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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到延安的特殊“介绍信”


1937年7月下旬,一辆黄包车从西安钟楼前驶过,向北拐去。车上坐着一位穿蓝布旗袍的小姐,一双乌亮的大眼睛格外动人。她的脚旁,放着一只小皮箱,看得出是从外地来到西安。黄包车在陕西省立西安北大街幼稚园门口停下。这位小姐下车后,跟幼稚园主任见面时,显得异常兴奋。“一冰!”她搂着幼稚园主任的脖子。“李鹤,你怎么来了?!”主任颇为惊讶。这位主任——徐一冰,迄今仍清晰地记得半个多世纪前那难忘的一幕,向笔者讲述着往事。徐一冰,后来进入延安,改名徐明。由于中共中央党校有个同名同姓的学员徐明,于是她加了个“清”字。李鹤,也就是本文主角——江青。


江青原名李云鹤,1933年夏,19岁的她从山东前来上海,改名李鹤,在徐明清领导下的晨更工学团当教员,同住在上海北新泾镇陈更村的小阁楼里。尽管后来李鹤进入上海影剧界,成了“明星”,改名蓝苹,但是徐明清跟她一直以“李鹤”、“一冰”相称。江青向徐明清说明了来意:她要奔赴延安,请求徐明清介绍她前往西安的八八路军办事处。她身边末带任何组织介绍信,在她看来,徐明清是她最好的“介绍信”……江青奔赴延安,是她一生的重要转折点。她为什么要离开“大上海”奔赴延安?她究竟是怎么知道徐明清的秘密地址的?说来话长,这要从引导江青走上革命之路,她的入党介绍人俞启威说起……俞启威是江青最初的爱侣。他,也就是后来改名黄敬的中共高干—— 1949年初天津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时,他被任命为第一任天津市市长,兼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江青初识黄敬时,黄敬是青岛大学物理系学生,尚不是中共党员。“九·一八”事变后,黄敬成了学生运动中的活跃分子,他领导青岛大学的学生罢课,抢占火车,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经过这番实际考察,中共青岛大学地下党支部决定批准黄敬加入中共,举行了秘密的入党仪式。黄敬加入中共,也就影响了江青。江青的思想,也逐渐激进。那时,江青和黄敬从热恋而同居。经黄敬介绍,江青于193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19岁。就在这年7月,因为叛徒出卖,黄敬被秘密逮捕。江青仓皇出逃,拎着一只小皮箱奔向上海,失了党的组织关系。


本来,江青可以住到上海俞宅。只是俞家并不承认她这个未经明媒正娶的儿媳妇,所以她不能不在魏鹤龄家暂祝她提出要求,希望拜见田汉。江青在田汉家借住了些日子,田汉派他的弟弟田沅照料江青。田沅向田汉建议,把江青安排到“晨更工学团”去工作。江青同意了。于是,田沅陪着江青,来到上海西郊的小镇——北新泾镇,把江青介绍给“晨更工学团”的负责人徐明清。这样,江青就在僻远的北新泾镇住了下来,在徐明清领导之下工作……据徐明清回忆,“小俞”(亦即黄敬)曾几度秘密来沪,会晤江青。后来,“小俞”虽然在北平工作,但跟江青一直保持着联系。就在江青去延安前 3个月,“小俞”从北平到延安去了一趟……黄敬的延安之行,给了江青以影响。黄敬促使江青下定了奔赴延安的决心。江青得知徐明清在西安,使她的决心化为实际行动。徐明清说,她陪着江青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徐明清跟那里的危拱之很熟,危拱之是叶剑英的夫人。危拱之听了徐明清的介绍,带着江青去见邓颖超。邓颖超很有兴味地翻阅了江青带来的“介绍信”——一本相册,上面贴着许多剧照。相册的剧照,表明江青确实是来自上海的演员,而且所演的大都是左翼影剧。邓颖超看毕,笑道:“嗬,上海的大明星嘛!”不过,邓颖超说,办理赴延手续,是由博古主管的,需要约定时间,跟博古见面。过了些天,江青独自从北大街幼稚园前往“八办”。博古跟她做了谈话,了解她的一些情况。当时延安欢迎进步文化人投奔那里。博古同意江青的请求。


