的衡量了。
中国重視人的精神建设，在实践中走出了自己的强国之路。正值我国向福祉社会建設迈进之机，亦当作为邻居与之未来相处之际，我们有必要在新的价值基准上对中国进行新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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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后按：
请懂日语的朋友斧正。
中国经济目前在高速成长，颇有点象这份年度报告发表时的日本。那么那个年代在GDP大旗下高速成长的日本，又是如何评价当时的中国经济的呢？又是如何反省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评估方法的呢？
不是吹捧日本的经济学家，他们不论过去和现在远比时下我国的经济学家具有远大的目光。正因为如此，即使是在高速成长期间，日本的经济依然冷静踏实和有序，国民素质和社会品质从中得到连续的和实质性的提升。
这篇报告书高度赞扬中国的建设路线，建设成就和人的精神品貌。书中也提供了很多有参考价值的数据和一个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相当客观的事实陈述。日本人的大脑是清醒的，他们的第三只眼睛看得远比我们准确。
报告书具体论证了GNP指标对于发展中国家并不适合，指出这个指标是个虚弱不定的东西，在它之外存在无数更具价值的东西！是的，那个时候我们的GDP是不高，而当时GDP很高并处在高速成长期间的邻国日本，却能看出社会主义中国在GDP以外许多令他们由衷赞叹的宝贵的内涵，而这些宝贵的内涵到现在已经差不多全被我们的经济学家一一颠倒黑白地否定掉了，真可笑啊，搞资本主义，你比日本人还行？
时境相似，不知道这篇报告书对于今天被高速发展冲昏大脑的部分中国经济学家来说是否具有启发（抑或启蒙？）意义。
我们现在，从上到下GDP一风吹，经济是发展了，但这发展脆弱、混沌、无序。我们的经济学家只讲所谓的经济效益，不讲或很少讲社会公平和正义；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只讲钱物，新左派的经济学家最多也只是讲经济运营自身所潜伏的危机，他们不讲或很少讲人的精神和道德；他们讲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却基本不讲以人为本。随着精英们良心的丧失，我们社会的正义和道德已经荡然无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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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p.cao.go.jp/zenbun/sekai/wp-we72/wp-we72-02402.html
年次世界経済報告
福祉志向強まる世界経済
昭和47年12月5日
経済企画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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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 世界の福祉問題
第4章 共産主義国
―消費生活の充実を進めるソ連・東欧と精神面を重視する中国―
2. 精神面を重視する中国
(1) GNPからみると過小評価になる
1人当たりの国民所得が低いとか,大規模工業は国有,農業は人民公社制といったことだけでは,中国経済の核心をついてることにはならない。物質的な尺度や制度論を超えるなにものかがあって,それこそ中国理解のかなめになっているように思える。とくに成長優先できたわれわれは,ともすると,GNPをはじめとするフィジカル(物質的な)面に目を向けがちであるし,ソ連も中国の国づくりを経済的合理性の無視,極端な精神主義として批判している。中国は,なお遅れた国として工業化にも熱意を示しているが,これを支えそれと深くかかわりあう人間をより重視し,両者の統一の上に経済発展をなしとげようとしている。
中国では,たんに経済的側面からだけではなく,広い意味での成長路線をあらわす言葉として「社会主義建設の総路線」という言葉が使われている。
その内容を定式化することはむずかしいが,独特の精神面を強調した国づくりと解すべきものである。
しかしながら,ここではまず福祉水準の重要な指標として,国民所得をとりあげるという通例の方法から出発しよう。これに関する中国側の公式発表はない。われわれはこれまで中国の1人当たりGNPを100ドル程度(昨年度年次世界経済白書,参考資料)と推計してきた。この計算をアメリカ上下両院合同経済委員会報告書「中華人民共和国-その経済的評価」(1972年)は少なすぎると評して,150ドルという計算を出している。しかし,これはドルの減価をどうみるかに大きくかかっていて,アメリカ側の計算による150ドルは名目値のようなものといってよく,57年の実質GNPを100とすれば,71年は157とみているが,われわれの計算では170程度になる。しかし,こういったことよりも,もっと重要なことは発展途上国であり,社会主義国である中国については,GNPが過小に出てくるということである。先進資本主義国の場合は①市場を経由する支出が大きい。②消費財の加工度が高く,その分だけ高評価になりやすい。③原料供給地から消費地までの交通網,配給網が長く,その分だけコストが高くなっている。④都市生活を行なうため交通費,高い家賃といった特別のコストがかかる。といったことから,GNPは高く計算されてくる。
一方,インフレがない中国のGNPを一部商品の交換比率である為替レートでもってドル額に換算しただけでよいか。という問題があって,しょせんGNP推計も一つのめやすと考えるべきであろう。
(2) 社会的格差の解消めざす
