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穷人们的真实生活 (Z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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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美国不可能没有穷人 年初去美国访问,从东岸走到西岸,从大都会走到小城市,见识了富足和繁华,也遇到不少无家可归者。正好是严冬季节,即便在大雪纷飞的北京也从不戴帽子的我,在美国不能不买了一顶帽子护耳,那时我才真正体验到什么叫寒风刺骨。而无论在华盛顿街头,还是在纽约市中心,那一股股刺骨的寒风中,总有零零星星的无家可归者,在破毯子烂棉衣的包围下,瑟瑟蜷坐,看了让人万分的不忍。 这种景观,是美国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美国无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用美国2005年划定的贫困标准(单身年收入低于9570美

美国不可能没有穷人


年初去美国访问,从东岸走到西岸,从大都会走到小城市,见识了富足和繁华,也遇到不少无家可归者。正好是严冬季节,即便在大雪纷飞的北京也从不戴帽子的我,在美国不能不买了一顶帽子护耳,那时我才真正体验到什么叫寒风刺骨。而无论在华盛顿街头,还是在纽约市中心,那一股股刺骨的寒风中,总有零零星星的无家可归者,在破毯子烂棉衣的包围下,瑟瑟蜷坐,看了让人万分的不忍。


这种景观,是美国社会问题的一个缩影。美国无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用美国2005年划定的贫困标准(单身年收入低于9570美元;两口之家低于12830美元;三口之家低于16090美元;四口之家低于19350美元;五口之家低于22610美元)来衡量,它的穷人仍不算少,达3500万人;其中300万人无家可归。


市场经济国家都会有贫富分化,穷人问题都会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考察,美国的穷人问题倒也不难理解。何况,美国的穷人问题,不完全是美国社会自身的问题,美国是世界上非法移民最多的国家,八十年代美国有过一次大赦,270万非法移民因为此番大赦全部取得了合法身份。但仅仅20年过去,美国的非法移民竟从零起步,猛增到了现在的1200万,是大赦当年的四倍还多。来自世界各地的数量如此巨大的非法移民,几乎全部是穷人。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注定了作为世界头号强国的美国不能不付出代价,非法移民的大量涌入,就是一个主要的代价。


这就是说,只要市场经济体制不变,只要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格局不变,美国就不免始终为穷人问题所困扰。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应该看到另一个方面,那就是说,只要市场经济体制是正常的,贫富分化就会处于一个正常的状态,不至于无从遏制;只要社会体制是正常的,人性善的一面就会自动地起作用,带动整个社会意识和社会的实际运行,从而使已经产生的穷人问题,得到最大限度的缓解。这种背景下,穷人问题纵然始终是一个问题,但却是一个不断解决中的问题,一个破坏性有限的问题,一个不会超出心理承受底线的问题,也就不可能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进而颠覆整个社会。



美国怎样照顾穷人


提到美国穷人,我们通常称他们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样的表述其实是不准确的。美国人自己所说的穷人,主要以收入为标准,收入低就是穷人。而收入和实际的生活质量,二者未必是正相关,甚至多数情况下不是正相关,我们却简单地把收入水准和生活质量划了等号。


我在美国遇到几个朋友,都是十多年前从大陆移民美国的高级知识分子,个人年收入都在十万美元以上,开奔驰车,住独立别墅,属于典型的中产阶级。但他们仍然对美国很多牢骚。一个女学者就抱怨说,她每个月能拿到的实际工资,只有名义工资的四分之三,还有四分之一被政府的税收拿走了。拿去干什么了呢?主要拿去救济穷人了。他们认为美国是富人的天堂,也是穷人的天堂;富人的好日子不用讲;穷人虽然收入少,但收入一旦低于贫困线,社会保障就会应有尽有,他们就可以躺在国家身上过日子,生活质量也不会差到哪去。唯独中产阶级最难受,工作压力大,经济负担也重。当然,说归说,真要他们离开中产阶级队伍,他们还是不干的。因为做富人几乎不可能,美国很少暴富机会;做穷人他们显然又不情愿。


美国对穷人的照顾,以及其他弱势群体的照顾,确实比较周到。


我在美国见到的残疾人和老人,大多骑电瓶助动车独来独往,活力十足。而不像国内的残疾人和老人,自己昏昏然坐在助动车中,背后总有人推车照料。这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人的独立性强,能不求人尽量不求人;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几乎所有细节上,对残疾人和老人交通上的人性关怀已经十分完备,正常情况下只身一人足以应付局面。所有路口、所有建筑物的出口和入口,都有无障碍通道。公共汽车如果不装置可与路面无缝链接的活动踏板,电梯如果不装置盲人专用按钮,一律不得出厂。诸如此类的人性化措施,为残疾人和老人提供了最大限度的方便,使他们最大限度地享有行动自由,最大限度地接近正常人状态。


