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三次抗拒美图谋分裂中国内幕

当年毛泽东语出惊人:“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里”。

在中国现代史上,蒋介石是一位极为复杂的重要人物。他统治中国大陆20余年的功过是非已有公论,但他退踞台湾后的施政内幕还鲜为人知,特别是他关于“一个中国”问题的所做所为,人们知之更少。

蒋介石与戴笠

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抛出“台湾地位未定论”,台湾当局声明:“台湾系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乃为各自所公认”;“联合国无权讨论台湾问题”。

1949年随着国民党在大陆的军事惨败,蒋介石集团逃到了台湾。国民党退踞台湾之初,政治上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它长期依赖的美国,出于对自身战略利益的考虑,对国民党蒋介石已失去了信心,推行“等待尘埃落定,任其自生自灭”的弃蒋政策,使国民党进入了“外交上最黯淡的一个时期”。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在反复权衡利害后选择了继续“扶蒋反共”的政策。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声称“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太平洋安全的恢复、对日和约的签订或经由联合国考虑”。同日,杜鲁门下令美国的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武力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进攻台湾。“6.27”声明,使台湾得到美国武力的保护,这对于陷入绝境的台湾当局,犹如打了一剂强心针。而对于美国提出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不仅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进行了强烈谴责,蒋介石也并未因有求于美国而随声附和,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对美国的分裂图谋进行了抵制。

6月27日当晚,美国政府向台湾当局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主要内容包括:美国第七舰队“已奉命阻止大陆攻台”,蒋军应停止出动海空力量攻击大陆。美国政府的备忘录体现了妄图策划两岸分裂的阴谋。对此,台湾“外长”叶公超奉蒋介石之命发表声明,接受美国关于防卫台湾计划的原则,但对备忘录持有保留态度,并做出如下几点声明:1.在对日和约签订前,美国政府对于台湾之保卫,自可与“中国政府”共同负担责任;2.台湾系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乃为各自所公认。美国政府在其备忘录中的上项提议,并不影响“中国政府”对台湾之主权或开罗会议关于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3.台湾当局“接受此项建议”,并不影响“中国政府”领土完整之立场。这表明台湾当局既依赖于美国,乞求美国的武力保护,但又不完全依附于美国的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当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中国失去了台湾,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又给了中国收回台湾的机会,蒋介石的确抓住了这次难得的历史性机会。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首脑蒋介石、罗斯福、邱吉尔在开罗举行会晤,商议战后有关问题。开罗会议的一项内容涉及到日本战败后台湾的归属问题。蒋介石在会议期间据理力争,坚持要收回台湾。在当时罗斯福眼里,支撑中国抗战局面的,除了美国人就是蒋介石了。由于美国还需要蒋介石的抗战拖住日本,所以对蒋介石提出的收回台湾的正当要求,罗斯福就无法拒绝了。于是,中、美、英三大国就战后的台湾归属问题终于达成协议。1943年11月26日,三大国发表了《开罗宣言》,其中明确规定:三大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大战开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夺得或占领的一切岛屿,迫使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群岛,归还中国。蒋介石后来在60年代曾说过:“我最恨的是日本人,因为当年他们把我们的东北和台湾都抢走了,还使我落了个卖国的名声。”这样,开罗会议为中国战后收复台湾确定了基调,也就是说,《开罗宣言》已明确了台湾归属中国的地位,台湾根本不存在“地位未定”之说。

但是,美国政府此时已不顾历史事实和自己的承诺。1950年9月20日,美国向联合国大会提出关于台湾地位的“福摩萨问题案”,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联大上“要求把台湾问题作为一件具有特别及迫切重要性问题列入议程”,正式向联合国提出了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美国政府的这一举动也立即遭到台湾当局的反对,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指出: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声明“联合国无权讨论台湾问题”。

在中国政府及台湾当局的共同强烈反对下,在国际正义力量的支持下,美国企图以“台湾地位未定论”来分裂中国的阴谋终于没有得逞。

第一次台海危机,美国欲使“台湾问题国际化”,蒋介石申言“‘汉贼不两立’,为中国人立身报国的基本立场”

