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中倭战争 花絮 将武则天送上王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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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武则天送上王座。

刘仁轨出身寒微,小时候当过难民,盲流出身;当官之后,以保护百姓利益为己任。做了当朝宰相,继续他的护民政策。管理皇室后勤事务的少府监裴匪舒善于经营,奏请把皇家园林里的马粪收集起来卖掉,这样一年可以得到二十万缗巨款。二十万缗,其购买力大约相当于2000年的两亿元人民币,或者2008年的四亿元人民币,当然是一笔巨款。高宗皇帝问刘仁轨这件事情是否可行,刘仁轨说:“利润倒是挺丰厚,不过让后代说起来你们李唐王室靠卖马粪赚钱,不是好名声。”这件事情遂告作罢。历代史家评论这件事情时基本上都是说刘仁轨爱惜高宗皇帝的名声,是个好臣子。我从另一个角度出发,看一看刘仁轨这几句话的政治含义。

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中学语文课本里的一首古诗《卖炭翁》,就是“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的那个《卖炭翁》: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对于这个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课本上的解释是:皇宫里挂了N年,已经破败的绫罗绸缎,用来和老百姓交换物品,美其名曰:宫市。白居易本人对这首诗的注释是:“苦宫市也。”但“半匹红绡一丈绫”再怎么破败也是绫罗绸缎,再不值钱也比马粪值钱。皇帝虽然号称天子,但毕竟不是真正的神仙,并没有点粪成金的法术,高宗皇帝亲自骑过的马,拉出来的粪也变不成金子;就算运用最现代的保鲜技术,把皇帝骑过的马拉出来的粪塑封起来,出售其纪念价值,又能值几个钱?更何况高宗皇帝亲自骑过的马能有几匹?皇宫又不是造粪机器,一年生产出来的马粪再多也值不了二十万缗巨款。可是如果高宗皇帝同意了裴匪舒的建议,裴匪舒肯定能够做到把马粪卖出二十万缗来——只需要用一斤马粪换老百姓一斤铜板就可以了。

白居易作为一个诗人,是看到了宫市的后果才作诗讽刺的;而刘仁轨则是在实施之前就预先看到了可能对百姓造成的危害,而出手阻拦的。他虽然不是袁天纲,能掐会算,却也能未卜先知,显示出他既有保护百姓利益的愿望,也有保护百姓利益的能力。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具备了当一个好的帝国宰相的资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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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轨之所以能够在高宗皇帝面前吃的开,除了本身的能力之外,大唐帝国统治者既定的注重民生的基本国策,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

唐帝国为了减轻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设有宰相亲自接待百姓上访的制度。有一段时间,左仆射刘仁轨和右仆射戴至德负责这件事物,两个人一轮一天接待帝国普通百姓的上访。刘仁轨是苦出身,早年吃过苦,晚年不忘本,对待上访的百姓和颜悦色,即使不能解决上访者的问题,最起码给个笑脸;戴至德的性格则正好相反,对待上访者从来不苟言笑,每次都要对上访者质问诘难一番。但是如果上访者确实有冤情,戴至德也会秉公办理,替他伸冤。办完事之后,戴至德总要告诉伸了冤的上访者说这是朝廷的恩惠,要感谢皇上。时间久了,上访者都知道了朝廷里面有个刘仆射好说话好办事,都愿意在刘仁轨值班的那一天上访。有一天一个老太婆来朝廷告状,把上访信递上去之后才发现上面坐的不是刘仁轨而是戴至德,老大不高兴,说:“我还以为今天值班的是懂事的宰相,谁知道是不懂事的宰相。赶快把上访信还给我!”戴至德哈哈大笑,归还了上访信。这是戴至德在上访者接待日唯一的一次笑脸。当时的人因此称戴至德为长者。

