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道理说一个新兴的政权，一定会比旧政权具有更高的政治能力。可是，历史上曾经有这么一个朝代，它结束了近百年的战乱分裂，一统宇内，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可是在统一短短的20年以后，就分崩离析、土崩瓦解，甚至连续出现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大动乱“八王之乱”和“五胡乱华”，使上百万的人流离失所，这就是短命朝代——西晋王朝。我个人觉得西晋王朝是个很取巧的朝代，它的开国的君臣表现都很一般，甚至可以说是比较差的，如果要评分的话那就是不合格。

西晋开国皇帝是晋武帝司马炎（公元236年—290年），他是通过禅代曹魏得到的政权。事实上政权到司马炎手中时，已传到第三代，犹如曹丕时已传到第二代一样，恰恰进入危险的瓶颈时期。在他的祖父（司马懿）、伯父（司马师）、父亲（司马昭）的共同努力下，他的禅代之路已经相当平坦了。当时曹魏天下早已尽归司马氏所有，而且在他登基之前，曹魏已经出兵灭掉了蜀汉，大半天下已经统一，只留下一个在江东苟延残喘的吴国而已。可就是这样一个极度虚弱的吴国，西晋依然拖了将近20年才将其灭亡。

司马炎与曹丕一样都是花花公子，但曹丕有一个英雄父亲，在父亲的熏陶下，再加上自己本身所具有的文化人的纯洁气质，使他虽然堕落，尚可维持一个最低水准。而司马炎则彻头彻尾地是一个酒囊饭袋。上两代的恐怖政策已经把士大夫或杀掉或驱入清谈，没有留下一个政治家或一个较有才能的大臣帮助他治理好国家。在任何一个新政权中，开国元勋往往是一代精华，靠才干和能力取得尊荣。只有西晋王朝的开国元勋，却是那个时代中最腐败的一群无耻之徒。他们跟司马炎是属于同类人物，除了知道谋求自己享受外，不知道人类还有崇高的理想和崇高的责任。

宰相何曾，就告诉他的儿子说：“吾每宴见，未尝闻经国远图，惟说平生常事尔。”并指着自己的孙子说：“此等必遇乱亡也。”何曾总算还有点见解，已警觉到危机，但他也不过仅只警觉到而已，他自己每天仅三餐饭就要一万钱，还嫌没有可吃的菜，叫着说无法下筷子，这是可怕的奢侈。所以事实上何曾也属于专谈“日常琐事”有劲的一员。换句话说，他也不可能例外，如果他不够腐败无耻，他就挤不进统治阶级的窄门。车骑将军、尚书令、侍中（实际上的宰相）贾充更是一个大奸臣，他是一直在做坏事，没做过什么好事。在晋代魏前，他就指使太子舍人成济当街刺杀当时的魏国皇帝——高贵乡公曹髦。然后又诿罪于成济，灭其族，自己却大升其官。更可恨的是，统一大业也差点败坏在他手上。名将羊祜、王浚等不断上疏要求伐吴，可是贾充等人极力反对，于是一拖就是几年，直到羊祜去世都没有看到全国统一。好不容易等到武帝下决心灭吴了，可是前方的统帅竟然就是这个一直以来反对伐吴的贾充！在晋军已经围困建业、大功即将告成之际，贾充竟然还以天气渐暖、江淮低湿、疾疫必起为由，向武帝要求退兵！灭吴之后，他自己倒是觉得没面子了，可是武帝却根本不怪他，反而安慰了他，如此是非不分的皇帝也是少见的。象何曾、贾充还有杨皇后的父亲杨骏之类的大臣就是当时官僚的主流。

至于皇帝司马炎，他皇宫中的姬妾更是多到一万余人，以致他每天发愁，不知道该和谁睡觉才好，就乘坐羊车，任凭羊停在何处，他就宿在何处，于是聪明的姬妾因此把盐汁洒到竹叶上，引羊驻足，以得宠幸。正因为如此的荒淫，使得他只活了55岁就死了。在司马炎当皇帝第8年时，中书令太子太傅贺邵就上书劝谏说：“今国无一年之储，家无经月之蓄，而后宫之中坐食者万有余人”。 虽然后宫中白吃国家财政和人民血汗的不仅仅是供皇帝解决性欲的女人，其中尚有大批后勤服务者，但绝大多数是共皇帝享乐的女人当没有异议。司马炎曾经问司隶校尉刘毅：“朕可比汉朝的哪位皇帝？”刘毅回答说：“可比于桓、灵也”武帝问：“何至于此乎？”刘毅答到：“桓、灵卖官得钱归于国库，陛下卖官归于私家，由此可见陛下还不如桓、灵呢！”武帝听了也并未动怒，听得进逆耳之言是好的，可是听了不改又有什么用呢，武帝就是听了不改的人。

同时武帝觉得应该吸取曹魏宗室太弱，导致权臣尾大不调的教训，于是就大肆分封诸侯王。并规定两万户以上的大国有军5000人，一万户的次国有军3000人，五千户的小国有军500人。一旦诸侯国有了军队，打起仗来就容易很多了。

更不幸的是，司马炎的嫡子，合法的皇位继承人司马衷竟然是一个白痴。听见有人饿死，他大惊说：“何不食肉糜？”真是耸人听闻。公元290年，司马炎埋下了政争和战争的种子以后逝世了，司马衷继位，庞大的帝国巨轮，由白痴皇帝掌舵了。这个帝国的前途，用不着做任何猜测，就已经可以确定它的最后结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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