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与台湾当局在政治、经济、军事上的联系日益加强,美台关系进入了所谓的“蜜月”时期。1953年1月,艾森豪威尔出任新一届美国总统,他任命了坚决反共的杜勒斯为国务卿,出于从遏制共产主义发展的战略出发,美国政府决定进一步密切美台关系。1954年上半年,美台开始磋商签订旨在针对中国大陆的《共同防御条约》,但因对条约的适用范围产生分歧,一时还未达成协议。在获悉这一消息后,为表明解放台湾的坚定立场,毛泽东当即做出决策,由中国政府对外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决定从1954年9月3日起,对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实行“惩罚性打击”,第一次台海危机随之爆发。

同年12月,美台双方在华盛顿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台海危机使美国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尽管美国图谋制造“台湾地位未定论”,但自知作贼心虚,因为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从未脱离过中国的管辖范围,美国若为此卷入一场中美战争,将付出极大的代价,在国际舆论上也会孤立无援。美国权衡利弊,为避免中美开战,艾森豪威尔希望蒋介石能主动放弃沿海岛屿,这样也给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计划扫除了一大障碍。

1955年1月28日,美国策动新西兰出面,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讨论台湾海峡“停火问题”,目的是通过联合国安排海峡两岸停火,使台湾问题国际化。台湾当局虽然迫于美国的压力,同意了新西兰的提案,但对美国企图使“台湾问题国际化”是持反对态度的。2月8日,针对美国策划“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活动,蒋介石申言“决不放弃收复大陆的神圣责任”,指责所谓“台湾海峡停火”的提议,驳斥“两个中国”的谬论,强调“大陆、台湾皆为我中华民族领土,不容割裂”。2月14日,蒋介石答中外记者时说:“在四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上,虽间有卖国贼勾结敌寇叛乱之事,但中华民族不久终归于一统。‘汉贼不两立’,为中国人立身报国的基本立场。

鉴于美国插手台湾事务,台湾问题出现复杂化、国际化的形势,毛泽东及时调整了对美台的政策,决定通过谈判缓和台湾海峡的局势。1956年1月30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正式宣布了“力争和平解放台湾”的新方针。3月16日,周恩来在会见即将赴台的有关人士时请他们传话给蒋介石:“我们从来没有把和谈的门关死,任何和谈的机会我们都欢迎。我们是主张和谈的,既然我们说和谈,我们就不排除任何一个人,只要他赞成和谈。”周恩来还说:“蒋还在台湾,枪也在他手里,他可以保持,主要的是使台湾归还祖国,成为祖国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一件好事。如果他做了这件事,他就可以取得中国人民的谅解和尊重。”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明确表示:“台湾可以派人来大陆看看,公开不好来可以秘密来。”台湾回归祖国以后,“一切可以照旧”,“可以实行三民主义,可以同大陆通商”。毛泽东还说可派代表回来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就这个问题,周恩来还对蒋氏父子等人的人事安排做了具体说明。

不久,中美两国也进行了秘密接触,举行了大使级谈判。在谈判中,我方表明了“一个中国”的严正立场,拒绝美国关于“台湾海峡停火”等建议,坚持美国舰队及其他武装力量退出台湾。在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下,台湾海峡局势开始有所缓和,美国企图使“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图谋被挫败。

第二次台海危机,杜勒斯策划“划峡而治”,蒋介石不屑一顾:“那只是片面的声明”,“没有任何义务来遵守它。”

由于国民党军队不断在大陆沿海岛屿骚扰和破坏,也为了配合中东地区反美侵略斗争,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大小金门实行猛烈的炮击,第二次台海危机从此爆发。

金门炮战打响之初,美国第七舰队决定为国民党军护航,在台湾海峡推行战争“边缘政策”,对大陆意在“不战而屈人之兵”。当时解放军福建前线指挥员请示打不打美国军舰?毛泽东当即命令:开炮当美舰护卫着“国军”运输船队还没到料罗湾,解放军头一轮炮火打过去,美舰便立刻调头逃跑,根本顾不得“国军”了,美国“纸老虎”原形毕露。随后,美国政府立即宣布《共同防御条约》不包括金门、马祖,逼压蒋介石放弃。美军高层人士分析认为,从军事上讲,金马远离台湾岛,必须重兵防卫。一旦共军动手,海上运输线立即切断,此实乃兵法所谓之死地。从政治上讲,若台湾想“独立”,金马历来为福建属地,与大陆近在咫尺,眼睛看得见,大炮够得着,正所谓“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枪炮“走火”,便可引发大战。中共若进攻金马,收复失地,名正言顺,国际舆论无可非议。此时台湾若出兵增援,则正好授人以柄;若坐看金马陷落,则民心士气尽失。有鉴于此,美国舰队如继续推行其冒险行动,则有可能在台湾海峡“摩擦走火”,于是美国政府遂决定改战争“边缘”政策为“脱身”政策,而“脱身”政策与其蓄谋已久的“划峡而治”的险恶用心又是联系在一起的。9月30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公开表示,美国认为蒋介石把为数众多的部队布置在金门、马祖是相当愚蠢的。他放出风说,如果中国愿意在台湾海峡地区停火,美国可劝说蒋介石撤出金马。显然,美国政府企图以抛出金马来换取中国大陆让步。以分割台湾与大陆的最后一点联系,在台湾海峡划出一条永久停火线,从而达到“划峡而治”分裂中国的目的。