資本主義社会においては,生産を大きくすることに重点を置き,分配は生産手段の所有の程度や個人の能力にしたがって行なわれたあと,政府が介入し,極端な不平等を修正する。生産手段を公有にしている社会主義国では,その所有による格差はもともとないが,生産参加に対する報酬にもなるべく差がつかないような分配方法がとられる。中国では,この点で,他の社会主義国とくらべてもきわめて徹底した考え方をもっている。
賃金体系をみると,文化大革命前は出来高払い制や賞与によって生産を高めるような政策,すなわち,物質的刺激経営が行なわれていたが,現在ではこういったやり方は排除されている。上海市の場合を例にとると,1970年の賃金水準(月間)は,最低42元,最高124元,平均60元(約8,000円)となっている。
これはほかの都市でも大差はないようである。高級管理職員の俸給は以前はかなり高かったが,所得平準化の目的から賃金カットが行なわれ,66年央にはほとんどの工場で工場長の俸給額と一般労働者の平均賃金との比率は3対1となった(ソ連では平均して5対1,最高9対1)。都市労働者の全国平均賃金は,70年現在年収650元,1952年に比べると50％以上増加しているが,1950年代末期からほとんど変っていない。それにもかかわらず,各家庭でかなりの貯蓄ができるのは,1957年以来政策的に物価が全体として引き下げられ,生活必需品が安価でしかも安定しているからである。たとえば,1キロ当たりの価格は日本円で米60円(日本では152円),白菜20円,玉ねぎ40円,肉類160～280円といったところである。家賃(水道,電気代をふくむ)は月間平均340～650円で月収に対して4～8％にすぎない。耐久消費財はこれからで,今のところ自転車,ラジオ,ミシン,時計に人気がある。賃金収入と比べると,たとえばラジオは平均して25～50日分,腕時計は30～60日分,カメラは25～50日分,自転車は60～90日分,ミシンは75～100日分といわれるが,貯金してはこれを買うという方法がとられ逐次普及している。農村の預金額は60年代後半になって急速に増加,71年末の預金額(人民公社と農民の個人預金の合計)は65年末に比べ,89％の増加となっている。
農民と都市労働者の所得は単純に比較することは適当ではない。農民が人民公社から受け取る分配金だけをみると,1人当たり年間約150元前後で,都市労働者の平均賃金の4分の1弱にすぎないが,子供に対してもこれが支給されるし,このほか若干みとめられている自留地(個人所有地)から得られる家畜,野菜などの販売収益があって,農家世帯当たりでみると,都市の夫婦共働きの世帯当たりの収入にかなり近づいている。
これまでの政策をみても,人民公社に対する農業税の徴収額を一定水準に据置いているし,豊作の場合の増収分は農民に還元している。また農産品の買上げ価格を数次にわたって引上げる一方,政府が供給する化学肥料,農薬,石油などの価格は数次にわたって引下げている。人民公社の中には小型工場が設けられているが,そこに働くものの賃金は農民と同じ労働点数制によってきまっている。職種による差はないわけである。
中国は所得という物質面の格差縮小だけではなく,より広く社会的格差の縮小のために「三大差異」すなわち①都市と農村,②工業と農業,③頭脳労働と肉体労働の縮小をうたっている。
都市と農村という表現によって地域社会における住民生活を全体としてとりあげていることに注目したい。その基本的戦略として,「農業を基礎として工業を導き手とする」政策がとられている。工業だけが先走りするのではなく,農業の生産力をあげるのに役立つような工業に重点をおいている。農村に小型工場をたてることも都市と農村との差を縮小するのにプラスになろう。大工場の場合でも模範とされる大慶油田では,労働者は工業を主として農業を兼ね,その家族は農業を主として工業を兼ねている。また,労働者のレベルでは,頭脳労働を主とする工場の幹部職員も,輪番で工農業の生産労働に参加する。党や政府の幹部たちが幹部学校に入って農作業に従事し,肉体労働を体験する。文化大革命以後,大学進学も職場の労働を通して勉学するという,半工半読の精神を生かす意味で工場や人民公社からの推せんという方法を実験的にとり入れている。このように職業分化によって人間が専門化し,物質的,精神的にも格差が生ずるような事態を回避しようとする意図がうかがわれるが,この場合に,土に密着した生活,物の考え方を中心にしている。農村は,食糧増産の場としてだけでなく,健全な人間像育成の場として作用しているようである。
第4-4図 一人一日当りカロリー摂取量
(3) 社会保障制度の整備進む
社会主義経済体制の特質からして,社会保障制度や社会福祉施設は段階をおって整備される方向に向っている。社会保障制度は,その対象と運営の主体からみて,都市労働者を対象とするものと,農民を対象とするものとの2つの系統に分かれる。都市労働者に対しては,労働保険法によって医療給付,年金給付,出産給付,死亡給付などを網羅した広範な社会保障制度があり,農民に対しては,文化大革命以後,協同医療制度の普及がはかられ,とくに医療保障面での充実が急がれている。
労働保険法の適用範囲は,工場,鉱山,鉄道,郵便電信などの企業および政府機関で,労働保険に必要な費用は国と企業が負担し,被保険者は保険料を徴収されない。
国と企業は毎月賃金総額の3％相当額を労働保険料として収めることになっている。
給付の内容をみると,医療給付については,業務上の傷害はすべて企業が負担し,賃金も全額支給される。疾病または業務外傷害も原則として費用は企業が負担し,治療期間申の賃金は6ヵ月以内なら勤続年数に応じて60～100％が企業から支払われる。6ヵ月を超えると,労働保険から40～60％が支払われる。被保険者の家族の疾病については,費用(手術代,薬代)の半額を企業が負担する。
年金給付については,男子職員は満60才,男子労働者は満55才,女子労働者は満50才の定年に達した後,各人の勤続年数に応じて最終賃金の50～70％相当額が年金として支給される。
一方,農民に対しては,これまで人民公社の基金をもって厚生福利事業がおこなわれるに止まっていたが,文化大革命以後,協同医療制度の普及がはかられ,医療保障面での充実が急がれている。この制度はすでに1958年ごろから一部の人民公社で始められていたが,1968年末から全国的に普及した。
