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征文]关陇集团的遗产名相—姚崇

姚崇,与房玄龄、杜如晦、宋璟,并称为唐代四大名相。四个人两组搭档,每组搭档都有总结性的评价,一组是“崇善应变以成务,璟善守文以持正”,而一族更简练,缩短为“房谋杜断”。已经有不少笔墨说前一组合,而后一组合现在同为四大名相,相比之下,人气就不那么旺了。宋璟这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坚守阵地”而他的阵地是属于文化战线上的,所以他的特点为守文,而姚崇的特点则是应变能力非常突出。这四人当中,个人最突出的优点,也是别人同时具备的,只是不那么突显罢了。策划力、判断力、应变力、原则性,这“三力一性”是作为领导人必不可缺的,这两个组合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本文只专门对姚崇进行叙述,只能穿插的说一些。

文职军官示锋芒

这四个人,出身都是官僚家庭,但是要说到谁的家庭出身最显赫,恐怕还是要属姚崇,他的家族是北魏皇族远裔,虽然是属于延期产品,但是怎么着也算的上名牌。论出生就是如此,不管延期不延期,是名牌就得,名牌不一定都是国家免检产品,但是名牌对于消费者来说,无疑就产生了一定的信赖。许多人都把关陇集团的最后代表当作是长孙无忌与高士廉,可我认为,至少应该推算到姚崇这。这一点对于姚崇来说,有很大的帮助,在长孙无忌的那个时期,他们的集团还是比较兴盛的,而在高宗时期逐渐没落,虽然没落了,并不代表消失于历史,既然都没落了,对于姚崇所处的时期,同样是没落,也就不具体盘究时期了,如同“革命不分先后”的道理一样。关陇集团的特点很明确,地域、军事才能。这一点姚崇都符合,只不过他是属于这个集团当中比较早宣布破产的子公司的遗产罢了。

四个人的家庭虽然都为官僚家庭,但是都大同小异,属于官僚当中的中下等,虽然成分相同,却身份也有点相似,半文半武,如果说文武全才的话,很难见武功,都是属于文职军官。其中姚崇恐怕算是个另类,自幼为人豪放,崇尚气节。同样都是有气节之人,但是能做到为人豪放,恐怕之一姚崇一人有此性格。性格豪放之人多是武职官员,而性格谨慎之人大多都是文职官员。虽然文人也有豪放,可是这个豪放却不是性格;同样武人也有谨慎,可是这个谨慎却不是性格。我总结为:文人性格多谨慎,武人行为多谨慎;文人行为多豪放,武人性格多豪放。举个简单的例子,文人历代皆有,可是被冠以豪放字眼的,还是要算到宋词豪放派的两大主角,苏轼与辛弃疾,同样是豪放,前者的豪放是行为,而后者的豪放是性格。

在姚崇的身上,就有所体现。张柬之、桓彦范等人搞了个纪念“玄武门事变”军事演习,把武则天逼退位了。虽然功劳也有姚崇的份,可是他却流下了眼泪。并且说了这样一番话:“事则天岁久,乍此辞违,情发于衷,非忍所得。昨预公诛凶逆者,是臣子之常道,岂敢言功;今辞违旧主悲泣者,亦臣子之终节,缘此获罪,实所甘心。”对待这件事,看各不相同,而我认为,姚崇的眼泪是来自于他所认定的气节,这点上与文人的气节不一样,文人有自己的判断,而武人却不需判断,只需服从。这个认识,决定了他的认识和别人不一样,这次玄武门事变,结果是分两步走的,一是杀二张,二是逼武则天退位。姚崇认为第一步是能接受的,可是第二步,就有点不能接受,他是一个很务实的人,天下是谁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百姓能做什么,可文人显然不是如此,吃的武则天的俸禄,还要惦记着以后的荣华富贵,如果是要恢复里李家执政党的地位,那为什么对待后来武家的参政党上不那么彻底了呢?只能说明,利益决定了一个人的眼神。这是姚崇与文人集团的冲突之一,但是这个冲突只在内心当中发生矛盾碰撞,却也为和以后文人集团的矛盾埋下了伏笔。

