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让老母亲下地干活我的心里就非常不安和愧疚,但又没有办法。所以我只能在心里希望老母亲不要摔跤,如果不小心弄成我这样,我们这个家就彻底完了。因为老母亲拼命地种地干活,我们母子俩才能勉强地相依为命过生活。
2007年9月23日,阳光明晃晃地从窗外照射进来,看来今天是个晴朗天。贵州山区的庄稼人,最怕秋收时节的阴雨天气。可是看着明亮的阳光,杨玉春的脸上却没有一丝喜悦。杨玉春居住的房子是座非常原始的土胚房,所谓的窗户只不过是在土墙上凿了个正方形的洞。他的房间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床是用板凳架着木板拼起来,桌子也是用别人丢弃的电视机纸盒架了块板。屋内到处都是厚厚的灰尘,阳光从窗、竹篾以及屋顶的缝隙中照进来,屋内流动着清晨的寒气。
坐在有些倾斜的床沿边,杨玉春有些懊恼地告诉我:“张仁杰,现在我的身体是一天更比一天恼火了(恼火在当地是加重语气的意思,有着非常或者不好的话意)。你看这几天正是农忙的时节,大家都在收稻谷,可是我呢,却像个废人似的只能呆在家里,想帮忙都帮不上!头几天一直下雨,今天终于出了太阳,看着别人家都在稻田里忙着抢收,我的心里呀,只能干着急却没有办法!”
边说杨玉春边扭动着身体从屋角很费劲地拖来一把椅子让我坐。提及自己的身世,杨玉春似乎一言难尽,他唉声叹气地断断续续告诉我:“说起我们家里的情况,真的是不知道该从何提起。我7岁时亲生妈妈就去世了,我记得妈妈走之前得的肿瘤却无钱医治,走的时候是1978年9月。到了1980年我的继母邓应兰嫁给我爸,成了我的母亲,当时继母过来时还带着她的女儿。谁曾想到1981年我的父亲也患胃病,无钱医治去世了。后来我继母的女儿远嫁到别的地方,从此我就和继母两个人相依为命的生活。提起我家一直以来的艰难生活,真是有太多的事情和太多的辛酸了......”杨玉春的声音哽咽起来话语微颤,他虽然努力强压着自己的情绪,却再也无法叙述下去。
杨玉春出门的时候,特意从屋里摸出一根木棍做拐杖以便于支撑住倾斜着的身体。疾病所造成的行动不便,使他的身体斜向一边需要扭动着迈步,屋门口的几层台阶对于我们正常人来说是非常轻松的几步可是对于他来说却显得格外难行,侧身走路的他下台阶非常吃力。好不容易来到台阶下面,杨玉春猛吸了一大口香烟,他继续刚才的话题说道:“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我的老母亲,就怕老母亲在田里干活的时候不小心摔跤了。这人了上了年纪难免有个磕磕碰碰,可我们家里这种情况,我已经成这样了,如果老母亲再有个什么闪失,你说该怎么办?本来让老母亲下地干活我的心里就非常不安和愧疚,但又没有办法。所以我只能在心里希望老母亲不要摔跤,如果不小心弄成我这样,我们这个家就彻底完了。因为老母亲拼命地种地干活,我们母子俩才能勉强地相依为命过生活。”
提及自己家里的不幸,斜坐在椅子上的杨玉春忍不住眼角边浸上了泪光,他尽量用平静地语气告诉我,但每当说到痛心处他的话语仍禁不住发颤,他说:“我1972年1月18日出生,今天35岁。我父亲也是个残疾人,他是脚残疾。家里一直都很穷,直到1978年我们这里开始搞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家里的生活才稍微改善了点。可就在那年7月,我妈妈因患肿瘤去世。1981年11月我的残疾父亲患胃癌因无钱医治也撒手西去!我患病是在1986年9月,那年我14岁。然有一天我觉得两腿的膝关节疼痛难忍,双脚不能沾地,医生说我得了骨质疏松,因为家里穷没有钱治病所以我就落下了残疾至今。唉,真是提起来就让人恼火,看来我真的是上辈子做了什么缺德事了,要不然为什么让我遭受这么大的罪!”