運営方法は各人民公社の実情に応じて相当異なっているが,制度の骨子としては,人民公社の社員が年間一人一元程度を拠出し,治療費の全額または,一部を保障してもらう仕組みになっている。また協同医療制度の普及と平行して,「裸足の医者」と称される半農半医の保健要員が養成され,農村での軽度の疾病治療に従事している。
「裸足の医者」は山間僻地の巡回治療に当っているが,自発的な奉仕の精神に支えられたこうした役割は高く評価されなければならないし,また労働大衆の働きがいを高めようとする中国の施策の成果ともいえる。学校教育の面でも同様に,山間僻地における巡回教育班が組織されて,小学教育の普及に当たっている。
農村の現段階では,近代的な社会保障制度よりも伝統的な家族制度や部落内の相互扶助システム(たとえば,孤児や身寄りのない若人を対象とした救済制度―五保制度)がよく機能しているようである。
(4) 廃棄物の総合利用にとりくむ公害対策
経済効率の一面的な追求を排して,物資を節約し人間を重視しようとする考え方は,中国の公害対策の面にもその一端があらわれているようにみえる。大都市の一平方キロ当り人口密度(1970年現在)をみても,上海市(1,865人),天津市(1,070人),北京市(425人)で東京都(5,328人),大阪市(4,110人)に比べて,人口密度ははるかに低い。北京は昔並みに緑の都である。また全国的な規模で1,000～2,000キロメートルに及ぶ林の帯を何本も建設するという植林計画をすすめている。広大な国土に緑の長城を築こうというわけである。こうした状況下にある中国の公害対策の取りくみ方をみると,事後的公害対策というよりは,むしろ予防対策といった性格をもっていて,工場廃棄物による公害の除去を,資源の「総合利用」という観点から進めている。つまり,たんに工場廃棄物の害を防止するという消極的な立場ではなく,積極的にこれら廃棄物を利用して,有害なものを有益なものにかえようとしている。
こうした試みは全国的に普及しつつあるが,とくに北京石油加工廠(石油コンビナート)や大慶油田など新工業地区では,大型精油工場から排出される廃気,廃水,廃滓を原料として利用する多くの小型の化学工業,軽工業の工場が建設されている。また工場廃棄物の「総合利用」は新しい工業地区においてだけではなく既存の工業都市においても,文化大革命後,大々的に繰り広げられている。上海市を例にとると,1968年以来,市の革命委員会に廃気,廃水,廃滓の公害除去と「総合利用」を担当する機関が設置された。汚染を避けるためには,別の原料を使わねばならないし,そのためにコスト高になるということがあるにしても,全体の利益が強調されている。また,回収装置を設置するにあたっても,国の援助に安易に依存することはきびしく批判され,自己努力が求められているようで,こうしたことにも,自力更生の思想がみられる。
第4-4表 上海市の廃気,廃水,廃滓からの回収物質
(5) 働きがいを強調する
中国は物質的な福祉向上の根底にあるものとして精神的な面を重視している。これの基礎を固めるものとして政治が強調されている。それは権力の行使としての意味ではなく,国民に政治,社会に関心をもたせ,それに参加させるものと解した方がわれわれにとってはわかりやすいようである。たとえば企業も単なる生産の場ではなく,管理者と労働大衆によって形成される社会組織としてとらえられている。そこにはわが国でも最近話題になっている働きがいの問題が中心になる。毛沢東主席が提起した鞍山製鉄所規則(鞍鋼憲法)も,経営管理政策として,労働大衆の経営参加,幹部の労働参加,大衆討議などを通して,労働者の働きがい(中国の言葉でいうと主観的能動性)をいかにして発揮させるかという根本原則を明らかにしたものである。
こうした政策は文化大革命によっていっそう促進された。そこでは,技術革新は技術の専門家からといった方針を打破し,現場労働者の工夫や発想を尊重するようになっている。現代組織のおちいりやすいテクノクラート支配と,そこから生ずる疎外感をたえず改めていこうというものである。
人民公社も,それは単なる生産組織ではなく,全般的な社会機能を担なう住民の自主的管理組織であって,行政の単位であり,教育,社会,軍事など住民の生活すべてを一つにした統一組織である。
× × × ×
国交の正常化を迎えて,われわれは中国を的確に理解することが今までよりもいっそう重要になってきた。一衣帯水の地にありながら,この国を理解することは,われわれにとって,けっしてなまやさしいことではない。その根本はわれわれはともすると効率主義からほかの国を評価しがちだということにある。たとえば,地方に小さな工場を分散してたてることを大規模のメリットを無視した非効率なやり方であるとみたり,あるいは逆に輸送コストの面から合理的であると解釈したりするが,生産効率という面からみれば,両説とも成立すると思う。しかし,地方の小型工業の意義は,中国側の言葉を借りれば,「戦争に備え,災害に備え,人民のために」というところにある。
ここで経済効率を生産要素の投入に対して最大の産出をはかること,すなわち生産効率ないし,技術的効率として考える場合には,生産増大が効率をはかる尺度となりうるが,中国のように別の面に政策目標をおいている場合には,その政策目標の実現に向って経済が運営されているかどうかによって,経済効率をはかるべきであろう。
中国は精神面を重視して,試行錯誤をくり返しながら国づくりをすすめている。あたかもわが国が福祉社会の建設に前進しようとしているとき,そしてこれから隣人としてつきあうとき,新しい価値基準で中国を見直すことが必要であ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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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節] [目次] [年次リスト]
| 以下是引用mlongm 在第14楼的发言： 政治与经济 毛时代是没法比的。难道非要说出来吗？
