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可以壮胆，可以饴情，可以解忧，也可令人愁更愁。

饮酒是中华古风。古时文人少有不饮酒的，魏晋之时的文人仕族有两大偏好，一为饮酒，《兰亭集序》就是这样来的，另一样嘛，就是服用五石散。由此可见，饮酒偏好由来已久。当时的名士阮籍也是酒中常客，时常独自架辕，车中满载美酒，直到“阮籍猖狂无路痛哭”。魏晋之饮酒，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对朝堂、政治上的不如意，譬如阮籍对于政治不涉是非、明哲保身，或闭门读书，或登山临水，或酣醉不醒，或缄口不言，酒才是他的良友，在酒中的朦胧醉态，他才可以抒发胸中的闷气。我一直以为，魏晋之士好服用五石散其实和饮酒很有渊源的。五石散，主要成分为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此外还有一些辅料。服用五石散后一定不能静卧，而要走路。所以魏晋名士最喜散步，称之为“行散”。服用之后全身发烧，之后变冷，症状颇象轻度的疟疾，所以五石散又名“寒食散”。“寒衣、寒饮、寒食、寒卧，极寒益善”这是书上的描述。饮五石散必要饮酒，而且酒还要好要醇。原本服五石散本是为治病，而魏晋人士“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很明显，这就是古时摇头丸的先驱。服用之后，飘飘欲仙，那种感觉和酒是异曲同工之妙。吟诗清谈皆服散饮酒，魏晋名士们在那个朝不保夕的年代里，弥漫着腥味的岁月中以酒和五石散麻醉自我，放纵自我，宁愿饮酒服药身亡，也不希望自己在斗争的中心沉没。或许说，其实，这是一种消极的堕落。

魏晋古风或许太消极了，那么再说唐宋。唐宋文人好饮酒好狎妓。谈及唐朝的关于饮酒，不得不说诗仙李白。“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饮中八仙歌》杜甫），“忽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李白）“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少年行》李白），诗中有酒也有美人，其文狂放不羁、豪放纵逸，纵有其桀骜不驯之常态，恐怕其才华抱负之不得施展亦有之。杜牧也是酒徒中的翘楚，而饮酒狎妓，他倒是样样齐全。“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清明》杜牧），“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遣怀》杜牧）。宋时词最为盛，自称奉旨填词的柳永，“凡有水井处，皆能歌柳词”。而宋时的词，多是文人骚客聚众饮酒狎妓，而传出来的词即为歌伎所广为传唱。在这个年代，酒与美人，就如同魏晋时的酒与五石散一般，缺一而不可。苏轼之好酒，然终其一生，一贬再贬，固然再穷，饭可以不吃，酒却不可不喝，因此有文曰：“年丰米贱，林婆之酒可赊”，这已经到了一种境界，哪怕拼着面皮不要，向老婆子去赊酒也要喝。至于狎妓，他自己晚年向自己弟弟苏辙坦陈“三十年前，我是风流帅。为向青楼寻旧事，花枝缺处留名字。”（《蝶恋花·送潘大临》）唐宋之古风，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时已至今，难再见魏晋古风，唐宋古风，但是男人之于酒之风度仍然不绝。我想，古龙可算是这两种古风的集大乘者。古龙在写小说的时候向来是左手酒、右手烟，腿上还坐个大美女。古龙嗜酒如命的性格也直接展现在他的作品里。古龙书中的英雄好汉，没有几个不喝酒的，而且不但喝酒，还是酒中的大英雄、大豪杰。如果你不喝酒，那么在古龙的眼里你就不是个男人，因为是个男人都会喝酒的，不光男人会喝、能喝，就连女人小孩都能喝。李寻欢能喝，而且拿今天的医学观点来说他是个典型的肺痨，可是再怎么咳嗽，酒还是不能不喝，楚留香能喝，胡铁花能喝，而金灵芝和小胡拼起酒来也是巾帼不让须眉。试问，在古龙这种酒精文化里你要不喝酒，你还算得上男人么？可惜，遗憾的是，酒，固然是醇酒，亦固然是烈酒，因为酒，被送进医院，出院，再喝，再进医院，然后由酒精中毒，肝硬化，脾脏肿大，胃出血，最后是肝硬化引起食道瘤大出血导致古龙先生于1985年英年早逝，年仅48岁。

我比不得魏晋名士，唐宋骚客，也比不得古龙先生这么有名，只不过一向惯于贪杯，醉过不少次，也戒过不少次，但是，酒，总是戒不掉的。

像李敖一样潇洒一点：不爱那么多，只爱一点点，那么，我也只贪那一杯小酌，偷得那一丝雅趣，醉里浮生朦胧，一醉轻王侯，再醉辄轻城与国。贪觞弄欢，醉里逍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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