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下半年,中国大陆基本解放,蒋介石率残部逃到了台湾。为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必须准备渡海作战。为此,党中央、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关于加强国防,建设现代化革命武装力量的指导思想和解放台湾的需要,认真考虑了组建空降兵的问题。

周恩来亲自起草组建空降兵部队的决定

1949年8月1日,中央派刘亚楼等人赴莫斯科,与苏联有关方面商谈帮助我国建立空军的问题。刘亚楼于8月18日电报请示中央:“为了解放台湾,伞兵空降登陆比从海上登陆部队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建议军委组建伞兵部队。如果可以,则准备向苏联提出订购运输机和降落伞,并请其派顾问和教员。”

中央于次日复电:“原则上同意组织伞兵,但请向苏联同志征询下列各项意见:(1)伞兵条件如何?需要训练多长时间方能参加战斗?训练的条件如何?(2)据我们所知,国民党也曾有过伞兵的组织和指挥,但从未使用过。我们有人民条件,有游击战争经验,自与他们不同,但伞兵登陆或者是海上登陆的配合,或者有适当的群众及地形条件进行近距离的扰乱,这样需要多少人方能担任上述任务?(3)苏联空军负责同志对我们组织伞兵的意见如何?我们的条件是否具备?”

刘亚楼遵照中央指示,与苏联空军负责人进行了磋商。同年11月,中央经过认真研究,决定由政务院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亲自为中央起草组建空降兵部队的决定。1950年2月15日,中国政府向苏联政府聘请顾问41名,订购降落伞300具,为空降兵部队的组建创造了条件。1950年4月17日,中央军委正式发布命令:抽调人员组建空降兵部队。

根据空降兵处于敌后独立作战,必具英勇顽强、机动灵活的特点,中央军委要求从各军区、野战军抽调一批战斗英雄和班、排模范干部组建空降兵。

1950年5月27日,中央军委又电告各部:如确难按条件抽调,其不足者,可以一、二等功臣补充;如仍不足时,则按政治可靠、身体健康、战斗勇敢、表现好等条件,从战士中补选。空降兵部队领导机构的组建,要从有指挥作战经验的步兵师、团、营领导干部中选拔。中央军委组建空降兵的决心,给负责组建工作的同志增添了信心和力量。同年7月17日,中央军委确定部队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陆战第一旅。

万事开头难。筹备组建空降兵部队困难很多,工作千头万绪,除大力选调干部、抽调兵员和筹措物资等项工作外,首先抓了两方面的工作:

一是确定编制。组织多大规模的空降兵部队?怎么个编法?当时没有经验,只能向苏联空军学习。经空军领导机关同苏联顾问团研究,参照苏军建设空降兵的经验,考虑到解放军的实际情况,本着敌后空降、小分队、配合正面部队作战的基本指导思想,确定旅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炮兵司令部、供给处、技术处、医务处等机构;作战和保障分队,设狙击第一、二、三、四营,1个迫击炮营,几个战防炮营,1个坦克营以及通信、侦察、高射机枪、工兵、运输、卫生等直属连队,全旅共计3884人。这个编制基本上是照搬苏军的,某些职务名称也是沿用苏军的,如后勤副旅长、技术副旅长等。但政治干部的编制、名称则是按解放军的传统设置的:旅有政治委员、营有教导员、连有指导员、机关有政治协理员,而且各级均设副职。

二是选择基地。空军领导认为,根据当时空降兵部队只有一个旅,除了主要担负解放台湾的任务外,还要应付国内各个方向的突发事件等情况,训练基地选在中原地区比较合适。为此,空军副司令员常乾坤带领苏联顾问于1950年5月5日赴开封、郑州、新乡、安阳等地进行实地勘察,5月9日向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写出报告,认为开封、郑州两地可以作为空降兵训练基地。聂荣臻于5月23日批示同意。随后,中央军委电令中南军区,责成河南军区将开封机场附近原日本兵营和郑州机场附近的房屋全部腾出交空军陆战旅使用。河南军区接到命令后迅速行动,很快把房屋腾出。旅组建后,由于开封一地能容纳全部人员,故未进驻郑州机场。

空军陆战第一旅的旅部领导机构,是中央军委责成第三野战军组建的。军委于1950年7月发布命令,任命陆军第二十六军七十七师师长王建青为旅长,陆军二十军军部师参谋长方铭为副旅长,陆军三十一军九十一师副政委丁钊为副政委,陆军二十一军六十三师政治部主任林震为政治部主任。

7月初,三野政治部主任唐亮在南京找王建青谈话,交代了组建伞兵旅的任务。此前到达北京的苏联顾问团团长沙别里车夫,也专程到上海与王建青见面,商谈了有关组建事宜。后因王建青身体不符合伞兵条件只好调离。1950年10月,陆军第二十八军参谋长朱云谦任旅长。旅党委成立后,朱云谦兼任党委书记,丁钊为副书记。

