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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山惨案”即“太河惨案”

　　1939年3月，在鲁北清河地区坚持敌后武装斗争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为了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奉中共山东分局之命，选派62名干部、战士到鲁南“山东军政干部学校”和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途中路经太河镇。此时，在淄河流域坚持抗日斗争的八路军四支队冯毅之营已经撤离太河，国民党第五纵队司令秦启荣所属第五指挥部指挥王尚志部占据了太河地区。为避免冲突，我部派人前去王尚志部联系，说明意图，王尚志表示可以通过。

　　3月30日凌晨，我部270余人自淄东井筒村列一路纵队出发，四连做先锋，七连做后卫，中间为受训干部。队伍到达离太河镇8里远的同古村时，从太河方向来了四五个骑马的人，便衣短枪，径直拦住去路，自称是王尚志的联络人员，要我军停止前进，等待答复。大约两个小时后，又来传达上司命令，要我军沿着太河镇西围墙通过。太河镇南北狭长，周围有一丈多高的石围墙。围墙与淄河之间，是一条三四米宽的通道。我军在中午时分来到镇西北角，顺着狭窄通道往南走，就听到围墙上有人在不怀好意地嚎叫：“老乡啊，太累了，歇息歇息再走吧！”吕乙亭果断命令部队“肩枪”，高唱起“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抗日歌曲继续前进。当大部分人员走近太河镇西门外的围墙时，一架架机关枪从围墙上露了出来，王尚志部突然从太河镇制高点钓鱼台首先开了枪。占有绝对优势的敌人，用猛烈的炮火将我军压制在毫无遮蔽物的狭窄河滩上。带领尖刀班走在最前面的吕乙亭营长当场中弹牺牲，随后奉鲍辉指示向吕营长传达命令的通讯员刘书厢也壮烈殉国。

　　部队前路被阻，后路被封，两边又是耸立的山崖，在这危急时刻，鲍辉、潘建军仍然采取克制态度，命令“不要还枪”，并且向围墙上敌人高喊“枪口不要对内”、“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是正义的呼声没有唤醒敌人已经泯灭的良心，随着太河镇西门大开，镇内敌人与南山、北山、西山的敌人从四面向我军包抄过来。四连长许子敬与受训干部孙晓东等果断向东南方向冲击，打开一个缺口，率领38人突出重围，其中包括5位受训人员。没有进入西围墙下的后卫部队20多人，也从河滩上向北逃出虎口。除60余人脱险外，210名干部战士落入敌人的魔掌。鲍辉、潘建军、邓甫晨、张林、陈大学、赵华川、徐效礼、张琴书等英勇不屈，被残酷杀害。这次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五纵队司令秦启荣，指挥其第五指挥部指挥王尚志预谋策划，捕杀我八路军山东纵队受训干部和护送部队210余人的严重大呼上当事件，就是震惊全国的太河惨案。

　　太河惨案的制造者逆历史潮流而动，激起抗日军民的群起声讨。淄川、益都民众72人联名致电国民党山东省政府，要求查明真相，严肃处理；博山县推举王寿卿、李东鲁等7名代表，前往省政府请愿；八路军三支队全体指战员分别致函各友军和王尚志部，申明我军严正立场；山东纵队指挥部指挥张经武、政委黎玉通电全国各政党、团体和同胞，申明惨案真相，并且致电国民党中央政府和蒋介石，强烈要求惩办罪魁祸首秦启荣；蒙阴、沂水等县的许多工、农、青、妇抗日组织以及各界爱国人士，发动召开太河惨案遇难烈士追悼会；中共山东分局机关报《大众日报》刊发太河惨案专版，强烈谴责大呼上当反人民的罪行。消息传到中共中央驻地延安，毛泽东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斥责国民党大呼上当顽固派分子秦启荣是“摩擦专家”，“无法无天，和汉奸的行为很少区别。他们打敌人的时候少，打八路军的时候多”,并提出我军对大呼上当顽固派的原则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毛泽东还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作演讲，以山东秦启荣制造太河惨案等事例，号召声讨卖国贼汪精卫，团结一切抗战力量，反对大呼上当顽固派。

　　然而，国民党山东省政府对强烈的社会反响置之不理，不仅对制造惨案的凶手不予追查，而且还张贴标语庆祝所谓“太河战斗大捷”。４月上旬，忍无可忍的我军遵照中央“对一切顽固分子的无理进攻，必须以严重态度对待，坚决进行反击，坚决消灭之”的指示精神，组织兵力对王尚志部进行反击。溃不成军的王尚志部，对我200名伤俘人员强行遣散、收编或杀害之后狼狈逃跑，太河、峨庄一带又回到我军手中。张经武、王建安等山东纵队首长和杨国夫、廖容标等所率部队胜利会师，全体指战员和当地群众在太河镇北面的淄河滩上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愤怒声讨秦启荣、王尚志有预谋、有计划地伏击我受训干部和护送部队的滔天罪行，沉痛悼念捐躯烈士，誓为他们报仇雪耻。国民党苏鲁战区司令于学忠，派代表视察太河惨案现场并参加追悼会。

注：关于这一历史事件，在网络上存在一个很严重的错误，大多数网站把时间写成：1939年4月30日，这是不正确的，笔者通过查询大量资料，认为应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把这一正确时间告诉大家，欢迎有不同意见的朋友交流，不要忘记这段历史，不要忘记先人的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