这里的无障碍通道,不只具有交通意义,更具有社会学意义。换句话说,它也是欠缺行动能力的那部分特殊人群的生存通道。如果没有这样的通道,生活中的许多扇门无疑将对他们关闭,他们的生存机会、他们的幸福指数将大打折扣。


为不具备相应生存能力的弱者打造相应的生存通道,使他们能够最大限度地融入主流社会,享受正常人的正常生活。美国对老弱病残如此,对人口数量更为庞大的穷人更是如此。


先说住房。华盛顿唐人街(又称中国城)有座灰红两色建筑,叫“华乐大厦”,纽约黄金地段也有此类建筑,叫“孔子大楼”,都是政府提供的廉租房,住户九成以上是华人。廉租房的照顾对象当然不限于华人。联邦政府规定,只要符合低收入的条件,即两人之家年收入不超过45,350元;三人之家不超过51,050元;四人之家不超过56,700元;五人之家不超过61,250元,均可申请廉租房。申请一旦获准,则不仅房租低于市价,而且只需缴纳不超过家庭收入30%的租金,差额部分可凭住房券向政府兑取现金。


对穷人租房纵然颇多关照,但穷人仍未必满足。我在马里兰州见到一个前几年移民美国的老同事,因财力所限,他只能暂且租住公寓楼。谈到住房情况,尽管没有明说,但从他的神色看得出来,不能拥有独立房产多少还是让他觉得没面子。所以他正在筹钱,计划近期购房。而如果购房时他的收入水准没有大的提升,作为低收入者,他将享受政府提供的各种购房优惠。比如可申请抵押信贷证书,10年内享受个人所得税的抵免;甚至可以让政府交头款——2003年,布什总统签署了补助无房户买房的法案。根据该法案,凡有能力支付月供款、但没有足够的钱支付头款的美国家庭,均可申请低收入家庭特别资助,政府将为他们交纳头款和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的有关费用。这显然是一个需要烧钱的事业。据统计,过去35年中,联邦政府主要用于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的支出高达1万亿美元,此项费用今后无疑还要节节攀升。


穷人住房补贴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但跟美国的公共医疗开支相比,不过小巫而已。美国的绝大多数老年华人,乡土观念再重,也没有叶落归根的打算。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留恋美国的医疗保障体系。在美国,只要你年满65岁,就可以持有一张“老人证明”;如果你没有职业和足够的财产,还可以持有一张“穷人证明”。持有“老人证明”者,医疗费用可报销80%左右;持有“穷人证明”者,医疗费用可全部报销。1997年,美国又设立了一个儿童保健计划,专门资助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假若上述三项福利都无缘享有,别急,美国穷人还可以申请其他地方性的免费保险计划。所以,美国的老弱病残穷根本不需要为看病发愁,不管得了什么病,只要还有办法救,无论采用什么医疗手段,医院都会全力抢救,然后帮他们找钱报销。


美国国防费用之高久已为世人诟病。但国防费用其实不是美国最大宗的公共开支。2003年,美国国民医疗总费用达16790亿美元,其中,直接的公共投入就占到46%,共计7723亿美元。这还不包括为医疗保障提供的税收减免。该年度美国国防费用则不过4152亿美元,远低于公共医疗费用。公共医疗虽然耗资甚巨,但美国并无一个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富人和中产阶级很难从中受益,主要是照顾老弱病残穷。


针对老弱病残穷的国内食品援助计划,规模也很浩大。它包括15个子项目,即食品券计划、妇女和婴幼儿营养专项补充计划、农贸市场营养计划、全国学校午餐计划、学校早餐计划、暑假食品服务计划、儿童和成人看护中心食品计划、食用商品补充计划、特别牛奶计划、波多黎各及太平洋诸岛食品援助计划、印地安保留区食品分配计划、营养服务激励计划、营养援助计划、无家可归儿童营养计划,以及紧急食品援助计划、营养教育和培训计划。这些计划总的宗旨,是保证穷人、儿童、母亲、老人获得所需的营养和食品。在布什政府提出的2006年财政预算中,仅食品券计划的预算即高达500亿美元。