1937年8月底,江青到达延安,被安排在延安的第 3招待所(又称“西北旅社”)暂祝登记旅客名字时,她不再写“蓝苹”,而是用“江青”。对于劝江青”这名字,她是花了一番心血的。据云,含义有二:其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蓝”,蓝苹也。也就是说,虽然江青“出于”蓝苹,却立志要干出一番“胜于”蓝苹的事业来。其二,“江青”出典于唐朝诗人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一诗:“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


江青的党籍问题受到了审查


江青来到延安之后,就受到了审查。当时,负责审查江青党籍问题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的郭潜。他在抗日战争之后,被国民党军队俘虏,到了台湾,改名郭华伦,担任台湾“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笔名陈然。据郭潜 1974年10月22日在台北接受日本作家伊原吉之助的采访时,回忆道:“江青于七七事变刚发生之后,单身来到延安。9月10日发生党籍问题。“江青的党籍恢复申请,因‘无证据’”被批驳。江青于是在招待所空过了9、10两月。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她以前的情人黄敬于 10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乃平安地恢复党籍,立即进了‘党校’受训6个月。陈然(引者注:即郭潜)的太太,曾在‘党校’教过江青。”郭潜作为当事人,把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谈得十分清楚。起初,江青十分焦急。新来乍到,人地生疏,一时又找不到证人。可是,党籍问题不解决又不行。在上海、在话剧界、电影界,党籍问题不那么重要,而进了延安,这是至关重要的“政治生命”。就在江青成天价等待之际,徐明清由西安来到延安,使她欢欣鼓舞。但是,徐明清只能证明江青在上海、临海、西安的经历,只能证明她曾参加中共领导下的一些进步活动,只能证明她加入过共青团,但无法证明她是中共党员——因为如果确实她是中共党员的话,那何必在晨更工学团发展加入团呢?只有先入团、后入党的,哪有入了党再入团的?徐明清无法为江青恢复党籍提供证明,这使江青十分沮丧。据郭潜回忆,“黄敬于10月来到延安,找到了证人”。黄敬作为江青入党的介绍人来证明江青确实曾经在1933年2月加入中共,是最权威的证人,况且那时的黄敬已是中共高级干部。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进入延安之后,曾在关于自己入党经过的材料上,写明介绍人是黄敬。组织部门于是通过地下交通,去函向黄敬了解,黄敬写了证明材料,证明江青是由他介绍入党。比较郭潜和徐明清的回忆,似乎徐明清的回忆更可信些。不过,他们的回忆都一致表明,是由黄敬证实江青的中共党员身份的。徐明清还说,由于组织上向他调查江青入党问题,他得知江青进入延安,曾给江青写过一封信。不过,这时的黄敬,已和范瑾相爱。范瑾,原名范元贞,湖北汉口人,一位能干的女记者。大抵是江青在上海跟唐纳、跟章泯同居,闹得满城风雨,使黄敬的心冷了,于是另择伴侣。至于郭潜所说的江青“在此期间,好像巴结了同乡康生”,事情是有的,但不在9、10两月——因为那时康生不在延安。经过两个来月的审查,江青的党籍问题由于黄敬的证明终于得到解决。这样,她在1937年11月进入了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成为第12班学员。据郭潜1976年8月16日在台北回忆:“江青的知识水准和政治水准都很低。内人曾在党校教过江青。关于江青,她曾经说过:江青在党的会议上简直不敢发言。理解浅陋,不能发言。偶尔发言,一开口就说:‘我不太明白,请诸位指教。’惹人耻笑。当时的女党员,都看不起她。当时的女党员很多是长征参加者,学历高深者,党历或活动时期长久者,她们都看不起江青。”