中国那时候的经济没有什么出口没有什么进口，自己说生产了多少就是多少，说是什么效率就是什么效率（不想说，但给你们提个醒吧，这个传统真的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哎！）。
那时候还整天说，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呢，开放以后，人家台湾来人，大家都傻了眼了，人家的生活和我们比那就是天堂。然后今天，台湾再来人，也许比我们钱多一点点，但我们还是可以说大家生活差不多的他们比我们已经强不了很多了。知道么，这就是真正的差距。别整天拿几个破数字就当真了，睁开...... |
中国那时候正在受西方封锁，出口进口少很正常。而且中国这么大，又不是香港台湾这种外向型经济体，自己内需都供应不来，还谈什么出口。进口也是，你要进口的，人家不给你，你想进也进不来。国家发展也讲阶段时机不顾历史现实一味指责那个时候出口进口少，不是无知就是有病。
说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说的是他们贫富差距悬殊，分配不均，不是说他们经济不济。那个时候的台湾虽然经济告诉发展，其实人民生活水平跟大陆一样不高，直到八十年代后经济成果才开始反哺社会，台湾人才逐渐开始改善。而且台湾经济在解放前就比大陆富裕数倍，老蒋有席卷大陆数亿人民的民脂民膏逃到台湾，它不富才怪。
既然你承认富了国家，那就是证明了毛时代建设是有效的。至于穷了百姓，建设创业阶段穷有什么奇怪的。只要不是你说的“举天下之力供几人之私欲”就行了。所幸那个时代正是官民同欲上下一心谋建设，没有贪污腐败的一个清廉而公平公正的社会。所以人民穷而无怨，生活有憧憬有盼头。说物质生活连解放前不如根本就是放屁，生活水平这么差哪里养来的这么多人口？解放前人均寿命才有可怜的35岁，毛时代升了近一倍70岁左右，这么想过35岁的解放前生活，还不简单，35岁之前找块豆腐撞死不就得了。那用你朝思暮想返民国这么累。
| 以下是引用dakang 在第4楼的发言： 请楼主谈谈1969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超越中国这件事。 |
那请你解释一下德国为什么能凭借欧元对美元汇率的上涨还能在2007年保住名义GDP世界第三的位置.
战后百废待兴，加上苏联援助，一点成就没有除非是猪，但和二战后其他国家横行一比差距就出来了，建国二十年我们被人拉远了，这是事实。同时国内经济发展是非正常的，比如大跃进时期，58年经济增长20％以上，到了61年变成严重的负增长。再比如长时期生活物资短缺，商品种类稀少，温饱无法解决。毛时代经济最大的成就是依托苏联基本完整的建立了中国的重工业体系，包括国防工业体系，完备的重工业体系是强国的基础，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总体来看，是不如人意的。
| 以下是引用我是玄字辈的 在第20楼的发言： 战后百废待兴，加上苏联援助，一点成就没有除非是猪，但和二战后其他国家横行一比差距就出来了，建国二十年我们被人拉远了，这是事实。同时国内经济发展是非正常的，比如大跃进时期，58年经济增长20％以上，到了61年变成严重的负增长。再比如长时期生活物资短缺，商品种类稀少，温饱无法解决。毛时代经济最大的成就是依托苏联基本完整的建立了中国的重工业体系，包括国防工业体系，完备的重工业体系是强国的基础，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但总体来看，是不如人意的。 |
少胡说！建国二十年我们拉近了差距，这是事实。
真正拉开差距的，是1980——1989这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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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世界经济导报》1988年组织讨论:改革1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老在300美元上下徘徊，与西方的经济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越拉越大。
上海《世界经济导报》依据的是世界银行每年公布的《世界发展报告》。
世界银行每年发表的报告，是一本厚达250页的大书，其后面部分(约80页)全是统计图表和技术注释，是颇具权威的。其中有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简称GNP)统计表，在世界上影响很大。
在《世界银行图表集》中，我国历年的一些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简称“人均GNP”)如下表：
1950年 29.2美元
1976年 215美元
1980年 290美元
1981年 300美元
1982年 310美元
1983年 300美元
1984年 310美元
1985年 310美元
1986年 300美元
1987年 290美元
1988年 330美元
以下是引用楚狂客 在第17楼的发言：
那请你解释一下德国为什么能凭借欧元对美元汇率的上涨还能在2007年保住名义GDP世界第三的位置. |
日元大幅升值是80年代的事情，而人民币大幅贬值则是80年代以后的事情。
难道你要说的是中国那30年的经济比德国要好，发展的要快？
老楚，能否列下苏联援助建设的都是哪些工程项目啊，这些项目在中国的建设过程中作用如何
毛泽东时代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这个没有人否认。
但是没有那一系列的错误，左的错误，中国的发展局面会更好。
苏联的错误我们都犯过，注意哦，是犯在前面。
但我们的文化更具柔韧性
有秦之过，而无秦之失。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写照。