此外,还有各种名目的其他福利项目,譬如“残障福利金”,再譬如中小学教育补助、高等教育补助、养老补助、失业补助等等。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覆盖了穷人生活的各个领域。所以,美国的穷人,往往只是收入意义上的穷人,而不是生活质量意义上的穷人。以下数据或能说明部分问题——


46%的美国穷人家庭实际上拥有自己的房屋。其典型房屋一般有三间卧室,一个半卫生间,一个车库,一个晒台。美国穷人家庭中,住房拥挤的只占6%。


76%的美国穷人家庭有空调。


75%的美国穷人家庭拥有一辆汽车,30%的美国穷人家庭拥有两辆汽车。


美国穷人的孩子和美国中产阶级的孩子在摄取蛋白质、维他命和矿物质方面几乎没有差别,他们一般都营养过剩,平均比二战期间参加诺曼底登陆的美国军人高一英寸,重十磅。


穷仍能分享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红利,穷仍能得其所哉,所以美国的穷人一般没有强烈的生存压力,没有强烈的反社会尤其是反精英情绪。当然也有一些反社会的暴力事件,但都属于零星个案,不具有普遍意义。美国社会当然为此付出了代价,据统计,社会福利支出已占到联邦政府将近一半的非利息支出,相当于美国GDP的9%。



美国为什么能照顾穷人


社会政策必须以一定的社会条件为前提。美国对穷人的照顾能够实现,无疑是因为美国社会已经具备了相应的社会条件。


这样的社会条件,第一是民主。“民主能当饭吃吗?”这是一个我们经常遭遇到的质疑。其实历史经验早就告诉我们,对于穷人来说,民主确实能当饭吃,没有民主确实很可能就没有饭吃。什么叫民主政治?一定意义上讲,民主政治就是压力政治,就是社会向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的公共政策不能不更多地向民众倾斜的政治。民主的一个重要标竿是选举。选举主要派什么用场?其实选举的主要功能不是选哪个党执政,不是选谁当总统,选举主要是选公共政策。谁的公共政策最大限度地接近最大多数的民意,谁就能赢得选举的最后胜利。因此每个政党的竞选过程,都是其公共政策的调整过程,都是根据选举形势调整其公共政策的过程。所以,政党的竞争,政治家的竞争,根本上说,都是公共政策的竞争。主要通过选举,通过选举反映出来的民意压力,根据选举反映出来的社会需求,各党派不断校正其公共政策,从而使公共政策趋于最优化,保证绝大多数人最大限度地受惠。罗斯福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中,美国保障穷人生存的所有福利政策,都有一个发生和演进的过程。不同的福利政策,发生和演进的具体路径或有不同,但其主要是因应选举施加的民意压力,主要因应选举体现的社会需求,是这个总的规律在起作用,这一点却是无一例外。


竞争是公共政策进化的主要动力。人都有自利和懒惰的一面,由人组成的政党和政府,亦不会免俗。没有竞争导致的民意压力和生存危机,公共政策的主观和偏执就无从避免,并且这种主观和偏执如果不发展到物极必反的程度,一般难有系统纠错的可能。公共政策因此必须是可选项,必须可以让民众比较和选择。通过公共政策的竞争,通过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通过博弈所展现的社会合力,来修正公共政策可能的失当,使公共政策最大限度地趋于客观、平衡和理性。选举则是公共政策展开竞争的一个最成熟的平台。对于穷人来说,选举尤为不可或缺,因为选票是穷人最重要的武器。任何明显剥夺穷人的公共政策,都不仅要失去穷人的选票,而且因为违反道德良知,而要引发强烈的社会义愤,招致来自其他阶级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广泛抵制,选战中大面积地丢城失地就是必然的报应了。所以,只要是实行了成熟的选举政治的国家,在社会保障方面,保障多一点点还是少一点点,不同政党、不同政治家或有分歧;但在必须维持一个起码的保障水准,必须让穷人能过得下去这点上,则是决无分歧的,这个底线是任何政党任何政治家都不敢突破的。只要有成熟的民主制度,只要有成熟的选举政治,穷人就有保障,有饭吃,因此是一个普遍的规律。