“他乡遇故知”——康生


就在江青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不久,1937年11月29日,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副团长的康生从莫斯科回到延安。康生的突然出现,使陷于孤寂之中的江青,存在中共高层找到了“靠山”。江青和康生,在“文革”中一个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一个是“顾问”,一配搭一档,干尽坏事。由此,人们追溯江、康之间的关系史,追到延安时期是恰如其分。也有人追溯到山东诸城,似乎早年便有“勾结”,那就显得牵强、过分了:江言和康生都是诸城人,江青之母曾在康生家帮佣,两家相距不远,而且康生当过江青的母校——诸城高等小学校长。不过,江、康那时未必相识。因为康生生于1898年,比江青年长16岁。康生当诸城高等小学校长时20岁,即1918年,那时江青不过 4岁。康生1924年夏离开诸城,那时康生26岁,而江青只有10岁。即便相识,也谈不上有什么交情……当江青从山东来到上海时,康生早已在莫斯科。然而,事情却是那么的凑巧:当江青从上海进入延安3个月之际,康生从莫斯科飞来延安。江青正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而康生恰恰被中共中央派往中央党校,接替李维汉,出任校长!一个是中央党校的校长,一个是党校的学员,这时“同乡之谊”起作用了,两人大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触。江青正在中共高层寻找“靠山”,康生也就成了她的“靠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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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毛泽东


据当年在延安,现任“民革上海市委顾问”的翟林椿先生回忆, 1938年 8月 13日纪念“八·一三”抗日一周年(据本文作者查考,似应是 1938年 7月 7日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在延安钟楼东边,原“抚衙门”旧址,举行大会。上午是毛泽东作报告,下午文艺演出。翟林椿先生记得,话剧主演者是丁里。翟林椿回忆:“压轴戏是江青主演的京剧《打渔杀家》。纵然我当年很少看过京剧而入迷姑苏评弹,但江青扮演的桂英一角,不论唱白、身段、台风、神韵都得到观众的一致好评。毛主席和其他首长观看了这场精彩纷呈的演出。演出结束,江青率先和众多演员拥到台口,向热烈鼓掌的首长和广大观众致谢。尔后,她便款款步入后台一间点有汽灯的残破空屋(临时化妆室)去卸装。”翟林椿记得他目击的一幕:“毛泽东等首长步入临时化妆间,慰问演员。这时,我奉命提着铁皮水壶,为首长倒开水,所以也进入那临时化妆间。”他见到江青上前跟毛泽东握手,然后很亲切地谈着……翟林椿所目击的,是不是江青第一次跟毛泽东见面,不得而知。不论是看京剧《打渔杀家》,还是看话剧《被糟踏了的人》或是《锁在柜子里》,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一,那时江青在延安相当活跃,主演过京剧、话剧;第二,毛泽东向来对戏剧很有兴趣,他看过江青演出的戏剧。还有人说,是江青听毛泽东的报告,故作认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据李维汉回忆,中共中央党校确实请过毛泽东讲哲学。李维汉的校长任期是 1937年 5月至 1938年 4月,而江青是在 1937年 11月入校,正是在李维汉校长任期之内。类似的传说,说是毛泽东去“鲁艺”讲话,江青“特别坐前面,使毛最容易看到的地方,打扮得漂漂亮亮”。虽说江青后来从中央党校调往“鲁艺”,但从时间上看,似乎应是在中央党校听毛泽东报告。江青把自己的一张照片送给了毛泽东。这张照片在毛泽东的笔记本里,夹了很长一段时间……就在江青进入延安的时候,毛泽东的第二个妻子贺子珍离开延安前往西安。海外有不少书籍、文章把贺子珍的出走,说成是江青插足毛泽东家庭,甚至绘声绘色描述贺子珍如何在延安窑洞里跟江青吵架。其实,贺子珍去西安,跟江青倒是并不相干。江青这一辈子恐怕未曾跟贺子珍见过面,她跟贺子珍“在延安窑洞里吵架”纯属子虚乌有的传说。不过,贺子珍的走,恰恰给江青提供了乘虚而入的绝好机会!历史竟会这样的凑巧:不早不晚,就在贺子珍离开延安的时候,江青进入延安!



