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驳“城管变警察”

aqssm 收藏 3 207
导读:九驳“城管变警察” 转载: 深圳政协委员杨立勋提出组建“城管警察”,将“城管支队”并入公安局,今后接受城管局和公安局的双重领导,如此一可解决暴力抗法难题,二可节约社会资源。杨立勋也算是知名的社会学家了,他这个主意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过了相当的研究与论证。 只是这个主意被媒体一公布,就被网友骂的一塌糊涂。我觉得杨教授挨骂也不冤。“城管做警察”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应不应”的问题,只要深圳政府想把城管并入警察序列,并不费什么力气,但是这样做其弊远大于其利。我下面列举九条反对

九驳“城管变警察”

转载:



深圳政协委员杨立勋提出组建“城管警察”,将“城管支队”并入公安局,今后接受城管局和公安局的双重领导,如此一可解决暴力抗法难题,二可节约社会资源。杨立勋也算是知名的社会学家了,他这个主意也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经过了相当的研究与论证。



只是这个主意被媒体一公布,就被网友骂的一塌糊涂。我觉得杨教授挨骂也不冤。“城管做警察”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应不应”的问题,只要深圳政府想把城管并入警察序列,并不费什么力气,但是这样做其弊远大于其利。我下面列举九条反对理由,如果杨教授能够认真且让人信服地反驳其中任何五条,“城管做警察”就算可行。


首先,城管权和警察权权力来源不同,城管是各地市政府设立的,其权力来源是市政府,它代表市政府对一个城市进行管理,而警察权则来源于国家政权,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所以,城管只有市级的“城管局”,而不会有省级的“城管厅”或部级的“城管总局”。城管的执法依据,仅仅是市政府一级的“城市管理条例”,这跟其地位正相对应,如果全省或者全国发布统一的“城管条例”,在根本上是行不通的,城管权力就其诞生来讲,注定了其局限性、窄狭性、城市特定性。而警察执法依据,则全部是来源于全国人大的立法,如“刑法”,“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法”等,具有普适性、广泛性。可见,“警察权”是国家暴力的代表,其权力的予夺,都应由全国人大决定,如果一级市政府决定“城管变警察”,是僭越权力行为。


其次,警权可以针对人身,但是“城管权”不能针对人身,它本质是一种管理和服务,赋予城管以“人身强制权”根本上是违宪行为。“城管”永远也无权查身份证,永远也无权对人身采取强制措施。因为城管的执法依据是市政府一级的“地方政府规章”。按照《立法法》的规定,我们常说的“法律”分为全国人大的“法律”,国务院的“法规”,各部委的“规章”,省级人大的“地方法规”和省市政府的“规章”。规章是效力层次最低一级的广义“法律”。按照《行政处罚法》第九条的规定,“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 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可见,诸如深圳市政府、广州市政府根本无权设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无权赋予城管局以控制人身的权力,而只能由全国人大的“法律”赋予。全国人大显然不可能考虑给城管以拘留人身权力,因为城管出身的全国人大代表没有几个。


再次,改革的动力是什么?有价值的改革,动因都是人民利益需要。建“和谐社会”是为了满足人们对于公正正义的渴求,免除农业税是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城管变警察”的改革动因实在太可疑,我认为就是为了满足城管扩权的需要。因为新闻里说的很清楚,“深圳城管局正在起草相关报告”,城管局也希望说服市政府领导实施。改革者为自身利益需要进行改革,改革的动力是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普通市民的要求,类似的改革有:银行收取“查询费”的改革;公务员提工资的改革。这种改革难道不该被我们唾弃吗?


其四,城管遭遇暴力抗法就要变警察,但是遭遇“暴力抗法”的机构显然不仅仅是城管局,还有税务局、工商局、技术监督局,甚至农业局、林业局、建设局等等也经常遭到“暴力抗法”,既然城管可以变警察,那其他部门是不是一样可以变警察?那还要什么药监局、交通局、土地局,全部并入警察局,所有的执法机构全部合并到警察局,分别叫做“深圳市公安局土地监察支队”、“深圳市公安局税务监察支队”不就可以了?记者采访也经常遭到暴力阻挠,是不是记者也可以变警察,以后谁要是不接受采访,就先拷起来再说?