手记:
2007年9月,我来到了杨玉春所在的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采写贫困家庭,希望通过感恩中国网站助学纪实 ,让家境贫寒的孩子们尤其是孤儿单亲家庭孩子得到社会上的关爱和好心人士“ 一对一”结对,重返校园学习知识。就是在农村的深入走访中,我认识了后天残疾的杨玉春以及和他相依为命生活的继母邓应兰。
三十几岁的杨玉春因为疾病和过度操心和同龄人相比略显老成。虽然他的残疾已经严重影响了他的生活,使他和继母邓应兰相依为命的日子过得很艰难,但是杨玉春一直坚持不懈地努力创业,希望通过自己不断地努力去挣钱改变目前的贫穷现状,可始料不及的是每一次创业都被不可抗拒的自然灾难或由于自身的残疾而最终泡汤。
杨玉春很无奈地告诉我:“2000年7月我参加县残联组织的去广西河池市学习修理种养技术。我当时非常喜欢养殖知识,只用半个月时间学完了需要一个半月学完的课程。那次培训结束后,我在自己的田地里种过西瓜、种植过柑桔,养过鱼、鸭、还有鹅。农忙时我还要和我妈一起耕种6亩田地。虽然我一直在想办法搞第二产业,希望挣点钱,可以说我把能想到的门路都想过了,最终却全部失败了。
西瓜现在没有收成,辛苦养大的鱼被大雨冲走了,好不容易等到柑桔长大了可因为我的残疾无法给柑桔打理枝叶而长不出果子!不是我懒,而是我的身体根本站不起来!我曾经尝试站在板凳上给柑桔压枝,但我的身体协调能力很差,好不容易站到板凳上却因为身体控制不了平衡而又跌落下来。如今的柑桔树因为没有好好管理而差不多荒废了,曾经花了1600元挖的鱼池现在变成了小水坑。今年我实在没有门路,就在小水坑里养了30只鸭子和10只鹅。
虽然我现在还想重新挖鱼池养鱼以及种西瓜,但让我恼火的是我根本没有前期的启动资金。
你看我这一年下来,我和老母亲种的水田和旱地六亩,今年全年收了6000斤湿水稻、800斤玉米。因为我的残疾和老母亲年龄大了请人过来帮助收割,按照当地的收割费用管吃管喝另外每收100斤湿水稻就要给10元钱,所以6000斤湿水稻我要付人工费600元。今年我们这里收晒干弄净的水稻价格是一斤8毛钱,100斤湿水稻晒干弄净后就只剩80斤了,这样算下来我们家最后只收上来4800斤水稻,按照每斤8毛钱算最终卖不到4000元。去掉家里的口粮,还要刨去前期的化肥、种子、农药、请人插秧收割等费用,最终所剩无几。
张仁杰,在我们这里年轻人都外出打工挣钱了,在家里死守几亩地也能勉强糊口饭吃。如果不是这几年国家有好的政策种地不要钱的话,我家里的生活估计更是雪上加霜!你看我还是个残疾人。可我跟你说,虽然我残疾,但我一直不服输。虽然我没有什么文化只是个小学毕业,但我一直相信如果靠我的头脑一定能在自己的土地上挣钱养家。如果我的创业顺利,我还希望能够把家里快要倒塌的房屋重新盖一下,让我的老母亲安享晚年。我还希望在有结余的情况下去医院把自己的病看一下,我现在的身体已经变形得太严重了!可是这几年下来我什么都落空了,真是让人想不通呀!你说怪谁?我一不怪天,二不怪地,只怪我就是个这个穷命......”