那个时代有错误，但也在试图纠正，只是没有从根本上纠正罢了。
| 以下是引用740822 在第25楼的发言： 这些数字是最狗屁的,亩产十万斤都弄得出来,这些数字来源就更不正常了. |
到也是~
俺只信宣传提纲上滴~
上面没有的就都是假滴~
| 以下是引用堕落天使 在第24楼的发言： 老楚，能否列下苏联援助建设的都是哪些工程项目啊，这些项目在中国的建设过程中作用如何
毛泽东时代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这个没有人否认。
但是没有那一系列的错误，左的错误，中国的发展局面会更好。
苏联的错误我们都犯过，注意哦，是犯在前面。
但我们的文化更具柔韧性
有秦之过，而无秦之失。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写照。
那个时代有错误，但也在试图纠正，只是没有从根本上纠正罢了。 |
一五计划:
1954年苏联援建中国基础工业建设156个项目到底是哪些？(项目清单)
东北地区
一、辽宁省
苏联帮助中国兴建的156项工程辽宁有24项。包括：
1.鞍山钢铁公司;
2.本溪钢铁公司的扩建；
3.抚顺发电厂、
4.阜新发电厂、
5.大连第二发电厂的增容；
6.阜新新丘竖井、
7.阜新平安竖井、
8.阜新海州露天煤矿、
9.抚顺东露天矿、
10.抚顺老虎台煤矿、
11.抚顺西露天矿、
12.抚顺胜利矿刘山竖井、
13.抚顺龙凤矿竖井的新建扩建；
14.抚顺石油二厂、
15.抚顺铝厂、
16.沈阳第一机床厂、
17.沈阳第二机床厂（中捷友谊厂）、
18.沈阳风动工具厂、
19.沈阳电缆厂、
20.大连造船厂改建扩建以及
21.杨家杖子钼矿和
22.一一二厂、
23.四一0厂、
24.渤海造船厂的新建和扩建改建工程。
为了与这24项重点工程配套，辽宁还在沈阳、大连、抚顺、本溪、安东等地安排了省市重点工程项目730个。包括改建扩建抚顺钢厂、大连钢厂、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沈阳冶炼厂、锦州铁合金厂、沈阳第三机床厂、沈阳鼓风机厂、沈阳水泵厂、大连重型机器厂、大连机床厂、沈阳化工厂、沈阳玻璃厂、大连玻璃厂等。
(一)沈阳市
前苏联援建的156个大项目有6个建在沈阳
1.沈阳第一机床厂（原沈阳市机械修理厂）
是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工程项目之一，是国内最早生产车床的工业企业。
2.沈阳航空工业学院
是一所为航空工业和地方经济发展培养高级工程技术人才的普通高等学校,她坐落在辽宁省沈阳市,是东北地区唯一的一所航空院校.学院前身为沈阳航空工业学校,始建于1952年,是前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项目之一.
3.沈阳风动工具厂
1955年1月我国第一座近代化风动工具厂——沈阳风动工具厂验收和开工典礼大会在沈阳举行。沈阳凿岩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原沈阳风动工具厂），是中国凿岩机械和气动工具行业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大型骨干企业。目前公司占地11.3万平方米，可年产气动凿岩机50000台、气动工具30000台、液压凿岩机150台、凿岩钻车350台、重矿机械配件700吨、锻件5000吨、热处理件5000吨、精铸件1000吨。我公司在中国设有24个自己的销售公司和众多代理商，有2000多个用户，产品销往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智利、泰国建立了自己的销售公司，在中国同行厂家中具有独一无二的优势，中国市场信息占有率达50%以上，从八十年代开始，公司开始发展外向型经济，于1984年引进了瑞典ATLAS COPCO公司液压凿岩机检测制造技术，成为中国唯一的生产液压凿岩机的厂家。
4.沈阳电缆厂
东北输变电设备集团沈阳电缆厂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电线电缆制造企业，下设专业化分厂和质量检测中心和开发中心。主要产品有电力电缆，光纤电缆，通讯电缆，电器装备电缆，裸电缆，电磁线，光纤光缆，电缆附件等共7大类，70个系列，440个品种，4万多个规格。产品采用国际标准生产。21种主要产品获国家，部和省优质产品称号。产品除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外，还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1995年8月，铜芯铝绞线，市话通讯电缆，固体绝缘电缆，纸绝缘电缆，橡胶绝缘电缆等5个主导系列产品的质量控制系统，通过了ISO9002的认证。
5.沈阳飞机制造公司（原名112厂）
1951年6月29日，担负飞机修理任务的112厂在抗美援朝的烽火中诞生。 1953年5月15日，中苏两国政府正式签订了苏联援助中国156项重点建设的协议，其中包括112厂从1953年开始扩建，1956年建成年产1000架喷气式歼
击机的制造厂，制造的第一种机型为米格-15比斯等条文。1954年1月 13日，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了由二机部四局拟定的112厂扩建为喷气式歼击机制造厂的总体设计任务书。
1956年9月9日，《人民日报》头版报道：“新华社9月8日消息，今天下午4时，在某地举行了喷气式飞机制造成功的国家验收签字仪式……这种飞机……提前一年零五个月完成了试制任务……。” 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歼5试制成功，结束了中国不能制造喷气式歼击机的历史。文中的“某地”，就是沈阳飞机制造公司（原名112厂）。
(二)抚顺市
“一五”期间，抚顺扩建、改建、新建厂矿企业118个，其中有8项属于前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156项重大工程项目。