1950年7月26日,旅部领导机构在上海组建,多数干部是从三野第九兵团选调的,由先期到达的王建青、方铭、林震主持,召开了机关成立大会。8月1日,旅部机关从上海移驻开封并进一步充实了机关干部。

苏联顾问团一行41人,在旅机关到达前,于7月底由空军领导机关人员陪同从北京先期到达开封,由开封市政府负责接待,暂住市交际处。到9月,营区内“顾问楼”修好后,才搬进营区。顾问团除旅长顾问沙别里车夫上校外,还有政治委员顾问朱伯柯中校、参谋长顾问巴拉斯基中校,旅机关的炮兵、作战、伞降、通信、工兵和后勤、医务等部门都有顾问。7个营也都有营长顾问、伞兵科长顾问和若干叠伞员(伞降教员)。顾问团对旅的工作实施全面帮助和督促检查,适时提出建议。在编组部队时主要把体检关,有疑难情况时都是请医务顾问最后决定。平时大量的工作是帮助进行军事训练和加强行政管理。

旅机关到开封后,立即投入到部队的组建工作中,主要任务是接收陆续从陆军调来的大批人员,进行体检和编组部队。当时从第一、二、三、四野战军和东北、华北、山东军区中的37个军和3个军级单位共抽调来6862人。这些调来的同志对伞兵很陌生,想法很多。愿当伞兵的是多数,希望体检合格;也有不想干的,希望体检淘汰。因此,首先是进行动员教育,接着逐个进行体检,边检查边编组,合格者立即编成建制分队;不合格者另编,待命调走。为保持各个战斗部队(特别是某些主力军)的优良作风,对体检合格的,采取以某一个军选调来的人员为主编为一个连的原则进行编组。

为了配好干部,采取按原职使用,优中选优,既尽量照顾原部队的干部带原部队的兵,又适当搭配的原则。通过看档案,找带队负责人介绍情况和同本人面谈等办法,初步掌握干部情况后,任命各营首任营长、教导员。经过1个月的紧张工作,体检合格者5053人,占调来人员的73%。8月底,机关和部队按编制基本编组就绪,全旅实编5000余人。部队军政素质较高,党员占73%,战斗英雄、模范、功臣占93%,在陆军直接参加过战斗的占83%。大批战斗英雄、模范、功臣抽调到空军陆战第一旅,带来了各野战军的好思想、好传统、好作风,成为空降兵建设的一支可贵的骨干力量。

新中国第一支空降兵部队于1950年9月17日正式宣告诞生

部队组建起来后,干部、战士有了固定的单位,组织上落实了,思想也随之稳定下来。当时新中国刚成立不久,各项条件都很差,财源匮乏。本着勤俭节约、因陋就简的原则,尽量改修旧房,不盖新房,将马厩全部改为住房;卫生连和军械仓库都是利用旧房;旅的“礼堂”也是利用一个大仓库。当时只新建了一个必备的伞库和烘伞房。再就是为照顾苏联顾问的生活,把一栋旧二层楼修整了一下,增加了取暖和卫生设备,也没有建新房。旅机关办公室,是利用一栋已烧毁的仅存四壁的两层楼重建起来的。这样做,既为国家节省了开支,又很快满足了部队组建的需要。环境虽然艰苦,但经过教育,部队干部、战士都能正确对待。

1950年9月17日,空军陆战第一旅在开封营区召开了成立大会。首先组织了阅兵式,接着宣读了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等首长发来的贺电、贺信,给全旅指战员以极大的鼓舞。第三野战军周骏鸣副参谋长代表中央军委给空军陆战第一旅授军旗,并讲了话。河南省人民政府牛佩琮副主席、河南军区陈再道司令员、苏联顾问团团长沙别里车夫相继讲话,热烈祝贺这支部队的成立,并提出了殷切的希望。旅长王建青代表全旅指战员进行了庄严宣誓。宣誓后,在雄壮的军乐声中,由副旅长方铭率领,进行了分列式表演,部队以良好的军容,整齐的步伐,展现了伞兵的雄姿。从此,新中国有了第一支空降兵部队,并将9月17日定为空降兵诞生纪念日。

9月27日,中央军委根据三野副司令员粟裕的建议,经毛泽东批准,决定将华东军区军政大学第七总队(即伞兵总队)中的部分人员调归空军陆战第一旅。第七总队是由1949年4月15日起义的国民党伞兵第三团改编而成的。按照思想表现好,身体健康,到部队后有适当工作安排和本人自愿的原则,挑选了30余名干部、350名战士,由总队长刘农畯率领,于1950年10月11日到达开封,加入了解放军第一支空降兵部队行列。刘农畯先后任旅参谋长、副旅长。调来的干部、战士都安排了适当工作。

空军陆战第一旅成立后,面临的紧迫任务是使指战员迅速掌握跳伞技能和空降敌后作战的战术、技术,以便能担负战时作战任务。为此,从1950年9月18日起,即开始了为期10个月的突击训练。为了胜利闯过跳伞关,旅党委按照战略上藐视、战术上重视的原则,动员大家既要积极地学、大胆地跳、树立一定能学会的决心和信心,又强调严格按操作规程办事。在训练部署上争取首次跳伞成功,以积累经验,培养骨干,树立信心,鼓舞士气。