这是后世的士人对刘仁轨颇有微词的一个地方,在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兴起之后的儒生们看来,读书人就比普通老百姓高上一等,对待老百姓就要居高临下,不苟言笑(好像现在的精英们也这样);像刘仁轨那样,居然要对每一个老百姓都给个笑脸,这成何体统。戴至德的那句话:“威福者人主之柄,人臣安得盗取之!”更是儒家所推崇的最高道德规范。刘仁轨对待上访者笑脸相迎,说话和气,那么对确有冤情的人伸冤之后,被伸冤的人肯定要感谢刘仁轨,而不是皇帝,这是人之常情。刘仁轨也因此被后世的儒生所垢病。

不过用现在的眼光看,刘仁轨的做法无疑比戴至德更可取,因为办实事是老百姓需要的,笑脸相迎、说话和气也是老百姓需要的。老百姓不仅痛恨只说空话不办实事;对人难见、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也同样是痛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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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说一下刘仁轨和武则天的关系。刘仁轨长期担任帝国宰相,是执政大臣之一,对于高宗皇帝后期的夫妻关系不可能置身事外。对于刘仁轨和武则天的关系,一般有说法,我们来逐一分析一下。常见于网上谈论刘仁轨的文章,大都采取的说法认为,刘仁轨因为被李义府陷害,而李义府是武则天一手提拔上来的,是武则天最忠实的支持者;爱乌及屋,恨乌也及屋,刘仁轨对武则天没有好感;同时刘仁轨本身是高宗皇帝一手提把起来的,因此刘仁轨在高宗皇帝和武则天的斗争中,是站在皇帝一边的。这种看法因为过于浮浅,不予讨论。

另外一种比较流行的说法是:刘仁轨混迹官场多年,一个八十多岁的老宰相,早已是人老成精,对于高宗朝最大的政治特点不可能不知道。高宗朝最大的政治特点就是:王母娘娘比玉皇大帝厉害。对于这个刘仁轨是心知肚明。因此,他会对武则天采取一定程度的合作态度,至少不会与武则天直接对抗。这种说法多见于谈论武则天的文章,有人甚至更进一步,认为刘仁轨是武则天一党,是武则天最重要的支持者,是坚定的武派。这种说法缺乏史书上白纸黑字的证据,但我认为最接近实际情况,因为刘仁轨的政治主张和武则天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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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轨出身寒微,小时候当过难民;当官之后,以保护百姓利益为己任。不管是当副县长也好,还是做帝国宰相也好,“保护百姓利益”都是刘仁轨最基本的政治态度;其次,刘仁轨带兵打仗的时候深刻的领悟到府兵制面临的问题,强烈要求朝廷提高军人的地位和待遇,并得到了高宗皇帝一定程度上的支持。而武则天出身小士族,她的家族虽然有荫封,但是武则天本人在家族中地位不高,早年生活清苦,因此对下层民众的利益比较重视。武则天初次登上政治舞台,曾向高宗皇帝上书,列建言十二事,一般认为这是武则天的政治纲领,其核心内容有两条,一个是停建楼堂馆所、政绩工程,以减轻农民负担;二是停止地方官甄选勋功,上元元年以前,有功劳的人已发给委任状的,无须再进行考核。所谓地方官甄选勋功,就是帝国政府对于前线将士立下的战功并不马上承认,而是要经过地方官的甄别,才承认其中一部分功劳。随着时间的推移,帝国政府承认的战功越来越少,已经不足以鼓励将士奋勇作战了。刘仁轨和武则天的政治主张不谋而合,可以无缝对接,这对于政治家来说,是最好的政治联盟的原因。刘仁轨不可能在政治上对抗武则天,无论是主观上,还是客观上,无论是从国家利益出发,还是为自身安全着想,刘仁轨都不可能对抗武则天。而对于武则天来说,也有要借助刘仁轨的地方。要确立她的统治,仅有李义府这样的小人,或者周兴、来俊臣那样的酷吏的支持远远不够的,她需要绝大多数人的支持。武则天之所以要减轻农民负担、提高军人待遇,正是在争取大多数人;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只要能够吃饱饭,过上富足稳定的生活,是谁当皇帝又有任何关系呢?武则天提出自己的政治纲领之后,是需要有人帮她去实施的,而刘仁轨正是这个具体实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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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仁轨当了宰相之后,曾经陷害过他的那个御史袁异式有一次犯了错误,就要被贬官降级为县处级,刘仁轨听说之后,害怕舆论说他报复,影响自己的名声,就向高宗皇帝推荐袁异式继续留在朝廷担任司局级干部。结果适得其反,事情传开之后,不著名评论家、大唐帝国监察部监察员杜易简对此评论说:“这就是传说中的矫枉过正啊!”