据徐明清回忆,江青跟毛泽东恋爱的消息,在延安传得很快。不久,组织上再度找徐明清了解江青的历史情况。这一回,着重了解的不是江青的党籍问题,而是江青在上海的各方面的情况。徐明清明白,这是为了江青和毛泽东的婚事,组织上第二次对江青进行审查。徐明清所谈的,跟她原先为江青所写的证明材料差不多,但是她提到了江青在上海时生活上的那些浪漫事。组织上除了向徐明清了解之外,也向来自白区的其他人作了调查。毛泽东会看中江青,许多人感到不可理解。笔者看来,当年毛泽东的警卫员李银桥的一席言,倒是比较客观的:那时的延安,生活环境异常艰苦,斗争形势也很严峻,到了延安受不了又离开延安的不乏其人。江青在这个时候来到延安,坚持下来了,还是应该肯定的。当然,投奔革命的不等于坚强的革命者,毛泽东曾多次指着江青鼻子训斥,你就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你是改不了的剥削阶级作风。这两句话给我的印象很深,也耐人寻味。我想江青如果没有积极投奔革命,毛泽东不会说这两句话;江青如果是成熟的优秀革命者,毛泽东也不会说这两句话。敬仰爱慕毛泽东的女青年不少,以毛泽东的情况,不可能选一个各方面都糟糕,如某些文章说的那样一无是处的女人作妻子。那时江青长得还是比较出众,头发乌黑浓密,系一根发带,发带前蓬松着一抹留海,发带后面,曾经留过辫子,曾经让头发像瀑布一样披挂到肩际,眉毛弯弯的,眼睛大而有神,鼻子挺秀,嘴巴稍稍有些大,但是抿紧了嘴唇的时候还是别有一番动人之处。她会唱戏,现在不少文章说她是三流演员。但在延安,在陕北,我们那时把她当明星看待。她唱戏唱得好,她表演的《打渔杀家》,中央首长很喜欢,毛泽东也喜欢。她字写得好,也能写文章,特别是楷书写得好。江青喜欢骑烈马,驯烈马,越凶越爱骑。江青不爱打枪,爱打扑克,织毛线,她织毛衣织得很好,能织出各种花样,会剪裁衣服,自己动手做,做得很漂亮。那时,她比较能接近群众,给工作人员剪头发,讲点文化科学知识,教教针线活等。行军路上能搞点小鼓励,有时还给大家出谜语。有个谜语如今我还记得清:“日行千里不出房,有文有武有君王,亲生儿子不同姓,恩爱夫妻不同床。”谜底是“唱戏”。江青喜欢打扮,也会打扮。转战陕北期间,她不再长发披肩,梳成两条辫子,在脑后蛊成一个髻,在女同志中,她总是显得比较出众,女青年喜欢叫她帮助梳妆,她也乐于帮助别的女孩子,毕竟是一种荣誉。她在冬天穿军装时候多一些。有时也穿蓝色棉衣,剪裁合体,总要显出身段才行。夏天喜欢穿翻领列宁装,带卡腰。她满意自己的皮肤白晰,腰肢苗条,她乐意暴露自己的优点。江青在表现她的种种优点之处的同时,也不断的暴露出她品质和性格上的缺点和弱点,她的骄傲,她的爱出风头,她的顽强表现自我,总想高居人之上的欲望,她从来不会替别人想一想的极端个人主义……李银桥跟江青有过长期的接触,他对她的观察,评价,是比较中肯的。笔者在访问徐明清时,她也如是说:“人是会变的。江青也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最初,她在俞启威的影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走过一段革命的道路。她到上海以后,在晨更工学团里工作,表现也还是可以的。但是,她后来进入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明显地表现出争名夺利,爱出风头,生活作风乱七八糟,等等。……后来,随着地位的变化,她越走越远,以至篡党夺权,成了‘四人帮’的头子,成了反革命集团的头子,成了历史的罪人。”