姚崇一生当中在武则天时期、睿宗、玄宗时期三度为相,可是对待武则天和其他领导人不一样。他一生当中,起伏不定,可是在武则天时期却不一样,武则天把他外放,是保护他,虽然李隆基也这样做过,可是话又说回来,作为一个男人,女人对你的关心容易接受还是男人的关心容易接受,如果是选择后者的话,性取向有不小的问题。这就是女政治让男政治家无法比拟的优点,就是性别,是缺点同样也是优点。姚崇这个人并不在一开始就在中央机构任职的,并且起点很低,只是地方物资储备中心的主任,后来调动工作,担任了首都司法部门的中级管理人员。这样就容易能够接触到上层人物,表现好的话,提拔几率是很大的。后来被狄仁杰推荐,做了国防部下属部门的分管领导。他早期担任的都是一些并不重要的工作,并没有和军事有什么接触,可是却被狄仁杰推荐到了国防部任职,可见狄仁杰的慧眼识人。出身是任何领导者都不会忽略的一点,家庭对个人的影响,关系到其的一生,作为一个官僚家庭的转型期的产物,必然结合了转型前的优点与转型后的优点,这是在家庭当中赋予他的先天优势,同时结合上他担任地方物资储备中心的主任,其性格被磨练的谨慎,司法部门的中级管理人员,其性格当中又多了一个理性,结合种种,所以出任军职,而狄仁杰充分的了解姚崇,知道其虽然具备做军人的基本要求,可是却难胜任武职,所以没有推荐他到军队,只是到军事机构当中担任文职。在那个时期,契丹经常行进军事侵略,而武则天的态度是积极防御,所以那个时候,军务繁忙,而姚崇处理的又很出色,史书上记载为:“剖析若流,皆有条贯”,从这句话当中,能够看出,作为领导人的分析力与正确判断力,这都是早年任职内所获得的谨慎与理性思维所造成的,而就这样,直接被武则天提拔为国防部副部长,并且随后进入宰相委员会担任委员。

救时宰相自出急

在唐朝初期,宰相并不是官职,而是一个称呼,是属于权利机构的领导人所组成的委员会罢了,如同今日的政治局委员一样。唐朝的宰相在设立的时期目标就很明确,是为了防止汉朝的君权与相权之争的上演,所以分化了相权,实行的是联合协商制度,并不是独断专行,一般都是在本职工作之外兼任宰相。当时的称呼就能看出来,官职在前,进而跟宰相名,所以在那个时期,宰相更多是名誉,并非有什么实权。有的人认为他的主要职务是宰相,并且兼任国防部副部长,其实并不然,本职工作仍然是国防部副部长,只不过能够进入宰相委员会(简称宰委会)对重大事宜进行联合协商罢了,有发言权,却没有决断权,决断权是要拥有多数相同意见才会具备的。在第一进入这个最高权利机构任职,虽然并不是属于重要人物,但是为日后的工作积累了经验。

在进入了睿宗时期后,他在地方行政区担任一把手的时期内,延续其工作的一贯风格,当时的参加政变的人,要么被杀,要么被贬,都离开了权利的中心圈,所以作为曾经有过工作经验的人,自然就被再次起用,某种程度上说,这次能够再次担任宰相是权力真空造成的。在姚崇第二个宰相任期内,是武家执政党落为参政党与李家参政党再次成为执政党的权力斗争时期,并且是政党之争斗扩大为阵营之间的争斗,呈现出扩大化的趋势,武家参政党与太平公主、韦皇后结成同盟,而李家执政党主要又是由李隆基的太子党为主力。这个时候姚崇与宋璟等人联合奏请睿宗,要求太平公主搬家,诸王也一起搬家得了,恐怕在这个危险时期再次发生玄武门事变。睿宗有自己的打算,这个时候要是按姚崇、宋璟等人的措施去做,必然无法实施,反而会激化矛盾,所以就和未来的玄宗唱了个“双簧”,把事情告诉太平公主,然后李隆基马上出来把他们外放,实际上麻痹了对方,同时又保护了自己的有生力量,并且放到地方,可以在基层当中培植自己的势力,权力只有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时候才叫权力,如果不在自己手中,只是虚名而已。唐朝的宰相如此,皇宫贵胄亦如此。