刘仁轨连袁异式这样得罪过他的小官都不去报复;因为曾经被李义府陷害过,就去对抗极其强势的武则天,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在治国方针上支持武则天;权力斗争中对武则天至少保持妥协与合作,才是刘仁轨的态度。


高宗皇帝的最后一年是在洛阳度过的,帝都长安则留给太子李显看守,执政大臣刘仁轨、裴炎、薛元超辅太子。高宗皇帝病重时将太子和裴炎等人召到洛阳,帝都长安则由太孙李重照和刘仁轨两人担任正副留守。

高宗皇帝崩了以后,太子晋升为中宗皇帝,武则天晋升为太后,继续掌握朝政。太孙李重照并没有水涨船高晋升为太子,因为没过几天,武则天就把中宗皇帝降级为庐陵王,皇太孙李重照被一撸到底,废为庶人。刘仁轨成了帝都长安留守,全面负责关中事务。忠于李唐王室的徐敬业不能接受这种变故,起兵叛乱,要灭武兴唐。曾经和武则天联手废黜中宗皇帝的帝国首席宰相裴炎因为劝武则天把权力还给皇帝,而被武则天抓了起来。

这时刘仁轨的地位就变得极其微妙了。

刘仁轨是高宗皇帝一手提把起来的,并且在比较长的一度时间内担任被废黜的李显、李重照这一系的副手,李显还在当太子的时候,刘仁轨担任过太子少傅,是李显的老师,刘仁轨显然是李显、李重照的嫡系;被武则天抓起来帝国首席宰相裴炎和刘仁轨同样担任过李显的副手,刘仁轨和裴炎至少当过一年的搭档;刘仁轨还当过徐敬业的爷爷李绩的副手,两人曾经共同平定过高丽;武则天派去镇压徐敬业的大将黑齿常之是刘仁轨一手带出来的将军,是刘仁轨的嫡系。

更加可怕的是,刘仁轨留守关中,远离武则天,是武则天不能直接控制的;同时刘仁轨有一块他自己能够控制的地盘,关中据形胜之地,易受难攻,关中平原的海拔比中原地区高,从关中出发进攻关东地区很顺手,反过来从关东进攻关中地区很吃力;刘仁轨控制着帝都长安,不仅政治影响力不容忽视,而且有大量的家属住在这里,虽然武则天把羽林军调到了洛阳,可是这些羽林军未必就敢进攻长安。

显然,受过高宗皇帝知遇之恩、中宗皇帝的嫡系、和徐敬业是世交、有地盘有实力并且会打仗的刘仁轨,是武则天这时最大的、也是唯一的重要威胁。可以说,此时只有刘仁轨才是唯一有能力和有实力阻止武则天的人。

那么为什么刘仁轨没有走上和武则天对抗的道路呢?是因为他和武则天的感情吗?显然不是,刘仁轨对高宗、中宗祖孙三人的感情是要胜过与武则天的感情的,更何况在政治上是没有感情的,而只有头脑。是因为刘仁轨本人更注重国家利益,不愿因冒险使国家陷入分裂状态吗?有可能,百姓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这种道理刘仁轨是知道的。但我认为这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最重要的是刘仁轨的年龄。武则天废黜中宗时,刘仁轨已经八十三岁了,人臣已极,已经不可能再升官的刘仁轨不会再进行政治上的冒险了。