照顾穷人的第二个社会条件则是自由。所谓自由,就是可以做法律未曾明文限制的一切事的自由。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国民财富的分配大致有三个层次,第一次分配通过市场自由竞争实现。第二次分配主要通过税收实现,政府以税收为基础实现转移支付,使无力从市场中获得起码生存资源的弱者,能从政府提供的转移支付中获益,维持基本生存。第三次分配则是在社会自组织高度发育的基础上,通过志愿者和千姿百态的NGO,实现社会的自我救助。第一次分配主要是实现效率,第二第三次分配则主要是实现社会公正。现在一个普遍的趋势是,文明水准愈高的国家,第二次分配继续保持其重要性的同时,第三次分配对社会公正的贡献愈来愈大,对穷人的生存状况愈来愈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说第二次分配能否到位,主要取决于民主进程;那么第三次分配则主要取决于自由状况,尤其是结社自由状况。


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可能是全世界最活跃、最发达的。美国总共三亿人口,各类非营利组织就有160万个,平均不足两百人就有一个。其所支配的国民财富,更是天文数字——年度总费用占美国GDP的9%,几与联邦政府的社会福利开支持平。


美国非营利组织的功能多种多样,救助穷人及其他弱势群体,则是其主要功能。我在纽约逗留期间,移民美国多年的朋友C君来看我,比约定时间晚了好几个钟头。见面时他很抱歉地解释说,他是从一个很远很远的社区赶过来的。因为他参加了一个志愿者组织,每周都要去那个社区免费讲课。他还是非营利组织“明日中华”的骨干,专为中国中西部农村小学募集善款,帮助他们修校舍和建图书馆。他的专业本来是IT,但他真正的爱好却只是公益。他同时在好几个NGO兼职,当职业跟爱好的冲突终于无法回避时,他不惜辞去了在微软公司的工作。


像C君这样的公益爱好者,在美国很普遍。政府为穷人和其他弱势群体提供的公共服务,主要针对一般需求,是基础性的、平均化的公共服务。对穷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政府往往难以满足。非政府组织的长处,则在于为穷人和其他弱势群体的特殊需求提供精确的个性化服务。C君参与的志愿者组织,服务对象就主要是移民美国不久的穷孩子。他们的使命,就是教那些穷孩子学英语,并引导他们了解美国社会各方面的情况。


针对老人的志愿者组织,在美国也是五花八门。譬如“轮子上的饭菜”,主要任务是骑着自行车给独居老人送饭。还有一些志愿者组织定期或不定期地探望老人,既掌握他们的健康状况,还可以满足他们的交流需要。服务于盲人和其他残疾人的、服务于囚犯子女的、服务于失业者的、服务于无家可归者的特定的志愿者组织,亦层出不穷。总的规律是,但凡穷人和其他弱势群体有什么新的需求,很快就会自发产生一个相应的民间组织,为之提供定向服务。


志愿者组织之如火如荼,显然基于美国强大的自治传统。早在19世纪,托克维尔就这样写道:“美国人不论年龄多大,不论处于什么地位,不论志趣是什么,无不时时在组织社团。”各个权利主体之间的自由结合,在美国人从来都是天经地义。只要不存在暴动的危险和其他有组织犯罪的危险,任何人建立任何名目的组织,都是不容干涉的。惟其如此,美国民间社会才能对穷人及其他弱势群体新的需求一直保持敏感,总是能以组织的形式在第一时间做出反应。


照顾穷人的最后一个重要社会条件,在我看来就是博爱。即便在最严格的市场秩序规范下产生的财富分化,也并非天然合理。再严格的规范也不可能绝对公平,自由竞争的胜出者不能把胜出的功劳完全归于一己,而应怀着谦卑之心,怀着对社会、对天地万物的感恩之心,回馈社会,与社会尤其与弱势群体分享财富。穷人必须受到照顾,这早已是发达国家的共识。对弱者物质保障上的粗漏,精神上的歧视,在他们都意味着最大的政治不正确,谁敢在这个问题上挑战,谁就会碰得头破血流。正是以这样的共识为基础,生长出发达国家一整套的慈善文化、公益文化。这点上美国没有独特性。美国的独特性,在于高度发达的第三部门保障了公民社会对慈善事业、公益事业的主导权。即便是公共服务,能社会提供的也尽可能让社会来提供,能不让政府做的也尽可能不让政府做。也就是说,不仅市场不容政府插手,即便在属于政府天职的公共服务领域,公民也有不选择政府的自由,政府的权力同样是有边界的,这可以说是美国慈善文化、公益文化最大的特色。


私产保护、市场经济和自由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必要前提


美国对穷人的照顾当然谈不上尽善尽美,也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如开篇所述,无家可归者的问题,非法移民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美国就一直想不出办法解决。