1.抚顺铝厂
是中国第一家轻、稀有色金属冶炼企业，隶属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铝和镁生产线当“一五”期间前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
2.抚顺西露天矿
3.抚顺龙凤矿立井
4.抚顺老虎台矿
5.抚顺胜利矿
6.抚顺东露天矿
(三)阜新市
建国初期，全国156个重点项目建设有4 个能源项目落户阜新。
1.阜新平安（五龙）立井
2.阜新新邱1号立井
3.阜新海州露天煤矿: 1953年，年产量达800万吨以上的中国最大的露天煤矿—阜新海州煤矿建成投产
4.阜新电站
(四)其它
1.鞍山钢铁联合企业
1953年11月，鞍山钢铁公司三大重点工程——新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七号炼铁炉相继提前竣工。这是苏联政府援助我国新建和改建的项目
中，首先竣工投入生产的三项重要工程。是1953年我国重工业发展中的重要事件。 鞍山钢铁公司的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和第七号自动化炼铁炉，从1952年开始到1953年11月先后建成。该公司薄板厂、第二初轧厂也分别于1954年
和1956年竣工投产。此外，北满钢厂、本溪钢铁公司基本竣工。
二、吉林省
一五”计划时期，在重点建设东北工业基地的方针指 导下，吉林省是国家工业建设的重点地区。在全国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中，吉林省11项。5年间，全省工业基本建设投资17．6亿元。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吉林化肥厂、丰满发电厂等一批国家的骨干企业新建、扩建并投产，使吉林省工业跨跃到了一个新水平。
1.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重要建设项目之一，投资总额为6.5亿元。1953年7月15日开始动工兴建。1956年7月13日，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建成并试制成功第一批国产载重汽车，毛泽东把这种汽车命名为“解放”牌。10月15日正式移交生产，年产载重汽车3万辆
2. 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
特大型石化企业，国家一级企业。前身为吉林化学工业公司(简称吉化)。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１个规模最大的、前苏联援建的化工项目,是以国家“一五”156项重点工程中的“三大化”(染料厂、化肥厂、电石厂)为标志的我国第一个大型化学工业基地，1954年开工建设，1957年投产。
1998年，上划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1999年，按中油集团公司统一部署，吉化公司核心业务重组为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和吉化股份有限公司，非核心业务重组为吉化集团公司。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是中国最大的ABS生产基地，也是中国重要的聚乙烯、乙二醇、乙丙橡胶、有机硅及苯类产品的主导生产商之一。吉化投产近40年来，已累计上缴利税200亿元，向全国输送各类人才近3万人，为中国经济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3.吉林染料厂
属前苏联援建的１５６项工程中的项目。1954年开始兴建苏联援助的吉林染料厂，这是我国第一个现代化的大型染料厂。1957年10月建成投产，可年产多种染料1万吨，各种染料中间体3.5万吨，从而改变了我国染料工业落后面貌。
4.吉林电极厂（现吉林炭素厂）
吉林炭素股份有限公司的前身吉林炭素厂，是中国五十年代初期建设的基础工业项目之一。经过四十多年的不断改造和发展，现已成为中国最大的
综合性炭素制品生产企业，国家大型炭素企业，是具有现代化生产规模，在国内外有着重要影响的基础能源、原材料生产企业，是国家重点扶持的512户
大中型重
5.吉林化肥厂
6.吉林铁合金厂钨铁生产部分
吉林铁合金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是原吉林铁合金厂于1998年改制组建的大型国有独资企业。位于中国吉林省吉林市哈达湾，东依松花江、紧靠长图铁路。
7.通化湾沟工井
8.丰满发电厂:
丰满发电厂始建于1937年，1943年第一台机组发电。1951年丰江发电厂开始了大规模的改建和扩建工作，到1960年5月8台机组全部安装完毕。
至此，丰满发电厂第一期工程结束，装机容量55.375万kW，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水利发电厂。二期扩建工程安装了2台8.5万kW机组，于1992年6月竣工。
三期扩建工程在大坝西岸利用泄洪洞安装2台14万kW的机组，1998年7月最后一台机组投产发电，丰满发电厂跨入了百万千瓦级电厂的行列。 丰满发电厂是我国最早的大型水力发电厂，位于第二松花江中游吉林市丰满区，是东北电网南北联络的枢纽，也是东北电网的主力电厂之一，担负着供电、调峰、调频、调相、事故及检修备用等任务，是国家二级企业。厂始建于1937年，1942年大坝蓄水，1943年第一台机组发电。现装有机组12台，总装机容量为100.25万千瓦。
三、黑龙江
根据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规定，黑龙江省是国家工业建设的重点地区之一，苏联帮助我国建设的156项工程，有22项在黑龙江省。国家在黑龙江省