1938年4月10日,当鲁迅艺术学院在延安成立之后,江青调到那里,担任戏剧系指导员,该系负责人为张庚,助理员黄乃一,编剧王震之,教员钟敬之、左明、崔嵬。


1938年 8月,江青得到重要的调令,即调她到军委办公室当秘书,实际上也就是到毛泽东身边工作——对于江青来说,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这时,江青进入延安正好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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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法三章”


毛泽东毕竟是中共最高领袖,而江青又是那么一个在上海曾闹得满城风雨的影星,何况那时寸毛泽东和贺子珍并未办理离婚手续。因此,江青和毛泽东恋爱的消息传出,反对者大有人在。内中,最为激烈的反对者是张闻天。他认为,贺子珍是一位优秀的中共党员,有着光荣的斗争历史,又经过长征的艰苦考验,多次负伤,应该受到尊重。但是,也有人以为,毛泽东要跟谁结婚,纯属于毛泽东个人私事,他人不必多加干涉。爱情不等于“干部鉴定”,无法勉强,支持者中最为激烈的是康生。据传,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毛泽东的婚事,同意了毛泽东的意愿,但对江青作出限制性的规定:“江青只能以一个家庭主妇和事务助手的身份,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与健康,将不在党内机关担任职务,或干涉政治。”这一规定,后来又被传为“约法三章”。这“约法三章”流传甚广,却因没有原始文件为据,那“三章”的内容也就有着许多不同的“版本”。版本之一:“一,不准参政;二,不准出头露面;三,要好好照顾毛泽东同志的生活。”版本之二:“(一)江青不得利用她和毛泽东的关系作为政治资本;(二)她只能成为毛泽东的事务助手,不得干预政策及政治路线的决定;(三)她不得担任党内机关的重要职务。”版本之三:“(一)只此一次,不准再娶;(二)毛与贺子珍的婚约一天没有解除,只能称‘江青同志’,不能称‘毛泽东夫人’;(三)除照顾毛的私人生活外,不得过问党的内外一切人事和事务。”不过,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否认曾有过“约法三章”。他如此说:“还流传什么‘约法三章’?江青打倒了十几年,真有这个约法三章,约法人早就出来证明了。没人证明嘛。”李银桥的意见,可以作为“一家之见”。值得一提的是,那位美国的维特克在《江青同志》一书中,没有说“约法三章”,但提及了:今后 20年或一生之间,江青只能专心家事,不准干预公事。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台湾方面前些日子公布的资料中,提及国民党军队攻下延安时,曾查获王若飞的日记本,内中记述了“约法三章”的内容。王若飞当年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他记下“约法三章”是可能的:“第一,毛、贺的夫妇关系尚存在,而没有正式解除时,江青同志不能以毛泽东夫人自居。第二,江青同志负责照料毛泽东同志的生活起居与健康,今后谁也无权向党中央提出类似的要求;第三,江青同志只管毛泽东的私人生活与事务, 20年内禁止在党内担任任何职务,并不得干预过问党内人事及参加政治生活。”台湾方面公布的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文字较严谨,内容也比较准确。只是尚未见到公布原件手迹。这一“版本”的“约法三章”,是当时的原始文字记录。其余种种“版本”,是凭记忆回忆或口头传说,所以彼此有出入。根据王若飞所记“约法三章”,第一条规定了毛、贺、江三人的关系,第二条规定了江青的任务,第三条规定了对江青所作的限制。这三条,条理清楚,用词稳妥,是种种“版本”中最为可信的。