美国的无家可归者形形色色,有的因为贫困,有的无关贫困。我在白宫前面的拉法耶特公园见到一顶小帐篷,帐篷主人康赛普珊.皮乔托就是一个无家可归者。因为不满美国核武政策,她在这里驻扎了整整26年,抗议了整整26年,从不曾主动离开过哪怕是一天。


皮乔托是一个选择自我放逐的政治流浪者。至于选择自我放逐的文化流浪者,艺术流浪者,更是所在多有。他们隔几天到政府救助站吃上一顿饱饭,洗上一个热水澡,就又精神抖擞地踏上流浪的旅程。在富丽堂皇的城市背景下,他们确实显得扎眼。但或许正是这种扎眼,反衬出都市的光怪陆离,反衬出多元社会的包容和大气?


移民问题最是复杂。20年来,美国政府想了很多办法阻止非法移民,但基本上归于无效。为什么?主要就因为美国社会有对非法移民的强大需求。美国的建筑公司、肉联厂等劳动力相对密集的产业,大量劳工来自非法移民。美国人工很贵,最新通过的最低工资达每小时7.25美元,而非法移民的工资要求较低,其间的落差,就成了不良企业的重要利润来源。如何对待非法移民一直是美国社会争论不休的问题。放任么?非法移民确实带来困扰;打击么?非法移民又确实给了美国甜头。美国政府就在这样的两难中一直犹疑着,欲擒又纵,欲纵又擒。不良企业就在这样的犹疑中不断饱餐着非法劳工的人权红利。


这就是说,美国对穷人的照顾,其实也有死角。至少,生活在美国的非国籍人群与公共福利基本绝缘。但尽管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美国公共福利对于本国穷人的有效保障,在国民范围内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公平正义,则是应该肯定的。而我们通常认为,只要私人产权制度不从根本上改变,只要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国民财富的共有共享、社会的公平正义就都无从谈起。但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的实践证明,这个判断在当代已经难于成立。


仍如前述,国民财富的分配大致有三个层次,第一次分配主要是求效率,第二第三次分配才主要求公正。既然如此,就不应该追求、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毕其功于一役,而在第一次分配时就既实现效率,更实现国民财富的共有共享。生产主要追求效率,资本主义在它问世的最初一百年中,所创造的财富超过人类历史上的财富总和,奥妙何在?就在于它颠覆了封建时代那种虚拟的共同体,实行了私人产权制度。历史经验证明,只有严格的私人产权制度,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个人活力,提升整个国家的效率和创新能力。要把蛋糕做大,除了实行严格的私人产权制度,以及与之对应的市场经济体制,别无它路可寻。如果无视这一点,而把共有共享的任务强加给第一次分配,必然遭到自然法则的报复,结果既失效率,又无公正。


公正是值得我们永远追求的目标。但公正不能从生产的源头求得,生产的源头只能服从于效率。公正只能从生产的结果中求得,即从已经创造出来的国民财富总量中求得,从财富的转移中求得。以私产保护和市场经济体制充分保证生产源头的效率,保障国民财富的充分涌流;以自由民主扩大和规范第二、第三次分配,以保证国民财富适度的共有共享,实现社会公正,这样就可以使效率与公正各安其位,各得其所;社会就能既保持繁荣,也不乏和谐。这是美国经验给我们的主要启示。数以万亿计的美国政府的社会福利年度总支出,以及几乎与此等量的美国非营利组织年度总支出,不都是私产保护和市场经济体制创造的财富吗?但得益于自由民主,这些巨量的财富最终并不是私人占有,而最终转化为社会所有,用于公益事业尤其用来照顾穷人及其他弱势群体。仅此两项支出相加,如果取最大基数即以美国总人口为基数,美国年人均的公共支出也远在5000美元以上。照美国年人均收入3万美元计算,可以说美国国民财富的至少16%已经实现了共有共享,这不正是美国社会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吗?


总之,私产保护和市场经济,以及自由民主,是分配公正的必要前提,也是走向社会主义的制度起点。真正的社会主义既是从私产保护和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中自然生长的结果,也是从自由民主的社会政治制度中自然生长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取消私产保护和市场经济,即等于取消社会主义;取消自由民主,也即等于取消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因此有义务像珍重自己的眼睛那样,珍重私产保护和市场经济,珍重自由民主。只有这样做去,我们才会繁荣有望,和谐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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