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计划规定为25.6亿元，占国家工业投资的10.3%。 哈尔滨市作为全国老工业基地之一,工业主体主要形成于“一五”、“二五”时期。抗美援朝期间“南厂北迁”的13个大中型企业和原苏联援建我国的156项
重点工程中有13项在哈市布局，形成了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体、重工业为重心的工业经济结构。
(一)哈尔滨
1.哈尔滨电机厂
2.哈尔滨汽轮机厂
哈尔滨汽轮机厂有限责任公司的前身--哈尔滨汽轮机厂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设的重点项目之一。1956年动工兴建，1958年投产
3. 哈尔滨锅炉厂
4. 哈尔滨轴承厂
5.哈尔滨伟建机器厂（原哈飞）
6.哈尔滨东安机械厂
7.哈尔滨东北轻合金厂（原哈尔滨101厂）
8.哈尔滨量具刃具厂
9.电碳厂
10.电表仪器厂
(二)其它
11.阿城继电器厂
12.佳木斯造纸厂
佳木斯纸业集团有限公司是国有独资公司、国家大一型企业，全国百户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单位之一。是“一五”期间由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
工程中的两项，1953年建设，1957年投产
13.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
总部位于齐齐哈尔市富拉尔基区，是我国“一五”期间由原苏联援建的156 项重点建设.
14鹤岗兴安台10号立井
15.鹤岗东山1号立井
16.鹤岗兴安台洗煤厂
17.鸡西城子河洗煤厂
18.鸡西城子河9号立井
19.鹤岗兴安台2号立井
20.双鸭山洗煤厂
21. 友谊农场
友谊县境内有"天下第一大农场"美称，她是我国"一五"期间 156个重点工程之一，并由原苏联援建的，为纪念中苏人民的伟大友谊，
国务院将该场命名为"国营友谊农场.
22.齐齐哈尔钢（北满特钢）
该公司始建于五十年代，是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
四、内蒙古
内蒙古的钢铁工业是建国后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国家“一五”时期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中，有5项在内蒙古。
1.包头钢铁公司 简称“包钢”是其一。包钢从1954年筹建至1959年投产，使内蒙古成为全国三大钢铁基地之一。经过40余年发展，在全区相继建成了一批钢铁企业（包括矿山），
已形成了从采矿、选矿、烧结、炼焦、炼铁、炼钢、开坯、轧材及相应辅助设施配套完整的工艺流程，已建成了从地探、设计、科研、施工、生产等门类齐全的钢铁工
业体系，建成全国十大钢铁基地之一。
2.内蒙古第一机械厂內蒙古第一機械制造（集團）有限公司，是國家“一五”期間156個重點建設項目之一，現隸屬于中國兵器工業集團公司，是國家特大型工業企業和520戶?攸c企業之一。
3.第二机械厂
4.包头第一热电厂 该厂始建于1958年，1959年9月1日首台机组投产发电，一期工程是原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项目之一，经四期扩建和技术改建，现有八机八炉，总装机42.4万千瓦。
现有职工2646人（从事主业人数1307人），拥有固定资产原值6.86亿元，是国有大型Ⅰ档企业、内蒙电力总公司骨干企业之一。
5. 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包头第二热电厂） 前身为包头第二热电厂,始建于1956年,是国家“一五”期间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电厂先后经历四期工程建设,现拥有八台机组，总装机容量42.5万千瓦时。
华北地区
五、北京
1.北京电子管厂
周恩来批准筹建北京电子管厂，并列入苏联援建我国的156项重点建设项目中。1951年12月，苏联部长会议同意此援建项目，与我国政府达成援建协定，签订了专家来华合同。
2.北京战略火箭生产总厂
这座工厂原是国民党的一个配件厂。解放后接收过来，于1951年改造成飞机修理厂。先后大修和改装过教练机、战斗机和运输机等，为抗美援朝作出了贡献。1954年，这座工厂被列为我国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期间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
3．金属结构厂
该厂为苏联援华156个重点项目之一，其设计与布局完全采用莫斯科金属结构厂的图样
六、河南省
河南一共10个(一)洛阳(8)
有三种说法：
A.苏联援建的156项目，有6个安排在洛阳（全部在西郊涧西工业区），1954年1月8日，国家计委讨论通过，并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确定在远离洛阳明清老城、当时还是一片荒野的涧河以西建设4个重工业厂：第一拖拉机厂、矿山机器厂、滚珠轴承厂、中型电力厂；随后又增建了铜加工厂、高速柴油机厂和国内设计的耐火材料厂）
B.涧西区是重工业基地，“一五”期间国家的重点工项目有：第一拖拉机厂(一拖公司)、轴承厂（洛轴集团）、矿山机器厂(中信公司)、铜加工厂、河南柴油机厂、耐火材料厂，另外还有嘉陵摩托车厂、热电厂，还有市属企业１９８家、区属企业５５家、三资企业２２家、非公有制企业６００００余户，是国家农机、矿山、发电设备、摩托车、铜材、轴承、耐火材料、仪表、化工产品的重要产地。
C.从解放初到1954年，洛阳的工业有了初步的回复和发展。54年的一五计划中，苏联的156项重点项目建设支援，洛阳占了7项。即在苏联援助下洛阳建成了7个大型工厂：东方红洛阳拖拉机厂、黄河冶炼厂、洛阳轴承厂、矿山机械厂、铜加工厂、洛阳耐火材料厂和高速柴油机厂，另有洛阳冶炼厂、棉纺织厂和洛阳机车修理厂十个大厂，每个厂房几万平方米，厂内有现代化的研究所和学校，如耐火研究所、拖拉机研究所、拖拉机学校等。57年，洛阳有250所学校。洛阳逐步建成为现代化的工业城市。