鉴于伞勤骨干力量和伞的数量有限,旅采取了地面训练普遍开展、实施跳伞分批进行的办法。在旅成立大会的第二天,便抽调了部分干部和骨干突击进行伞降试验训练。在苏联顾问的直接指导下,仅仅经过11天的地面训练,大家便掌握了跳伞的动作要领和叠伞技术。9月29日,部队在开封市组织了新中国伞兵第一个跳伞日。旅司令部作战科长王佑民、伞兵科科长何广田等62名干部、战士进行了首批试跳。从第一架飞机上第一个跳出的是战斗英雄、一营营长崔汉卿,其他干部、战士也紧跟着勇敢地跳出,都安全着陆。在现场参观的全旅指战员见此情景无比兴奋;跳下来的同志怀着胜利的激动心情,向旅领导报告:“首次跳伞成功!”

旅领导亲自给62名同志佩挂了跳伞纪念章。这次试跳,揭开了空降兵“从天而降”之谜,极大地鼓舞了干部、战士跳伞的信心和勇气,全旅上下兴高采烈,争先恐后要求跳伞。

在首次跳伞成功之后,部队一方面抓紧培训伞勤骨干,组织他们多跳,积累经验,并学习伞降训练理论和方法;另一方面组织部队突击伞降训练。经过紧张的地面训练,到1950年11月底,跳伞人数已达2032人。至1951年3月,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全旅身体合格的干部、战士都完成了三至五次跳伞任务,未发生严重事故。1951年3月14日,还组织沈元珍、李朝旭、毛镇夷、凌冲珪等4名女翻译进行了第一次空中跳伞。她们成为新中国的第一批女跳伞员。

循序渐进开展近似实战的空降训练和演习

部队普及跳伞后,各个分队便投入了以技术、战术为主要内容的突击训练。按照由简到繁、由低到高、循序渐进的原则,采取先干部后战士、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互教互学的方法,较快地提高了部队的技术、战术水平。

在完成单兵技术、战术训练的基础上,进行了班、排、连、营的攻防战术训练。1951年4月,在开封县朱仙镇等地进行了以排为单位、以攻防为主要内容的野营训练;5月,全旅12个步兵连分别实施了夺取、扼守开封机场的空降战术演习;5月底,在郑州进行了以空降敌后方,夺取与扼守机场、火车站为课题的旅、营两级首长、司令部带通信工具的空降战术演习;6月,4个狙击营分别进行了夺取开封机场的空降战术演习。上述不同规模的空降战术演习,都是临时出情况,采取突然空降的方式进行的,使各级指挥员的组织指挥能力得到近似实战的锻炼。

全旅经过10个月的突击训练,圆满地完成了训练计划,取得了显著成绩。部队情绪高涨,团结一致,有效地克服了初建时的和平麻痹思想、居功骄傲情绪和纪律松懈的现象。部队的技术、战术水平有了较大提高,战斗员不仅能随身携带轻武器和装备跳伞,而且学会了用空投袋空投重机枪、迫击炮、无后坐力炮等重装备,并在着陆后能迅速从空投袋内将其取出等动作。根据当时的战术、技术素质和运输机条件,部队的作战能力已达到可以担负1个加强连(配属重机枪、迫击炮、无后坐力炮等,共200人左右)空降敌后的作战任务。

1951年6月28日,由副旅长方铭率领狙击第一营第二加强连演习分队,参加了南京军事学院在安徽临淮关组织的河川进攻联合演习。这次演习由刘伯承院长亲自担任总导演。演习分队充当空降兵团空降在敌主要防御地带与第二防御地带之间的炮兵阵地上,以部分兵力阻止敌预备队机动,主力则配合正面部队强渡淮河。

正式演习那天,天降蒙蒙细雨,但演习仍按预定计划进行。9架C-46飞机编队从南京起飞,上午10时一次空降集合完毕,迅速向预定目标展开攻击。着陆时,有3名战士扭伤了脚,仍忍着伤痛一直跟着部队坚持到演习结束。演习中各级干部指挥果断灵活,部队动作逼真,较好地完成了演习任务,受到演习指挥部的好评。

1951年上半年,部队还受领了参加首都国庆两周年阅兵的光荣任务。命令下达后,全体受阅人员始终保持高昂的练兵热情,腿练肿了,腰练疼了,仍继续坚持训练。经过3个月的刻苦训练,人人达到了要求。阅兵前,朱德总司令驱车来到空降兵方队驻地,一一询问了伞兵们的生活、训练情况,使全体人员受到极大鼓舞。

10月1日上午,人民解放军空降兵方队以严整的军容、整齐的队形、雄健的步伐,通过了天安门广场,光荣地接受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此举也正式向全国人民和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已经有了空降兵这个新兵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