对台湾当局来说,金马在军事上所处的不利地位,蒋介石当然是一清二楚的,但美舰的“临阵脱逃”,使蒋介石感到美国佬并不可靠,并且他看穿了美国政府“划峡而治”的真实意图。10月1日,他对美联社记者说,金马等沿海岛屿是台湾的屏障,也是远东的前哨据点,金门防线地位的重要性没有改变。针对杜勒斯9月30日的讲话,蒋介石深表不满,并显得不屑一顾:“假如杜勒斯先生真的说了那句话,那只是片面的声明”,“没有任何义务来遵守它”。在台湾当局的默许下,台北多家报刊纷纷抨击杜勒斯“背信弃义”、“不怀好意”,台湾“外长”黄少谷则指责杜勒斯为“国际政客”。一时间,杜勒斯这个台湾当局的“老朋友”被骂得狗血喷头。

与此同时,毛泽东更是以高瞻远瞩的战略家眼光,敏锐地觉察出了美国“划峡而治”的阴谋,指出台湾当局若放弃金马,势必造成台湾与大陆相隔得更远,扩大台湾与祖国分裂的状态,将更为不利于统一祖国。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毛泽东决定调整对台政策,将金马留给蒋军驻守,以作为牵制蒋介石的绳索。随后,金门炮战变成了长期化,单日打,双日不打,逢年过节宣布放假,停止炮击,使两岸紧张局势走向了缓和。金门炮战打打停停,停停打打,实际上打的是“政治仗”,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高超的战略思想和策略艺术。

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与毛泽东达到了“共鸣”,并受到了毛泽东的赞许。1959年2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语出惊人:“台湾还是蒋介石当‘总统’好”。因为他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立场是“不含糊”的。同年12月14日,周恩来在接见首批被特赦的杜聿明等11名国民党战犯时说:“民族立场很重要,我们对蒋介石还留有余地,就是因为他在民族问题上对美帝国主义还闹点别扭,他也反对托管,反对搞两个中国”。

1960年初,美国对华政策有所变化,一方面继续从政治、经济方面压迫台湾蒋介石当局,意图借此打开缺口,推行“划峡而治”的分裂政策,另一方面设法增加与中国大陆的接触,寻找新的折衷方案。美国种种只顾自身利益的所作所为加深了美蒋之间的矛盾,给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有利时机。

同年5月2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特别强调:“台湾宁可放在蒋氏父子手里,不能落到美国人手中”。毛泽东的这句话被会议确定为中国共产党对台湾工作的总方针。毛泽东说:“对于蒋介石,我们可以等待,解放台湾的任务不一定要我们这一代完成,可以留交下一代去做。要逐步地创造些条件,一旦时机成熟就好办了。”随后,周恩来提出了颇为宽松的四点具体意见:一是台湾回归祖国后,除外交必须统一于中央外,所有军政大权、人事安排等均委于蒋;二是所有军政及建设经费不足之数系由中央拨付;三是台湾的社会改革可以从缓,一俟条件成熟并征得蒋之同意后进行;四是互不派特务,不做破坏对方团结之事。周恩来还请有关人士将“奉化庐墓依然,溪口花草无恙”的照片寄给蒋介石,指示统战部门安排住在上海的蒋介石的内兄做政协委员,并要求他们照顾好蒋介石在浙江奉化的亲属。

毛泽东、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所表达的和谈诚意和提出的一系列对台方针、政策,对台湾当局和蒋介石产生了深远影响。尽管蒋介石一直在高唱“反共复国”的调子,但他多次明确地表示:“只要一息尚存,决不接受两个中国”。可以说,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美国“两个中国”政策的问题上,共产党与国民党、毛泽东与蒋介石是不谋而合地走到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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