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177万起义部队和1400余名将领的新生

解放战争期间,800万国民党军被歼,这其中有五分之一左右即177万是倒戈部队,包括陆军153个整师,海军大小舰艇74艘,空军飞机26架,起义投诚将军1400余名。


177万来自敌对营垒的官兵,比美国1996年现役军人的总数还要多32万,全被消化、改造了。在此过程中,派去一名指导员,就能彻底改造百十人的一个连,派去几百人工作团,就能彻底改造几万人的一个军。


然而,这史无前例的浩大工程,却鲜见于史料,党史、军史研究和纪实文学领域基本上也是空白。


倒戈“国军”的基本状况


解放战争期间,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出现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在内战之初。相对而言,“国军”这一时期的倒戈数量不多,但政治影响很大。此时,“国军”与“共军”之间力量悬殊,蒋介石、陈诚夸下海口要“三个月剿灭关内共军”,结果,不但“共军”没有如期“剿灭”,青天白日下的“国军”却接二连三地“叛变投共”。先是1945年10月30日高树勋率新编第8军在河北邯郸起义,接着是1946年1月郝鹏举率第6路先遣军在山东台儿庄起义,再就是1946年5月30日潘朔端率第184师一部在辽宁海城起义。“走高树勋、潘朔端的道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了共产党军队开展敌军工作的一个很响亮、能震撼人心的口号。


第二次高潮,在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的战略决战时期,在此期间举行的起义对战役进程起了重要的推进作用。其中,吴化文率整编第84师的济南起义,使攻城时间缩短了一半多;曾泽生率第60军的长春起义,使我军首创和平解放大城市的先例,傅作义率北平20万守军接受和平改编就更不用说了,千年古都免遭灭顶之灾,傅作义功彪青史。


第三次高潮,在我“百万雄师渡大江”之后,这一时期,国民党军起义投诚可谓之“风起云涌”,逾百万之众。对这部分人的起义,早先的起义人员是看不上眼的:“他们那还叫起义?”


这177万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官兵,成分非常复杂,什么样的人都有。士兵,绝大多数都是抓来的壮丁,贫苦农民居多,当兵之前受地方老财的剥削压迫,当兵后,又受长官的盘剥与欺压,他们虽然占多数,但没有地位。一位起义士兵曾说过这样的话:“我们那时认主子啊!就和电影《末代皇帝》里面的奴才一模一样的!”


在国民党军队中,有权、有势的是军官,而军官的成份最为复杂。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多出身于富家子弟,其中有的家人是为富不仁横行乡里的土豪劣绅,本人则是剥削欺压士兵的“小军阀”。这部分人,虽然在战场上掉转了枪口或放下了武器,但让他们心悦诚服地接受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和纪律约束,谈何容易?


在第一阶段真心起义的高树勋部,进驻武安地区最初几个月,其驻地17个村的群众就怨声载道,几乎每天都有群众找当地政府请求高树勋部移防,甚至还准备赴边区政府请愿。


在第二、三阶段起义的部队也有类似问题。几乎每支国民党军队内部都存在一些五花八门名目繁多的反动党团及封建迷信组织。起义后的国民党第7兵团2.3万人,查出其内部的各类反动、封建组织竟达75种,有4058人参加,其中参加国民党的1326人,参加三青团的351人,参加青帮的881人,参加洪帮的690人,参加袍哥的522人。川军中的袍哥组织更是门户繁杂、堂口林立,无孔不入。在第16兵团,兵团副司令、军长、团长都有袍哥大爷。范绍增的“国防部挺进军”干脆就是一个袍哥武装。吃喝嫖赌也相当普遍。就说抽大烟,在刘文辉的第24军里,“双枪兵”(步枪和烟枪)约占三分之一。血债问题也不少,国民党第18兵团副司令官兼大同守备区总指挥于镇河率部接受我军和平改编后,当地受害群众纷纷向人民政府控告于镇河等将领的累累罪行。于镇河家乡贾庄的群众甚至派出20余乡人的代表前往大同城,强烈要求把于镇河押回家乡交群众斗争处理。为防止意外,解放军将于镇河等将领紧急转移到察哈尔省军区所在地张家口。还有当过汉奸的,台儿庄起义的郝鹏举,曾于1941年率部投靠日寇,担任过汪伪徐州绥靖公署主任、淮海省省长等职。济南起义的吴化文,曾于1939年率部投降日寇,担任过汪伪第三方面军司令官等职。抗战期间,郝鹏举部和吴化文部都参与了日寇对我抗日根据地的大扫荡,其中吴化文部甚至在临朐一带残酷地制造过“无人区”。