如果刘仁轨不是八十三岁,而是五十三岁,那么,他会因为感念高宗皇帝的知遇之恩,而站出来维护李唐王室的正统吗?士为知己者死,这可是中国古代的传统;他会因为是中宗皇帝的老师而站出来维护中宗皇帝和自己的利益吗?在所有的帝位争夺战中,太子太傅、太子少傅站在太子一边,也是宫廷政治斗争的传统,更何况这个“太子”已经晋级为皇帝了;更进一步说,他会打着中宗皇帝的旗号,去和武则天争夺天下,从而最终成为李渊第二吗?

历史没有如果,这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我们知道的就是武则天在逮捕裴炎之后,立即派人去试探刘仁轨。一个叫姜嗣宗的中级军官从洛阳来到长安,替武则天给刘仁轨送信。刘仁轨问

起洛阳发生的变故,姜嗣宗说:“我早就看出来裴炎会造反了。”刘仁轨就问:“那你把这些事给别人说了吗?”姜嗣宗说:“当然啦,我走了一路,说了一路。”刘仁轨让姜嗣宗把自己的回信给武则天带回去。刘仁轨在信中写道:“姜嗣宗早就知道裴炎要造反,他给这个人说说,给那个人说说,就是不给陛下您说。”武则天收到信,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总算落了地,这么一高兴,当场就把姜嗣宗给杀了。

刘仁轨的信虽然简单,但却有着深刻的政治含义,表明了他已经承认了武则天强加给裴炎头上那个“谋反”的罪名。而那个姜嗣宗,刘仁轨分明从他身上看到了李义府的影子,刘仁轨讨厌这种人(我也讨厌这种人),顺便送他上路。

武则天逮捕裴炎的时候,在洛阳的执政大臣胡元范、刘齐贤、郭待举等人激烈反对,武则天均不予理睬,她唯一需要重视的就是刘仁轨的态度。现在看到刘仁轨的表态,心满意足,至于那个卑鄙小人姜嗣宗,武则天当然是不会顾及的,杀了算了。卑鄙小人多的是,一抓一大把,武则天最不缺的就是这个了。

武则天处决了裴炎,以及和裴炎关系密切的羽林大将程务挺,流放了胡元范,将刘齐贤、郭待举贬官。完成了对朝廷的清洗之后,武则天写信给刘仁轨,说:“当年大汉高祖离开关中去经略天下,把关中之事全权委托给萧何;今天我把关中托付给刘公,就像当年的大汉高祖一样。”刘仁轨回信说:“我老了,不能再侍奉陛下了,请求允许我辞去长安留守的职务。当年大汉高祖去世之后,吕后专权,被后世耻笑;吕氏家族因为为祸汉朝而被灭族,请陛下思之。”所有对武则天说这种话的大臣们都被武则天定点清除了,不过武则天给了刘仁轨特殊待遇。武氏家族在朝廷中的代表人物武承嗣带着武则天写给刘仁轨的感谢信去长安探视,拒绝刘仁轨的辞呈,同时看一看刘仁轨究竟是不是真的病了。

毕竟是八十三岁的老人了。七十三、八十四,阎王不叫自己去。第二年,刘仁轨走完了坎坷而辉煌的一生。武则天下令朝廷停止办公三天,朝廷中的全体官员都要到刘仁轨家里去哭丧;刘家也不用自己去造坟地埋葬刘仁轨了,由国家出面,把刘仁轨埋葬在了皇陵里,埋葬在了高宗皇帝身边。

不知道刘仁轨和高宗皇帝在地下相见,高宗皇帝是会埋怨他没有出力维护李唐王室呢?还是会感谢他维护了天下的安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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