(一)洛阳
1.洛阳热电厂
位于洛阳市区西部，是"一五"期间由原苏联援建我国的156个项目之一。全厂额定电功率17.5万千瓦，主要为全国闻名的洛阳拖拉机厂、矿山机械厂等国营六大企业（集团）提供生活和生产用汽。
2.洛阳一拖公司（洛阳拖拉机厂）
原东方红洛阳拖拉机厂是国家"一五"期间兴建的156个重点建设项目之一，于1959年11月建成投产。投产40年来，累计生产了100多万台拖拉机， 万台柴油机，万台汽车，万台工程机械
3.矿山机器厂(矿山机械厂)
4.滚珠轴承厂(洛阳轴承厂)
一五"期间由原苏联援建我国的156个项目之一，瓦房店轴承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一五"期间援建了洛阳轴承厂。
5.铜加工厂
6.高速柴油机厂（原名河南柴油机厂）
河南柴油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名河南柴油机厂）是中国“一五”期间156项重点工程之一。是国内轻型高速大功率柴油机研制生产基地，也是国家首批摩托车定点生产厂家，属国家大型一类企业。
7.耐火材料厂(原洛阳耐火材料厂)
洛阳耐火材料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原洛阳耐火材料厂)始建于1958年，是国家“一五”期间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也是国内规模最大的耐火材料生产基地和出口创汇大户，是1999年列入全国520家重点企业中唯一的耐火材料生产企业。
8.黄河冶炼厂
(二)其他
9.三门峡中国水电建设第11工程局或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
原三门峡工程局，是黄河中游修建的一座大型水利工程。三门峡工程也是156项目之一，是一五时期中国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三门峡市即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个工程是苏联援建的156项工程之一。中苏关系破裂后，这里的苏联专家也于1960年撤走。
10.焦作中马村立井
即焦作矿务局。中国近代建设最早的煤矿之一，也是一五时期重点扩建的煤矿，所属的中马村矿也是156项目之一，是中国煤炭工业的典型企业。焦作市即是在焦作矿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1.郑州火车站
12.平顶山2号立井
？13. 作为156个关键工程项目之一，在东德的援助下，一个专业生产用于机床工业的人造金刚石的企业在郑州建成。
七、河北省
“一五”计划的实施 1955年9月，省人大一届三次会议通过了《河北省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基本任务是：除按计划完成工业建设并保证中央在河北省建立厂矿的计划顺利完成外，应以发展农业合作，实现全省基本合作化，提高粮棉生产为中心，围绕保证粮棉增产，相应地发展贸易、交通和文教卫生事业，并对手工业和私营工商业积极稳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相应提高人民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在全省人民的共同努力下，提前完成了“一五”计划任务。1957年与1952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加到56.6亿元，增长33.7％；粮、棉、油的总产量分别增长6.1％、6.8％和9.5％。“一五”期间，基本建设投资19.21亿元，新建和扩建了兴隆煤矿、开滦煤矿、石家庄热电厂、保定发电厂、石家庄棉纺基地、华北制药厂、保定胶片厂等一批国营工矿企业和工程设施；修建了官厅水库等一批水利工程，减少了水旱灾害。“一五”时期河北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全省市场繁荣，人民收入增加，生活得到改善，成为我省经济和社会发展较好的历史时期。
原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中河北有8项,河北建设银行拨付建设单位和地质勘探单位资金达33.1亿元,圆满地完成了。
早在50年代，前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河北就有7项
1. 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前身华北制药厂是我国最大的制药企业，位于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公司的前身华北制药厂是中国 "一五"计划期间的重点建设项目，由前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中的抗生素厂、淀粉厂和前民主德国引进的药用玻璃厂组成.
2.保定胶片厂
3.保定化纤厂
4.604造纸厂
5.石家庄棉纺厂
6.邯郸棉纺厂
7.承德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是国家520家重点企业和河北省大型支柱性企业集团之一，其前身承德钢铁公司创建于1954年, “一五”时期，曾名为“热河钒钛联合工厂”，被列为前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
8. 峰峰马头（中央）洗煤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