几乎每一支起义部队起义后,都要发生规模或大或小的叛变事件。郝鹏举部、董其武装、郭汝瑰部、董宋珩部的叛变分子,甚至还残杀了我军派去的政治工作干部,以及起义官兵中部分积极分子。


血泪大控诉


应该说,我党在起义部队中开展的正面教育,转变了相当一部分官兵的思想觉悟,使他们走上了革命道路。然而,从整体上看,温和的正面教育方法要想彻底解决起义官兵长期在旧军队里根深蒂固的思想问题,尚需很长的时间,这在战争年代是困难的。


起义部队尚未彻底改造,发生大规模的叛变事件也就有了可能。由海城起义部队改编的“XX同盟军第1军”在接受我党的正面教育4个月后,其一部约1000余人,于1946年10月发生了叛变事件。策划并组织这次叛变事件的,是同盟军第1军184师副师长杨朝伦。此人在“鞍(山)海(城)战役”期间驻防大石桥,因拒绝起义,被我军俘虏。当时,为了最大限度地瓦解敌军,扩大政治影响,在征得潘朔明等起义将领的同意后,把战俘杨朝伦等被俘官兵留在了起义部队,并在起义部队“扩编”时,将杨朝伦提升为副师长,不久,又让其兼任了军官轮训队的班主任。于是,骗取信任的杨朝伦于暗地里秘密策划了叛变事件,利用旧军官对起义部队的控制,使扩编后的一个师除两三百人外,全部被裹胁叛逃。郝鹏举的“华中联军”接受我党正面教育的时间更长,整整一年,但郝鹏举还是在1947年1月发动了叛变,把部队拖回国民党那里,并诱捕了朱克靖等4名我军的联系人员,向国民党当局邀功请赏。


由此可见改造起义部队的难度。如果把改造起义部队比喻为一场政治战役,那么,战役的突破口就应该选择在对方最厉害、最薄弱的地方。这就是旧军队内部的阶级压迫。撕开这场政治战役突破口的方式,是开展控诉运动──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军队。


据笔者目前掌握的史料,最先开展控诉运动的起义部队是“XX同盟军第1军”,即潘朔端的海城起义部队。这支部队于1946年5月30日在辽宁海成起义后,开赴安东地区进行政治整训。然而,4个月的正面教育还是没能从整体上彻底解决起义官兵的思想问题。10月,当国民党大举进攻我解放区时,起义部队于后撤途中发生了副师长杨朝伦率1000多官兵的大规模叛变事件。叛变事件发生不久,部队即着手清理了一些不可靠的旧军官,或者发路费放他们回家,或者调离起义部队。政治整训正式开始之前,部队抽调150余名军官前往黑龙江省北安县,进入东北军政大学总校,学期9个月;然后,在兴隆镇成立了两个士官训练队,从班长和士兵中选拔了300多人参加培训,其中1队学期3个月,2队学期6个月。


据“XX同盟军第1军”政治部主任、老红军徐文烈撰写的一份总结记载:


安东整训期间的政治教育,多是从正面讲国民党反动派“卖国独裁”、“发动内战”的一些大道理,结果,不但与起义官兵亲身体会的压迫剥削距离太远,还常常与官兵们长期形成的“正统观念”相抵触。后来,徐文烈等政治工作干部采取“解剖麻雀”的方法,具体考察了一个连队,结果发现,在139名士兵中,对乡镇保甲长及恶霸地主没有敌意的只有11人,其余全部痛恨乡镇保甲长和地方恶霸。另一个连队的84名士兵中,有83人挨过军官的打,没挨打过的只有一位某军官的亲戚。根据这个调查,徐文烈他们做了一个小小的“试验”:“倒过来讲”,先从士兵亲身感受的乡镇保甲长恶霸地方的剥削压迫讲起,从士兵所遭受长官的压迫讲起,再讲到蒋介石统治集团维护这一阶段压迫.。果然,如此一讲,便很自然地激发起了阶级仇恨和政治觉悟。确切地说,控诉运动引发的,是广大国民党士兵群众长期以来被压抑在内心深处的那种能够排山倒海翻天覆地的灵魂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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