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争是封建社会历代普遍存在的现象,士人间结成党派、相互倾轧长期困扰着南唐政治,它形成于先主统治时期,在中主统治时期最为激烈,至后主时期又有新发展。聚集于南唐的士人可分为三类:谋求政治前途者;寻求安身立命者;生长于杨吴及南唐本土的士人。在封建时代,士人是文化的传承者。但是士人作为一个群体,有其依附性。唐末至五代,是武夫悍将争疆夺土的时代,原有统治秩序崩溃使士人无所适从,他们首先要解决的是生存问题。另一方面社会的剧烈动荡,也使一些士人看到要实现个人价值的新途径。淮河以南的杨吴南唐政权以其社会的安定吸引了大量士人。其中有急于寻觅新的仕进之途的南方士人,也有无法在北方立足的中原士人。他们中的一些加入杨吴南唐统治集团的主要目的是实现个人抱负。如宋齐丘好纵横之术,在他看来,这样一个四海翻腾的时代正是他施展才能的机会。投奔李昪以前,宋齐丘以一首《凤凰台诗》言明自己的志向,其中有“安得生羽翰,雄飞上寥廓”之句。韩熙载、史虚白等人来自中原,欲以南方政权为依托,以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宋齐丘是典型游士,他以自己擅长的王霸之术助李昪成功地辅国夺权。但是,这类游士游走于统治者之间并非为了宣扬政治主张,而是以统治者的争斗作为自己出人头地的阶梯。为此,他们甚至反复于敌对利益集团之间。



这类游士历来为正统儒家不齿,荀子将其归为“仰禄之士”。游士的存在也是影响政治稳定的一个因素,故这些游走之士难以得到统治者长久的信任与重用。在李昪辅吴政日久、地位已稳固之后,宋齐丘处心积虑抬高自身价值,甚至与李昪勾心斗角。杨吴大和六年(后唐清泰元年,公元年),李昪流露出欲受禅代之意。周宗立即附和。宋齐丘当时正在扬州,得知此讯,惟恐被周宗抢功,急遣使者赴金陵向李昪进谏,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并请斩周宗。此举大违李昪心意,从此,李昪与宋齐丘有隙。同年七月,李昪把宋齐丘招回金陵,以防他阻碍自己顺利代吴。宋齐求因为李昪受禅之事并非由自己首倡,故在李昪受禅的过程中表现消极。在李昪授意下,吴镇南节度使李德诚率文武官员行推戴。宋齐丘对李德诚之子李建勋说:“尊公,太祖元勋,今日扫地矣。”甚至试图阻止李德诚等劝进,南唐建立后,宋齐丘懊悔自己先前的所作所为,但又以开国功臣自居,要求李昪回报以权势、富贵。李昪洞悉宋齐丘的所为,欲将宋齐丘拒于军国大政之外。宋齐丘对此愤愤不平,说:“臣为布衣时,陛下为刺史,今日为天子,可以不用老臣矣。”





在李昪心目中宋齐丘仅是个门客而已,他说道:“公以游客干朕,今为三公,亦足矣。”李昪曾给予宋齐丘参与国家管理的机会,任命他为丞相同平章事,兼知尚书省事。但是宋齐丘在任,“悉取朝廷附己者,分掌六司,下及胥吏,皆用所亲吏视事”。其门人夏昌图盗官钱三百万,按法当处死,可是宋齐丘徇私包庇,赦夏昌图死罪。李昪闻讯大怒,昪元六年(后晋天福七年,公元942年),任宋齐丘为镇南节度使,让他出镇洪州。宋齐丘到任后依然如故,“委任群小,政事不治,所居旧里爱亲坊改为衣锦坊,大启第宅,穷极宏壮。居坊中人皆使修饰墙屋门巷极备华洁,民不堪命,相率逃去,坊中为之空。”宋齐丘早年虽帮助李昪制定过有利于人民的政策,但他本质上急功近利。他不甘心就此离开南唐政治舞台中心,广招宾客,以扩充势力。早在杨吴大和三年(后唐长兴二年,公元931年)十一月,李昪归镇金陵时,留景通于扬州辅政,同时任宋齐丘为右仆射,兼中枢侍郎,并同平章事,兼内枢使,以辅佐景通。宋齐丘于此时始招门客,陈觉、查文徽、魏岑、李征古等聚集于其门下。身为人臣而招门客、树朋党,历来深为统治者忌惮,宋齐丘此举自然加深了李昪对他的戒心。此外,宋齐丘试图通过干预李昪立嗣以重新介入朝政。据《江南录》载,杨吴大和六年(后唐清泰元年,934年),李昪召李景通至金陵,改派次子景迁赴江都。在宋齐丘看来,景迁年幼易控制,于是推荐自己的亲信陈觉辅佐景迁,甚至对李昪盛赞景迁而贬低景通,以使景迁取代景通的地位,以便自己将来操纵朝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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