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是个大学者

梁武帝是一个多才多艺学识广博的学者。他的政治、军事才能,在南朝诸帝中可以说是堪称翘楚,不在另三位开国皇帝之下。他在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上的成就,则更为突出。史书称他:“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草隶尺牍,骑射弓马,莫不奇妙。” 他很好学,从小就受到正统的儒家教育,“少时习周孔,弱冠穷六经”,即位之后,“虽万机多务,犹卷不辍手,燃烛侧光,常至午夜”。这种刻苦学习的精神,为他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学术上,梁武帝以经学、史学的研究为卓著。在经学方面,他曾撰有《周易讲疏》、《春秋答问》、《孔子正言》等二百余卷,可惜大都没有流传下来。天监十一年(512年),又制成吉、凶、军、宾、嘉五礼,共一千余卷,八千零十九条,颁布施行;在史学方面,他不满《汉书》等断代史的写法,认为那是割断了历史,因而主持编撰了六百卷的《通史》,并“躬制赞序”。他对此书颇为自负,曾对臣下说:“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可惜,此书到宋朝时即已失传,这实在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

他又倾注大量精力研究佛学,著有《涅萃》、《大品》、《净名》、《三慧》等数百卷佛学著作。对道教学说,他也颇有研究。在此基础上,他把儒家的“礼”、道家的“无”和佛教的“因果报应”揉合在一起,创立了“三教同源说”,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梁武帝的诗赋文才,也有过人之处。齐武帝永明年间(484——493年),诗坛创作风气大盛,很多文人学士都聚集在竟陵王萧子良的周围,各逞其能,施展他们的诗歌创作才华。在这些文人学士中,比较著名的有八位,如谢眺、沈约、任眆、范云等人,时人称之为“竟陵八友”。萧衍也是“竟陵八友”中的一位。他的很多诗歌都是在这一时期写的。建梁称帝后,他素性不减,经常招聚文人学士,以赋诗为乐。他的文学创作,推动了梁代文学风气的兴盛。

梁武帝现存诗歌有80多首,按其内容、题材可大致分为四类:言情诗、谈禅悟道诗、宴游赠答诗、咏物诗。

梁武帝的言情诗集中在新乐府辞中,又称拟乐府诗,数量几乎占了其全部诗作的一半。乐府是古代专门掌管音乐的官署。据学者研究,至迟在周代便设有乐官,称为大司乐,以乐府为音乐官署的名称,则始于秦。到了汉代,汉惠帝时有乐府令一职。汉武帝时,乐府的性质和规模与以前有很大不同。那时,乐府除制作乐章、训练乐工之外,还广泛采集民间歌谣配乐演唱。凡由乐府机构制作和采集的歌辞,以及文人以乐府题写作的诗,后世皆称为“乐府诗”或“乐府”。其中,民歌是乐府诗中最有生气的部分。

魏晋时,乐府停止了采集民歌的工作,当时的乐府诗也出现了日趋雅化的倾向。到了南朝,江南新异风格的民歌再次受到了上层社会的重视,通过乐府机构的采集、演唱,对文人的诗歌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江南民歌言情的题材、内容,及其纤弱绮丽的风格特点,适应了当时统治阶级对声色的爱好,因而被广泛模拟创作。

萧衍任雍州刺史驻居襄阳时,就非常喜好当地的民歌,他的许多拟乐府诗,如《芳树》、《有所思》、《临高台》等,便是在此时创作出来的。即使在称帝以后,萧衍对乐府诗的兴趣也仍然不减当年。在天监十一年(512年),他亲自动手改西曲(南朝乐府民歌分为吴歌和西曲两大部分。前者产生于建康周围,此地相袭称为吴地,故其民间歌曲称为吴歌;后者产生于江、汉流域的荆、郢、樊、邓几个主要地区,是南朝西部军事重镇和经济文化中心,故其民间歌曲称为西曲),制《江南上云乐》十四曲、《江南弄》七曲,可见其爱好沉迷的程度。