唐朝四大名相里,都是有实权的人物,房、杜二人是由中央部门负责人才获得的,可是国防部部长成为实权宰相,做到政军一把抓的人,姚崇恐怕是让其他三人所无法比拟的。在开元时期,宰相已经不在扮演实名虚权的角色,而逐渐演变成为实权人物,从开元朝的宰相特点就能够看出,开元前期宰相特点为:人数少、任期短。人数少是为了加大宰相权力,而任期短则是缩短宰相权力时间,能够改变特点来平衡权力,这不能不说李隆基的初衷。在开元以前,宰相人数一直很多,由三省中央部门的主要负责人以及特指人物构成,而当党争把宰相委员会侵蚀之后,国家最高权力机构就会成为党争的第一线,反而事得其反。

基于宰相本质发生变化也使姚崇闹了一个难堪,姚崇再次恢复工作后,历行想元首进行汇报,可玄宗却仰视大殿的屋顶,不加理睬。姚崇说了好几遍,玄宗始终充耳不闻。姚崇还以为自己说错了什么,但又不知道错在哪里,只好讪讪退了出去,心中忐忑不安。高力士也觉得姚崇挺委屈,劝谏玄宗说:“陛下新总万机,宰臣奏事,当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玄宗说:“朕任元之(指姚崇)以庶政,大事当奏闻共议之,郎吏卑秩,乃一一以烦朕耶!”(《资治通鉴卷•卷二百一十》)这件事不算大事,但是却反映出来,当时宰相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不是玄宗对他的信任,而是对这个职位的信赖。而这个时候,高力士出来提姚崇说话,能够看出,姚崇这个人在政坛当中是与出身卑微人的有某种公识的,也就是说,他们同样属于寒门集团势力,虽然并不是结党,但是在特定时候会出来为出身相同的人说话,因为少一个人,就少一分势力,自己也就少一分利益,能够看出间接联系的人,必然会形成这种公识。

从上面的事例能够看出,开元时期宰相已经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曾经和姚崇搭班子的卢怀慎更多时候扮演的角色甚至连副手都不如,需要的只是联名签署文件等,只是其一个相互制约的作用,而宰相更多的权力与责任就由他一人承担,所以紫微舍人齐瀚称姚崇为“救时之相”,称卢怀慎为“伴食之相”。姚崇的重要性已经达到了不可或缺的地步,有一次他请假,结果搭档就干不了,并且去请示皇帝,结果皇帝说,积压一段时间,销假后自然就能解决,皇帝对姚崇的更多是信赖其工作能力,并不是信任这个人,因为宰相已经发生了变化,前后期对比就能得出,对前期的宰相叫信赖,对后期的宰相是信任。

在姚崇担任宰相的时期内,虽然时间并不长,似乎并没有是没事情可以获得名声,对待宗教、农业的问题上,也是遭来非议,并不足以为他扬名,更多的时候在后台工作,可是却成为了名相,很大程度上就是李隆基间接造成的,前期两相姚、宋,是属于信赖其工作能力的,使国家事业蒸蒸日上,可是后期的两相李、杨是属于信任其关系亲近的,却使国家进入了混乱当中,如果不是有两人的政治遗产,那么国家早就忘了,虽然姚、宋的任期比较短,但是影响却是深远的,把事物制度化,就可以延续良好的执政路线,并且对农业、军事、宗教等方面实施总体宏观调控,为整个开元盛世奠定下基础了。盖一座楼最重要的就是地基,如果地基不能够支撑更高建筑的话,那么必然会倒塌,可是却凭借两人的共同建造的基础,承载了开元盛世,并且在发生局部坍塌的时候,基础部分却不受影响,对重建工作起到了直接帮助。一个人的贡献不会被时间局限,而是会随着时间进行更好的验收。

扬鞭驱寇御战马

闲时不饲战时缺

退役新兵

2008.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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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于 2008-4-18 14:28:18 被退役新兵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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