终于和毛泽东结婚


24岁的江青,终于和 45岁的毛泽东结婚了。结婚的时间,一般笼统地说是“ 1938年秋”。朱仲丽说是 1938年 11月。倒是徐明清的回忆更具体,她记得是 1938年 11月里的一天——那一天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了延安。这么一来,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日子,可以考证出来,即 1938年 11月 19日。徐明清说是“日本飞机第一次轰炸延安那一天”,应是“前一天”——因为日本飞机那天一早就来轰炸,并炸坍了毛泽东在凤凰山下的窑洞,当天是不可能举行婚宴的,因此必定是“前一天”。结婚以后,江青名义上仍是中共中央军委档案秘书,实际上就在毛泽东身边,照料他的生活。江青完全成了一位家庭主妇。这时的她,收敛了,检点了,跟在上海时那段罗曼谛克,判若两人。特别是在夫人们之中,她深知自己革命资历的浅薄:周恩来夫人邓颖超是资深革命家;朱德夫人康克清上过井岗山、经过长征;任弼时夫人陈琮英在上海做过多年地下工作;博古夫人刘群先去过苏联、经过长征;张闻天夫人刘英在长征中是中央队的秘书长……在这样的夫人群中,只有具有贺子珍那样革命资历才能匹配。正因为如此,江青初入毛泽东的窑洞,不能不小心翼翼,见到谁都微微一笑,点一点头,极少言语。这时的她,尚是“新媳妇”、“小媳妇”。新婚之初的日子是平静的。她跟毛泽东相处不错。她给毛泽东结了新毛衣,给他做了充满辣味的菜。闲暇时,那架老式的留声机就在窑洞里唱了起来。这架留声机是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进入延安时,带来送给毛泽东的。江青动作熟练地给留声机换上一张张 78转的唱片。知道毛泽东喜欢京剧,投其所好,她在延安搜集一批京剧唱片。毛泽东听得入神,有时用脚蹭打着砖地,打着节拍,有时嘴里也哼哼几句。毛泽东的窑洞,常常高朋满座。来了毛泽东的战友,她很少露面,要么递支烟,要么倒杯茶,马上就走开。来了外国记者,她不能不露面,不过,她也只是握握手,点个头,递上一盆花生米,就走开了。她显得很腼腆,如同个大姑娘。正因为这样,一位外国记者记述对江青印象时:“她直率而客气,很像一位通情达理的贤妻良母。”这表明,这位曾经成功地扮演走出家庭的反叛女性的演员,此刻又成功地扮演着跟娜拉截然相反的“贤妻良母”型的东方女性。不过,据陈荒煤回忆,有一回他前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江青在里面的窑洞里不时插嘴……在和毛泽东结合之前,江青曾有过 4次婚姻,她却未曾生育过一个孩子。她曾怀孕。那是在她第 2次来上海前,跟黄敬同居,使她怀孕。她在上海做了人工流产手术。那时的她,不想要孩子。因为她四处为生活而奔波,孩子是个累赘。跟毛泽东结婚之后,江青却盼望着早生孩子。虽说当时在延安,女干部们都不大愿意生孩子。因为生了孩子,就得自己在家抚养,意味着不能参加工作。江青却跟一般的女干部不同,她的工作本身就在家中——照料毛泽东的起居和健康。毛泽东工作异常忙碌,她就显得格外清闲。有个孩子,她就可以多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一旦有了孩子,她作为“毛泽东夫人”的地位也巩固了——那“约法三章”一直使她耿耿于怀。


1939年冬,她怀孕了。那是她和毛泽东结婚整整一年之后。 1940年 8月,她分娩了,生下一个女儿。这时,她 26岁,毛泽东 47岁。女儿的降生,使毛泽东异常高兴,为女儿取名“李讷”,李讷长得活泼可爱,使毛泽东的窑洞里充满了笑声,使得江青的“夫人”地位日渐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