和乐府民歌一样,萧衍的乐府拟作也是情歌,主要以女性为咏唱对象。他的大多数诗作都是描摹女子对爱情的殷盼,为离别相思所苦的情态,感情缠绵,风格绮丽,语言平易,具有浓郁的江南民歌风味。如“一年漏将尽,万里人未归。君志固有在,妾驱乃无依。”(《子夜四时歌。冬歌》);“草树非一香,花叶百种色。寄语故情人,知我心相忆。”(《襄阳蹋铜蹄歌》)等。郑振铎先生认为,“萧衍新乐府辞最为娇艳可爱”。此话确有一定的道理。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梁武帝的七言诗。梁武帝有十余首乐府诗是用七言歌行的体裁写的,如《河中之水歌》、《江南弄》、《东飞伯劳歌》等。其中以《东飞伯劳歌》最为著名:

东飞伯劳西飞燕,

黄姑织女时相见。

谁家女儿对门居,

开颜法艳照里闾。

南窗北牗挂明光,

罗帷绮帐脂粉香。

女儿年几十五大,

窈窕无双颜如玉。

三春已暮花从风,

空留可怜与谁同。

七言体诗歌的创作始于魏文帝曹丕,他的《燕歌行》是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七言诗。此后,宋、齐时鲍照、汤惠林、释宝月等人也间有此类作品问世,但影响不大。到了梁武帝,七言诗才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曹丕的《燕歌行》虽然是开山之作,但全诗逐句押韵,未免显得单调,缺乏婉转咏叹的情趣。梁武帝的七言体诗 平、仄韵互换,抑扬起伏,颇具独创性。其后,仿效者四起,其子萧纲(粱简文帝)、萧绎(粱元帝),大臣沈约、吴均等,都有七言诗的创作。到陈朝时,七言诗的句式、结构更趋完美,韵律也更加和谐多姿。后来,唐朝的李白、杜甫、高适等人创造性地运用这一诗体写出了许多气势磅礴的诗篇,七言体诗更为发展。梁武帝等人的开拓之功是不容抹煞的。

梁武帝的谈禅悟道诗的数量仅次于其乐府诗。他早年信道,晚年佞佛,他所撰写的谈禅悟道诗是其信道佞佛的自我写照。这些诗,如同宗教哲学箴言,十分乏味,没有什么艺术可言。

梁武帝的第三类诗是宴游赠答诗,内容较前两类诗复杂。这里有表现宗教哲理、宣扬佛教思想、规劝臣下信奉佛教之作,如《游钟山大爱敬寺》、《觉新意赠江革》等;有巡幸记游、描绘景物之作,如《首夏泛天池诗》、《登北顾楼》、《天安寺疏圃堂》等;有送别诗,如《答任殿中宗记室王中书别诗》等。这类诗不乏上乘之作,如“舟楫互客与,藻苹相推移。碧池红菡萏,白沙青涟漪;新波拂旧石,残花落故枝;叶软风易出,草密路难披。薄游朱明节,泛漾天渊池。”(《首夏泛天池诗》)该诗画面景物鲜明,色彩绚丽多彩,读来颇有韵味。再如:“兰华时未晏,举袂徒离忧,……誊言无歇绪,深情附还流。”(《答任殿中宗记室王中书别诗》)写友人将别时深沉真挚的眷恋之情,也是赠别诗中较好的作品。

梁武帝的第四类诗是咏物诗,如《咏舞诗》、《咏烛诗》、《咏笔诗》等。这类诗虽穷力追新,但内容浅薄,可足称道者甚少。

历代文史学家,对齐粱诗总的评价不高,大都以为其“嘲风月,弄花草”,“风云气少,儿女情多”(白居易语),这是很有见地的。齐粱诗人缺乏匡世救时的崇高理想,也缺乏严肃认真的社会责任心,因此反映社会现实及言志述怀之作便不多见,充斥当时文坛的是大量的山水、咏物、艳情之诗。梁武帝的诗歌从题材、内容、风格诸方面来说,都无一例外地体现了齐粱诗歌的特点。这当然与他即位前漫长优裕的贵族生活环境不无关系。他虽然是一个开国创业之君,但即位前已官居高位,养尊处优,并未受过太多的打击;其灭齐建粱,也只经历过一年多的时间,而且非常顺利。所以,梁武帝的诗歌中多“儿女情语”、“神仙道气”, 少“风云之气”,少言志述怀、积极进取之作,也就不奇怪了。