说到家事,杨玉春猛吸了一大口烟,他说:“我听村里老人说,我小的时候虽然家里穷,但因为我是家中唯一的孩子而倍受父母的宠爱。1978年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如果按照常规发展我们家的日子肯定会越过越好。可那年7月我妈妈患肿瘤无钱医治去世。1980年3月,我的继母在好心人的撮合带着她的女儿杨玉琴和我父亲重组了家庭。可只隔一年多,1981年11月我的父亲因胃癌无钱医治也离开了我们,那年我9岁。
父亲走后家里便没人干活了,因为妹妹杨玉琴更小,我为了帮家里干活小学都没有读完。帮家里干了5年后的一天,也就是1986年9月我突然感到两腿膝关节疼痛难忍脚不能沾地。继母带我去县医院检查,医生说我是关节炎需要住院治疗。我住院了三个月时间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还借了很多钱,但病情仍没有好转。后来家里再也借不到钱了,继母只好把我带回了家。回来后继母不忍心看我病成这样,又按照民间偏方抓了些草药给我吃,可是现在我的病情好像越来越严重了。
1990年继母见我实在太痛苦了,又四处筹钱把我送到黔南州320部队医院治疗,医生说我患了骨质疏松症。又在医院折腾了三个月后病情仍没有好转,我只好再次出院。回家后继母又继续烧香磕头求神帮忙和找土方给我治疗,没想到我竟然能下地走路了,甚至还能干一点活,但是我整个身体却不能伸直,脖颈也不能自由活动。再后来我走路必须要拄着木棍才能勉强使身体平衡,所以我们这里有些人说我走路像螃蟹是横着走的。
现在我的继母腿脚不再像以前那样灵活了,妹妹又远嫁他乡有了自己的孩子和家庭。看着含辛茹苦把我养大的继母,我心里越来越着急,这个家以后的日子只能靠我了,我要把自己的病治好,靠自己的能力挣钱让让母亲过上好日子,也算是对她养育之恩的报答。
2005年4月11日,我把家里的秧种撒下田后,怀揣种西瓜、养鸭鹅挣的几千元钱去了贵州省人民医院。通过CT拍照,再经医生下午会诊,最终得出的结果是:我患的病是强直性脊柱炎。当我小声地问医生如果治好病需要多少钱时,医生说治疗费要十几万,并且还说就算是通过治疗后也不能保证彻底治好!当时我跑到医院里没人的地方大哭了一场然后返回了家。
2006年4月我和朋友聊天时听说黔南州中医院可以治疗强直性脊柱炎并且只收几千元。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急忙赶到黔南州中医院,谁知医生检查完后对我说如果治疗的话需要十几万!
从黔南州中医院看病回来后我彻底绝望了,我知道我今生再也没有什么本事让继母过上好日子了。我这几年拼命想法子挣钱最终都以失败告终!我现在住的房子比我的年龄还大,都快倒塌了。继母老了,我虽然不忍心看她一个人在田里干活但是又没有办法。这么多年过去了,虽然我的继母不是我的亲生母亲,但她养我长大,在我的眼里她比我的亲妈还要伟大。如果我小的时候没有继母的照顾和疼爱,我就活不到今天!在我生病的时候,继母没有抛弃我,为了给我看病她东求西借,可能是她的诚心打动了老天爷,我现在还能勉强走路和进行简单的生活自理。
再过几年我就40岁了,继母也快奔70了,所以我一定要在这几年里想办法挣钱。这么多年来我和继母很少有新衣服,去年继母用卖水稻的720元钱买了台电视机。看到老母亲做饭不方便,2007年7月我花了230元买了台电磁炉还花了65元买了个电饭锅。
村里曾经有人建议我通过残疾的身体去城市乞讨,可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不去。因为第一我舍不得把我的老母亲一个人留在家里,我要给继母养老送终;第二我觉得做人要有骨气,不能随便下跪乞讨要钱。我心底还有个打算,如果哪天我的继母真的去世了,我可能会去城市里帮人擦皮鞋讨生活。
其实国家对我挺好的,1997年6月份贵州省黔南州给我办理了肢体二级残疾证书。2007年下半年我开始享受国家给的每季度175元的最低生活补助。钱虽然不多,但是我心里暖着呢,国家没有把我忘了......”
告别杨玉春的时候,我问他对将来有没有什么成家之类的打算。杨玉春很爽朗地笑着对我说:“不是和你吹,在我们这里我绝对是一个让大家尊敬的人。虽然我小学没有毕业,但我靠从堂哥那里借来的小学课本自学完了小学课程。平时我们村里谁家的雨伞坏了、手电筒不亮了都来找我帮忙弄一下,我全部是免费服务。
在我年轻的时候,我虽然身体残疾但是人长得还很精神,我也谈过几次恋爱,但因为我老实糊不住人家,把女方带不回来。在我们这里只有把女的带回来才算结婚,中间有好几次可以把女的带回来的机会,但女方一听说我家里条件差就不肯来了。虽然我谈的几次都是和结过婚的女人谈,但我自己是个没有结过婚的男人,我也不介意对方是不是结过婚,可最终女方都以不合适为借口而结束了。我明白其中的原因,女方不愿意来是因为嫌弃我残疾。还有个女的当面对我说,嫁过来既要下地干活养家,还要养我和我继母不划算。通过几次失败后我也明白了,我不能因为自己的疾病而去拖累了人家。
不过有时看到和我一样大的儿时伙伴都在拖家带口地过日子,我心里很羡慕。我也想娶个老婆有个自己的孩子,可想来想去这都是瞎想。我现在晚上喜欢喝酒,喜欢把自己喝醉,要不然我晚上该怎么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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