其五,城管变警察根本就解决不了“暴力抗法”问题。暴力抗法多来源于“暴力执法”,城管变警察无非是暴力升级,这只能导致对抗加剧,暴力抗法升级。现在城管队员跟小摊贩、滥搭乱建等的斗争可以看成是一场“博弈”。博弈有“正和”“负和”“零和”三种。甲偷乙的钱是“零和”博弈,一人有得,另一人必有失,但总和为零。甲律师帮乙打官司是“正和”博弈,甲取得了报酬,乙获得了超值的帮助。甲乙打架都被抓了,就是“负和”博弈,两败俱伤,都没获得一点好处。可见“正和博弈”是两方共赢的理想状态。当前的城管执法往往形成“负和博弈”,城管跟被管理者天天“猫抓老鼠”,两方身心俱累,一方形象全失,一方疲于奔命赚不了几个钱。两者并非不能形成“正和博弈”,如果城管将自己变成服务提供者,比如划定摆小摊的市场,给这些人一条生路,必然是两得其美,“暴力抗法”自然消失无踪。


其六,城管变警察,并没有节约什么社会资源。按照杨先生的设计,无非是将城管改一个名字,然后赋予其警察权力。既没有裁撤一个机构,也没有裁并一个人员,财政拨款当然也不会减少一分,如何节约社会资源了?如果说将整个城管局全部裁撤掉,然后由公安局重新配备人员担任城管队员,机构也完全重新设置,这样倒真的可以节约社会资源,恐怕这样做第一个跳出来极力反对的不是别人,而就是城管局。事实上,任何改革,其本身就是有成本的,当年“荆州”改成“荆沙”又改回“荆州”,看起来不过是改个名字而已,但涉及的各项改名费用竟以千万计。“城管变警察”不仅仅是换个牌子的问题,其涉及的研究、论证、实施、答辩、争论等等,恐怕涉及的费用不是一千万两千万的问题。拿这两千万,可以把深圳市所有的“走鬼”卖的东西买个精光了。


其七,公安部不可能答应下面还要管一个“城管支队”。警局内部再多成立一个机构,想来应该报公安部批准——当然你实在不理公安部领导的感受那也没办法,因为地方政府的确可以自行设置地方机构。最近几年城管是“名声在外”,连“打砸抢”的释义都盯上了城管。相反的是,最近几年公安部严抓内部管理,警察队伍在逐步走向规范,“五条禁令”、“十不准”在公安内部深入人心,涉警的负面新闻已少之又少了。“城管”形象差,执法人员整体素质显然也不如警察,公安部要是把这个烫手的山芋拿在手里,岂非没事找事,再说这本来是市一级政府的事,有好事是市政府的,打死人打伤人出事了就是在行使警察权力成了公安部的事,我想哪个公安部领导也不会批准把城管放在公安里边。


其八,一些发达国家的警察管刑事犯罪,也管乱摆卖、乱丢垃圾、公共场所插队、乞讨、流浪、违法建筑等行为,这在中国当前的法律体系下是不能适用的,原因是对于警察权的设定根本不同。警察权是国家权力,其实施严格受制于国家法律,法律规定要做的,便必须做,不做就是违法,法律没规定可做的,便不得做,做就是滥权。中国警察名为“公安”,乃是负责“公共安全”的机构,猫上树、乱停靠一般不涉公共安全,因此既非中国警察之义务,又没有主动行使之职权。而上述国外的“警察”乃是“警而查之”,对于前述一切有妨公众利益的行为,都可以行使纠察之权。美国警察对于“猫上树”的求助必须支持,而中国警察应依其职权拒绝。中国警察生来就没有管丢垃圾的职权,除非宪法重新修订。


最后一条,改革好不好,看社会效果。郑州城管、广州城管网上征集立法意见,获得一片好评,这基本可说明这种改革是得人心的。而“城管变警察”的提议甫出,反对声就铺天盖地,想来以后就算实施,社会效果也很糟糕。新的《劳动合同法》就是个例子,草案出来时,各法学专家就指出法律“左倾”严重,把劳资双方完全放在对立面上,实施起来肯定会产生反效果,果其然,本来立志保护劳动者权益的用心良苦的法律,实施的结果是劳动者连饭碗都没有了还谈什么权益。希望“城管变警察”不要带着美好的初衷和善良的愿望,干了一件傻事还不自知。

1
回复主贴

相关文章

更多 >>
聚焦 国际 历史 社会 军事

猜你感兴趣

更多 >>
3条评论
点击加载更多

发表评论

更多精彩内容

热门话题

更多
广告 这才叫游戏:仅13天风靡全球场面堪比战争大片
发帖 向上 向下
广告 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