除了学术研究和文学创作外,梁武帝对音乐也颇有研究,他创制了许多新歌。《隋书。音乐志》上说:梁武帝“既善钟律,详悉旧事,遂自制定礼乐”。如“鼓吹,宋、齐并用汉曲,又充廷用十六曲”,梁武帝“乃去四曲,留其十二,合四时也。更创新歌,以述功德”。梁武帝创制了不少颂扬佛教的歌曲,如“制《善哉》、《大乐》、《大欢》、《大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砖》等十篇,名为正乐,皆述佛法”。他是很知道用音乐为政治服务的人。他素善钟律,曾创制准音器四具,名曰“通”。每通三弦,以推月气。又制十二笛和十二律相应。每律各配编钟、编磬,丰富了我国传统器乐的表现能力。他很喜欢绘画,尤善画花鸟与走兽。大画家张僧繇善于写貌,颇受梁武帝赏识。当时,梁武帝诸子多出镇外州,梁武帝常常想念他们,便命张僧繇前往各州郡去画诸子之像,悬于居室之中,梁武帝见图如见其子,思念顿减。梁武帝信佛,在位时建造了很多佛院寺塔,也都命张僧繇作画。

梁武帝对围棋特别喜爱,棋艺也很高超。在齐朝为官时,每逢闲暇,常彻夜不眠,与人弈棋。称帝之后,兴趣不减。大臣朱异、韦黯、到溉,名将陈庆之等都是他的棋友。每到兴致高时,便不复君臣之别。一次,梁武帝又约到溉玩了一个通宵。到溉不能熬夜,一局未终,竟低头睡着了。梁武帝见状大笑,就做诗嘲讽他:“状若丧家狗,又似悬风槌。”到溉被唤醒,颇为尴尬,及听到梁武帝的诗句,又放声大笑。君臣尽欢而散。

梁武帝对围棋如醉如痴,也有因此误事的时候。他晚年佞佛,有一个名叫磕(应为“木盍,此字打不出来)头师的和尚,颇为他敬重。一天,梁武帝下敕召磕头师入宫研讨佛法,当磕头师入宫的时候,梁武帝正在和人下棋,要杀死对方的棋子,便随口说道:”杀掉!“左右侍从将此话理解错了,以为梁武帝要杀掉磕头师,便不由分说,将磕头师推出斩首。下完棋,梁武帝下令召见磕头师,左右侍从回答说:“已奉旨将此人杀掉了。”梁武帝听罢,后悔不迭。

由于梁武帝雅好诗文,大臣们纷纷效仿,甚至连赳赳武夫也能偶尔吟出几句好诗来。天监六年(507年),粱将曹景宗和韦睿在徐州大败魏军。班师回朝后,梁武帝在华光殿举行宴会,为他们庆功。在宴饮中,君臣连句赋诗。鉴于曹景宗不善诗文,怕他赋不出诗来难堪,负责安排诗韵的尚书左仆射沈约便没有分给他诗韵。曹景宗深感不平,坚决要求步韵赋诗。梁武帝对曹景宗这种不甘人后的性格早有了解,于是安慰他说:“将军是一位出众的人才,何必在乎作一首诗呢!”当时曹景宗已经有一些醉意,就乘酒兴再三固请。梁武帝不愿再扫他的兴,便命沈约分给他诗韵。这时诗韵差不多已经分完,只剩下“竞”、“病”二字。在这种局限之下要按韵赋诗是很困难的。可是曹景宗只是稍微想了一会儿,便提笔赋出一首诗:

去时女儿悲,

归来茄鼓竞。

借问行路人,

何如霍去病。

诗写得自然流畅,而且非常切合眼前凯旋庆功的实际。此诗一出,语惊四座,文人们自叹弗如,连梁武帝也感叹不已,特命史官记入国史。

在梁武帝的影响和提倡下,梁朝文化事业的发展达到了东晋以来最繁荣的阶段。《南史》作者李延寿评价说:“自江左以来,年逾二百,文物之盛,独美于兹。”这句话颇能反映当时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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